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毅，杨羽航，姜东苑，孙 蓉

(1.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2.四川巴中市社科联，四川 成都 636000)

“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十六字红四方面军军训词所蕴含的红军精神不仅是对红四方面军英勇无畏、顽强斗争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对20世纪30年代“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翻天覆地、如火如荼的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它既是对革命队伍的要求，又是对革命目标的展望，更是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完美总结。其中“智勇”是指通过学习军事知识、汲取战斗经验、传承优秀品质以提升全军的阶级自觉与政治认识，培养其吃苦耐劳、无惧生死的精神品格；“坚定”是指为革命事业上刀山下火海之决心如泰山之稳、钢铁之坚；“排难”是指全力扫除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创新”是指革新过去之法，挽回战局再摹苏区之容颜；“团结奋斗”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胜不休”是指不达目的不罢休。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内容短小精悍、层层递进，体现了红四方面军队伍建设的逻辑性：“智勇坚定”是“排难创新”的政治保障，“排难创新”是“团结奋斗”的集中体现，“团结奋斗”为“不胜不休”巩固群众基础，“不胜不休”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另外，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除了是红军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还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与价值旨归中，其精神之魂内蕴于心，精简于形，外化于行，是书写自伟大建党精神以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又一精神精华，它同井冈山精神交相辉映，与长征精神同源共流，和延安精神血脉相融，是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伟大铸魂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一、魂形神：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主要内涵与内在逻辑

1932年10月，国民党接连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迫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于12月进军川北。次年2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开辟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便在此时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凝练、深化。它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十六字军训词为主要内容，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与完整的内在逻辑。其精神之“魂”使红四方面军将士在明晰自己存在及奋斗的意义这一点上有着明确的回答：从革命理想角度来讲，红四方面军必然矢志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从爱国主义角度来讲，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体现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魂”之引领使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干部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品质和素养上的优化与提升，革命勇气与革命智慧的结合促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之“形”，而其“神”是从中凝练出的历史血脉。齐聚“魂形神”于一体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与党的众多革命精神属一母同胞，分别于党的建设之伟业的不同节点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革命风貌与精神基调即使在今天也风采依旧。

(一)“魂”之核心：对党和理想的忠诚不渝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和理想的忠诚不渝。中国共产党人将建立“新世界”的美好理想始终渗透于党建之全过程、全方位。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魂”之核心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支撑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反“围剿”失利后转战川陕地区继续革命的精神支柱。关于革命之艰苦及损失之惨重，毛泽东指出：“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理想是党之信念源泉、红军持续战斗之精神基石、红四方面军坚持十六字军训词之关键。徐向前用一个“狠”字总结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的战斗风格，强调“狠的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2]。理想信念对红四方面军有着笔墨难以书写的激励作用，它使革命队伍爆发了军阀旧式军队不能匹敌的战斗力。1933年，“据《申报》所载，谓红四军已增至十万人以上，而昌浩报告，则谓苏区现已包括通、南、巴、广、万、绥、营、宣、阆、苍、宁、城、西、镇共川陕十四县，通、南、巴全为苏区。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奠下了最强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区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3]。这证明了因理想而凝聚，因理想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的正确性。

任何根据地的开辟无疑初登蜀道、难上加难，川陕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彼时彼景使红四方面军必然面临反动派的各种打压。此时，“忠诚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4]。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全体党员、将士在行动上令行禁止，高效统一，真正地集大智大勇于一体，体现了对理想信念和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据1933年《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记载，四川地区党组织还不完善，与游击队的联系还不充分，而四川军阀又时刻在寻找机会以削弱红军。“这些事实，虽不能改变目前基本上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但要求你们很锐敏的估计到这些我们发展中的困难与障碍，并用一切力量来以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克服这些困难，才能使你们在开展你们的整个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5]可见，集全体“智与勇”，创新啃“硬骨头”的方式方法，对党中央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已迫在眉睫，是谓“排难创新”。除自身拥有的能力与勇气外，对理想的坚定亦是红四方面军持续斗争的智慧源泉——为了理想，他们甘愿俯下身子去认真研究；为了信念，他们也从未中断对破解难题之密钥的找寻。理想信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衍生的关键，它还互动于整个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可谓实践塑造并坚定理想，理想引导并支持实践。对红四方面军而言，理想信念是其最好的强心剂，它既为革命队伍注入了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解决困难的智慧，又塑造了干部、战士勇夺胜利而不畏牺牲的品格，是谓“不胜不休”。

