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甲星（1994—），女，安徽省阜阳市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进行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重使命，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协调互动的历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我们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建树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应深刻总结党百年来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经验，继续围绕重大时代课题开展自我革命;坚持依法依规治党，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革新领导国家治理方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规范党员干部生活方式，引领社会新风尚，在治党与治国良性互动中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64（2022）01-0020-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以坚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奥秘所在。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勇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豪迈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一、围绕重大时代课题开展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肩负回答重大时代课题的历史使命。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提出问题和任务、解决重大时代课题的历史。重大时代课题为党进行自我革命提供了动力，根据重大时代课题和主要任务，调整自我革命的策略推动社会变革，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特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课题，通过同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巩固了党的组织，保证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自我革命中及时纠偏，明确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社会分析，决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怎样进行中国革命”便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在探索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的过程中，由于对革命规律的把握不足，党内多次出现错误倾向，阻碍了党的建设水平的提高和党的事业的顺利推进。但中国共产党都以坚定的自我革命，积极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保证了革命的正确方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八七会议总结革命经验，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先后出现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党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执行力纠正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党在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纠正了错误的军事和组织路线，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前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否认党在抗战中要争取革命领导权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右倾错误主张，为党领导取得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以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思想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为重点，以彻底清除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为主要目的，实现了党在思想上的一次自我革命，将党的思想统一到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1948年，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2]。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制定，反映了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的正确把握，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方向、领导力量、性质与前途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政治路线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党内滋生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不良风气，毛泽东保持忧患意识，又创造性地提出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进京赶考”论和“两个务必”思想，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自我革命中肃清错误思想倾向，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从落后挨打到“站起来”伟大飞跃的保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党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探索中也出现了一定失误。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全国范围内开展起“大跃进”运动，

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公有化程度”等，造成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混乱局面。面对经济困难，党发扬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开展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提出规范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反思“大跃进”错误产生的原因，强调在日后的工作中要注重调查研究，正确认识并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样，党逐渐纠正了错误，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此外，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党内开始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挫折。这一次挫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遭受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通过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再一次进行了思想革命，而后逐步完成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共十三大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总依据和根本遵循。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理论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党在自我革命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为在实践中推进改革开放这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前提。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牢记历史经验，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和克服各种错误倾向，解决了诸多思想政治问题，保证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思想路线、党的组织路线等的贯彻执行，中國逐步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为回答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带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保持清醒头脑和政治定力，认识到使命越光荣，

目标越宏伟，越要增强忧患意识，直面和解决复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愈大愈惧，愈强愈恐”的政治警觉，强调：“‘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世界上最可怕的敌人从来是自己。我们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更需要‘愈大愈惧，愈强愈恐的态度，切不可在管党治党上有丝毫松懈。”[5]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使命，刀刃向内，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要继续围绕重大时代课题开展自我革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领导体制，改善领导方式;经常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肃清思想顽疾;加强理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革除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围绕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坚定的自我革命推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

二、依法依规治党，推动全面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只有把党管好治好，才能把国家建设好、治理好。党纪严于国法，用严格的党纪保障、促进国法的实施，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政治思想自觉。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党的制度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视和加强，为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强大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6]。中共十九大强调要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这些都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通过依法依规治党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决心。

