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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逻辑开端

2022-03-23聂海杰黄明睿

关键词:博士论文

聂海杰 黄明睿

[作者简介]聂海杰(1981—),男,河南省开封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黄明睿(1995—),女,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摘要: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整体逻辑进程看,博士论文对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大学时期,马克思遭遇了旧哲学将“应有之物”与“现有之物”截然对立的难题,陷入了无法克服的“世界观危机”之中。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性材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马克思对该难题进行了深入求解,确立了将“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有机统一的哲学观。这一成果不仅使得马克思走出了“世界观危机”,而且为其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所实现的世界观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一,马克思摒弃了将“感性世界”视为“假象世界”的“柏拉图主义信条”,截然相反地承认“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存在论前提;其二,马克思深刻把握住了“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矛盾关系,并对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及其辩证转化作了深入剖析,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方法论根据;其三,马克思追溯了造成“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二者矛盾关系的根源,并将消除根源、解决矛盾的方法诉诸主体的抗争,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价值观支撑。在此意义上,博士论文构成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逻辑开端。

关键词:博士论文;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世界的哲学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64(2022)01-0027-09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研究已然十分深入,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理论成果。然而,如何基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整体发展过程,重思并锚定博士论文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地位,这仍然是一项值得认真思索的课题。众所周知,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马克思的世界观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转向。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及其根本转向,与前期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有着内在联系。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确立的虽思辨但辩证的世界观,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在此意义上,博士论文可谓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逻辑开端。

一、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问题意识,即要解决的难题是大学时期所引发的“世界观危机”。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后,受老师爱德华·甘斯等人的影响,“马克思在研究中,感到头等重要的事是钻研哲学”[1],于是就从法学领域走入哲学领域,“试图使一种法哲学贯穿整个法的领域”[2]7。然而,马克思这场“哲学实验”并未成功,他并未能够构建出一个令自己称心如意的“法的形而上学体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陷入了“世界观危机”之中,遭遇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严重障碍”,即“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2]7。马克思真切地意识到,这个为“理想主义所固有”的“对立”,是导致自己的研究走向“无可救药的错误”的“根源”[2]7。如何克服这一“世界观危机”,即如何扬弃旧哲学的先验的世界观,是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向必须解决的难题。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难题不可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对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割裂”。究其实质,困扰马克思的这个为“理想主义所固有”的“对立”,实则是旧哲学世界观的形而上学特质的集中反映。“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3]柏拉图的理念论继承了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们的本体论致思形式,并将之提升为一种独有的哲思理路:将作为“存在者大全”的“世界”界分为“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两个领域,并且将后者视为前者的本原。柏拉图关于世界的二重化构造及其先验地将“超感性世界”设定为哲学的领地,他这样一种带有十分典型的观念论特质的世界观,对整个传统西方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纵观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所有西方哲学家都把“感性世界”界定为“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与此同时,他们都将“超感性领域”视为“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如此一来,无论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这些形而上学家都共同地将“柏拉图主义信条”奉为圭臬,因而都共同地将“超感性世界”尊崇为“形而上学的世界”[4]。这里存在着一个让人费解甚或是不解的疑难:唯物论者为何也是“柏拉图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或经验论哲学家在接受了柏拉图的二重世界的基础上则与柏拉图有所不同,他们对现象世界采取更为寬容的态度,他们承认现象的实在意义,也承认现象对于认识真理的实在意义,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认为现象能够提供关于真理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人们对于现象的认识只是通向真理性的认识的一个跳板。”[5]不可否认,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并非没有区别,他们对于“世界的本原究竟是什么”的回答,的确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形。然而,唯物论者将某种自然元素乃至于自然界本身设定为本原,这种做法充满不彻底性:不仅未能真正揭示世界的本来面目,反而立即就陷入了基于某种抽象的“物质本原论”构造世界的观念论幻象之中,因而与惬意地栖居于“形而上学王国”之中的唯心论者相逢。因此之故,贯穿于传统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个十分隐秘的事实是:“自柏拉图以降的一切哲学都是‘唯心主义(Idealismus)——这是在一种清晰的词义上来讲的,意即:人们是在理念中、在观念性的和理想性的东西中寻找存在。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奠基者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说:一切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柏拉图主义本质上意指着同一个东西。即便在对立思潮和颠倒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也还是决定性的。”[6]基于此,我们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世界观呈现出十分典型的柏拉图主义特质。这种柏拉图主义世界观实则是基于某种抽象观念对世界进行先验筹划,由此将世界构造为“现象”(感性世界)与“本体”(超感性世界)的复合体,并将后者这个更高层级的领域设定为哲学的领地。这是所有传统西方哲学的世界观的本质规定:“存在者的存在的展开,就是Φιλοσοφíα(哲学)”[7];与此同时,这也是西方哲学作为“研究‘诸存在者(to on)作为诸存在者以及‘诸存在者由于其本性所应具有的禀赋”[8]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规定。亦因此,我们认为,困扰马克思的难题及其所导致的“世界观危机”,实则是包括德国哲学在内的传统西方哲学的世界观的问题;马克思遭遇到“世界观危机”,实则是触及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世界观的形而上学性质及其柏拉图主义特质。