毛泽东在谈到团结问题时强调：“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6]训词中提及的“团结奋斗”是其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对一支坚定于理想，坚定于党的革命队伍来说，团结是其熔铸在血脉中的应有之义，是队伍得以集中力量、攥指成拳的重要前提。作为立志实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这是历史使然，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切不可被动等待。为不使革命队伍的力量分散、为不使革命建设事业失了方向以致乱了步调、为坚决实现理想，全党上下定要保持高度的团结和统一，所以，在战斗和生活中团结同志、爱护同志、教育同志尤为必要。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纷纷展开竞赛，决心以英勇战斗、加强工作、努力学习的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部队还热烈的(地)展开了捐献衣物、鞋袜的活动，准备了大批慰问品”[7]。他们的热情来源于志同道合的革命友谊及理想信念的共鸣，他们在关键时刻捍卫了队伍的团结统一，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英勇表现不仅为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得以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33年，《周恩来、朱德关于目前战局分析与今后行动建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的电报》中明确提到川陕的革命活动对反动派有着很大的打击和牵制作用。“洪湖虽受摧残，但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的英勇行动已牵制了蒋系军队五六个师，近则二军团之一部似已至开江、达县，可与四方面军会合，更加剧了国民党对西北赤化的恐惧。”[8]“红四方面军在这远征中能够胜利的在巴中南江建立新的根据地，是因为他受到川豫边的几十以至几百万劳苦群众的爱戴，农民暴动起来响应红军，白军士兵哗变加入红军，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就在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和配合中形成。”[9]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方向是解放旧中国以及造福中国人民，故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己路线时也很注重对党外人士的团结。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保持高度的忠诚和坚定，具备非凡的革命勇气与革命素养，根本上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高度坚定，无论何时何地，强化理想信念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队伍、凝聚力量、培育勇气的压舱石。

(二)“魂”之基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除了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党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也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之“魂”，其统一性表现为对党和理想的无限忠诚，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以革命建设引领中国人民开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阳光大道，争取实现解放全人类的鸿鹄之志。“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0]这是毛泽东对革命队伍目标与宗旨的明确，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际，这些怀揣共产主义理想，以解放国家与人民为目标的共产党人全然无惧生死，毅然奋起反击。

20世纪30年代，为挽救受“三座大山”盘剥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毅然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周旋与反抗。此时的红四方面军正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所围困，情况不容乐观。1934年，陈云在《为收集粮食而斗争》中指出了红四方面军单是粮食问题就遇上了诸多困难：“我们鄂豫皖苏区在去年当红四军远征川陕时，因为国民党残酷的破坏苏区的粮食，因为粮食的缺乏(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曾经给我们不少的困难去集中全力来打击与消灭敌人。”[11]根据地尚且如此，部队所面临的补给问题更是严峻，但红四方面军以信念作支撑，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与敌人作斗争，不负众望地取得了辉煌战果。初入四川时，红四方面军并没有消沉懈怠，反而在敌人的包围中开辟并壮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1934年，在《中共中央批转“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给鄂豫皖省委的信》中提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巨大成就：“红四方面军是四川红军的骨干，去年他们能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取得胜利的攻势，结果，我们现在有一块伟大的苏区，有几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有壮大而武装齐备的红军，他们正在继续斗争。”[12]中共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英勇表现的肯定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之“魂”的魅力所在，它展现出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不仅会被历史铭记，还是颠覆整个旧世界的利器。

