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红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一般认为，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的问世开启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几段比较重要的语文改革实践运动，分别为国语与白话文运动、大众语文建设运动及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运动。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最终定型正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这几次实践活动的成果。其中，大众语文建设运动，尤其是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决定了现代汉语的精神和面貌。这一运动是指，在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观念的指导下，把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并将现代化、大众化、民族化三者相统一的实践活动[1]。其中，书面语言的民族化，也就是将大众化、口语化与民族化统一起来便是其建设的主要内容。革命根据地正是这一实践的重要场域，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但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并不是很丰富，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本文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出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研究现状

革命根据地是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所控制的革命区域，后来也叫作“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等[2]。为了全文统一，本文除了一些已经习惯的术语外，比如解放区文学，其余均使用“革命根据地”这一称谓。现有的关于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实践的成果大都从宏观角度进行，主要讨论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实践的表现或特征，从研究角度来说，主要分布在语言学、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等方面。

(一)语言学视角

从语言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零散地分布在三大方面，即中国语文现代化与现代汉语的发展、国语的分化与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源头、革命根据地教科书与语言文字教学状况等，以下具体阐述。

1.中国语文现代化与现代汉语的发展

中国语文现代化是指中国在现代化时期以现代语文观念为指导进行的语文建设或实践活动[1][3]。其中，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运动便是语文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实践活动之一，而根据地又是其实践的主要场域，所以人们在讨论语文现代化运动时往往会涉及根据地的情况。

韩立群将这一建设运动的目标总结为文学语言的口语化，途径为对民众口语的提炼和汲取，同时指出应该在技术性上集中处理三个问题，即如何精炼大众语言、如何使用方言以及如何对现代语法和大众口语进行统一，并认为《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新水浒》等作品在语言运用上既以普通话为基础，而且也较好地运用了通俗且有地方色彩的通俗语言，是兼具语言通俗性与地域性的典范[1]。但是，对于根据地的具体建设情况并没有详细论述。刁晏斌也从语文现代化的角度讨论了根据地的语言运用情况。文章认为，“民族形式”论争是一场重要的语言规划与实践活动，受此影响，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即“革命白话”出现在许多作家尤其是根据地(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中，语言文字的通俗性成为新的追求，常用词、常见词以及较为简单的合乎语法规范的句式成为常见的语言形式，陌生化和欧化句式被尽量避免[4]。

当然，语文现代化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及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这一运动正是现代汉语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动因。因此，人们在讨论现代汉语的形成或发展时也往往会涉及根据地的情况。比如，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组在讨论“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的变迁和发展”时就稍有涉及[5]。书中认为在“两个阵营，两条路线”的对峙过程中，“苏区——左联——根据地(解放区)”的语言风格为通俗化，但并没有单就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历时考察。刁晏斌根据发展演变的特征，将现代汉语分为四个阶段，并分别总结了各个阶段的语言特征[6]。其中第一阶段，即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是上述几次语文建设运动进行的时段。书中将这一阶段的语言特点总结为纷纭复杂、同义形式多、超常用例多。同时，以30年代初为界又将这一阶段分为前后两段，认为后段比前段条理、简单一些。当然，这里所述后段的特征主要就是在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观的影响下出现的。

总之，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运动是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直接决定了现代汉语的面貌。正因如此，当人们讨论语文现代化或现代汉语的形成发展时往往会涉及到根据地的语言运用情况，但大都只是几笔带过，并没有进行系统分析。

2.汉语的分化与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源头

革命根据地与国统区的语言风格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实际上也是传统汉语分化的表现。因此，人们在讨论国语的分化以及海峡两岸汉语差异时也往往会涉及根据地的语言运用情况。

吴亮认为，在不同政治取向的推动下，传统国语向着不同目标、沿着不同路径进行演变或分化，这种分化直接表现为国统区与根据地语言个性特征的显化及差异的日益扩大，具体表现为两个语言社区在文言和白话、本土与外来成分等的不同比例分布或使用频率上的差异[7]。另外，吴亮还以丁玲解放前后小说语言的变化为例来讨论汉语在国统区与解放区呈现出的典型性差异，后者表现为文言比例降低，欧化现象减少，口头通俗语言增多等[8]。虽然只是个案研究，但也从中反映出了当时革命根据地语言运用的追求或普遍特征。

