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蓉教授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0 引言

校园安全事件是指由学校内外因素引起的影响学校正常运行秩序，严重威胁学校组织功能和师生权益，需要紧急处置的突发事件[1]。随着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需求的日益增长，对校园安全问题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校园安全事件常常因为应急响应不当而转化为社会安全事件。如2016年北京某小学因“毒跑道”事件，导致数百名家长聚集在学校门口讨要说法；2019年成都某中学食品安全舆情不仅引发线下家校冲突和堵路破坏交通秩序，而且引发线上群体性聚集；2020年“浙大犯强奸罪学生被从轻处罚”“成都大学党委书记自杀事件”等等，都掀起席卷全国的舆论狂潮。由于校园安全事件的主体是青少年儿童和教师，使其具有“高愤怒+高敏感”的属性。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这类安全事件极易引发网络舆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本文拟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的方法，通过分析20个校园安全事件的演化路径，发现影响校园安全事件良性演化的因素，以完善校园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1 研究现状与模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离不开更高水平的平安校园，校园安全管理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研究者们根据我国校园安全事件应对实践，普遍认为学校和政府是校园安全事件的主要应对主体，校园安全事件是否得到良性化解，是否导致次生社会安全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应对主体的应急响应是否得当，应对不当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事件升级和危害扩大[2]。《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把校园安全事件的扩大升级定义为“校闹”，并要求各级政府和学校坚决抵制“校闹”行为。但是，“校闹”问题非常复杂，由于涉及社会稳定，其解决常常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捆绑在一起，导致学校和基层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因此，解决校园安全事件扩大升级问题要着眼于有效的校园危机管理。

校园安全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主动防、科学管”[3]；校园危机管理要遵循全面原则、借力和协同原则、科学和专业原则、主动和弹性原则[4]。一些学者认为，学校应急机制不足、长效管控机制缺乏是校园安全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5]；也有学者认为，校园安全事件中最重要的弱势者是学生，家长作为学生的血缘亲属和监护人，极易因爱而产生负面情绪，做出过激行为，引发次生社会安全事件[6]。家长的过激行为产生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学校在校园安全事件中处置不当；另一方面是因为家长秉持传统“闹”的思维，试图通过媒体传播博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同情，让学校和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满足他们的不当利益诉求[7]。同时，学校封锁校园安全事件信息，只向教育行政部门汇报的“有限通报”行为，既达不到维护学校形象的目的，也不利于危机学习，还极易为谣言和恐慌的产生提供土壤，导致社会对学校管理的质疑[8]；再加上社会不良媒体简单片面宣传和推波助澜[9]等因素，校园安全事件就具备了转化为次生社会安全事件的条件。在校园安全事件演化生成次生社会安全事件的过程中，由于少年儿童的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极易引起网民共鸣，形成情感共振。校园安全事件的属性及其严重程度将在次生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0]；除此之外，信息扰动、事件驱动、资源驱动、心理驱动、决策驱动是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演化的重要驱动因素[11]；一些网民由于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碎片化特征，基于个人经历和情感，对信息进行加工和自生产，不断消解事实真相，并把自生产后的“真相”传播出去蛊惑民众，使得谣言在左右事件发展方向上起到关键作用[1,12]。正如美国学者奥尔波特所言，“从未有一场暴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激烈程度的激化[13]”。因此，学校必须正确判断危机信息，采取恰当的方式与家长和媒介沟通[14]，在对外沟通中，要坚持公开信息、统一口径、双向处理的原则[15]。

本文以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校园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实践，将校园安全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核心要素作为影响校园安全事件良性演化的因素，建构研究模型，如图1。包括5个条件变量：家长行为驱动(家长)、学校应急处置(学校)、政府应急处置(政府)、传播属性(媒体)和事件属性(元事件)；一个结果变量：校园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失灵导致的次生社会安全事件。

