蔡婉霞

(厦门大学 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厦门大学陈博翼副教授所著《限隔山海：16—17世纪南海东北隅海陆秩序》，作为杨国桢先生主编《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之一于2019年出版。该著作是作者艰辛努力所得，前后历经十年写作，考察视野得以不断丰富与深入。全书着眼于16至17世纪的南海东北隅，这一时间断限跨越中国传统朝代的明清更替，又适逢西欧大航海时代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新兴海洋国家的全球开拓进程；“南海东北隅”的地理区域则超越了固有的政治体与行政区划的隔绝，涵盖大致包括粤东和福建沿海、台湾海峡、台澎诸岛以及吕宋岛至台湾南部海域。在这一全球时代联动变化的时空背景下，本书从全球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多元层面考察这一边缘区域内的“自在秩序”，关注此地的流动人群如何在几股强权势力的碰撞与纠缠之下进行重新定位与归属选择，从而重塑了地方边界与区域秩序。本书主标题为《限隔山海》，正寄托了作者关于这种边缘地带“自在秩序”的理解：它与王朝和殖民强权势力的权力逻辑相限隔，同时按照世界的时间与节奏、超越地理界限而深嵌于整个南海东北隅的历史结构之中。

一

本书正文一共七章，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从人群的角度、海上势力的角度、王朝国家的角度出发，完成了对于本区域自在秩序的考察。第一部分为一至三章，聚焦于界内界外流动人群本身并考察其实质，关注地方自在秩序的本源及其在王朝国家编户逻辑下的因应与调整。作者指出：所谓的盗寇即是王朝无法管制的“化外之民”，而这些人恰恰是“势家”庇护下另一种秩序中的客体，区别仅在于所处秩序位置的不同。从人群的视角出发，区域秩序的自在性得到了显现。

第一章具有总论的概括特点，作者引入了“界”与“非界”的概念以分析边缘地区与流动人群。“非界”指的是王朝或殖民权力并未清晰界定的区域，或虽然认为属于管辖区却并未能实际严格管制的区域(p.12)。在近代早期的帝国和海洋历史中，行政边界以内领土控制尚未完全完成，流动人群往来海岸边界两端，游离于行政系统的控制之外，成为“非无国家”民众。在明廷、清廷、西班牙、荷兰、林凤、郑氏父子等多个强权势力的彼此碰撞或管制方式的变化下，区域边界内外的流动人群身份被反复塑造，行政边界得到了新的强化，“非界”的区域日益清晰；伴随着这一过程，流动人群逐渐确认了自身的位置，相应的历史话语和群体意识也逐渐形成。第二章通过审视“寇”的实质以展开对流动人群的探讨。作者将全章分为嘉靖时期、嘉隆至天启年间、天启至崇祯年间三个时段，将“寇”的活跃与消沉和王朝国家的管治相互对照，明确倭寇、倭贼、海寇、海贼、海盗本质实则同一，均为王朝无法管制的“化外之民”；与此同时，动乱与贸易也是一体两面。这种历史话语的不断更改映射出了“编户齐民”与“化外之民”这一对关系之间的紧张。作者指出：这种过程清晰地表明了海陆交界的社会有着自身的秩序，其人群逃离管制与逐渐成为编户二者之间，都是历史演化中基于这种自在秩序的表现形式。第三章通过以漳浦为中心的闽南地方社会为例，从赋役和盗寇来源两方面说明了倭海寇盗与编户之间的联系，呈现边缘区域参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这一章将研究范围缩小到闽南地区漳浦县，一方面能够精准展现明代后期王朝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乏力，以至于在编户、保甲和赋役问题上不得不依赖地方强宗大族、豪右势家来维持地方治理；另一方面，在东南滨海社会民盗一体的背景下，流动人群不断被整合进大大小小的“群体”，呈现出势力斗争频仍的结构性重复。在作者看来，这种不受王朝国家基层治理能力影响、在特殊时期以“混乱”和“失序”呈现本地社会日常生活逻辑的“自在秩序”，或是更深层的关于长时段历史的理解。

