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4)

记忆研究关注与记忆相关的遗忘、创伤、纪念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记忆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事实上，自19世纪记忆进入现代学科领域以来，从艾宾浩斯的“记忆曲线”到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对记忆的系统研究早已随着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开始了理论的萌芽与建构。对记忆的“情有独钟”并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它却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凸显出来，成为现代人文学者关注的焦点。

一、记忆研究的历史

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从未停止对记忆的思索。早在借助神话来想象和解释周围的世界时，记忆就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MNHMOΣYNH”(希腊文，意为“记忆女神”)就是希腊神话中主记忆、语言和文字的女神，是九位文艺缪斯女神的母亲。正是一开始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的这种密切联系，让记忆在后来首先成为西方哲学思辨的对象。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诸多哲学家、思想家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对记忆的思考：柏拉图《美诺篇》中的“回忆说”、亚里士多德的《论记忆》以及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关于记忆”等。早期的西方哲学家在讨论记忆时往往超越了一般的经验层面，而是赋予记忆一种思辨意义，借助记忆来探索和认识思维的本质和灵魂的不朽。从19世纪起，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记忆开始走下形而上的神坛，心理学家采用观察和实验的办法来剖析和分解个体记忆，试图为记忆解密、“祛魅”。沿着弗洛伊德、艾宾浩斯、巴特利特等人开启的科学心理学范式，记忆研究的心理学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除了心理学、认知学的研究范式，19世纪同样萌芽和孕育了另一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记忆研究范式——社会-文化范式。

伴随着现代性的进程，19世纪的西方社会逐渐萌生出一种“记忆文化”(the culture of memory)②，这种记忆文化既体现为社会大众层面的“回忆潮”，又体现为理论研究的“记忆热”。“记忆文化”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经历了第一次高潮，学界称之为“记忆潮”(memoryboom)[1]。在这次记忆潮中，理论家们逐渐突破记忆研究原有的个体心理学范式，开始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对记忆开展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提出让这一阶段的记忆研究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如果说在第一次“记忆潮”中，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完成了最早的理论奠基，那么，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代记忆潮则是记忆研究全面勃兴、记忆理论完善范式建构的时期。在大屠杀的创伤记忆和战后纪念文化的直接驱动下，记忆研究在第二次记忆潮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涌现出包括保罗·康纳顿、皮埃尔·诺拉、阿斯曼夫妇、杰弗里·欧里克、杰弗里·亚历山大等一大批代表性学者，围绕着“社会记忆”、“记忆之场”、“文化记忆”、“创伤记忆”、“媒介记忆”等术语和概念，产生了十分丰硕的理论成果。

二、从“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记忆研究的两次理论转向

总体上说，记忆从19世纪起进入现代学科领域后，其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心理学到社会学、文化学，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再到文化记忆的演变过程。[2]其中，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和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开创的“文化记忆”理论分别标志着记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和文化学转向的开启，从“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的理论演进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一)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记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记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首先是从突破现代心理学传统的记忆研究范式开始的。科学心理学时期的记忆研究侧重采用实证方法从个体维度和经验层面研究记忆的机制，记忆被当作一种精神性的实在，它存在于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当中，著名的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这个阶段的记忆研究其主流观点即：记忆是个体的、自主的、回溯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文领域的学者开始突破现代理性主导下的心理学研究范式，采取反个体主义的研究立场，一方面强调记忆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重视从群体层面思考记忆，甚至有不少学者将记忆与身份认同关联起来，记忆研究开始从心理学领域向社会学领域转向。而在这种转向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当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3]。哈布瓦赫否定了只从个体层面解释记忆的传统，任何“我们自己的记忆”都要经过社会文化框架的润饰、删减和完善，是在社会中形成的。纯粹的个体记忆并不存在，个体记忆在形成之初就具有了社会属性。记忆的社会属性首先就表现在任何记忆的形成、唤起、重构和定位等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框架内完成。而集体记忆本身就是个体记忆得以形成和被唤起的约束性框架。同时，“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3]哈布瓦赫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会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群体，每一不同的群体都会有属于该群体的不同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和现代心理学领域个体的、回溯的记忆观不同，“集体记忆”理论确证了记忆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是回溯的，更是建构的。学界对记忆的认知从一种个体回溯性的机能向有目的性的社会建构转变。在“集体记忆”的理论框架下，记忆研究实现了从个体层面向集体层面，从心理学、认知学向社会学的正式转向。也因此，哈布瓦赫被看做是当代西方记忆研究的鼻祖和奠基人。

