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杰副研究员

(1.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北京 100190；2.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葫芦岛125105)

0 引言

风险社会是由德国知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1]在《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中首次提出，随后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主题。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在发展现代化过程中不能逾越的一种社会状态。近年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外部风险无论从数量还是影响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人类所能承受的范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风险社会在此背景下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

风险社会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相关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大量学者从社会学、法学以及哲学等角度对风险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剖析和研究。同时，也有大量学者致力于将风险社会理论与我国社会风险的实际相结合，对社会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措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能对我国风险社会的研究态势有一个全面认识，促进我国风险社会的研究。本文将利用科学计量和知识图谱的分析方法，对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风险社会的研究论文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风险社会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从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中，以“篇名=风险社会”来进行检索，共得到1998-2020年493篇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论文。所下载的论文显示，风险社会研究在该数据库中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对所下载的数据进行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风险社会研究分布在20个不同年份中，发表在208个不同期刊上，共包含553位作者、383个机构、1 079个关键词和6 000条参考文献。

图1展示了2001-2020年，我国风险社会研究论文产出总趋势。在CSSCI收录的论文中，2001年，薛红[2]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文，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中对性别和婚姻家庭分析，讨论在个体化浪潮之中的性别身份和婚姻家庭问题。在2001-2011年，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呈现出急剧增加的态势，总体呈线性增长，反映该时期社科界对风险社会研究的高度关注。2011年之后，风险社会的研究急剧减少，一直持续到2019年。2020年，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关注度又迅速提高，这与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有直接关系。

图1 2001-2020年我国风险社会研究的产出趋势Fig.1 The annual outputs of risk society researches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0

2 结果

2.1 风险社会研究的知识产出主体

风险社会研究知识来源分布分别从产出机构、作者以及期刊3个维度进行分析。在风险社会研究中产出机构和作者，如图2。在机构维度上，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以及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在过去20年风险社会论文总量都超过10篇。在图2中的高产机构中，北京师范大学有2个二级学院，包括哲学与社会学院和教育学院参与风险社会的研究。从二级学院名称不难得出，风险社会主要来源于社会学、公共管理以及哲学等相关院系。在包含的553位作者中，有482位作者仅仅发表1篇论文，43位作者发表2篇，发表2篇以上的作者共有28个。在所有作者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康之以发文量16篇位居风险社会研究作者的首位。张康之自2010年第一论文《论社会风险中的自由》发表以来，所发表的16篇论文刊载在16个不同期刊上，特别是仅2020年就发表了14篇关于风险社会的论文。张康之的论文除了2020年的《论科学技术进步与风险社会》一文，其他论文都以《论社会风险+》的形式出现，包含社会风险中的自由、重塑自我与他人关系、决策、去中心化、消极平等以及生命价值等问题。此外，庄友刚、刘岩、夏玉珍、张广利、张海波以及楚江亭等论文的产出相比其他学者也较为活跃。从时间序列上来看，这几位学者在过去2年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并不活跃。

图2 2001-2020年我国风险社会研究的主要产出来源Fig.2 The main output sources of risk society research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0

2.2 风险社会研究知识载体及耦合

风险社会的研究论文刊载在208个不同的学术期刊上，载文量在5篇以下的期刊达到183个，占比达88%。仅仅有25个期刊，发表超过5篇风险社会论文。在这些期刊中，载文排名前12的期刊，如图3。风险社会的研究主要刊载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2篇)、《江海学刊》(10篇)、《中国行政管理》(9篇)以及《甘肃社会科学》(9篇)等期刊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风险社会载文的时间跨度为2002-2008年，其中2005年发表8篇风险社会研究论文，处于其发文的峰值。2008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则无风险社会方面的论文发表。在过去5年(2016-2020年)，风险社会刊文活跃的期刊主要为《中国行政管理》(6篇，发文时间：2017-2019)、《学习与探索》(4篇，2016-2020)、《内蒙古社会科学》(4篇，2016-2020)以及《贵州社会科学》(4篇，2016-2020)。

知识的耦合可以通过所共享的相同参考文献的数量来衡量，2个知识单元之间所共有的参考文献数量越多，则2个知识单元的相似性越高。例如，在期刊知识耦合网络中，2个期刊所刊载的论文引用的相同参考文献数越大，则2个期刊在研究上就越相似。通过VOSviewer知识可视化分析工具，提取载文量不小于5篇的期刊，构建刊物之间的耦合网络。得到包含25本期刊，279条耦合关系的期刊耦合网络。在网络中，一个节点代表一个期刊，节点的大小与期刊刊文的多少成正比。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期刊之间存在耦合关系，连线越粗则耦合关系越强。图4中显示耦合关系最强的10对期刊。结果表明：《学术界》虽然仅仅发文8篇，但是与其他期刊之间耦合关系密切。《学术界》在期刊耦合中的重要地位显示：该刊的风险社会研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是最为经典和代表性的风险社会研究文献。在所有的耦合关系中，耦合强度最大的是《学术界》和《山东社会科学》，反映这2本期刊在风险社会的刊文中具有大量相似的知识基础。

