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凡

(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萌发于晚清的“科学救国”思想，到九一八事变后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对于近代以来的“科学救国”思潮，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1-2]但很少专门关注九一八事变后这一思潮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本文以九一八事变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科学界及社会各界关于“科学救国”的讨论为中心，探究民族危机对“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分析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科学界，不仅指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的科学工作者，也包括一些有一定教育背景的科学宣传者、鼓吹者。

一、“科学救国”思想的发轫

“科学救国”思想萌发于晚清。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高举“师夷长技以自强”大旗，晚清士人将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富国强兵的利器。这一时期“科学”一词尚未出现，得到朝野普遍关注的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器物层面，救国主张表现在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之术”。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一些国人意识到仅求西方的“汽机兵械”并不足以救亡，他们将眼光投向了西方的科学。1895年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提出“西学格致”为“救亡”之道。“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3]49“格致”即是当时对科学的称呼。1900年杜亚泉在《〈亚泉杂志〉序》中说：“我国自与欧洲交通以来，士大夫皆称道其术。甲午以后国论一变，啧啧言政法者日众。”杜亚泉认为“艺术”乃是“政治”的基础，单单热衷“政治”，终究将一事无成。不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4]杜亚泉所说的“艺术”，也是指科学。

辛亥革命后，大批留学生前往海外学习科学等相关专业，“科学”的概念逐渐普及，“科学救国”思潮也开始正式形成。1914年，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任鸿隽、杨铨等留美学生在在美国创立科学社。1915年初，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出版发行，发刊词即高呼：“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5]同年蓝兆乾以《科学救国论》①一文首次提出“科学救国”一词。他在文中说：“夫救国之道，犹治疾也。不察其症结所在而枝节以疗之，虽竭妖石之力，庸有功哉！吾国贫弱之症结者何？科学是也。其为学博大精深，一切富强之法，所自而出也。”所以，“科学者，救国之本计。凡政治军备交通实业财政教育，皆赖之以发达者也。”[6]1916年中国科学社在《本社致留美同学书》中，号召留美学生努力学习科学，以拯救危亡的中国：“同学诸君足下，科学为近世文化之特采，西方富强之泉源，事实具在，无待缕陈。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末由。”[7]随着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留学生的宣传和鼓吹，“科学救国”思想开始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成为当时诸多社会思潮中的重要一股。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中国社会的救国热潮也一再高涨。当时各类救国的口号层出不穷，如“马达救国”“航空救国”“机器救国”“教育救国”“道德救国”等等。关于究竟走那条路才能救国，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长沙中山堂演讲《我们所应走的路》时开宗明义，直接发问：“国难当前，我们究竟应该走哪条路，才能救国？”[8]198-201在纷杂的社会思潮中，“科学救国的声浪，弥漫全国”，[9]“科学救国”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之一。然而围绕科学能否救国以及科学如何救国，中国科学界及社会各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二、九一八事变后“科学救国”思潮勃兴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科学能否救国，这是中国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对此，中国科学界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上述胡适的演讲《我们所应走的路》，明确指出：“我们应该走的，就是以‘学术救国’”。他以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事迹为例，证明科学可以救国。在演讲结尾，他给出坚定回答：“惟科学可以救国”。[8]水利建筑学家朱皆平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因此自然可以救国。“怎样救国，虽然是一个复杂万分的问题，但并不是不可解决的。我们习科学的，习信着‘科学万能’。科学既是万能的，救国不过是万事中之一事，那么以科学来救国，自然是非常合理的结论。”他进一步强调：“救国惟一途径，便在科学”，“只有科学，可以救国”。[10]数学家余光烺认为，中国“文化日落，百业不兴，民生凋敝，天灾洊至，驯至外侮频仍，国脉垂于一缕。推其原因，实由于我国科学之式微”，所以“处今日而言救国，舍积极提倡科学不为功”，因为“非科学无以提高文化，非科学无以从事建设，非科学无以利用厚生，非科学无以防备天灾，非科学无以抵御外侮，而尤非科学无以振兴此衰老民族之精神”。[11]1932年11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科学世界》的发刊词中也称：“东邻的晨雷，使我们再从梦中惊醒。有识之士，群起高呼救国。救国的方法很多，途径不一，我们认清事实的需要，和自身能力所及，出而普及自然科学。”[12]