(二)从“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记忆研究的文化学转向

在“集体记忆”理论之后，当代西方人文领域的记忆研究一直遵循着哈布瓦赫所确立的社会维度。然而，深受柏格森个体主义哲学影响的哈布瓦赫，其记忆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摆脱个体主义色彩的影响，“较为严格的意义上，他所论述的仍然只是群体中的记忆或记忆中的社会构成性，而不是群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本身”[4]。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有不少学者开始“摒弃了哈布瓦赫曾经对个体记忆的追问，并重新将记忆定义为一种完全的集体现象”[5]，即彻底放弃记忆研究的个体维度，转而真正从集体层面研究记忆，把群体当做记忆的主体。在1980年代理论界开始重新“发现”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后，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记忆在历时角度的传承成为这个时期记忆研究最先关注的问题。康纳顿指出社会记忆是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化的实践来维持，皮埃尔·诺拉则指出是通过记忆的“场”来完成建构与传承。针对这种群体记忆传承背后的动力因素，理论界在最初都采取了权力视角，认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6]。至此，记忆研究真正从个体层面走向了集体层面，从关注记忆社会基础的共时研究转向了关注记忆传承的历时研究。

然而，这种历时研究自身也存在局限。例如，重点关注的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记忆，而把其他的记忆范式排除在外，从而大大限制了研究的视野；对记忆媒介方式的研究侧重对仪式、场所等传统媒介载体的研究，对于新的时代语境下引发记忆“革命”的网络媒介研究远远不够；记忆或者遗忘确实与权力息息相关，但是，选择记忆什么或者忘却什么的背后，更多的是出自身份认同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记忆理论建构中未能触及或深入研究的问题，理论界需要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在记忆研究中引入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即文化学的研究视角。

在记忆研究的文化学转向中，德国的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教授夫妇开创的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其中的标志性理论。“社会通过构建出一种回忆文化的方式，在想象中构建了自我形象，并在世代相传中延续了认同。”[7]以文化记忆理论为代表的文化记忆研究将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作为理论建构的核心，它强调一个社会或者群体的身份认同不是必然的或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通过集体的成员共享共同的知识与对过去共同的记忆实现的。不同于集体记忆理论对记忆社会基础的强调，文化记忆的概念贵在以“记忆的社会基础为出发点，进一步指出了关于记忆的文化基础”[8]。共享的发生和实现也就是记忆必须借助共同的象征系统即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媒介本身，而是其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和符号系统……由象征意义促成的综合体称为‘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化形态……通过文化形态这一媒介，集体的认同得以构建并世代相传”。[7]因此，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从根本来说是一种社会建构基础之上的文化认同。文化记忆研究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凝聚性结构，认为正是这样的凝聚性结构建构了身份认同，而“文化记忆”研究试图回答的就是文化作为一种凝聚性结构所经历的变迁以及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导致这种变迁背后的因素。

理论来源于现实的需要，理论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对现实问题的应答录。记忆研究植根于现代性的语境，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记忆理论是现代性的文化理论，其理论发展的逻辑始终伴随着现代性的进程，两次研究转向更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现代性反思后的理论应答。

三、记忆研究的现代性反思：空间、时间与身份认同

记忆是时间和空间的具象，任何记忆总是与具体的时间、空间联系在一起，是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位点坐标来定位的，记忆就是时空的具体化、具象。[9]“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识自身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需要通过与建立起来的环境互相作用，并记住这些经历，同时还需要了解他人的经验，社会身份的建立存在于时间和地点之中。”[10]记忆正是作为一种时空的具象，让个体和群体能够在空间之所、时间之流中找到一个锚点，依靠这个锚点确证和理解自身的存在，获得身份认同和归属。而相较于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却先后经历了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的巨变，作为一种时空具象的记忆自然以“记忆潮”或者“记忆危机”的表征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凸显，成为现代社会的显性议题，而记忆研究的理论转向更是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的时空结构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回应。