图3 2001-2020年我国风险社会研究的期刊分布Fig.3 The journal distribution of risk society researches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0

2.3 风险社会研究的主题演化

按照风险社会研究的文献年度分布曲线，将风险社会研究划分为3个子数据集：2001-2011、2012-2019以及2020年。3个时间段高频关键词分布，如图5。在所有关键词中，风险社会作为关键词出现392次，风险社会理论出现22次，分别排在所有关键词的第1和第3位。由于风险社会(理论)是本文检索的主题，意义广泛并在研究中不具备分析的意义，因此在时间分布中重点解释其他高频关键词。

图4 2001-2020年我国风险社会研究所在刊物的知识耦合Fig.4 The knowledge coupling of journals publishing risksociety research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0

图5 2001-2020年我国风险社会研究的高频主题Fig.5 The high occurrence keywords of risk society research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0

2.3.1 2001-2011年风险社会高频主题分析

2001-2011年我国风险社会的研究急剧增长，该阶段的研究热点主题为风险、现代性、社会风险、全球化、和谐社会、乌尔里希·贝克以及风险治理等。在这些研究热点中，风险和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理论)词义和内容最为密切，含义宽泛，因此不做讨论。这些高频词汇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风险社会研究热点涉及的具体内容。下面对高频词的解读如下：

(1)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的研究。风险社会的代表人物贝克和吉登斯在其关于风险社会的著作中就将现代性放在重要位置。代表性成果有贝克的《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和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4]。启蒙思想家和现代化理论家认为，现代性就是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是社会变迁和未来的理想状态(钱亚梅，2007)[5]。现代性之所以成为热点，这是因为现代化促使风险由“外部风险”向“内部风险”的转型，促使“人造风险”的普遍化，从而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我国学者对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的讨论就是建立在贝克和吉登斯的研究基础上开展的，如汪建丰[6](2002)基于吉登斯现代社会风险思想，对风险社会与现代性相关问题进行反思，系统性地对风险、风险的二重性和“风险社会与反思现代性”进行讨论：钱亚梅[5](2007)则通过对现代性概念的系统论述，进一步分析“现代性的双重维度”以及“风险社会中的现代性”。此外，在研究中，风险社会现代性的研究与风险文化、政治学以及和谐社会的研究具有一定联系。

(2)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全球化浪潮不仅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风险社会问题也变得突出。与现代性类似，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类进入风险社会。杨雪冬[7](2004)系统地将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关系进行总结，认为全球化大大增加风险的来源，放大风险的潜在影响和后果。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推动全球风险意识和风险文化的形成，呼唤并推动着全球风险治理机制的变革。在我国风险社会研究的主题中，针对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开展不同方面的论述，涉及内容包含全球化与世界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以及知识政治等。总之，在全球化浪潮下，人类需要反思这种更加宏观维度的风险社会特征，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3)和谐社会与风险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2004年9月19日在中国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国学者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就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进行研究[8]。毋庸置疑，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要建立和谐社会，需要重视并善于利用风险社会理论来降低社会风险，以指导和谐社会的风险治理。

从该时间段关键词的时间分布特征来看，在早期全球化、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是与风险社会研究相关的研究热点。在本阶段末期，风险社会研究中与媒介和抽象危险犯相关的研究相对活跃。

2.3.2 2012-2019年风险社会高频主题分析

2012-2019年我国风险社会的研究呈现显著衰退。该时期我国风险社会研究的主题主要为现代性、环境风险、个体化、应急管理、社会风险以及风险刑法。与上一阶段相比，现代性和社会风险仍然是风险社会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值得注意，该阶段出现的环境风险、个体化、应急管理、风险刑法、食品安全、全球风险社会、刑法以及环境犯罪为新的研究热点。从关键词的整体分布来看，风险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受到很大重视，涉及的主题有风险刑法、环境犯罪、刑法等。下面对该阶段新兴的研究主题做如下分析：

(1)环境风险与风险社会。在采集的研究论文中，与环境风险相关的研究主题有不确定性、风险感知、风险的社会放大等。关于环境风险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全球面临的环境退化、企业的环境责任等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法律维度的讨论和分析成为核心。例如，在该时期，环境犯罪成为研究热点，研究内容涉及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环境刑法等问题。

(2)个体化与风险社会。在研究中，风险社会情景下，与个体化直接关联的研究涉及现代性(包括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社会自主性、开放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等。在个性化风险社会的研究中，刘秦民[9](2016)认为，现代性在不断消解阶级意识、性别差别、职业以及家庭观念等，并实现个体化；张广利等[10](2016)认为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理论关于风险社会状态的基本命题，且认为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不在以阶级、家庭等制度性的东西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物，而完全以自己作为决策的主体。风险社会的个体化，将带来人类个体风险意识的增加，但也带来对某些风险的过度反应和非理性应对。

