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伟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青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文学与地理的关联最早可追溯至《诗经》时代，“十五国风”的划分不仅仅是文学和政治意义上“采诗”“考政”的需要，实际上，不同地理地貌包括气候环境会造就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俗心理，反映在文学艺术方面，那就是表达方式和情感侧重的不同。“十五国风”即为十五种具有不同地域色彩的民间歌谣，这些歌谣虽经采诗官的集体搜集，后经孔子整理而辑入《诗经》，但在本质上是具有一定地理区分度的民歌，如同当下流行于西北地区的民间歌谣“花儿”，青海“花儿”有青海的唱法，甘肃“花儿”有甘肃的调式。无论是“国风”还是“花儿”，它们分别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古典传统和地方民间传统。那么，对于文人创作而言，地理因素是否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就古代诗歌而言，山水田园诗和边塞诗，有着显著的地理方面的因素；就现当代新诗而言，“白洋淀诗群”“西部诗歌”的出现，也能证明文学与地理的紧密关联。作为学习生活在青海多年的湖南籍诗人甘建华，其诗歌创作因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拓展，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有一些恒定不变的质素——我们可以称其为地理基因，也可以称其为诗歌意象。这些地理基因组合或重要诗歌意象群落共同构筑其风格独具的文学创作空间。

一、“三张面孔”下的地理基因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不能用单一视角去认识世界”想必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如果将这种认知方式聚焦到范围更小一些的文学界，得出的判断结果同样有效。譬如小说家莫言的诗歌创作、诗人西渡的评论写作、评论家张清华的诗歌创作、诗人于坚的散文随笔创作，包括青海小说家龙仁青的散文写作、评论家刘晓林的诗歌写作、诗人郭建强的散文和评论写作，以及与青海有着特殊关联的湖南籍散文作家甘建华的诗歌写作——他们的写作无一例外地说明，在任何文学创作现场，没有单一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的存在。面对大量的生活素材，他们会以不同的身份介入，并以不同的文本呈现出来。但在很多时候，读者熟悉的往往是他们创作的“一种面相”，掩映在另一种文本后面的身份，往往被自己多方面的创作实绩给遮蔽了。

此前，笔者对甘建华的身份认知仅与散文有关，无论其散文随笔集《西部之西》《冷湖那个地方》《柴达木文事》《盆地风雅》，还是其主编的《我们的柴达木就像画一般》《名家笔下的柴达木》《天边的尕斯库勒湖》和《巴音河》散文专号，以及他获得全国第七届冰心散文奖、首届丝路散文奖、首届吴伯箫散文奖、第三届四川散文奖、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充分证明他是一名重要的散文作家。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逐渐了解到他还是一位资深报人、高级编辑，出版过《中国医疗纠纷备忘录》《江湖游医》《天下好人》《铁血之剑》等纪实类新闻作品，故而成为国内多所大学深度报道的重要对象。他也是一位地理学者，兼任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客座教授，随笔《地理学让我们拥有诗和远方》影响甚广。他甚至还是一位平面设计师，操刀过数百本画册、图书的精美装帧，并有书画艺术评论见诸权威报刊。近期读到他发来的未刊稿《甘建华地理诗选》，毫无疑问，作为诗人甘建华的“第三张面孔”业已浮出水面。正如评论者蒋雨珊描述的那样，“这三重身份是甘建华抽象概念上‘诗我’的‘三体’，完美呈现于他的诗歌地图中，又通过文本转化为现实、真实、内化三种不同之‘味’，相互杂糅，融合渗透，各呈星辉”。[1]当然，蒋雨珊确认的“三体”是指甘建华作为地理学者、新闻工作者和作家的三种身份。笔者所言的“三张面孔”则更加具象于写作范畴，即作为散文作家、新闻记者和诗人的甘建华。两种划分方法略有差别，但共同的意义指向都是其作为“多面手”的创作才能。