第二部分由第四、五章组成，聚焦区域的强权势力尤其是域外势力，考察了西班牙、荷兰殖民势力在南海东北隅的势力扩张，及其与海商集团的权力碰撞是如何型塑了南海东北隅的陆海秩序；这一过程作为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和西欧扩张与亚洲物产货币流动的重要一环，兼而产生了泛南洋和区域性全球性的广大影响。

第四章从对海澄这个关键贸易港的辨名考证开始，讲述了西班牙如何介入闽菲贸易并深度参与了以“月港体制”为中心而展开的区域贸易，从而深刻改变了南海东北隅的区域秩序。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述，1567年隆庆开海后，海澄与菲律宾的贸易并非立即变得可观，甚至到1580年为止，海澄到马尼拉的商船仍不及泉州同安方面多。这一滞缓的过程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而其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国家、区域制度权力对港口及其滨海人群的制衡与控制策略：在寇盗横行的背景下，帝国力量在东南沿海一线的管理与设置均有控制力量强弱分布的考量，“月港体制”一定程度上具有“弹压”与监控海疆边陲的意涵。第五章则以明清之际该区域主要贸易港口由月港到安海的迅速转移作为经典案例，再现了海上盗寇、明清王朝、西荷殖民势力等几股力量在海域上并驾齐驱、互动纠缠、钳制妥协的过程。作为“港口转移”的关键背景，“泛海寇秩序”和西荷冲突体现了彼时南海东北隅的两种常态，前者是海域内群“盗”蜂起并与王朝和殖民势力并驾齐驱成为主导区域秩序势力之一的现象，后者则是新的域外势力进入之后砥砺形成的新平衡。作者敏锐地指出：在对待“化外之民”的方式上，朝廷、郑氏海商集团、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思路与做法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吸纳服从编制的人群、制服甚至清除不受控制的人群；在此背后是区域特定自在秩序所具备的局势性甚至结构性特点的钳制。

第三部分由第六、七两章组成。此部分承继了对海陆世界秩序和西荷影响激荡的讨论，结合官方档案文献、地方族谱材料与田野考察情况，从王朝国家的角度出发论述从动乱到军事征伐、迁海和攻台及确保战略安全的种种考虑，从而通过本区域“国家建构”的过程来映射区域秩序的回归。这种回归是伴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地方“传统”与帝国滨海边疆再造的互动完成的。

第六章以“漳浦迁海”为个案，窥视在清初几十年间实行若干次的“迁海”法令及贯穿明清数百年的“保甲”制度之下，漳浦如何因地制宜地执行迁界政策、地方势力在此间又如何各有消长，完成了“社会重组”及“国家形成”在地方的显现。作为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和王朝鼎革暴力强制措施的政策，清廷通过迁海和保甲两项“破”与“立”结合的行动结束了本区域长达百余年的倭海寇盗活跃历史。在这种清洗与重建之后，地方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清代国家则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南滨海社会的控制，这即是“国家”在地方形成的过程。第七章则以《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即《平定海寇方略》未刊手稿为主线，着重对明清易代之后清廷最终削平东南地区海陆反叛威胁势力进行文献学上的分析，从舟师战舰、火器使用、招抚功效、和战考量方面考察了王朝国家的决策过程、考虑重点、运用话语与书写策略，以呈现凡此种种是如何介入并影响了东南滨海的区域秩序。与档案、实录及其它史书相互印证之后，可以看出《平定海寇方略》在国家历史话语书写上的不同选择。

