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姝睿

(青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1]鼓励中华民族不断向前的精神支柱和力量之源是产生于长期奋斗中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前提是实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为主体的人创造了文化；精神文化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等。青海位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艰苦，当地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后，青海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进，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艰苦的奋斗历程中，孕育了“两弹一星”精神“两路精神”“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柴达木精神”等宝贵的革命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精神谱系，鼓舞着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上奋发有为。

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是青海未来规划的目标。在全国发展的棋局里，青海的生态安全地位、国土安全地位和资源能用安全地位更为重要，重任在肩，青海人民更需要理想信念的“钙”，更需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品格。继承、弘扬革命精神，首先要学习这种精神，深刻理解掌握这种精神的内涵，才能实现认真践行。

一、“两弹一星”精神的原点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形成了伟大的中国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诞生于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成立之初，是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自主研制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伟大事业中所培育和践行的伟大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保家卫国，让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有基本保障，这就是“两弹一星”研制的初衷，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世界格局的使命。

“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以“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为时代特征的伟大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精神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经历了百年风雨砥砺，成为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前进力量。“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防科技建设队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打下基础；在当代与“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永攀高峰”的科学精神相结合，注入新的活力。

原点，是江河的源头，道路的起点，也是事物的根本。“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溯源其出发点是根植于优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之情，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报国之志和强国之行。

(一)根植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爱国之情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爱国主义属于历史范畴，其内涵与形式伴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时期，社会主流价值观都是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精忠报国；近现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演变为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主义的现代转向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爱国主义在中国古代社会表现为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天下为公。《尚书·洪范》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以天子、君主作为百姓的父母，天子的德性是敬天保民。孔孟以“忠恕”构建忠君爱民的社会理想，孟子主张“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提出君主的责任。韩非子则从治理的角度，谈“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韩非子·五蠹》)。《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抛开其中愚昧效忠的糟粕，古人大同理想的政治认同无形中将“天下为公”的理想变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构成了中国古人源自并超越家庭、亲人的天下之爱，“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集体主义爱国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文化内涵是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和敬天法祖的伦理观念。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文化，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形成了对土地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对故乡的守护。“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家国情怀是中国品格。探天意、推人事的儒学思想，以“仁”为价值核心，提出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夫妻有义的礼法规范和道德自律。中国人的道德自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舍生取义，以牺牲个人的小我，成就国家、集体的大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匹夫担当，舍生报国。1957年，回到祖国的郭永怀给留美同学和朋友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报国之情：“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2]这是“两弹一星”元勋的共同情怀，为祖国远涉重洋、刻苦学习，为祖国学成归来、殚精竭虑，忘却小我，成就大我，直至无我。

(二)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革命理想

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为每一个信仰者揭示了人类社会终将走向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等老一辈革命家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两弹一星”元勋中的许多人，受到蒸蒸日上的新中国感召，回到祖国。“截至1956年底，共有1805名侨居海外的科学家陆续回国，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各个领域的科研带头人。”钱学森、王淦昌、彭恒武、邓稼先、王承书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钱学森感慨于“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各行业的大力协同，举国体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王承书一生三次转岗，从已经卓有成效的岗位到陌生的领域，从无怨言，临终前还说，自己离优秀共产党员差得很远。如果没有信仰做支撑，没有对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许，没有对强大祖国的信心，这些优秀的科学家完全不必抛弃优厚的物质条件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忍受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身在海外的姚桐斌始终心系祖国，1956年，他在瑞士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祖国的帮助下，几经辗转，回到了故乡。他带着12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中国航天材料的研制。吸引他们，坚定为祖国奉献一切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灵魂。[3]

(三)根植于百年奋斗历程里的报国之情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4]，秉持坚定的理想信念，由弱到强，吸引着无数爱国仁人志士投身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美好的新中国而奋斗。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中华民族，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组织团结各阶层形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吸引了一大批有满腔报国热情、思想活跃、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

不负人民才能得到人民拥护。早在1956年，为了建设现代化国防事业，更好地保卫祖国、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018年6月，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借用朱熹的名言“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诠释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人民的幸福为追求，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研制“两弹一星”，是为了和平，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中国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挺直腰板。从科学家到军人，从建设大军到行政领导，从异地来的民工到连夜搬迁的牧民，无私地投入“两弹一星”研制事业。这项事业是代表了人民利益的事业，得到了人民最广泛的支持，也凝聚了最大的人心，践行了党的人民宗旨。