甘建华与青海高原的特殊关系不仅与他当年追随父亲甘琳先生的足迹有关，更与他在此读书、工作、生活的11年时光关联。作家朱奇先生在谈到甘建华其人其文时曾言：“甘建华出生于湖南衡阳，成长于青海高原，与我的交情在其同辈作家中历久弥新，令我和老妻时常念兹在兹，不时以读其新作为乐事。他充分利用湘青两地的人文地理和历史传统，使作品的内涵更为深广。观其地理诗的写作旨趣，深受南宋范成大的影响，诚如美籍英裔诗人奥登所说：‘不是所有艺术家想写就能写得出来的。’我在评析其《甲午夏日青海行》时亦有同感。那部长篇散文谈到了《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四首诗的创作经过，他不但是一个诗性飞扬、才华横溢的散文家，也是一个难得的好诗人。”[2]而甘建华与青海前辈作家王贵如、王文泸的情谊，亦可从《大水桥遇雨》《贵德的列维坦风景》两首赠诗中，证实其所说所写“青海在上”的真诚与珍贵：

这是柴达木东界，往前是橡皮山

青海湖，省会西宁在数百里外

深深地一鞠躬，一步三回首

阳光和难得的甘霖，洒在

迷蒙的荒原，小草争先恐后

探出稚嫩的芽尖。海西州文坛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

开始了，远没有先前的声势

然而，一只云雀的叫声

自远方，划破了寂寥的苍穹

——《大水桥遇雨》

诗中所写的王贵如、王文泸二位先生，曾是海西州文坛上的“常青树”，为新世纪以前的海西文艺事业贡献过宝贵的青春年华，也在那片厚土上留下了《离天最近的地方》《枪手》等重要文学作品。时隔多年，诗人采用“献诗”的方式，在向前辈作家致敬的同时，也追忆了作为后学和文学青年的自己，在一路追随父辈的奋斗足迹和文坛开拓者的精神之路上，听到了“一只云雀的叫声”。众所周知，类属百灵科的云雀栖息于我国北方地区，草原、荒漠等开阔地带为其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的生活场域。熟悉这种鸟类的人都知道，云雀可以一边飞行一边“歌唱”，且有“悬停”于空中的本领。诗歌作品中“划破了寂寥苍穹”的云雀，可谓是对前辈作家精湛创作技艺的盛赞，也可看作诗人见贤思齐，以云雀自喻——略显孤独但不失“飞行高度”的情怀表述。前辈与后学亦师亦友，他们共同为柴达木的经济开发，为西部文学的向前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西部之西”的文学表述

有着多年散文写作经验的甘建华大胆提出过“西部之西”(The West of China's West)这一文学地理概念。地理学意义上的“西部之西”，实际上指的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府德令哈以西的广大区域，也就是被称为“地球上的月球”的冷湖、花土沟、茫崖、格尔木、大柴旦地区。这里聚集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几个青海世居民族，以及1954年以后无数支援西部的建设者们。除了荒漠、戈壁、雪山、湖泊、芦苇、芨芨草、骆驼刺，这里有着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青海文坛的一些名宿也多出于此。可以说，“西部之西”在享有“聚宝盆”美誉的柴达木盆地，画出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物候圈”和气质鲜明的“文化圈”。[3]甘建华在谈及这一概念时，虽然使用了“大胆”一词，然而一种文化地理概念的提出，不是仅靠“大胆”就可以做到的。实际上，了解其学习经历的读者都能理解，甘建华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也就是说他拥有多年的大西北生活经历和扎实的地理学专业知识，这是形成其“文学地理基因”的关键性因素。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邹建军教授认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直接来自其曾经生活过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这是地理基因形成的主要途径；二是“从上几代人身上遗传下来的生命基因中的地理要素”，如祖父出生于沿海，父亲出生于平原，而自己出生于高原；三是“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统一地理基因，它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4]对于一名作家或诗人而言，其身上的地理基因无疑是混合的、交叉的、复杂的——这也决定了甘建华创作身份的多重性。他虽然出生于湖湘大地，但有着较长时间在青海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而青海颇具多元特征的地域文化传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习惯乃至创作心理。翻阅其地理诗选，明显感觉到“青海在上”一辑所占比重极大，开篇就是《西部之西：重返梦境之旅》(四首)，此处试读两首：