为人民福祉和民族复兴而艰苦奋斗，是谓“不胜不休”。有勇气，有信心面对困难是解决困难的第一步，“团结奋斗”是攻克难关的关键。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之“魂”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党凝聚队伍的思想基础，正如谢觉哉在日记中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情感写在《两大主力会合歌(定一编)》中表达一样。党的革命队伍也因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团结，“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英勇弟兄！团结中国抗日运动中心的力量，唉！团结抗日运动中心的力量，坚决与敌决死战”[13]。由红四方面军自身性质而延伸出的统一战线是党的制胜法宝。毛泽东在总结革命队伍的性质时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14]，即人民性是军队不可磨灭的鲜明底色，“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15]。因为爱国爱民，党的队伍将拥有最牢固的群众基础，这是对外“团结奋斗”的含义。而体现军民一心的例子在红四方面军中不胜枚举，在反三路围攻的战斗中，人民群众的支持发挥了巨大作用，“战争中，许多翻身群众热烈响应党和红军的号召，纷纷参军、参战，运送物资，捉敌探，抓俘虏，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增强了抗敌本领”[16]。对群众最彻底的动员是军民一心的表征，“人民群众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和土地，不分男女老少一致动员起来支援前线，许多妇女都参加了运输队。农民把仅有的口粮供应军队，自己则以野菜和尚未成熟的玉米充饥”[17]。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与人民紧密联系时说：“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过它的光荣历史地位和作用。那里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红四方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与川陕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成千上万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在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川陕人民的英雄儿女永垂不朽！”[18]这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中军民鱼水情的体现，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体现。

十六字军训词内蕴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底色，它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直接表达。爱国主义精神既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革命军队提供了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

(三)“形”之主干：无畏与智慧相结合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形”体现为党如何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创新方法以推动革命发展。在持续的根据地斗争中，红四方面军同时面临着敌人的重重包围、物资供应及兵员补给不足的困难，这种处境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绝境，但是史实证明，红军将士不但克服了困难，数次打破了敌人的围攻，还扩大了根据地的规模和影响力。

面对困难时，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之“魂”成了红四方面军培育信心和勇气的精神源泉，这使将士们能够积极勇敢地面对斗争中的挫折与困难。原川军第四十一军第四师第十一旅第二十二团第二营营长严翊在《记田颂尧第二十九军堵击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中提到伏泉山的战斗情况：“此次战斗，红军伤亡300余人，第四十一军第一旅阵亡官兵五六十名，负伤官兵100余名。”严翊还提到了红军将士的具体情况，“一件值得敬佩的事：据说这次红军进攻部队，两天没有吃饭。当日，首长说打完这一仗，把敌人消灭后再弄饭吃的鼓舞下全体战士毫无怨言和难色，向敌进攻了，红军这种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值得敬佩的。”[19]可见，敌人对红四方面军所展现出来的坚定的战斗意志和不畏挫折的乐观精神也表达了由衷的敬佩之情。故而，没有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之“魂”，就不会有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之“形”的存在。革命队伍和反动派间的斗争如果没有详实且可靠周密的计划，那么斗争是难以获胜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种代价就是牺牲无数革命战士的生命，可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20]。战争中，牺牲本不是目的，牺牲是为了赢取更大的胜利，而对战士最好的爱护方式就是以高明的战略战术夺取胜利以减少其伤亡，这就强调具体形势下创新思维和方法的重要性。

首先，红四方面军的特征为战略和战术上的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在争取人民群众问题上，如果革命队伍不主动，群众是不清楚革命队伍的性质和目的的。徐向前回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初创时在这一问题上下足了功夫：“我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同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有天然的感情联系。他们到了川北老乡家里，说能说到一块儿，干也能干到一块儿。挑水、砍柴、背粮、背煤、烧饭、肩娃儿、扫院子、修房子、喂猪喂牛……不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干起来又内行，因而容易很快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短时间内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21]群众感受到红军的热情与友善自然会主动帮红军解决后勤补给等问题。“打倒了地主豪绅，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耕牛、房屋、山林，结束了‘打精巴子’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生活。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支援红军，加紧春耕生产，‘不让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设根据地的热潮。”[22]这是根据地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红军十分重视自己的队伍建设，坚决保持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坚持“党指挥枪”，做到智勇一体，不断开拓创新，这是革命队伍和旧军阀部队的本质区别，也是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对加强队伍建设提出指示性要求：“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23]无论什么策略，都要保证整个队伍能做到令行禁止不碍其落实与实施。队伍建设和干部培训工作始终贯穿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中，“为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质量，决定成立川陕省委党校，分批训练党员干部。从此，党在川陕边区开始扎下了根基，由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的状态，亦告结束”[24]。