图1 研究模型图Fig.1 Research model diagram

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2.1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于1987年提出，能有效处理主要由定序、定类和二分等形式构成的中小规模样本案例(10-60个)的数据[16]，是一种探索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找出结果发生或不发生的条件或条件组合的质性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与定量研究相比，前者假定各条件变量之间相互依赖，因果关系呈非线性，而后者则假定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因果关系呈线性；与案例研究相比，前者以条件组合为分析单元，探究结果发生或不发生的不同路径，后者以案例为分析单元，探究结果发生的固定模式。因此，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综合了定量研究和案例研究的优势，适合用于分析多诱因导致的校园安全事件演化问题。目前常用的QCA方法包括清晰集(Crisp Set)、模糊集(Fuzzy Set)和多值集(Multi Value)3种类型。虽然是否引发次生社会安全事件这一结果是清晰明确的(是或否)，但校园安全事件引发次生社会安全事件的原因错综复杂，部分变量无法用简单二分的形式进行测量，适合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2.2 案例选取

本研究通过网络田野研究方法[17]收集案例资料，依靠中南大学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评估中心建立的校园安全事件案例库，对得到有效应急响应和没有得到有效应急响应的校园安全事件进行筛选。首先，案例资料信息来源可靠，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权威媒体的相关新闻报道，以及各级政府官网、官微或官博上的相关情况说明与信息通报。其次，案例典型、社会影响大。第三，案例信息详细，至少能够从3个渠道获得相互印证的信息，基本还原事实真相。第四，案例材料包含5个条件变量和一个结果变量的明确信息。最后，依据QCA分析的不同结果的案例数量应基本相等，案例具备逐项复制或差别复制的特征，最终确定20个案例作为本研究的案例库，见表1。

表1 20个研究案例Tab.1 20 research cases

续表

3 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3.1 结果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校园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失灵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次生社会安全事件，由校园安全事件引发的次生社会安全事件大多数表现为破坏学校运行秩序的“校闹”和网络群体性聚集。因此，本文的次生社会安全事件指在学校安全事故处置过程中，发生家属及其他校外人员实施围堵学校、在校园内非法聚集、聚众闹事、网上发表不实言论等扰乱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秩序，侵犯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行为[18]。本研究的结果变量为校园安全事件是否引发次生社会安全事件。若是，则赋值为1；若否，则赋值为0。

3.2 条件变量的选择与测量

本研究的条件变量只涉及二分变量和四分变量2种类型，参照大多研究者的赋值方法，将二分变量赋值为0和1，将四分变量赋值为0、0.33、0.67和1[19]。

A:家长行为驱动,特指影响家长采取行动的负面情绪。

A1:家长的负面情绪。社会负面情绪累积将引发社会冲突[20]。家长的负面情绪指家长对涉及孩子身心健康的校园安全事件的消极心理反应或状态。一般来讲，面对学校这一组织，家长在校园安全事件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利益受损后的负面情绪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不断累积叠加会导致否定性行为的出现[21]。这种受负面情绪影响的行为能够传染，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聚集起一定的能量[22]，导致冲突升级。一般来讲，家长对于校园安全事件都会产生负面情绪，只是较强的负面情绪更难化解。因此，若案例中家长负面情绪强，则赋值为1；若负面情绪弱，则赋值为0。家长负面情绪的强弱以家长在校园安全事件中感受到的学校责任的大小，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强度判断。

B:学校应急处置,指学校在应对校园安全事件过程中所采取措施的总和，包括学校应对主体、学校应对态度、学校应对主动性、学校应对及时性4个子变量。

B1:学校应对主体,指学校在应对校园安全事件的过程中负责应急指挥和工作安排的主体，回应“谁来应对”的问题。学校管理者作为学校的责任主体，其基本任务是保障校园的安全状态与稳定秩序[23]，当发生校园安全事件，学校管理者能调动更多学校资源，对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理[24]。目前，我国中小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工作由校长统一领导和负责，因此，若案例中出现由校长以外的人员为主要应对者，则赋值为1，若校长为主要应对者，则赋值为0。