二、博士论文对马克思“世界观危机”的克服

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逻辑表明,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马克思在世界观层面上完成了对旧哲学的超越,实现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革命性变革[9]。然而,这一革命性变革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其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实则奠立于前期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之上。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对困扰自己的上述难题进行了深入求解,初步走出了“世界观危机”,有效克服了传统西方哲学世界观固有症结,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

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方式并非专题式的,而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一种很特别的形式,即诉诸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二人“原子论”的比较研究。通过对这两位原子论者的世界观的本质差异的比较,通过采取这样一种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马克思对大学时期困扰自己的难题——他所陷入其中的传统西方哲学的柏拉图主义世界观的弊病——作了深刻求解。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该问题的求解,已然在作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准备性材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先行开始了。马克思直接地受到了黑格尔虽思辨但辩证的哲学观的影响,自觉地站在黑格尔的肩膀上,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关系问题放到了整个古希腊哲学史中去看待。马克思深谙古希腊哲学固有的形而上学品性:“希腊哲学家是造物主,他的世界和在实体东西的天然阳光下繁荣昌盛的世界是不同的。”[10]63在“笔记二”中,马克思直指柏拉图理念论的弊病:“柏拉图用下述观点表达他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理念的独立王国翱翔于现实之上(这个彼岸的领域是哲学家自己的主观性)并模糊地反映于现实中……现实性的实体世界实际上现在是以观念化的形式进入柏拉图的意识,但这样一来这个观念世界本身就跟那个与其相对立的真实的实体世界一样简单地分解于自身之中。”[10]69柏拉图由此确立了关于世界的解释:“不仅力图把存在的东西列入观念性的领域,而且力图把存在的领域也归入其中:这个观念性是进行哲学思维的意识中的一个封闭的、特殊的王国。”[10]70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当柏拉图对世界进行如此二重化的构造,当他确立关于世界本质的这种解释之际,也就同时陷入了观念论的幻象之中。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并未陷入这样的形而上学幻象,他将世界的本质视为原子与虚空的统一体,坚持了一元论的基本哲学立场。马克思肯定了这样一种带有明显朴素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合理性,赞扬伊壁鸠鲁“这种朴素性的结论在表述时没有近代所固有的偏见”[10]39。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伊壁鸠鲁原子论及其世界观的一元论特点,更加具体地展现了他对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固有的二元论幻象的克服。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二人都是原子论的信奉者,但二人的观点和主张大相径庭,存在着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在世界观上集中而又鲜明地展现了出来。总的说来,德谟克利特坚持的是二元论的世界观,割裂了作为本原的“原子”与“可感知的现象世界”的相互关系。究其实质,“德谟克利特未能把本质世界(原子)和现象世界(事物)统一起来”[11]。德谟克利特一方面坚持认为“感性现象”并非“原子本身所固有的”[10]199,认为“它不是客观现象,而是主观的假象”[10]199;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将“感性现象”视为“唯一真实的客体”[10]199。事实上,德谟克利特这样“时而把这一面,时而把另一面当作主观的或客观的东西”[10]200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他这样处理矛盾的方式即将“两个矛盾”分配在“两个世界之间”[10]200,不仅无法消除矛盾,实际上还陷入了主观幻想之中,并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德谟克利特因而就把感性的实在变成主观的假象。”[10]200这样一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就充满不彻底性,实则就陷入了将“原子世界”与“感性世界”截然对立起来的二律背反之中。伊壁鸠鲁克服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不彻底性及其迷误。“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10]200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所折射的是兩种世界观的根本差异。不同于德谟克利特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柏拉图那样对世界进行二重化的构造,伊壁鸠鲁却坚持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在他看来,“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世界是由现象界(“感性世界”)和本质界(“超感性世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这难道仅仅是伊壁鸠鲁本人的原子论思想及其世界观倾向吗?显然并非如此。