二、“两弹一星”精神体现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新中国，开展“两弹一星”研制，人的因素尤为重要；一批有家国情怀，有先进知识和革命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了“两弹一星”事业的中坚力量。

20世纪初，一大批知识分子怀抱科技救国之志远赴海外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经过数年甚至是十几年的努力，他们都在各自专业领域有所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摆脱了被压迫、被殖民的悲惨命运，崛起于世界东方，开启了建设富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消息传到世界各地，钱三强、邓稼先、何新民、郭永怀等老一辈留学科学家们毅然决然地回归祖国。他们舍弃小家的安乐生活、放弃个人拼搏而来的学术成果和顶尖学术平台，选择回到当时依然贫穷落后的祖国，为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的丰碑。

是什么鼓舞着“两弹一星”研制者克服技术空白、人员短缺、生活困难的种种难题？为什么这些优秀的科学家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小我”“小家”，成全事业、报效祖国？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价值选择、人生观、世界观。

回顾“两弹一星”科学家的事迹，发现他们有相似的思想历程，一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深受中华优秀文化的熏陶，树立了报效祖国、志存高远的宏伟志向；二是在朝气蓬勃的新中国，感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矢志不渝，最终把一切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三是在两弹一星奋斗事业中，相互鼓舞、相互感染，凝聚成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独立自主精神。

(一)立志报国的家国观

1913年10月16日，浙江绍兴钱家诞生了一个名叫钱秉穹的男孩，他以钱三强的名字留名青史。钱家素有书香传统，从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算起，迄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家族名人辈出，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穆、钱钟书等均出自钱氏之门。《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良好的家国大义的天下观、义利观，一直影响着钱氏族人。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思想家，曾与陈独秀、李大钊、严复、胡适等发起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主义。钱三强原名“秉穹”，后来父亲为他改名“三强”，寓意不仅身体强健，更要德智体都进步。钱三强少年时代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思想上打下了深厚的爱国基础，他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赴法国学习后，钱三强师从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在核武裂变领域取得巨大成绩，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三强立志“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这是钱三强的主张，也是老一辈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二)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两弹一星”研制工作面临着新中国成立科技落后的困难，国际信息和技术对我们的严密封锁。1960年，苏联撤走了最后一批专家。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艰苦条件下，研制团队不等不靠，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发愤图强，依靠自己。“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依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的研制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5]这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信自立的精神传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民族发展史中，形成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力量。从精卫填海到愚公移山，看似木讷，却感天动地、排山倒海，体现出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经过百年的披荆斩棘、前赴后继，不怕流血牺牲，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从此站了起来。“两弹一星”元勋克服工业基础和科技技术几乎零基础的困难，没有教材，钱学森自编教材，亲自授课；没有先进设备，邓稼先带人用算盘、用手摇计算机，先后九次计算、验算核心数据；在茫茫的戈壁滩，解放军和工程技术人员带着铁锨，肩扛手提，硬是修好铁路、公路、厂房。我国气象事业的先驱，赵九章立志科技救国，从德国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人之一。1964年，赵九章建言，启动人造地球卫星研制。他主张“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两弹一星”元勋、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可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道出了“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的秘密，道出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秘密。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在无数科技工作者攀登高峰的征途上得以赓续传承、不断发展，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三)敢为人先的世界观

在“两弹一星”建设者身上有许多共同优点，智慧，勘透人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的坚韧意志；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用一生回报国家，实现中国强大的梦想；他们还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思维和勇气。1958年，原定在距离莫高窟120千米处修建敦煌核试验基地，张蕴钰将军经过仔细勘探，发现在这里核爆炸，不仅会破坏历史文物，还极易造成核污染。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最后选择了塔里木盆地深处无人区，并将荒凉的大漠命名为“马兰”，1959年年底开始建设，1964年10月实现了原子弹的成功起爆。[6]在大漠深处，克服了自然条件艰苦、技术空白，一切从头做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攻克无数难关。这种精神鼓励着后来的航天人，探索宇宙，走出太空，建设航天强国。

三、“两弹一星”精神的新时代特质

“两弹一星”的研制者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胸怀强烈的报国之志，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系在一处，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联在一起。每个时代都有其突出的社会矛盾。进入新时代，世界发展的节奏被病魔打乱，地缘冲突和资本博弈之下乱局频发，对高速发展，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带来了更大冲击。更加坚定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智慧的信任，实干笃行，是当代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主要职责。

