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青松 赵一夫

1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和家庭结构变化的现实背景下，农村居民养老面临多重困境（陆杰华和沙迪，2019［1］）。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养老功能受到冲击：一是在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转变下农村家庭结构呈现小型化、少子化和核心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由2010年的3.10人减少到2020年的2.62人，家庭成员不断减少，家庭内部养老基础和养老资源逐渐被削弱。二是社会转型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共同居住、共同生产的家庭“运行”模式。有研究数据显示，农村成年子女与父母同居的比例不到四成（李俏和陈健，2017［2］），与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七成以上的同居比例相比（曹文献，2013［3］），我国农村居民同居比例较低，减少了老年父母获得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家庭代际支持的机会（孙鹃娟，2010［4］）。成年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难以满足老年父母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社会化养老服务保障受到农村居民青睐（肖倩，2010［5］；慈勤英和宁雯雯，2018［6］）。然而，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地区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较为滞后，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村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社区互助养老设施的覆盖率只有6.40%、12%和19%（刘磊，2021［7］）。城乡居民社区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差异大，农村社区尚未配备高质量医疗服务，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日益凸显，导致农村居民在社会养老方面存在众多劣势（曾毅等，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