在对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中,蕴含着马克思自己所坚持的世界观及其存在论立场。马克思反对德谟克利特而支持伊壁鸠鲁,实际上表明了他对于伊壁鸠鲁的一元论的世界观的肯定和认同。也就是说,马克思摒弃了德谟克利特(当然也包括柏拉图)将“两个世界”截然分离的二元论世界观,坚持的是将现象界与本质界有机统一的一元论世界观。

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马克思撇开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集中地阐述了自己所秉持的哲学立场。马克思在这里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黑格尔的弟子们,不仅批驳了老年黑格尔派,而且还批驳了青年黑格尔派。当然,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仍然是着眼于世界观层面。马克思十分敏锐地觉察到,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老年黑格尔派,他们在反对黑格尔时“昧着良心去斥责他们的老师”[10]257,也否弃了黑格尔哲学的精华。与他们这种简单化对待黑格尔的态度不同,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及其哲学的态度十分审慎且公正。在他看来,作为黑格尔的弟子,他们不能因黑格尔哲学观点的错误而全然否定黑格尔的哲学观,“他的学生们就应该根据他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10]257。马克思主张,一个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既不能像老年黑格尔派那样亦步亦趋地重复黑格尔的观点,也不能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完全抛弃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的哲学观。马克思这里虽然并未提及布鲁诺·鲍威尔,但实际上隐晦地批评了他。为了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鲍威尔以纯粹主观化的范畴“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就从黑格尔回到了费希特那里。对于鲍威尔为了反对黑格尔而导致的世界观层面的这一倒退,马克思不仅洞察到了,而且给予了十分犀利的批驳。在马克思看来,包括鲍威尔在内的“大部分黑格尔学派的这种非哲学的转变,是一种总是伴随着从纪律过渡到自由这一过程的现象”[10]258。客观而言,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黑格尔主义者们都意识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固有局限,都试图克服黑格尔之思辨的封闭的“体系”与其辩证的批判的“方法”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将黑格尔哲学改造为德国资产者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思想武器。然而他们不是通过深入矛盾中去解决矛盾,而是寻求一种“非哲学的转变”,即主观地越过黑格尔哲学。对于这种做法的局限性,马克思后来在《德法年鉴》上作了深刻的剖析:“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12]不同于这些貌似批判、实则倒退到了低于黑格尔哲学的境地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极力发挥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威力”,他把改造现实(从非哲学中解放世界)和扬弃黑格尔哲学(从哲学体系中解放自己)看作一个过程、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把扬弃黑格尔哲学看作实现对现实改造的必要前提[13],于是这就由此提出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辩证改造(扬弃并超越之)的时代课题。

对此,恩格斯在多年以后同一位俄国活动家的交流中指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精通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还没有迫切感到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来代替它,但就在那时,他在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方面,而且就是在毫无疑问是黑格尔学说中最强有力的方面,即思维的历史方面,已经脱离黑格尔而完全独立自主了”[14]。事实上,确如恩格斯所言,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不仅自觉地把捉住了这个时代课题,而且作出了积极的创造性的解答。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延续了哲学的世界化尝试[15]。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体系与其方法的矛盾并非纯粹主观的,它并不是由黑格尔本人刻意地制造出来的问题;矛盾的实质是黑格尔哲学与现实世界和时代发展之间的“紧张的关系”。马克思发挥了黑格尔哲学史观的辩证特性,强调:“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在阐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体系时,为了把对体系的科学阐述和它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这个关键因素是绝对必需的。这一联系所以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因为这个存在是历史的。”[10]170质言之,马克思将问题的实质提升为即具体化为哲学与现实世界和时代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极力对这一客观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辩证解析。一方面,马克思追溯到了哲学体系的本源,认为“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10]258;另一方面,马克思格外强调的是哲学对于世界的这一反映方式本身固有的特性。在他看来,哲学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并非直观性的摹写,也非思辨性的超越,而是能动地把握住自身与现实世界的“紧张的关系”[10]258,亦即“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10]258。而哲学与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会使得“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10]258,就会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0]258。这一论断不仅是马克思根据黑格尔哲学史观对哲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更彰显了他对于黑格尔的哲学观和传统西方哲学的柏拉图主义世界观的超越意蕴。