根據主要任务和具体问题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进程中总结出的一条宝贵经验。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7]，这是党关于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典型、集中表述。建党初期，我们党就意识到建立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性。据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制定党内法规131部，这些党内法规主要涉及党章和党章性法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相关法规、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相关法规和党的军事法规等。其中，有关党章和党章性法规共修订7次，体现了党高度的问题意识和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为应对党内白色恐怖，我们党改革组织制度，于1927年出台《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1931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通过、193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的发布，都为强化党的纪律提供了制度保障。面对党员人数增加，但党员素质与革命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193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以党内法规文件的形式推动党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党性觉悟，以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党既严格制定党内法规，又严格执行党纪国法。在延安时期“黄克功逼婚杀人案”中，毛泽东在情与法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的罗瑞卿也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功劳、地位和才干影响法律制裁。在党纪国法面前不偏不倚，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纯洁组织、依法依规从严治党的生动证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期间，我们党共制定党内法规57部。成为执政党后，我们党面临的新形势向党提出了新问题，党内法规随之新增党同政府关系方面的内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基于对“文革”时期党内思想混乱、党的政治生态污浊化的反思，党中央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推动党在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上的拨乱反正;“文革”后新的干部队伍的组织与建设科学化需要一定的法规制度保障，为此党中央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实施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党员干部带来考验，党中央出台一系列党内法规以遏制部分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以权谋私;反思1989年政治风波，党意识到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发布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等，随后又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加强党员与党的干部思想教育、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选拔与管理党的干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布系列法规条例等，这些法规制度在推动改革开放行稳致远中发挥着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注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和协调，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一系列措施构筑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中国共产党依法依规治党的百年生动实践，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我们党应将自我革命推向深入，发挥党纪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形成一套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制度执行力;坚持“宪法为上”“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党领导立法”的原则，用依法依规治党推动依法治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三、革新领导国家治理方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我们党领导国家治理的能力，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肩负着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稳固国家政权的历史重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放弃领导地位或完全抛弃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为历史和现实所不允许的。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充分证明，我们党在领导国家治理过程中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策略总体上是科学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不断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坚持一系列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治国理政方略，才能摆脱湮没于时代洪流的命运，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就要求我们党与时俱进，革新领导国家治理方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党革新领导国家治理的方式，主要体现在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党和社会的关系，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方面。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瞩目成就，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但在每一次失误中都蕴含着进一步革新的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共同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格局出现了权力相对集中和“强国家-弱社会”高度组织化的趋势，为此中共八大修改党章，特增加集体领导部分，明确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8]。“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各级组织都受到严重冲击，除国务院和军队系统以外的国家机构基本瘫痪，原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更无发挥作用之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痛定思痛，决定下大力气整改，明晰、完善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方式。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反对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之后，我们党又强调党中央权威和地方自主相结合的重要性，并逐渐恢复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党代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等，通过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外，党的章程、宪法和法律的每一次修改、调整，都极大地适应了国家治理需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重大课题，擘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蓝图。中国共产党从挖掘歷史文化资源、推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利用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进行探索，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充分体现了党把握大局、把握大势的执政能力。

历史经验表明，在政党领导国家治理模式下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关键。从革新领导国家治理方式着力推动社会革命，首先要求全党要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澄清理论是非，破除“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荒谬论调，为革新领导国家治理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其次，全党要坚决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基本领导方法和依法执政这一基本领导方式，“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9]，保证全党为革新领导国家治理方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集体智慧。再次，要坚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成为国家良治的最大受益者。最后，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和政府各级各类组织必须做到权责明确、协同治理，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革新与完善领导国家治理的方式，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四、规范党员干部生活方式，引领社会新风尚

生活方式是个人、群体或全体社会成员进行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的形式，其受生产方式的制约，受一定文化、历史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百年来，我们党矢志不渝与贪腐浪费现象和不正之风作斗争，引导党员干部树立绿色文明生活理念、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推动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变革，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10]，要求党持续加强自身建设，鞭策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批评、整改部分党员干部奢靡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作风，集中展现了党员、干部的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也是党引领社会风尚，推动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变革的前提。腐败问题，事关党的领导地位和群众切身利益。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毛泽东指出，腐败分子是“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11]。邓小平将腐败现象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联系在一起，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内部就有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范党员干部生活方式。1929年我们党就把廉洁奉公的内容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1933年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腐化分子，推动培育了广为传颂的“苏区干部好作风”等良好风尚。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严惩贪污，禁止浪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通过“三反”运动与腐败现象作斗争，对党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整改和批评。此后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反贪腐浪费、骄奢淫逸以正风肃纪，强调抓落实、见成效。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和推进《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明确要求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规范出访活动等，涉及党员干部日常生活各方面，并提出让全党全国人民监督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我们党坚决反对“四风”，对腐败“零容忍”“无例外”，决心实现“不敢腐”的目标、完善“不能腐”的制度、构筑“不想腐”的堤坝，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态势并获得巩固与发展。此外，党中央还创新引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具体形式。从中共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几乎每一年都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动员广大群众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护生态的责任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引领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培养勤俭节约的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党员干部要带头实施“光盘行动”，向“舌尖上的浪费”宣战，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需奋斗。党员干部要做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和标杆，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从自身做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践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坚决反对并与一切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和铺张浪费的陋习作斗争，在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中引领社会新风尚。

五、结语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以坚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的根本所在。历史是最生动的教科书。百年大党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在长期摸索中取得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进行好，必须站在百年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为目标，继续依法依规治党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在革新领导国家治理方式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以规范党员干部生活方式引领社会新风尚，砥砺前行，久久为功。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9.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0.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43.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4.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50.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25.

[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20.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8.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