其次，对外团结和对内建设都是红四方面军发挥集体智慧的直接体现。这种智慧还体现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中，红军指战员面对强敌能保持冷静分析的态度，在充分结合敌我情况后寻找最优解法。原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参谋李振西在《记西安绥署在西安南郊汤峪阻击红四方面军的经过》中提到：“当部队开始行动时，先后接到陈际春、孙辅丞两团长的报告，均说他们附近20里内没有红军，红军已全部西撤。可是正当正面部队向黄良镇攻击之时，忽然杜曲东南方向发生了激烈的枪声，经侦查才知道孙辅丞团在杜曲东南遭到红军的伏击，该团第二营被打散，第三营被歼灭，营长冀效文被击毙。”[25]徐向前对此也有回忆：“前有敌阻，后有敌追。我军首先向临近的堵截之敌开刀，在西安以南约四十里处的王曲镇打了一仗，歼敌四个营。接着，子午镇一战，又击溃陕军一部。”[26]红军能够以少胜多，集中力量击破敌人一点以形成有利局面是对战局的分析观察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

纵观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它是革命的智慧与决心相结合的成果，革命的激情与斗争的理性相统一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实践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正确道路。

(四)“神”之传递：革命精神的传承与焕发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虽然诞生于革命年代，但其深远影响和精神内涵永垂不朽，其精神内核与时俱进，光辉不减，依然书写在新时代。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在将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厚植于他们为之奋斗的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不体现了光荣历史与当代价值的交鸣、传承与发展相结合的特征。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流传的“神”是其主要精神、核心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的集合并不断赓续的形式，它凝聚的革命精神的内涵与方法论是建党以来形成的历史血脉，它保证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在每一历史时期鼓舞和推动党和中华儿女不断奋斗和前进，并通过跨越时空不断传承和发展的形式影响着当代。

为什么要传承和焕发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神”？为什么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是以“神”的形式进行传承和焕发？因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故而值得传承和焕发；其次，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孕育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证明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极具正确性与先进性。整体看来，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精神的鞭策，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保持对党和理想的坚定，保持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并以实践贯彻这份坚定和热爱，将智慧与勇气相结合，这是“智勇坚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质要求。为了实现远大理想，为了予人民以幸福繁荣，中国共产党人将会有诸多“雪山”“草地”跨越，也会有更多“娄山关”“腊子口”克服，百年前是“三座大山”的盘剥，百年后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等。为此，党更要坚持“排难创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勇过“激流险滩”。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断奋斗，任何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将为此而“不胜不休”，过去是这样，今后亦是如此。这便是为什么要传承和焕发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及不断赓续其“神”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是以“神”的形式去传承和焕发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即要采用一种集合体的方式去理解和发展它？是因为其在本质上不仅凝聚了“魂”与“形”的内容，还对其有所抽象。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诞生的，其“魂”与“形”都具有时代和地方烙印，“神”是对前两者的集合及抽象，是为提取其核心要素方便后来者结合自身环境进行学习和实践。如今的工作虽在具体形式和短期目标上与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不同，方法上也有所变化，但其核心是一样的，即对党和理想的坚定、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其爱国主义、团结奋斗等精神如今也熠熠生辉。它们均以“神”的形式传承至今，况且对“神”的传承本身也是“排难创新，不胜不休”的当代诠释，目的是让后世以“神”鼓舞、引导自己，并找到自己当下所需的“魂”与“形”，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二、承启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厚植与丰实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嵌入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其来源讲，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承接了自伟大建党精神诞生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诸多光荣传统，是川陕地方的中国共产党对一系列伟大精神的再发扬；从其历史地位来讲，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启强发展了党的其他革命精神，如延安精神；最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有一条关键的血脉与理路，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同其他中国精神一道，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共同内蕴了这一血脉。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承接和启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魂”与“形”，又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神”合韵。可以说，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起到了“承启合”作用，其历史地位不可否认。