科尔纽对此十分深刻地指出,博士论文中“这种对哲学同世界之间的联系的辩证的、但仍然是唯心主义的理解,是马克思关于人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观念的第一步,这个观念引导他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6]211。马克思这一理解凸显了他初步确立的哲学观之虽思辨但辩证的特点,深刻展现了他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的世界观弊病的克服。这一哲学观内蕴着双重的架构:其一,哲学的世界化。既然哲学的本原是现实世界,既然哲学与时代发展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亦即“哲学是依靠它同社会现实的那种有各种中介作用的同时又充满着斗争的关系生存下去的;它不是从某种‘逻辑本身、而是从本来就不只是构成过程的形式的历史斗争中获得自己的内容”;那么,哲学就必须走出封闭的“形而上学王国”而走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所以,哲学按照它的对象,应被拉回到地上来”[17]238。其二,世界的哲学化。哲学的世界化必然导致的结果是世界的哲学化。哲学走出封闭的体系而走入现实世界,绝非为了获得伊壁鸠鲁所欲求的那种“宁静的自由”,也非像黑格尔那样为了确立“绝对真理”,而将现象界与本质界的矛盾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实则是基于本质维度对现实的既定的“感性世界”的暂时性及其变动性进行反思。“在这个阶段,以新的观点来理解哲学的努力已经露出端倪……对黑格尔哲学构筑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中和要求有一种新型的哲学”[17]247,“新型的哲學也要在其结构上,即在其内在理论论证的组织上表现哲学的功能,也就是成为人对自己同周围世界的能动关系的自我意识”[17]247。马克思开始在哲学观层面跳离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地基:克服了耽于对世界进行理性构造的柏拉图主义世界观的先验性,扬弃了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以“纯粹观念”对社会现实进行纯粹理性批判的抽象性。

这样一来,基于博士论文中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就初步克服了其大学时期遭遇的“世界观危机”。不仅如此,作为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第一次巨大的自我深化”[16]214,博士论文还为他之后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所确立的虽思辨但辩证的世界观,不仅有效克服了旧哲学将世界二重化的柏拉图主义的幻象,还为其后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即为马克思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所实现的世界观转向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三、博士论文为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向奠定理论基础

在1865年7月3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及《资本论》创作的特点时指出:“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8]事实上,不仅单部著作如《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思想体系本身及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包含着多个发展阶段、多个环节的整体性变革。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各个阶段和环节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从时间上看,各个阶段的思想发展具有质的差异性,前后不同时期的思想呈现出由低到高的发展态势;然而从逻辑上看,前后两个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前一个时期为后一个时期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一个时期则以此为思想前提对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求解,由此持续地推动马克思哲学革命逻辑的深化。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课题和组成部分,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向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也呈现出整体性和过程性相统一的特点。“虽然马克思还必须作许多自我批判才能在1843年(开始)转向唯物主义,但是,不了解从何着手进行研究的方法,没有博士论文的成果,就根本谈不上他后来的发展,因为他在博士论文里已积累了理论研究的重要经验,获得了方法论的指导思想,这些都是他以后所不可缺少的。”[17]239因此,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整体逻辑进程看,马克思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所实现的世界观转向,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中发生在世界观层面的重大变革,根本上是离不开前期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的。正是牢牢立足于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意识、主体架构和价值取向,当他(指马克思——笔者注)马上面对‘《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所遭逢的复杂局面时,便能很快辨别和发现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其症结,进而引发出更深刻的思考和比较现实的解决思路”[19]。概而言之,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从三个维度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一,马克思摒弃了将“感性世界”视为“假象世界”的“柏拉图主义信条”,截然相反地承认“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由此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存在论前提。无论是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还是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都展现了一种“反柏拉图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前提性的批判,否定了它对于世界的二重化构造和将哲学的领地设定为“超感性世界”的信条,坚决主张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极力强调哲学的世界化就是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由此从世界观的高度瓦解了柏拉图理念论的逻辑基础,为哲学走出“形而上学王国”而走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奠定了存在论前提,这一成果“在1842—1843年《莱茵报》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中这一关于哲学必然地、合乎规律地世俗化并最终成了哲学自我否定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挥”[20]。正是以此为逻辑支撑,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明确地将哲学视为“人世的智慧”[21]223,将它与“来世的智慧”[21]233即宗教区分开来,实际上也将它与“彼岸的智慧”即作为形而上学的旧哲学区分开来。事实上,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本质差别就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了[22]。不同于黑格尔仍然固守“柏拉图主义信条”,马克思却罢黜了“超感性世界”的神圣性,将哲学的领地转移到了“感性世界”即现实世界之中,开启了一种将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的崭新哲思形式。