离开西宁，一路西行

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地变幻

那青涩的时光

沿着倒淌河上溯，上溯

——《大柴旦情思》

风，依然那么刚硬

水，依然那么咸涩

八千里外，物是人非

熟悉的面孔多么难得

这个蒙古语奎屯诺尔的小城

曾让我悲欣交集隐忍不言

——《回到冷湖》

从创作时间来看，这是诗人阔别青海高原多年之后，再次回访故地柴达木盆地时，内心波澜涌动的真实写照。离开西宁，再一路西行，这样的路径暗合了“西部之西”的文化地理概念。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柴达木，诗人的父辈作为拓荒者付出了青春和汗水，作为亲历者的诗人对冷湖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它地处半沙漠型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4℃，昼夜温差可达20℃，无霜期一年只有93天，空气中的含氧量仅为沿海平川的60%，沸水温度为80℃，年降雨量为18.5～56.8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00倍。每年2至5月、9至10月为风季，普遍风力8至9级，有时高达12级，风速达每秒34米，8级以上大风曾连续出现过108天。”[5]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老一代开发者坚持了下来，以夸父逐日的韧劲和愚公移山的执着，让“西部之西”由荒芜逐渐显现生机立下过汗马功劳，很多建设者就此扎根，把这里当作了人生的第二故乡。因此，当诗人风尘仆仆再次回到“第二故乡”和“心灵的牧场”时，感到水的咸涩与风的硬度不曾改变，变化了的却是小镇的样貌和人的精神，故而产生了“悲欣交集隐忍不言”的复杂情绪。

对比阅读两首诗作，不难理解，刚刚大学毕业，对建设祖国大西北怀有无比热情和豪情的“天之骄子”，在时代的呼唤和父辈的感召之下，放弃“荣归故里”的念头，毅然选择了西部，迎着大风与烈日向着“西部之西”进发。离开繁华的城市，车窗外的景色交替变化，对于年轻的诗人而言，一路上变化着的风景无疑是“待开垦的处女地”，等待着自己去亲近、开发和探索。从创作角度而言，尚未抵达的“西部之西”无疑展现出了一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他完全可以做到以笔为翅，纵情翱翔于文字的西部，精神的西部。因此，年轻的诗人已然感受到，“那青涩的时光”宛如流水，“沿着倒淌河上溯，上溯……”显然，诗人对诗歌意象的选用相当讲究。如果说云雀是一种“志存高远”的理想表征，那么倒淌河无疑是“逆势而上”的精神突围。发源于日月山下察汗草原的倒淌河是青海湖水系最小的支流，然而就是这条小小的河流蜿蜒着自东向西，汇入青海湖，全程长达40多公里，犹如一条哈达，飘落在神山圣水之间。有人说“天下河水皆向东，唯有此溪向西流”，毫无疑问，诗人更为看重倒淌河“卓尔不群”的“人生进路”选择，决心与之随行，不断向西部更高处“上溯”。

毫无疑问，随同倒淌河向“西部之西”不停上溯的诗人，对山水地理的身体感知依然敏锐，“风，依然那么刚硬”“水，依然那么咸涩”。看似普通的“闲笔”，却道出了冷湖一带相当严酷的自然环境——刚硬的风，吹到脸上像针刺一样痛；咸涩的水，喝到嘴里像盐碱那般苦。这绝非夸张之语，多少年来，一代代“西部之西”的开发和建设者们迎难而上，扎下根来，用超拔的精神力量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面对一切风霜雨雪，把柴达木建设成了闻名遐迩的聚宝盆，一个可爱、遥远又令人难忘的地方。阔别第二故乡多年，诗人再次回到冷湖时，看到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八千里外，物是人非”，前辈建设者们已然老去，但那些矿区、厂房仍在，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包括那些坚毅的表情，诗人的思绪不仅回到了从前，“熟悉的面孔多么难得”。诚然，前辈们已然老去，“西部之西”的开发和建设仍在继续，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在诗人来看有着同样的真诚与可爱，放在时间的坐标上，他们更显得难得，更值得尊敬。再次踏上冷湖这片热土，“这个蒙古语奎屯诺尔的小城”，一种不太遥远的历史感和真切的现实感同时涌上心头——曾经荒凉的西部，凝聚了前辈们的汗水，逝去了他们的芳华，也安放过诗人的青春，“曾让我悲欣交集隐忍不言”。诗人因时光的飞速流逝、冷湖的喜人变化而百感交集，这份细腻的情思将一位赤子兼游子的柔软心灵描摹得异常生动，真切感人。一句“隐忍不言”诉尽了前辈开拓者们艰苦奋斗、无怨无悔的深扎精神，同时也表露了诗人心有千千结、欲说还休的复杂情愫。