1949年以前国统区的书面语风格在后来的台湾的汉语中被较多地保留和延续，并成为台湾汉语最重要的语言特色之一，而今天的普通话却与革命根据地的语言风格基本一致。因此，人们在讨论海峡两岸汉语差异时往往也会涉及根据地的情况。比如，郭熙在谈到海峡两岸汉语各自的“源头”时就总结了国统区与根据地的语言差别，并将后者的特征总结为：政治、军事等术语社会化，表达通俗化，个别词语运用范围扩大化，借词苏俄化等。同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9]。总之，虽然人们在讨论汉语的分化与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源头时会涉及根据地的语言运用特征或风格，但也只是一个“副产品”，并不是其中讨论的主旨。

3.革命根据地教科书与语言文字教学状况

有关革命根据地教科书与当时语言文字教学状况的研究也主要是语言方面的，只不过，这些研究着重从教学角度，即教材、教学内容及效果等方面进行。比如，杨杨、李新、肖娜以晋冀鲁豫边区《初级新课本》为例，分析了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话语特色，即在分析字面意思的基础上挖掘出了背后的深层意蕴[10]。文章认为，教科书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特色，具体表现为顺应时代的政治话语、联系农村生活的乡村话语以及符合心理特征的儿童话语。除教材外，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2014年度有调研项目“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调查与研究”，涉及的正是当时的语言文字工作，其中李霞的《西柏坡时期小学语言文字教学考察》便是其阶段性成果[11]。文章考察分析了西柏坡时期初小教学过程汉字书写的教与学、作业与练习、错别字的改正、造句与作文等，并分析了西柏坡时期语言文字教学的方法与特征：前者表现为注重汉字的读音与书写、加强课后作业与练习、认真纠正错别字、精练小学作文等；后者表现为语言文字教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教学方法灵活性以及语法教学的欠缺等。曾建平、黄俭根、邱斌总结了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语言文字应用工作的主要形式，即妇女识字班、军官教导队、政治宣传教育、文艺作品创作等，并讨论了当地个人语言使用的复杂状况以及红军与当地群众互相影响的情况[12]。

总之，这里考察的主要是当时语言文字普及工作的方式、方法，是从教学角度进行的。虽然涉及的也是语言文字，但更多是汉字的教学，对于词汇、尤其是语法讨论得很少，而且着眼点并不是当时当地的语言面貌，因此对于语言尤其是书面语使用的具体情况也便不得而知。

(二)文学与文化建设视角

从文学角度谈“民族形式”论争或语言通俗化问题的成果比较丰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放区文学和个别作家作品两个方面。

1.解放区文学语言特征

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从宏观角度来讨论解放区或延安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等特征。比如，王力从语言共同体的角度分析了解放区小说的语言特征[13]。所谓的语言共同体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向人民大众学习、靠拢，同时人民大众也学习新的词汇，由此形成以方言为主、彼此交融的共同语言。其主要特征为，农民语言、新文学叙述语、时代政治语汇在小说文本中交错并存，具体表现为叙述语逐渐呈现出“民族”特色，句式结构、长度以及词汇运用等消除了欧化痕迹，更多的“方言”被整合进来，以及农民对政治语汇的使用、转述等。袁盛勇认为，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改变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14]。沈文慧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与延安语言革命是20世纪两场针对汉语的语言革命，后者与前者不同，它的主要特点是运用农民大众的鲜活口语来弥补“五四白话”过分欧化和过于文人化等的弊端[15]。侯业智指出，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大众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既是之前工作的总结，也为之后的大众化指明了方向[16]，同时总结了《讲话》前后延安小说语言面貌的变化，即由过度欧化与文人化变为大众化、通俗化。但是，文章的用力点更多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角度梳理当时的历史。李萍也讨论了延安文学语言的大众化问题[17]。文章认为延安文学的语言形式在1942年以后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主要表现为运用口语化、通俗化、民谣化的陕北方言、口语、土话等，之前那种注重辞藻、炼词炼句、意象意境以及蕴藉文采的现象大大减少，延安文学的样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赵树理、马烽文学语言特征