与传统社会或者说前现代社会相比，19世纪现代社会带来的最大改变即是传统空间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是工业资本主义和交通技术发展对传统生活空间的摧毁，另一方面是伴随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新兴政权确立之后对领土空间的重塑。这种空间结构的改变让身份认同问题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显性议题，前者让个体和群体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原有的、依附于固有空间的身份认同陷入危机，后者则让确证和建构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成为当务之急。这种由空间结构的改变所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无法在现代理性驱使下的个体记忆研究当中找到答案，而是指向了群体层面和社会维度的记忆研究。

在工业革命以前，前现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活动将人与土地绑定在一起，使人类的生活和生产空间都相对集中和固定，人与土地、空间之间有一种天然、稳定的关联，加上宗族、属地的束缚，个体很容易依靠相对稳定的空间结构和相应的空间体验建构和获取自身的身份认同。但是，随着18、19世纪工业化的步伐，人逐渐从原来相对固定的生活和生产空间中解放出来，失去了与土地的有机关联，而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大大延展了个体的活动空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频繁，同时崇尚个体主义的现代人在摆脱了前现代社会宗教、属地等的集体性/空间性束缚后，在渐趋“陌生化的”现代社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隔离感和精神焦虑，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认同危机的初步显现。

理性精神是现代性的灵魂，然而，这场由现代理性引发的现代性的认同危机却无法再转向理性寻求答案。于是，“统治者和中产阶级观察家们重新发现了‘非理性因素’在维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11]，而记忆作为最重要的“非理性因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记忆的群体层面，并提出了记忆的社会属性问题。而同样促成记忆作为非理性因素进入社会学研究视野的还有世纪之交新兴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确立。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理性主义把人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帮助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为了巩固新兴政权，确证或建构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新身份，也需要依靠作为“非理性因素”的记忆。新兴政权纷纷“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11]，其目的是“尽可能地运用历史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的粘合剂”[11]，以此达到权力合法化的目的。霍布斯鲍姆和兰格曾在《传统的发明》中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传统持续不断涌现的时期”[11]，这也正是记忆研究中所界定的第一次记忆潮时期。

“如果说之前我们把记忆当做一切神秘和阴魂不散的源泉，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利用分析工具破除神秘、驱散魔怪的时候。”[12]曾经理性精神引领了自然科学领域对个体记忆的祛魅，然而，19世纪的欧洲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和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通过革命或改革确立新政权的一个世纪，正是这种理性引领下的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双重现代性所导致的空间结构和空间体验的改变，首先触发了现代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让人文学者将思考的焦点转向了理性的另一面，促成了作为“非理性因素”的记忆的回归，从而开启了记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如果说19世纪工业革命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带来了现代社会空间结构和空间体验的巨变，那么，20世纪则是现代社会经历时间结构和时间体验巨变的一个时代。“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13]时间维度是理解现代社会一切物质实践和文化现象的关键维度。从传统社会循环往复的时间结构到现代社会线性时间结构的转变，是现代理性在时间维度的重要表征，是现代性本质之所在。事实上，这种转变自现代性进程的开始就已经悄然到来，不过是随着20世纪信息革命的发展，现代社会在历经两百年的加速度前进之后，这种主导现代社会生产与实践的线性时间观念也渐趋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深刻改变现代人的时间体验。也因此，继上个世纪现代人在空间之所丧失锚点之后，进入新的世纪在网络媒介技术和消费主义文化语境的推波助澜之下，现代人继而在时间之流中迷失了自我。