B2:学校应对态度,指学校在应急响应中面对家长和群众的态度。保证信息的透明化、客观化是风险应对的重要原则之一。信息的错误传达可能会引发二次危机[25]。若学校采取避而不谈或隐瞒的态度，会导致信息被错误传达，加剧家长的心理波动和不信任感，导致情况恶化。因此，若案例中学校应对方式为隐瞒、敷衍、避而不谈，则赋值为1；若为开诚布公，则赋值为0。

B3：学校应对的主动性，指学校是否在不受外力推动的情况下采取应对行动和措施。在利益冲突处于萌芽状态时，回应主体能否积极主动地就冲突双方的矛盾焦点进行调解并提出解决方案，直接关系到事态是变“干戈”还是化“玉帛”[26]。因此，若案例中出现学校被动应对，则赋值为1；若主动应对，则赋值为0。

B4：学校应对的及时性，指学校是否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和措施来应对校园安全事件。学校应对的及时性包括学校应急人员现场反应的及时性和与家长沟通的及时性。校园安全事件的发生具有突然性和后果严重性，要求学校作为第一反应主体，必须迅速及时地采取应对措施，其应对的及时性，是防止危机蔓延和事态扩大的关键[27]。因此，若案例中学校应对不及时，则赋值为1；若及时，则赋值为0。

C：政府应急处置，指政府部门在应对校园安全事件过程中所采取措施的总和，包括政府应对主体、政府应对态度、政府响应及时性和政府信息发布时间，4个子变量。虽然政府和学校都是校园安全事件的主要应对主体，但其扮演的具体角色并不完全一致。学校作为校园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是校园安全事件的直接应对者，政府是学校的后盾和借助力量，主要承担监管和协助之责。因此，测量学校应急处置和政府应急处置的子变量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C1：政府应对主体，指政府在应对校园安全事件的过程中负责应急指挥，同时是工作安排的主体。一般而言，政府应对主体层级越高，其拥有的行政资源数量越大、质量越高，应急能力也越强，并能间接影响行为干预效果[28]。因此，若案例中政府应对级别为市级以下，则赋值为1；若为市级，则赋值为0.67；若为省级，则赋值为0.33；若为国家级，则赋值为0。

C2：政府应对态度，一般表现为政府公开校园安全事件相关信息的程度。政府对事件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与事件解决效果呈正相关关系。政府越积极、全面地公布事件发展的真实情况，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事件解决的效果越好[29]。因此，若案例中政府应对态度为隐瞒、敷衍、避而不谈，则赋值为1；若为开诚布公，则赋值为0。

C3：政府应对的及时性，指学校将校园安全事件的相关情况上报之后，政府是否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和措施。及时性是突发性事件处理的第一现场原则。发生突发性事件，政府及时反应并进行处理，能将事件消解在萌芽和发展状态，避免更大冲突危机的出现[30]。因此，若案例中超过2/3的评论认为政府应对不及时，则赋值为1；若超过2/3的评论认为政府应对及时，则赋值为0。

C4：政府信息发布时间，指政府第一次官方发布校园安全事件信息的时间。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系统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等三个专项预案的通知》(教办〔2009〕11号)可知，学校信息发布的权力是有限的，当事故严重性达到一定等级，政府相关部门则成为信息发布的唯一官方主体，因此，信息发布时间是衡量政府应急处置的重要指标。信息发布时间是引导舆情走向、影响事件处理难度的重要因素。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和疏导，能够抓住信息发布和传播的主动权，消灭谣言滋生的条件，积极引导社会舆论，为危机事件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3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印发的《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及时发声，最迟应在24h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因此，若案例中政府信息发布时间超过24h，则赋值为1；若在24h以内(包括24h)，则赋值为0。

D：传播属性，本文特指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是否产生谣言。

D1：谣言，是指在事件传播过程中，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辟谣的消息或传闻[32]。谣言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催化剂[33]。换言之，谣言的出现，不仅会误导不明真相的直接利益受损者，甚至还会引发非利益相关者的愤慨或恐慌，产生社会群体的“共情”，起到聚众行动的作用，最终形成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心理群体[34]。因此，若案例中存在谣言导致事件恶化，则赋值为1，若无谣言存在或谣言未起作用，则赋值为0。