(一)以热爱祖国为根本

氢弹设计师于敏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他在我国氢弹研发设计中解决了核心问题，提出了完整设想，起了关键作用。1960年底，钱三强带着于敏等年轻科学工作者，开展氢弹技术的理论研究。这意味着于敏要放弃他在基础研究中已经取得的成绩，选择氢弹事业，隐姓埋名，重新开始。但于敏欣然接受了组织安排，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可以欣慰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于敏这样无数个不计个人名利，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忠于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人诗篇。

在“两弹一星”伟大事业中，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个人与集体形成有机的统一；个体的努力汇聚成集体的成就，并在集体的成就中实现个人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个性解放的当代，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尤其要把大力协同，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作为关键问题。对于精神的继承，毋庸置疑的，“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山峰背后”[7]。

(二)以忠诚国家为底蕴

彭桓武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核弹研究人才。1980年，在他出任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两年期满后，他递出辞呈，不再连任，同时宣布“自彭桓武始，不设名誉所长”。后人评价他，只懂物理，不懂世故。90高龄依然在从事学术研究。2007年，彭桓武病逝后，国家天文馆为他命名了编号48798小行星，代表彭桓武遇到荣誉始终推出去“这是集体的功勋”，遇到困难的总是冲锋在前，彭桓武说我们并不是主张核武器，而是“科学为人民幸福，核能促世界和平，忠心遵照党领导，服务竭诚终此生”。

在“两弹一星”元勋身上所凝聚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团结的集体主义作风和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当今中国，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国际风云诡谲，国内形势变幻，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决定中国的未来。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没有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就很容易迷失自我。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指出，学史崇德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研制“两弹”的历史是一部追求真理、实践真理的历史，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是建设青海、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活教材。是开展党史教育常态化的重要内容。

“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怀着对祖国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在茫茫无际的高原戈壁，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谱写了一曲曲感人奋进的英雄壮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两弹一星”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

当前国际格局发生着深刻而迅猛的演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社会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创造性地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当代中国，忠于祖国，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要摒弃历史虚无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发展的大潮。

(三)以实干笃行为表征

当今世界正遭遇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局势日趋复杂，互联网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的新阵地，国际战略博弈的焦点集中在科技创新，思想领域矛盾冲突更为多元和复杂。因此，加强正面引导、凝聚社会共识，充分发挥从严管理和科学管理相结合的共力，保证思想教育领域的正确政治方向，要依靠思想领导、制度保障，更要依靠埋头苦干、扎实干事。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关键技术领域中的独立自主，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不畏困难、迎难而上，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不懈奋斗，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攻坚克难、追求卓越、发挥国家体制优势，赢得胜利。

越是复杂的国际形势，越要保持勇于登攀的勇气，继承和弘扬中国革命精神，坚定爱国与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毛泽东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深刻体会到“两弹一星”元勋对于中国道路的巨大贡献，他们的精神无比珍贵。在当代，中国航天人继承和弘扬了“两弹一星”精神，为新中国探索宇宙奥秘，增强国防实力交出了满意答卷。这是“两弹一星”精神在忠于祖国、为国争光的航天人中的延续和拓展。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概括“两弹一星”精神只需要24个字，但是其中包含的深刻意蕴、如何继承和弘扬包括“两弹一星”精神在内的中国革命精神则需要久久为功。进入新时代，世界的发展面临许多新问题，坚定道路选择，需要个体的躬行、践履，修炼德行。中国哲学对生命与德性的体验，“其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9]。“两弹一星”精神中包含着中国爱国科学家群体的理想和情怀，这种情怀恰如毛泽东所言：“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10]从先秦开始，君子的道德理想集中在“参赞天地之化育”“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近代救亡图存，让“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出路的重大思想命题。“两弹一星”精神的创造群体在睁眼看世界的背景下，在保持自身独立的同时，探索科学救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时期，对中华民族精神进一步光大。马克思主义视文化为历史的产物，认为历史造就了特定的文化；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赖于社会的进步。包括“两弹一星”精神在内的革命传统，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建设的全面现代化，需要丰富而立体的英雄团队，他们真实的经历更具感染力。当我们在学习和弘扬中国革命精神时，要坚持系统思维，不能孤立地对待革命精神的学习和继承；同时，需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纷繁的世界，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化认识。特别是在价值观领域，多元化趋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变化，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尊重差异、包容个体，最大限度地形成科学的社会共识。人民富裕、国家强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新时代国家发展，要持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包括“两弹一星”精神在内的中国革命精神，养成公民社会责任、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