“在资本社会之前，时间结构有自己的常规和标准，但在资本社会除了常规和标准之外，它们变得精准、准时、可计算、严苛、不变并且被牢牢得干预和调停”。[14]在传统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一切生产实践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节气和规律，这些构成社会时间结构的“常规和标准”，而循环往复的自然节气和规律也构成了传统社会循环往复的时间结构。但是现代社会的理性法则追求价值的最大化，伴随这种价值最大化追求的必然是时时不息的革新与创造，因此，整个现代社会体现为一种新旧更替的线性时间结构。而自1960年代以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则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推进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历史进程，速度和发展成为当下唯一的衡量标准，任何的放缓和停滞都有悖于信息革命的初衷，都是不被现代社会所接受的。这种线性前进的时间结构造就了这样一种状态：永远地崇尚未来，在不断颠覆传统中实现新旧更替；不仅要颠覆现存的事物和传统，更要消除人们维护传统的思想和意识；造就人们的已习惯和常态就是没有任何事物能成为常态，习惯本身也是被革新的对象，没有任何习惯能成为习惯。在现代性和现代社会中，“伴随着对于经济与未来的追求的是对于过去和记忆、秘密和历险的抹消”[15]，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长存，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持续在场。只有过去被摧毁、被遗忘，才有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性被切断，人们栖居在现在的“孤岛”，没有对过去的记忆，更无法对未来展望，记忆的断裂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症候。同时，网络媒介技术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信息超载所造成了“技术性失忆”以及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衍生出地“记忆娱乐化”的倾向，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6]。至此，记忆的历史意识开始隐退。

当现代人赖以生存的空间发生剧变时，我们曾转向“集体记忆”，转向过去和历史来寻求身份认同。然而当下记忆的断裂、失忆、娱乐化的倾向……记忆的“现代性危机”[17]一步步瓦解了这种“集体记忆”，以至于“集体记忆”自身的存在也成了疑问。由此，“显然那种假定社会和群体记忆是相对稳定的研究路径——即从社会学角度研究集体记忆(如哈布瓦赫)的路径已经不足以理解当下媒介和时间结构的动态、逝去的时间和遗忘相关的问题。”[18]在记忆自身的存在都陷入危机的现代性语境中，我们无法再从过去和传统中汲取一种同一性，无法在依靠“集体记忆”确证自身的存在，以至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19]人类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中。而现代社会记忆娱乐化和技术性失忆的记忆危机所造就的文化虚无更是加剧了这种认同危机。当下，面对记忆的丧失、文化的迷惘，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谁？又栖身何处？至此，这些对记忆的追问已经进入了文化学的范畴。

记忆的本质是在文化层面上对时间性的理解，是从时间中找寻意义，以此来确证和理解个体和群体的存在。然而，现代性的时间性已经被无限压缩，线性的时间结构切断了现在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没有了这种天然的时间维度，记忆自身已经被现代性所固有的这种结构特征所消融。记忆的文化学转向正是通过文化记忆的概念来思考我们的记忆在历时角度所经历的变迁、变迁的方式以及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这种转向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记忆自身所面临的存在危机，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20]，“挽救”记忆，就是“挽救”我们自己。

总之，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言，遗忘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症候。[21]记忆文化的出现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面对现代社会时空结构的剧变，“我们渴望在这个时间变得日趋不稳定、空间日趋碎片化的现代社会给自己找到一个锚点，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下意识地转向记忆”[18]。记忆的社会学转向将我们引向对记忆与群体身份认同的思考，这是空间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引发身份认同的问题后，记忆研究对现代性初步反思的结果。但是在这次转向中，以哈布瓦赫为代表的集体记忆研究聚焦于共时的群体与记忆的关系，而没有从历时角度去研究记忆与群体的身份认同，他的集体记忆以现在作为关注的唯一焦点和核心，是以现在为中心的再现，并没有一种未来指向性。但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这种以现在为中心的理念逐渐让记忆自身的存在也陷入危机。记忆的文化学转向正是对这种记忆的现代性危机的回应，是对现代性反思的深度延续。文化学转向之后的记忆研究将记忆视作一种巩固根基式的记忆，它重在从文化层面上对记忆的建构和传承做出历时的思考，它关注的是那些有助于建构和维护群体身份认同的内容如何在历时的角度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这种思考并非无涉价值，而是致力于回答今天何以如此、今后又将如何的问题，具有明确的未来指向性。

注释：

(1)Richard J. Bernsten. The Culture of Memory.History and Theory[J].Historiansand Ethics, 2004(4):165-178；AndreasHuyssen.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5；Erika Kuijpers, JudithPollmann, Johannes Müller& Jasper van der Steen.Memory before Modernity: Practices of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C].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13:Int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