(一)承：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对伟大建党精神以降的光荣传统的承接

百年前，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历史也翻开了新的篇章，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7]伟大建党精神内涵了百年来党的革命风貌和精神基调，深深地影响了党的革命斗争及其他革命精神的发展。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便是继承了自伟大建党精神以来的核心精神，从其性质上讲，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党的光荣传统的传承与新发展，并表现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同之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伟大建党精神是“映射”，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活动的正式开端的精神标志，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起于微末间，寥寥数十人却成了燎原的火种，中共一大确立了党的方向。对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奋斗的目的在于实现共产主义，而目标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共产主义追求在川陕地区光辉大放，促成不世之功勋。

其二，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光荣传统“魂”的承接。怀揣理想，产生对党和理想的忠诚，这是党自成立以来就拥有的最根本的精神标杆。无论是李大钊，还是夏明翰，都能体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这份忠诚和坚定体现在南湖红船上、井冈山上，也体现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中。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承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魂”——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使其天然有两种属性的任务，且二者呈一体两面关系。要实现共产主义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推翻“三座大山”的盘剥。其中，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在目标上的体现；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等伟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主义精神的直观体现。身处中国腹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犹如强有力的楔子嵌在反动派之间，也为人民解放、民族解放而战。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将反对帝国主义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置于一处：“我们目前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和配合全国红军胜利大举进攻敌人。以〔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务之下，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来巩固川陕苏区，扩大苏区，坚决的消灭敌人，迅速创造广大的西北革命后方，创造大批红军，迅速增到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前线上去。”[28]这样的战略规划和部署体现了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见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魂”与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一脉相承。在“魂”的作用下，党的光辉传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凝练出了光耀千秋的“智勇坚定”“不胜不休”等精神内容。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光荣传统“形”的承接。从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党在每个历史时期面临的环境都充满了挑战和困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中国，反动派的力量强大且盘根错节，这就决定了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排难创新”。外有强敌之急，内有困乏之危将是党长期面临的难题，入驻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亦是如此，不通过缜密的研究和思考，革命难以取得胜利。党除了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极强的创新性外，还格外重视实事求是。毛泽东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29]正如“八七会议”批判当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一样，川陕革命根据地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从徐向前总结的反三路围攻经验可看出：“古往今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同当时当地的战场实际相结合，是从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指导战争，驾驭战争，一刻也不容忽视地形、民情、敌情、我力，不能离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30]同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一切革命活动和谋划得以落实和开展的前提，而创新便是基于这种前提下。如上所述，党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进步性质，二是党员干部在历经实践训练后总结出的革命智慧。自伟大建党精神以来，党的革命精神离不开对外团结人民，对内团结同志，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亦是如此。无论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都在探索如何加强民众和内部的团结，“团结奋斗”是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重要的“排难创新”的方法，所以，红军无穷尽的力量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各地群众热烈参加红军简讯》中提到：“扩大红军到处如象风起云涌的开展。最近苍溪的独立第1团，全体参加到红31军，独立第2团全体参加了红30军。非常热烈地来扩大红军主力，加紧动员群众武装起来扩大红军，扩大地方武装，成立新的独立营、独立团，配合红军行动。”[31]整体看来，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以降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一脉相承。