提倡“科学救国”者认为，科学是基本的救国途径，其他一些救国方式，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当时的一些其他救国口号，如“大刀救国”“飞机救国”“道德救国”“精神救国”等，部分科学家予以了批驳。例如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刊《科学的中国》发表的短评《大刀救国与科学救国》一文就明确指出：“大刀救国”的口号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大刀只能用于肉搏而不能用于远战。“现代的战争是科学的战争”，中国的武器落后是因为科学落后，“我们应该急起直追在科学上迎头赶上”，虽然提倡科学比提倡大刀难得多，但是“救国的根本方法舍此莫由”。[13]竺可桢在《航空救国和科学研究》中提出：要讲飞机救国，就得迎头赶上，大力研究大气力学和建筑风管。要制造飞机，又要靠地质学家、化学家、冶金学家和气象学家的研究。“所以飞机救国，必须从科学研究入手”。[14]对于当时盛行的宣扬传统文化以救国的潮流，也有人明确提出反对。《精神救国与科学救国》一文即嘲讽说：“想不到失势多年的孔老夫子，居然又被尊崇膜拜起来。”作者认为别人正在发展科学以求生存的当口，我们却在大唱“精神救国”的高调，无疑是荒谬的。如今要救国，“尤应以‘科学’为最关紧要”。[15]

经过科学界的宣传，“科学救国”的呼声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对于科学团体活动的关注程度，即可看出整个社会对于“科学救国”的期望。“我们全国大多数的同胞，对于科学的要求是非常迫切而殷挚的。这种情形只要看看近年以来各个学术团体在某地开会的时候，文化教育乃至工商军政各界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优渥的待遇和同情，就可以看出。”[16]1935年中国科学社等六团体在广西南宁召开联合年会，广西地方军政首脑及各界人士如李宗仁、白崇禧等都亲自到场。《南宁民国日报》发布社论，明确提出：“救亡兴废之术，在有待于科学之研究发明”。[17]1936年中国科学社等七科学团体在北平举行的联合年会，到会者共456人，是抗战前科学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当时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形势危急。七科学团体选在北平开联合年会，便彰显着“科学救国”的意味。“以若干重要学会在这样一个都市举行集会，算是另有其特殊重大的意义”。华北各界对于此次盛会也寄予了殷切期待：“华北文化教育舆论及军政各界对于大会的待遇和期待”，“更是殷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6]当时，《北平晨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申报》等著名报刊都辟专栏报道，《天津益世报》甚至开辟了年会特刊，“表现出中国的社会对于科学已有了相当的信仰，而对于此种集会抱一种诚恳的期待”。[18]总之，“全国各方面之注意声助”，足以证明，在民族危机加重之时，“国人对于科学之增加重视”，[19]也展示了中国社会对“科学救国”的期待。

三、科学界关于“科学救国”的争论

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随着科学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到30年代，“中国的各门基础科学已经初具规模”。[20]206科学研究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在现今中国的学术界，研究空气已有相当的兴起了”。[21]故而胡先骕在1934年时称“十年来科学研究，颇呈欣欣向荣之势”。[22]随着科研机构的建立，科学教育体系的确立、科学研究的进行以及科学家群体的形成，科学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建制，“现在的科学，已经成了社会的事业”。[23]科学成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科学研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那么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科学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和压力；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也必须考虑到社会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引起了整个社会对“科学救国”的空前关注与期望。“科学救国四字，自九一八国难之后，国人咸以为口头禅。”[24]“国人对于科学万能之说，多有深信不疑者。举国上下，如饥如渴，提倡奖励，思藉科学之力解决一切严重之问题。”[25]而将“科学”与“救国”这样宏大的功利目标联系起来，“科学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利用科学救国”。应用科学以其关乎人类实际，尤其是国防及生产的性质，开始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国社会的关注与压力下，科学界对于“科学救国”的方式和途径差生了分歧。