三、“河湟谷地”的故园叙事

如果说，“西部之西”凸显的是父辈身上遗传下来生命基因中的地理要素的话，那么作为“西部之始”的湟水之滨——被甘建华视为第二故乡的河湟谷地，则更多表达了特定地域文化传统赋予诗人的地理基因。一方面，他以地理学本科生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另一方面，这位地理学本科生却以文学青年的身份，创建了青海高原第一个机构比较健全、社员人数众多的学生文学社团，并油印了3期刊物《湟水河》。其友凌须斌先生曾言，甘建华在《湟水河记》中写道：“诗社及诗刊名称的由来，包括湟水河的地理、历史及民族风情，写到现当代著名人物范长江、张承志、昌耀、朱乃正与这条河流的特殊渊源，最后谈到自身高远的志趣。”[6]可以想见，在思想解放之风刚刚吹拂高原之时，年轻的湖南人甘建华毫不犹豫地展现了他的文学理想和精神担当。那种年少轻狂却又无比真诚执着的文学理想，读者可从他的诗作中窥见一斑：

那么好吧，咱们的诗社就叫湟水河，诗刊也叫湟水河

它发源于祁连山南坡包呼图山，流经低海拔的青海东部

一条长龙盘旋374公里，在青甘两省交界处汇入黄河

范长江称之西宁河——养育我们的母亲河

《水经注》误注过它，《汉书·地理志》则确有其名

西汉赵充国湟水流域设县屯田，兵不血刃，功标麒麟阁

唐朝文成公主经此西行，和亲松赞干布，开启藏汉交往史

张承志小说中写过它：在湟水流域，古老的彩陶流成了河

昌耀诗中意象宏阔：白雪铺展在冻结的河湾，有春水之流状

朱乃正油画以之为题：湟水小渡。此景亦平常，随处可拾得

而我作为一个地理系学生，却不能忘记，狭长的河湟谷地

集中了青海60%的人口、52%的耕地和70%以上的工矿企业

我也不会忘记，暮春时节，西川河滩，白杨树梢的那方蓝纱巾

那么好吧，咱们的诗社就叫湟水河，诗刊也叫湟水河

——《湟水河记——忆35年前青海师范大学文学社成立》

这首诗是回忆也是记录，是热爱也是情怀。当“西部之西”的地理空间被大漠戈壁和群山盆地所支撑时，精神性的探寻和文学性的书写，则为这一概念赋予了文化层面上的广阔空间。从《水经注》到《汉书·地理志》，从赵充国屯田到文成公主进藏，从张承志的小说、昌耀的诗歌、朱乃正的油画，到青海高校学子的刊物《湟水河》、文学作品集《这里也是一片沃土》，“西部之西”在地理概念的基础上，显然具备了文化空间的某种迹象，其核心要素是“西部之人”对待文学的真诚追寻和无比热爱。据此，读者甚至可以获取一份珍贵的文学研究史料：“综观整个青海师范大学文学创作史，大体上是由中文系写就的，像我和我们班王永刚，外语系81级赵予萍，政教系82级王琼瑶、85级马海轶，生物系82级卢昉，可算是几个例外。中文系77级王湘江，78级唐涓、田毅，80级凌须斌、张薇、郭力克、周小建，81级杨澜、庞晓玲、张静习、葛建中、纪小春、刘怡兵，82级刘晓林、沈雪军、曾钟，83级洪琳、张晓燕，84级但继红，86级王凤英、杨董翔、王方，还有我前面提到的湟水河文学社那些人，都是在校期间比较有名的文学爱好者。”[7]