二

本书在学术上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该书在史料收集与应用上极为丰富扎实，兼而具有对多语言文献材料的细致征引。全书共使用史料文献309种，涵盖包括官方档案、地方志、碑刻、族谱、文集、实录、游记等类；多种语言材料的系统与熟练应用令人称道，使用大量英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的直接史料，并征引了来自西、荷、葡、英、美、德、日、菲等地的英译或中译材料，仅在第四章第一节考证“Aytiur”所指为海澄时，便用了西、葡、荷、英、马来语等多种语言史料，以及闽南话、福州话、潮州话等闽粤多地方言及书写习惯进行考证；对前人研究的把握深入全面，引述来自中、英、荷、西、意、日、法、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近人论述540种，其中书籍259部、文章281篇，并在各章中进行了详实的学术史回顾。这些资料同样仰赖于作者的田野考察经验，地方档案卷宗、族谱、碑刻、口传文本，祠堂和堡寨建筑遗迹等均成为本书的重要源泉。作者利用多语言能力组织与剖析不同立场、不同权力体系之下的历史材料，还原了明清之际南海东北隅几大权力集团的跌宕互动与秩序更迭，足见其广博的知识体系与深厚的研究功力。书中同时附录了作者本人整理的珍贵史料，即第三章的《嘉靖三十九年到四十五年闽广的寇、盗、贼》《闽海海上吞并攻杀材料》，第六章的《〈漳浦县志〉解题》《漳浦族谱经眼目录》，为读者提供了有用的学术工具。

其次，本书在分析方法上结合了前沿的全球史、海洋史的研究视角，这在材料的使用上已经有所体现。作者对海陆边缘秩序及其碰撞的考察打破了传统行政区划和政治体分隔的固化概念，将密切联动的海域作为关注重点：“南海东北隅”的概念兼指“海”“陆”，囊括包括闽粤沿海、台澎诸岛、吕宋岛至台湾南部等传统行政区划所有之地，也包括其间广袤的海域、陆海相交地区、重要水道和水域结合部；海域内不同势力的运作也奉行着非常典型的海域分群模式，不受传统王朝国家及行政区域的界限。在这种总体性视野下，本书综合分析多种立场和权力体系下的历史材料，跳出了单一的话语体系，提供了一种关于16-17世纪南海东北隅的谱系式书写，这种融贯多个话语体系的尝试在本书中取得了独到的成功。

最重要的是，本书具备了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并贯穿始终。一方面，本书承袭了华南区域史研究“以小见大”的研究旨趣，强调在对地方个案的考察中进行概括、在区域中揭示结构性特点，从而彰显全局性的共性与意义，系统而全面地论证“地方或区域秩序自在”的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首先是区域史范式经典研究的补充和层次性强化，又对区域史研究的理论进行了深入与拓展。另一方面，作者践行了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的“三段论”历史研究理论，以总体关怀和系统内在性联系的视角深入考察一朵朵纷繁的“浪花”在长期制度下如何体现为“涟漪”(布罗代尔用二者分别指代人物事件的短时段历史与经济社会历史局势的中时段历史)，呈现了本区域秩序的权力局势乃至更深层的自在结构，而这个结构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具体事件的。从港口转移、清初迁界等个案出发，到地方及国家权力的博弈与转移，本书的研究方法具备见微知著又层层递进、环环嵌套的特点，为读者显现了史学研究的前沿方法论和历史研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本书如有不足之处，则在于部分章节或有汉英转译的写作情境，因此部分文段中长句较多，与日常阅读习惯存在一定差异。其次，作者在区域史范式的研究上仍将面临如何超越既有范式的讨论。当近年来的区域史研究普遍集中在地方秩序、国家治理、国家体系的解释范式中，并用无数个例及小区域加以填补的同时，如何书写更深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而与更广阔的研究领域进行对话则成为新一代学人的重任，这一点作者已有意识地进行了实践，但显然仍有相当空间亟待拓展。另外，遗憾于时间不允，尚有若干作者关注的专题未及完成，如关于“该区民众的日常生活、货币贸易体系和海洋区域史与全球史的讨论”，乃至“法、英、日、越专题及南中国海的梦想”(p.245)。不过，本书作为作者开展环南海地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只是一个开端。近年来，作者对“东洋”菲律宾群岛，“西洋”越南、印尼群岛及华南、东南亚区域内民众日常生活有着持续深入的研究，对区域海洋史与全球史关系的把握亦不断提升。伴随着作者对环南海区域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不久后便将带来新的惊喜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