社会各界对于科学的关注与提倡，某种程度上是将科学当做一条“救亡捷径”，希望“速求一术，以救贫弱”。[26]他们希望科学家能够专心于应用科学，关注中国的现时需要。1934年9月，北平研究院举行五周年纪念，《大公报》全程跟踪报道，并发表社论《学术研究工作的途径》，“对我国学术研究工作，提出几点来讨论”。社论提出：“我们觉得中国在目前还提不到在科学原理上可以有所贡献”，所以纯粹科学的研究，还是留给“西洋先进科学家去探讨”，研究院的研究，应该“将精力多放在实用科学上”。[27]1935年中国科学社等六团体在南宁召开年会，《南宁民国日报》的社论也强调：“故今日之科学研究，当以救亡为第一目的；而实用科学，尤当以我国当前实际问题，为其研究对象。”“吾人之为此论，绝非对于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所抑扬，理论不深，则应用不宏，亦为吾人所了解”，“第以在此国难严重之今日，如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理论科学家固为吾国所需要，而对于巴斯德、爱迪生等应用科学家，则更为迫切耳。”[17]1936年的七科学团体年会期间，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文史学家陈训慈即在贺词中委婉批评部分科学家还没有确切认识到形势的危急：“一部分科学家因过分凝志专究，或由国外学习时代之传统的影响，对于中国实情还缺乏注意，对于中国民族的迫切危机，还没有确切认识”。他发出呼吁：“我们希望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能注意中国现时的需要，尤应发扬以国防为中心的科学研究。”[19]《大公报》社评也称：“吾人以为中国今日应暂搁为学问而学问之主张，凡科学界之研究目标，皆为目前救亡之急。”[28]《天津益世报》社论则明确提出，当前中国更为急需应用科学：“在目前中国，实用科学比理论科学更为重要，中国人的性情每每偏重理论而忽略实用，在社会科学上如此，在自然科学上亦如此。我们深以此为虑，故以向联合年会诸位，提出此点，以供讨论的参考。”[29]

但是，对部分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对于刚刚萌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严重威胁：“吾国科学方始萌芽，迷心实用者，忽视纯粹科学之研究，贻误将来，岂堪设想？”[30]当时的许多科学家从观念上认为，只有纯粹科学研究才是真正的、纯粹的科学。尤其是刚刚进入所谓“科学研究时期”[31]的中国，只有进行纯粹科学研究才能使科学在中国“生根结蒂”、“生长发育”。如果只求应用，无异于要建空中楼阁，最终将一事无成。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蚕食中国的现实，唤起了中国社会对于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的沉痛回忆与全面反思。洋务运动只求西方的技术，而完全忽视科学研究，最终因甲午战争惨败而全面破产。因此，很多科学家认为，现时一味强调应用科学，无异于倒退回洋务运动的“坚甲利兵”时期，将重蹈其覆辙。如1934年任鸿隽在《大公报》“星期评论”发表的《科学与国防》一文中即说：“我们五十年前忽略了根本的科学而抓住机械的船炮，终于弄到一蹶不振”，现在如还忽视“根本的科学”，“其结果能比五十年前好些吗”。[32]物理学家李书华指出，李鸿章张之洞等购枪炮、造轮船、筑铁路、设炼铁厂等，不过是在应用方面模仿西洋成法，所相信的不过是西方枪炮的厉害，并未真正输入科学思想，也未创立科学环境。当时提倡新学的人所主张的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虽然清末废科举、立学堂，但丝毫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基础。[33]

动物学家秉志也多次批评提倡应用科学不过是蹈洋务运动之覆辙。他指出，实用固然重要，但必须以纯粹科学为基础。无纯粹科学研究，只知道沿袭他人成法，以图实用，最终结果必然是失败。我国昔日洋务运动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江南制造局，马江船厂、汉阳铁厂、招商局、甘肃织绒厂等等，终究归于失败。“今日国人高谈生产，是纯粹科学为非急需者，仍蹈昔人之覆辙。所可怜者，吾国人已屡屡失败，而尤懵然不知省悟，其不至误国殃民者几希矣。”[34]156-15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此与昔日之仅求治标者，相去几何，恐纷纭数十年，仍归无效而已。”[26]