(3)应急管理与风险社会。应急管理是人类面对风险社会和与风险共生的必要措施。自我国发生SARS、南方雪灾、汶川地震以来，应急管理被提升到特别重要的位置。在该阶段，多位学者针对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问题进行讨论，如张海波[11](2010)以南方雪灾为例，讨论高风险社会中的自然灾害管理问题；朱华桂[12](2012)对风险社会中的社区抗逆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抗逆力是应急管理的关键点之一；郭骅等[13](2017)则对风险社会中应急管理的情报体系和应急管理决策支持体系进行研究。

(4)风险刑法与风险社会。风险刑法最早出现在德国刑法学家Prittwitz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刑法与风险》中，认为是一种目的性刑法。在Prittwitz和卢建平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我国学者张道许[14](2012)在《风险社会中刑法的立场选择》认为：“风险刑法理论就是以预防风险为主要目的，以处罚危险犯为手段，力图实现刑罚的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的刑法理论”。从风险刑法的概念上来看，风险刑法是在风险社会的情景下，控制风险的法律手段。从当前数据文本中显示，我国关于风险刑法的研究还停留在初级的讨论阶段，如陈君[15](2014)对风险社会下公害犯罪的抽象危险犯进行研究；赵运锋[16](2019)则研究讨论风险社会与刑法解释观，认为当前风险刑法并没有充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支撑，且在刑法立法层面影响有限，建议在刑法解释中保持相对克制的姿态；刘涛等[17](2019)则认为：“期望通过刑法识别并遏制社会诸领域的风险只是幻想，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误读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也对刑法理论产生消极影响”。关于风险刑法的各种观点的交织，一方面表明风险刑法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另一个方面也反映风险刑法还处在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和学说。

2.3.3 2020年风险社会高频主题分析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并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结合图5和图6的2020年关键词的分析，合作行动和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我国风险社会研究的核心。此外，科学技术和文化冲突也有一定的研究，但规模并不大。

图6 2020年我国风险社会研究的关键词聚类Fig.6 The keyword clusters of risk society researches in China in 2020

在合作行动的研究中，相关联的主题涉及命运共同体、人的共生共在、生命价值、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在合作行动的相关研究中，表现最为活跃的学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康之教授，2020年张康之连续发表7篇论文(见表1)，论述风险社会中的若干问题。张康之认为：“无论是以个体形式，还是以集体性形式开展行动，都需要合作行动作为保障。风险社会中社会性活动都应以合作行动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在当前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人类在风险社会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表1 张康之教授风险社会与“合作行动”相关的论文Tab.1 The papers related to risk society and cooperative actionwritten by Zhang Kangzhi

2020年，全球遭受严峻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该疫情影响范围和死亡人数都达到特别严重的水平。风险社会情景下，新冠的研究主题涉及国家治理、疫情防控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等。在研究中，刘成斌等[18](2020)基于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理论，系统剖析新冠疫情与以往技术风险为主导的风险社会的相同点以及新冠疫情风险所呈现的新特征，并基于新冠疫情所呈现的风险社会新特征，提出动态风险观与风险社会发展和管理的建议。此外，李恒全[19](2020)和文军[20](2020)分别讨论风险社会视角下的重大疫情危机及其治理与风险社会学视角下的新冠疫情的共同体防控。

3 结论

对以往我国学者风险社会研究态势的系统分析，能有效地为当前我国风险社会研究提供全面的咨询，并促进我国风险社会的研究和发展。本文分析CSSCI收录的493篇论文，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风险社会研究呈一定波动性。在2001-2011年，风险社会在我国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增长趋势；然而在2011年之后，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激发下，风险社会的研究较上一年有较大的增长。可以预见，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风险社会将重新得到社科界的进一步关注。

(2)我国风险社会研究的产出主体集中在社会学、哲学以及法学性的科研院系中，代表机构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以及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等。在高产学者中，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康之最突出，且在近期最活跃。此外，庄友刚、刘岩、夏玉珍、张广利、张海波以及楚江亭等也在风险社会研究中表现突出。

(3)风险社会研究刊载在200多个CSSCI期刊上，表明风险社会研究在社科界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征。高产的期刊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江海学刊》《中国行政管理》以及《甘肃社会科学》等。在过去5年，刊载风险社会研究活跃的期刊主要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习与探索》《内蒙古社会科学》以及《贵州社会科学》等期刊。

(4)风险社会的研究热点主要分布在现代性、社会风险、风险治理、个体化、全球化、和谐社会、环境风险以及环境刑法等方面。这些主题都与风险社会息息相关，并在不同方面表征风险社会的影响因素、对策以及与我国相关政策的关联。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背景下，风险社会的研究又唤起学术研究的关注。在新冠疫情研究中，合作行动、风险治理、国家治理等成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新兴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