除了就整个解放区或延安文学语言进行讨论外，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有时也会涉及语言民族化的内容，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赵树理和马烽。比如，王彬彬将赵树理文学语言的特征总结为简洁、明快、干净利落，能用很省俭的语言把很复杂的事情说清楚，同时也指出其语言蕴藉不足的特征[18]。张卫中认为，赵树理文学语言的表层特点是某些修饰性语言成分或修辞手段的简省，语言具有简略、质朴、浑厚、粗线条和极富张力的特征[19]。后来，张卫中又分析了赵树理大众化语言形成的原因，即早年的生活环境、早期教育的影响、对自己农民或农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战争时期特殊的时代导向，并认为后两点才是关键因素[20]。李松睿以赵树理的文学语言为中心分析了地域色彩对于解放区文学的影响[21]。赵凡对赵树理小说《邪不压正》进行话语分析，并由此探讨了革命道理的“新话语”和传统乡村的“日常话语”在接洽时产生的复杂层次，同时指出革命背后的语言问题[22]。除了赵树理外，马烽也有这方面的表现。白振有将马烽解放区小说语言的表现风格概括为通俗与简练，认为前者主要表现为语言的浅显、俚俗与晓畅之美，后者主要表现为简明、精练[23]。文章认为，马烽在词汇方面注重运用常用词和方言土语，在句式方面大都使用简单的常式句，很少使用奇特的变式句，辞格也很少使用，即使用到，其构成材料也通常是老百姓熟悉的事物。

除文学视角外，根据地文化建设方面的成果也较为丰富，其内容涉及红色报刊、新闻传播、戏剧、红色歌谣及歌剧等很多方面，这些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所以人们在讨论时有的也会提到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但因为都不是专门从语言学角度来讨论，所以最终成果展示的也都不是系统的语言学方面的内容。总之，只要是涉及“民族论争”这一段历史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谈到语言的大众化、民族化等内容，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二、存在的不足

总的来看，目前关于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薄弱，虽然凡是涉及那段历史的研究都免不了要谈到语言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涉及的学科也比较多，比如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文化等，但是专门就这一内容进行系统研究的却还很少。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用“三多三少”来概括，即文学视角的研究多、语言学视角的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共时研究多、历时研究少，以下具体阐述。

1.文学视角的研究多，语言学视角的研究少

前面我们主要从语言学和文学两个视角对相关研究做了总结，虽然从分类来看，语言学方面的头绪更多，比如前面谈到的中国语文现代化与现代汉语的发展、汉语的分化与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源头、革命根据地教科书与语言文字教学状况等，这些都涉及到了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这一问题，但是从具体论述来看，这一问题都不是其讨论的主旨内容，大都只隐含其中或者只是其中的“副产品”，比如前文谈到的韩立群[1]，其论述的主旨是现代中国的三段语文改革，其中的第三段即为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革命，讨论的核心为这场革命的背景、性质、理论体系、意义等，只是在谈到“民族形式讨论”这一问题以及关于大众语的建设目标时才涉及到根据地的一些情况，也可以说，建设大众语也是根据地的目标，所以根据地也有这方面的表现，但文中并没有单就根据地进行专门论述。前文谈到的其他成果也大都如此：刁晏斌讨论的主要是早期现代汉语的特征[6]，郭熙为海峡两岸汉语的差异[9]，吴亮为国语的分化[7]。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的民族化只是其中很小的“副产品”，当然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述其系统性和翔实性也就欠缺一些。

相对来说，文学视角的成果就要多一些，比如我们分别以“根据地语言”“解放区语言”“书面语言民族化”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排除掉美术、书法、音乐等学科外共得到18篇相关论文，其中只有3篇为语言学方面的，其余15篇均为文学方面的。也可以说，关于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的问题在文学领域比在语言学领域受关注的程度要高，语言学领域对于这一主题的关注还很不够。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文学领域的关注与语言学是一样的，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也有很多联系或交叉，但是毕竟它们的侧重点、分析材料的方法目的等还不太一样：前者重在思想，重在“‘语言’在文学家和文学过程中的意义与功能”[24]；而后者重在语言形式，更多是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以及语言规律的挖掘。正如刘世生总结的，“语言学侧重形式研究，其本质特征是描写；文学批评侧重内容研究，其最大魅力是阐释”[25]。其实，早有学者注意到从语言学视角进行的研究还很不够这个现象，只不过其着力点放在了“大众语”方面，比如薄守生指出，“‘大众语’曾一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热门话题，语言学对它的研究却很不充分”[26]。文章还呼吁让“大众语”回归语言学，做一番“纯而又纯的语言学”研究。大众语如此，书面语言的民族化亦是如此。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民族化形式的书面语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前身，了解清楚其内在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等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在的汉民族共同语。