E：事件属性，指校园安全事件学校承担主体责任大小和事件危害程度。

E1：学校承担的责任大小。一般来讲，在校园安全事故中，学校负有教育、管理责任和救助义务[35]。发生校园安全事故后，需根据学校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情况来对其进行责任认定。学校承担责任越大，“家长向学校讨说法”的可能性也越大。从司法案例大数据来看，学校在校园安全事故中承担的责任并非是无限的[3]。为突出差异性，将学校承担责任大小分为4类：学校承担责任=100%、50%≤学校承担责任<100%、0<学校承担责任<50%、学校承担责任=0。若案例中学校承担责任为第一类，则赋值为1；若为第二类，则赋值为0.67；若为第三类，则赋值为0.33；若为第四类，则赋值为0。本研究邀请法律专家、公共管理专家共3人对每一个案例中的学校责任进行认定。从学校是否尽到教育职责(Education)、是否尽到管理职责(Administration)以及救助学生的及时性(Rescue)3个维度对个案中学校承担的责任大小(Responsibility)进行综合判定，并反复讨论，确定最终个案得分。得分计算公式为：

R=0.2Ed+0.5Ad+0.3Re

(1)

式中：

R—学校承担的责任大小(Responsibility)；

Ed—学校是否尽到教育职责(Education)；

Ad—学校是否尽到管理职责(Administration)；

Re—学校救助学生的及时性(Rescue)。

E2：事件危害程度，指校园安全事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Fischhoff 等[36]认为事件危害程度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而集体行动是风险感知在社会反应层面放大的具体表现[37]。也就是说，事件的危害程度越大，公众的风险感知越强烈，其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参照《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对突发事件级别的划分，以伤亡人数、资源耗损程度及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大小为划分标准，将校园安全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非常重大、较大、一般4个等级。若案例为特别重大这一级，则赋值为1；若为非常重大，则赋值为0.67；若为较大，则赋值为0.33，若为一般，则赋值为0。

变量选择与赋值说明，见表2。

表2 变量选择与赋值说明表Tab.2 The description table of the variable selection and assignment

续表

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子变量的权重，见表3，然后，用各子变量的分值乘以权重加总后得到该变量的最终分值。根据赋值规则和案例资料构建真值表，将真值表导入fsQCA3.0软件中进行计算。

表3 条件变量权重表Tab.3 The weight table of the conditional variable

4 结果分析

4.1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单个条件变量的分析涉及一致性和覆盖率的计算。一致性(Consistency)是指各条件变量或条件变量组合在整个样本案例中导致最终结果发生的关系度，用来描述条件(或条件组合)X与结果Y之间的关联程度，是判断必要条件的标准。当一致性指标大于等于0.9时，可将X视为Y的必要条件，即一致性指标(Yi≤Xi)≥0.9。覆盖率(Coverage)是指条件变量或者条件变量组合案例数与结果案例数之间的比值，用来描述X对Y的解释力度[38]。覆盖率指标越趋近于1，则说明X对Y的解释力度越大。

由表4可以看出，在5个条件变量中，只有“家长行为驱动”的一致性大于0.9，可视为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进一步分析覆盖率分值可知其能够解释约52%的案例，说明超过半数引发次生社会安全事件的案例中有家长负面情绪的出现。进一步分析所有子变量的一致性发现，达到必要条件标准的子变量为：“学校应对的主动性”，其一致性值为0.91，覆盖率值为0.78 ；“政府信息发布时间”的一致性值为0.90，覆盖率值为0.75；其他子变量虽未达到构成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标准，但是“学校应对态度”的一致性值为0.80，覆盖率值为1；“政府应对主体”的一致性值为0.84，覆盖率值为0.57。

表4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结果变量取值为1)Tab.4 The analysis result of the univariate necessity(the resulting variable is 1)