也有一些科学家强调，国难当前，我们现在急需应用科学来救国，纯粹科学研究缓不济急。围绕这一问题，科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1933年顾毓琇在影响甚大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一文，提出“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的问题。顾毓琇认为，中国太穷，形势太过危急，没有那么多金钱与时间去从事纯粹科学的研究。所以，“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科学发明的应用”。[35]顾氏此文在《独立评论》上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争论。当时尚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的化学家孙增爵化名孙逸[36]187随后去文反驳顾毓琇的观点，指出“应用科学总是跟着纯粹科学走的”。《独立评论》主编之一胡适在孙逸文后以编者按的形式指出顾毓琇的观点“有点太偏”，并鼓励中国的科学家放胆去研究。[37]心理学家汪敬熙也发文批驳顾毓琇的观点，指出中国实业发达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须极力提倡纯粹科学的研究。[38]针对批评，顾毓琇很快予以回应，强调他所主张的是中国现时的“需要”，是讨论中国目前需要的科学，而不是要比较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价值。[39]

《独立评论》上的争论仅是此时科学界激烈争论的一个缩影。“比年以来，我国提倡科学事业者，以见仁见智，有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孰先孰后之辩，各执理由，迄无定论。”[40]1935年展如发表《科学救国与救国科学》一文，提出科学救国需要的是“救国科学”，即农工医等应用科学。[41]155-157此文发表后，有几个读理论科学的朋友看过之后，和他大加非难，认为他的论调已背离了科学的立场，有的竟骂他是科学的叛徒。[41]172-173当时科学界关于如何救国的争论，激烈至此。

虽然科学界争论不休，但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科学救国”的呼声高涨，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科研机构，还是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应用科学。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又负有“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42]7的重任。1936年4月16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二次会议上，蔡元培做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的报告。报告提出，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此二事必兼顾而后兼得，若偏废或竟成遍废”。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对于纯粹科学研究，应视其所需人力财力及轻重缓急，决定进行程序。关于应用科学的部分，需要充分注重，对于此时国家或社会所急需，尤应注意，中央研究院“宜用其不小部分之力量从事于此”，“以其结果供之社会。”[43]108-112此次年会上，翁文灏等提“中国科学研究应对于国家和社会急需之问题特为注重案”，胡先骕等又提“请由中央研究院与国内研究机构商洽积极从事于国防及生产有关之科学研究案”。两案首先指出，科学研究，并非专以应用为目的，专重研究之机关，自应注重科学精神。而且各种研究皆有价值，本不宜有所偏废。但“国步艰难，至此已极”，所以在轻重缓急之间，不妨侧重于国家及社会之所需。[44]113-115两案经合并讨论后，决议为“我国科学研究应特别注重于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问题案”。提案要求，研究工作应特别注意国家及社会急需之问题，同时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就各科范围内对于现时国家及社会所最急需解决之问题，列表说明，并分送有关之学术机关。决议形成后，中央研究院于5月18日致函各研究机构、各主要大学及政府机关，请对所述各项原则分别查照办理，各方皆扼要答复，表示赞同。[46]46-47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决议在强调纯粹科学研究重要性的同时，要求科学界更加注重国家及社会急需的应用问题，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国科学界暂时搁置了争执，达成了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条件艰难的状况下，中国科学界以自身的行动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贡献。

综上，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这一主题下，“科学救国”思潮成为贯穿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主线。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科学被当作救亡捷径，被社会各界寄予极大的期望。在压力之下，中国科学界关于“科学救国”的途径产生了分歧。关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孰轻孰重，各方争论不休。最终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以决议的形式，要求科学界注重国家及社会急需之研究，暂时平息了争论，并使科学在全面抗战中发挥了作用。九一八事变后“科学救国”思潮的嬗变，突出反映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科学在近代中国，被赋予了浓厚的工具化、功利化色彩。作为救国工具，科学最受中国社会关注的是其中有关应用的部分。在国难来临之际，这一点更加明显。社会各界希望科学界全力投入应用研究之中，以速解中国之危难。但相当一部分中国科学家认为，要使科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注意研究纯粹科学。所以科学与社会之间、科学共同体内部，都产生了分歧。纯粹与应用、眼前与长远、“救国”与“为科学而科学”，九一八事变后的“科学救国”思潮，是“科学”这一外来事物在近代中国境遇的一个缩影。

注释：

(1)蓝兆乾此文原是寄给《科学》的，因当时《科学》主编之一任鸿隽也在编辑《留美学生季报》，而《科学》第八期尚在编辑中，任鸿隽认为此文不可不早以公世，所以此文提前发在了《留美学生季报》上。见原文篇首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