2.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

无论是上述语言学视角的研究还是文学视角的，大都从宏观角度进行，往往只是概括其中的特征或风格。即使是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很多也只用一句话，如“使用常用词和结构简单的句式”来概括，往往给人一种比较模糊或笼统的感觉，具体而详细的考察和论述还非常少，微观研究还非常薄弱，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目前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语言，有关新闻、通讯、评论性作品等方面的语言讨论得还很少。

书面语言并不等于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只是书面语言的一部分。但是，目前关于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的研究基本上只集中在文学语言这一个方面，尤其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是如此，主要讨论的是解放区文学或赵树理、马烽等作家作品的语言风格。但是，书面语不只表现为文学语言一种，形式也不只文学作品一种，革命根据地还有很多报刊、杂志，其中的新闻、通讯、评论等都是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而且与一般文学作品的表述还有一定的差异，它们都应该是研究的对象。只有对这些书面语形式进行全面研究，我们才能比较深入、系统地了解当时的语言状况，但现有的成果对这些内容涉及的还很少。

其次，书面语言的风格、特征谈得多，而对其中具体语言形式的表现讨论得少。

目前的成果大都集中于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的风格、特征方面，其中使用最多的关键词便是“口语化”“大众化”“通俗化”“革命白话”“去欧化”“民间语言”等，但是对于其中具体的表现形式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的却很少，比如“口语化”到底有哪些语言形式、具体的词汇和语法项目到底是什么样的等，并没有详细论述，其他也大致如此。总之，有关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的具体表现，目前研究得还不系统、不具体，还没有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清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3.共时研究多，历时研究少

在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中，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决定了现代汉语的精神和面貌，而根据地正是这一语文建设运动的重要实践场域，它是现代汉语形成与发展这条线中必不可少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环。正如吴亮所说的，后来的普通话正是沿着此时开启的道路继续前进并发扬光大，如果没有这个阶段一系列的语言实践，就不会有后来的普通话，而且百年汉语的发展路径与方向很可能要改写[7]。以往的研究虽然也有讨论，但更多是共时平面的，将它处于现代汉语或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这条线上的讨论还很少。比如，上述风格和特征的研究以及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等，反映的主要都是共时平面的情况，其中的具体脉络或某些语言形式的具体历时发展表现并没有讨论。从语言学视角、切切实实地分析各类语言项目变化以及此时与之前和之后语言异同的具体表现很少呈现，所以我们对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实践具体脉络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入，历时研究还很不够。正如薄守生在谈到大众语运动时指出的，“有关中国语言学史的各种专著、论文，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专题史都很少提及；即使在某些著述中偶有提及，一般也都语焉不详，无图无骥”[27]。只有在共时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历时方面的研究，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这一问题，也才能更加了解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三、相应的建议

前面我们总结了相关研究的一些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建议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民族形式论争”“大众语”“民间语言”等有关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的内容曾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专门从语言学视角进行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其实里面也涉及很多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从语言学视角进行系统研究。这些语言问题至少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如何实现语言建设目标的问题。

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是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建设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使用人民大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语言，所以也就尽量靠近大众的日常口语，但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对大众口语的提炼和汲取，那么这就涉及到革命根据地如何进行提炼和汲取的问题，提炼和汲取的最终表现形式或结果是什么的问题，而这些都是语言学需要研究的内容。

第二，去欧化、通俗化、简约化在语言形式上的具体表现。

郝锐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汉语总结为去欧化、通俗化、简约化三大趋势[28]。文章在论述的过程中也提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况，并认为“解放区的民族形式建设运动和整风运动的开展已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变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这三大趋势实际上在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基调也是根据地时期就奠定了的。因此，革命根据地在去欧化、通俗化、简约化这三大方面的具体表现也需要从语言学视角进行全面考察与分析。