4.2 条件组合分析及措施

4.2.1 条件组合分析

条件组合分析是从组态视角出发，检验条件变量组合而成的不同组态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复杂解结果显示，如图2，条件组合的整体一致性为0.94，覆盖率为 0.55，说明输出的所有条件组合可解释约55%的案例，解释力度较高。具体来看，有2条路径的一致性大于0.9，见表5，能够导致结果出现，分别是路径一(家长行为驱动*学校应急处置*～政府应急处置*传播属性)和路径二(家长行为驱动*学校应急处置*政府应急处置*～传播属性*事件属性)。将路径一回归到案例库中发现，成都实验七中食品安全事件、山东海阳英才实验学校食品安全事件、陕西榆林金阳幼儿园食品安全事件均属于此条路径。将路径二回归到案例库中发现，北京实验二小“毒跑道”事件、浙江三门小学“毒跑道”事件、江苏常州外国语实验学校“毒地”事件均属于此条路径。

图2 条件变量组合计算结果Fig.2 The combination calculation result of the condition variable

表5 条件变量组合结果表Tab.5 The result table of the conditional variable combination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

(1)“家长行为驱动”和“学校应急处置”是路径一和路径二中共同出现的条件组合，说明该条件组合是引发次生社会安全事件最关键的一种组合方式。

(2)“政府应急处置”“事件属性”“传播属性”作用有限。首先，在路径一中，“政府应急处置”没有出现，而在路径二中，“传播属性”没有出现，这说明“政府应急处置”和“传播属性”并没有以往个案研究结论中的那么重要，其在校园安全事件演化中作用效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其他条件变量的组合。这种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校园安全事件与其他突发性事件相比具有特殊性，其他突发事件的第一反应主体是政府，而校园安全事件的反应主体先是学校后是政府。如果校园安全事件的相关信息公开及时，谣言的作用也不大，所以，传播属性的作用有限。另外，“事件属性”在路径二中出现，但未在路径一中出现，说明在不同的条件组合中，事件属性并不是必须存在的条件，可被其他条件所替代。

4.2.2 应对措施

避免校园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失灵，要做到3个第一。首先，第一时间缓解家长负面情绪。不管学校责任大小如何，学校应急响应人员应该在第一时间安抚家长情绪，而不是因为担心家长“闹事”，把家长拒之门外。家长负面情绪的化解是防止校园安全事件恶性演化的关键要素。校园安全事件发生后，学校应成立专门的沟通小组，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安全事件的详细情况，以坦诚的方式解答家长的所有疑问，充分保障家长的知情权；并搜集家长的意见和利益诉求，畅通家长的利益诉求渠道，秉持诚恳、有效、有针对性的原则与家长进行及时、充分的沟通，以稳定家长的情绪，尽可能地消除家长的不安、担忧和不满，让家长能够冷静思考、理性行动。其次，学校第一责任人第一时间主动响应。校园安全事件发生后，学校第一责任人必须成为应急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安排者，并出面与家长进行沟通，让家长看到学校解决事件的诚意，提升家长对学校能良好解决事件的信任度，促进校园安全事件的良性解决。再次，学校和政府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学校和政府相关部门采取逃避、隐瞒甚至是欺骗的方式回应家长和群众的疑惑，不仅无法推动事件的良性化解，还会使家长和群众丧失对学校的信任而妄自揣测，制造、传播和相信谣言，增加事件解决的难度。在校园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中，主动第一时间进行信息沟通，才能掌握事件发展的控制权。

5 结论

本研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个校园安全事件的演化进行分析，旨在发现导致校园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失灵的因素。研究结论如下：

(1)家长的负面情绪、学校应对的主动性和政府信息发布时间是成功引发次生社会安全事件的必要条件。

(2)家长行为驱动*学校应急处置*～政府应急处置*传播属性+家长行为驱动*学校应急处置*政府应急处置*～传播属性*事件属性都将使校园安全事件演化为次生社会安全性事件。家长行为驱动和学校应急处置是校园安全事件演化为次生社会安全事件的核心要素。政府应急处置、传播属性、事件属性这3个条件变量则需与其他条件组合在一起，才能对引发次生社会安全事件的作用更大。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是笔者指导硕士研究生万芊完成，研究数据的独立使用得到了万芊同学的许可，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