回望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大量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在“改造旧传统，创造新世界”的呼声中涌现出来，为五四先驱们的启蒙思想抱薪取暖，作出了重要贡献。诸如文学研究会对文学与社会人生关联的主张，太阳社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民众戏剧社对启蒙教育与时代人生的反映等等。不敢说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湟水河”诗社对当代文学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但至少不能否认的是，它对那个年代青海校园文化的建设，对课堂之外的文学创作实践而言，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笔者在考入青海师范大学之前，就知道中文系有个文学社团叫“天风”，“湟水河”诗社与“天风”文学社是否存在精神脉络上的某些渊源，尚有待调研查证，但无可辩驳的是，这两个校园文学社团为青海文坛输送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创作人才，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譬如出自“湟水河”诗社的甘建华、马海轶、唐涓、凌须斌、张薇、葛建中，来自“天风”文学社的朱建军、王永昌、尼玛江才、董梅、赵中华、夜桨、牧白、墨尘等更年轻的写作者，至今仍活跃在青海文坛，并且成为不同代际的代表性作家和诗人，他们的创作实绩有目共睹。

作为河湟谷地上的“文化名片”，瞿坛寺被誉为青藏高原上的“小故宫”。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社会逐渐形成了以瞿坛寺为中心、享誉青海东部农业区的“瞿坛寺花儿会”，这一“花儿会”不仅承载了河湟民间文化传统，同时也为河湟农业区的各族民众提供了交流情感、放松休闲的绝佳时空。诗人对瞿坛寺及其周边景观的描摹，细腻而具体，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的故园情味：

南山以南，南向偏东的轴线

透过五六百年前的

飞檐翘角，可见

罗汉山，凤凰山，照碑山

更远处的雪山，霭霭云深处

缄默如佛，近处河流

从砾石滩中，时隐，或时显

黄土高原西端，不同于

青唐古城，或环青海湖寺庙

高原以外难觅，大丽花

恁般茁壮，美艳，繁富多彩

大片洋芋花，淡紫色

或洁白粉嫩，朵朵喇叭状

向天歌河州令，或尕马儿令

蝴蝶乱飞，蜜蜂针蜇花蕊

泥土似有异味，或青稞酒香

阳光一晃，再一晃

身着绛红袍的小喇嘛

咧开满嘴的贝齿，双手一摊

沙果子

这是乐都的名片

——《瞿坛寺》

诗作中的“河州令”和“尕马儿令”是河湟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花儿”曲令，诗人有意将民间歌谣“花儿”、山野田间的洋芋花和庄廓院落内的大丽花“编排”到一起，再配上凤凰山、青唐城和古寺庙的文化语境，真切而具象地勾勒出了河湟谷地特有的地理和文化风貌，读来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没有根植于心的故园情怀，实难把控如此细腻的叙事节奏。

四、“衡岳湘水”的精神回归

毫无疑问，诗人甘建华的精神原乡仍在“衡岳湘水”。再具体一点，应该是其出生地所在茅洞桥。尽管诗人有着多年的羁旅印痕，且对第二故乡青藏高原怀有无法割舍的深情，甚至在性格方面已然具有高原人的洒脱和豪迈特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诗人天然携带的地理基因，“衡岳湘水”为他提供了最为真切的少年生活和故园语境，这种根深蒂固的地理基因，无疑决定了其诗歌作品的别样风格和表达空间。如果说，“西部之西”的诗歌主题重在回望高原生活的艰苦，以及建设者们迎难而上的精神力量的话，那么“衡岳湘水”则是对当下生活的深观和凝视。

这只俗名知了的虫类

栖息于吾斋前院的桂花树上

透明的双翅在阳光下一闪

被我准确地找到了

发声的位置

它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我则屏住了呼吸

天地间顿时趋于岑寂

——《晴好居听蝉》

说是听蝉，实际上写的是“对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实际上，作为自然界物种之一的人类，很多时候因自以为是的狂妄而对其他物种怀有程度不一的“傲慢与偏见”，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目中无物”，更有甚者“目中无人”，民间传说中的“鬼”常常称人为“瞎子”——据此理解，似乎颇有道理。当然，人类自有人类的苦衷，但若因此而变得愈发乖戾、麻木和粗糙，岂不成了自然界的“异类”，甚至是“祸害”？一些有识之士早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要敬畏自然，人类应该向动植物学习。否则，人类容易迷失，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终将走向何处。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的诗人甘建华显然深谙此理，他在一次讲座中说：“我们的写作和我们的研究，都得讲清楚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8]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如宇宙中的某一星球偏移出自己的轨道，那么对于其他星球和自己而言，极有可能意味着灾难的降临。同理，如果人类在自然界中超越了自己的位置，等待我们的也是难测的风云。