第三，语言规划与推广的问题。

上述问题涉及的大都是语言形式的问题，除语言形式本身外，还有针对语言服务对象的特点进行的语言规划与推广的问题，这同样是语言学研究应该探讨的内容。革命根据地原本的书面语言形式并不完全具有口语化、通俗化的风格。比如，我们在查阅1937—1938年的《抗敌报》(《晋察冀日报》)时发现，还存在大量的欧化句式和文言句式，后来经过一系列语言规划与推广活动，这些句式才慢慢减少，大众化、通俗化的目标也才慢慢实现。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成功的语言规划和推广活动，所以这些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总之，涉及的语言问题很多，并不仅仅是风格或特征一种，我们还需要对上述语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着力于微观研究

上面我们总结了可以而且需要从语言学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的问题，这里主要讨论做相关研究的着力点。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着眼于宏观分析的要多，微观的少，所以往往给人一种比较模糊或笼统的感觉，并没有一个从微观开始再到宏观这样一个系统的面貌呈现给大家，所以目前还是应该从微观研究开始。我们认为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微观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以某一具体革命根据地为突破口。

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比较多，比如人们熟知的三大老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延安、沂蒙，此外还有晋察冀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晋绥根据地，苏南、皖东根据地，陕甘宁苏区等。这些根据地在书面语言民族化实践过程中有很多共性，而且每个根据地都留有宝贵的文献材料，所以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个入手，应该能收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效果。

第二，从某些具体的语言形式入手。

以某一具体的革命根据地为突破口可以缩小我们考察的范围，降低考察的难度，而研究还是应该从具体的语言形式入手。前面谈到，去欧化、通俗化、简约化是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的主要特征，我们需要找出各个特征的具体表现形式，比如虚词使用的特征，方言词或俗语的改造和运用，句中修饰语的使用情况、句式的类型以及辞格的运用等。

3.进行系统的历时研究

前文谈到，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运动是现代汉语形成与发展这条线中必不可少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环，革命根据据地书面语言的民族化便是这一语文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因此从历时角度、将革命根据据地书面语言的民族化放在现代汉语形成与发展这条线上进行考察与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以革命根据地某一作家作品或某一连续出版物为考察范围。

某些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语言使用情况是不同的，不同时期的作品往往带有当时历史的痕迹，所以我们能够以某一或某些作家为核心，考察其在此期与之前及之后作品语言的变化，由此便可形成革命根据地在以民族形式为本位的语文建设运动中与之前及之后在书面语方面的发展脉络。吴亮曾从语言学角度对丁玲的作品进行考察。文章从历时角度比较了1927—1936年和1937—1949年丁玲小说的语言风格，并总结了她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语言运用风格的不同[8]。当然，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比较汉语在国统区与解放区呈现出的典型性差异及各自的发展轨迹，与我们这里的研究目的不尽相同，但是其中的方法是可以借鉴的。除丁玲外，赵树理、马烽、李束为、孙谦、胡正、西戎等作家的作品都可以从历时角度进行分析。此外，革命根据地还创办了很多刊物，其中有一些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也可以作为历时研究的材料，比如《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大众日报》等。

第二，对某一或某类语言形式的运用进行历时考察。

以上我们谈的主要是历时考察的材料问题，考察的目的还是要发现语言形式的变化，所以各类语言形式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在翻阅《抗敌报》(晋察冀日报)时发现，很多语言形式在不同阶段其表现不尽相同，比如代词“我们”“俺们”“咱们”，虚词“也”“亦”“的”“之”，修饰语复杂的长句，同素异序词等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这些都可以作为具体的项目进行历时考察。

总之，从语言学视角、切切实实地分析各类语言项目的变化，才有助于我们了解革命根据地书面语言民族化实践的具体脉络，也才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正如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指出的，五四运动以后的四十年，书面语言的变化更为明显、突出，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种变化和建国后汉语语法的规范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背景，那么后来的语法规范工作就会很困难[5]。而在这四十年中，以民族形式为本文的语文建设观念及其在根据地的具体实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所以具体而系统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