(二)启：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接续发展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承上启下作用表现在：其一，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贡献来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的战略部署，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其二，从精神传承的角度来说，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本身是党的革命精神在新实践中的新发展，它通过不断的实践活动强化所继承的精神内核，完善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内容，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接续发展。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的革命力量正式在中国腹地扎根，这是自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方针的延续，助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块大区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川陕革命根据地地处中国腹地，战略意义重大，尤其在牵制国民党反动派力量方面为中央苏区降低了压力。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启强作用实为实践意义上的启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伟大抗战精神进行了总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32]这里并不是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和抗战精神的共性作简单的类比，相反是二者在时间和内涵上的交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间的紧密联系，虽然二者都有体现出爱国主义精神，但爱国主义精神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得到沉淀；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也在服务人民、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涵上有共性。另外，人作为革命中的能动因素，是革命精神获得无穷力量的现实载体，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已在红四方面军为核心的革命队伍中通过实践深入到了无数将士、干部和群众心中，其所内蕴的精神内容在潜移默化中改造并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故而，无论是爱国主义精神还是团结合作意识，都将在新的革命阶段重新凝练，为新中国精神的出现做准备。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启强作用同其他革命精神，如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等一道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中。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前仆后继，其过程的漫长与艰辛需要不断调整具体目标以保证整个事业的顺利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目标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华民族之自由和独立而奋斗。待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任务自然是组织生产、巩固人民政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期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任务由斗争转入建设，但其主线始终是实现共产主义。今天的事业虽不及革命时期那样危险，但其复杂程度和重要性仍不可懈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3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依然要具备革命时期的精神以及“排难创新”的能力和素养，要为民生福祉和国家前途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时，培育合格干部，搞好当下事业依然离不开革命精神的不断铸魂，如新疆建设兵团所述：“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抑或是为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冲天豪情所凝结成的大庆精神。虽然其内涵有所区别，但它们始终留存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内核。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温养下，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爱国等精神的理解和感悟会更加透彻明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历史血脉的赓续，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启强作用的体现。

(三)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与其他中国精神合韵于党的革命事业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一道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并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形成与伟大建党精神间的源与流、根与枝关系，与其他中国精神一脉相承地内蕴了党的根本目标与性质，形成了同根多支、薪火相传的精神合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34]这点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合韵之所在，即在历史中内蕴于不同伟大精神的“神”，这样的“神”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血脉。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之所以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除其承上启下作用外，它还合韵于整个精神谱系的“神”，表现如下面：

其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合韵于其伟大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得益于其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无产阶级是有战斗力的阶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便具备这样的先进性，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表现在与人民群众彻底打成一片，谓之“军民鱼水情”。“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35]因为具有理论和阶级上的先进性，所以才会采用反动派因受限于自身反动性而无法采用的先进方法。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当下，或是川陕苏区或西柏坡或其他地方，党都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先进性，故而随其革命实践而产生的众多革命精神都合韵于这一先进性。

其二，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合韵于其伟大的使命性。纵观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自伟大建党精神以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始终是其底色和根本，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终生的动力源泉。不论是在嘉兴南湖红船，还是在井冈山，或是川陕苏区，它们的产生始终归流这一使命。再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革命精神所内蕴的先进性都是以其使命性作为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因矢志于共产主义理想而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在方法上是先进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蕴含的对党和理想的坚定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初心和使命相合韵，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能同其他中国精神交相辉映的基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36]鼓舞作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身上仍有所体现，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与其他中国精神合韵的有力证明。

其三，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合韵于其伟大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使命性、先进性，在具体工作中旨归于其伟大的人民性。共产主义理想是为现实的人谋幸福的伟大事业，而人民正是这现实的人。如果不坚持人民性，不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党的使命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纵观整个革命时期，诸如川陕苏区的斗争，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斗争只会雪上加霜、如履薄冰。而今，党对团结群众的问题依然很重视：“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37]所以，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合韵之所在，是中国共产党使命之伟大，性质与方法之先进的最直接体现。

结 语

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厚植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同时又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越来越完整。川陕革命根据地精神的价值不会随时间逝去而消弭，它会继续为新的征程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并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转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然需要对党和理想的坚定，依然需要爱国主义精神和智勇一体的科学方法论作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