那么，当那只栖息于前院桂花树上的蝉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时，“我”则“屏住了呼吸”，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担心其突然飞离，还是想留给自己更多的观察时间？这一瞬间似乎是两种不同力量的博弈：源自大自然的某种“小”的力量与“我”与生俱来的某种优越感的“大”的力量；或者是一种紧张的、微弱的、期待被“听懂”的“信号”，与另一种好奇的、欣赏的、愿意“降低高度”的“波段”之间的碰撞，甚至还有可能是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超我”的呼唤与凝视。就在这个特殊的瞬间，“天地间顿时趋于岑寂”，诗人似乎已经步入“幽冥之境”，感觉的毛孔和想象的羽翅快速被打开，思绪穿越历史，灵魂对话古人，诗歌从一个小小的切口，最终展现盛大开阔的气象，读来令人激赏。须得承认，这样的捕捉能力，这样的理解深度，唯有深谙诗歌艺术之道的人才能做到。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提出过“万物有灵”的观点，笔者在此虽无意强调这一命题，但确实想藉此表达这样一种细微的感觉——当你在观察或凝视某一对象时，实际上它也在认真观察和凝视你；当你走远时，它甚至会转过身来回望你。譬如，你刚刚接满的那杯水，你看到了它的透明，它有可能看到了你的复杂；你刚刚路过时遇见的那棵树，你看到了它茂密的叶子、微微弯曲的身体，它有可能看到了你踌躇的脚步、紧锁的眉头。行走在青藏高原，你会看到大路两旁的那些白杨树，一旦失去一根枝条，就会在相应的位置生出一只眼睛；而那杯你以为透明、无色、无味的白开水，可能浑身都有眼睛，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如此说来，“衡岳湘水”赋予诗人的地理基因纤细而灵秀，古奥而幽微，诗人带着这样的地理基因，走出衡阳，走过四海八荒，沿途遇见一些奇人异事，进而将其身体内的多种地理因素综合起来，由此生发出一个气象万千，却又风骨独具的文学单元和想象空间。这个空间很大，它可以涵盖大半个中国、小部分世界；这个空间也很小，有时候只限于他的出生地茅洞桥：

提及这三个字，我的心头忽地一热

我的父亲生于斯，我的祖父葬于斯

我的先祖，六百多年前迁徙于斯

它通往祁阳和零陵的古道，我熟悉

连接衡阳市区的两条公路，我熟悉

通往世界的每一条小路，我也熟悉

——《茅洞桥记》

这首与海子名篇《亚洲铜》有着类似气质的诗作，以极其纤细的情感触须表露出诗人的原生故乡茅洞桥之于其家族历史的重要意义，虽然很小，但它有着“通往世界的每一条小路”；尽管普通，但它埋葬着诗人的先祖，又诞生着这个家族新的生命和希望。

五、结 语

可以这样认为，茅洞桥是诗人屐旅印痕的生发地，也是其盈盈诗意的落脚处。从茅洞桥到衡阳，再到西宁、海西，最后又回到茅洞桥，当“三种地理基因”同时映现于甘建华的诗歌作品时，读者必定会读到他文字里的浪漫、乐观、幽默、悲情、调侃和反讽等多种气质，正如前文所言——他绝不是一个创作体裁单一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创作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开阔的文学空间，持有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人都可徜徉其间，并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某种地理题材产生共鸣。正如诗人胡永刚所言：“甘建华热衷于地理诗书写，其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源于他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业背景知识，一方面他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对西部之西的深情歌吟，可以说是诗与远方完美而奇妙的结合。”[9]文学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即作家诗人之所以能写出好的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具有极强的生活感，这种生活感可以来自现实生活体验，也可以来自阅读、观察和发现。显然，多年浸淫于地理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甘建华，兼备了两种生活资源的积累和沉淀，故而能够游刃有余地将其生活情感渗透到了然于心的地理万物中去，进而拓展了其地理诗歌的空间维度。当然，这种能力的获得，除了诗人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良好的诗学修养外，“不停地行走”应该是其诗歌创作获取营养的重要途径。与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颇为相像，他用行走的方式不断充盈和丰富着自己的创作积累，又用诗歌创作一次次开启并完成了个体性的精神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