其二,马克思并不否认“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二者存在着对立关系,但他将这一对立视为世界之既定的现存形态与其本质形式之间的差异,并且将这一差异视为“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10]228,亦即世界得以发展的动力。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在本体论上最一般也最基本的意义上是表示:事物的自身运动,或事物自身显现出来[23]。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断然拒斥了旧哲学将“感性世界”建构为“超感性世界”的附属物的观念论做派,着力于对事物的现象与本质的矛盾关系进行辩证解析,以揭示世界新旧两种形态转化的必然性。基于此,马克思就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根据。我们看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直面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即德国社会现实中涌现出来的各种突出问题,如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共产主义等。马克思将这些突出的现实问题视为“时代的格言”[21]203即社会现实的矛盾本质的聚焦点;马克思不仅敏锐地抓住了这些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本身进行了深刻的辩证解析,通过追溯问题的症结而深入到了造成问题的物质根源即社会现实的矛盾本质之中。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更是基于这种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时代课题进行深刻求解。他对“犹太人问题”给予了既唯物又辩证的解析,由此深入到了资本时代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本质之中,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指明了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必然趋势。而马克思的世界观也由此实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化,即彻底地克服了旧哲学耽于对世界进行“理性构造”的先验幻象。

其三,马克思极力追溯造成“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二者矛盾关系的根源,并将消除根源、解决矛盾的方法诉诸主体的抗争,由此为其世界观转向奠定价值观支撑。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十分看重伊壁鸠鲁原子论思想中的偏斜运动。他肯定卢克莱修“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10]213的论断,并进一步揭示了伊壁鸠鲁这一思想所内蕴的价值取向:“偏斜运动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10]213然而,马克思并不认同伊壁鸠鲁借此追求的“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10]241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使思维和存在分离隔绝,使自由和定在直接对立,从而使相互作用或相互表现的逻辑力量化为乌有,并最终完全退回到自我封闭的主观世界中[24]。马克思赋予了伊壁鸠鲁这一论断以新的意蕴,即将之明确为主体对束缚自己的既定的、现成的世界的批判和抗争,由此赢获一种“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10]24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排斥”,即是与“他物(者)”的关系[25]。这就在存在论的原则高度为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向奠定了价值观支撑。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于全部现实问题的研究,其目的并非为了对问题作出一种理性的分析,而是要论证问题本身的不合理性,并且将人民作为问题合理与否的判断主体,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捍卫人民利益,另一方面驳斥旨在维护封建制度以及维护普鲁士国家政策的反动观点,两者并行不悖。这已经初步显示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即这种世界观只有在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和反小资产阶级理论的斗争中才能形成。”[17]49内蕴于政论文及其批判之中的鲜明的人民立场,带有一定的人本主义特点,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在一段时期内,作为黑格尔左派的一员,可以说确实抱有‘人本主义的极致的观点”[26];然而,马克思所持有的这种人本主义情结,在革命实践的推动下,作为愈加确定的价值观推动着马克思在世界观上超越了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青年黑格尔派)。到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这一人民立场及其价值观彻底地呈现出共产主义特质。马克思明确提出要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强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提出必须通过从根本上进行革命而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由此成功地将哲学嵌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并赋予其彻底唯物主义化的世界观以共产主義属性。

四、结语

大学时期的法哲学研究所触发的“世界观危机”,主导并推动着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向。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扬弃了旧哲学世界观的形而上学性质,确立了将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有机统一的哲学观。这一成果不仅使得马克思走出了“世界观危机”,而且为其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时期所实现的世界观转向,即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奠定了存在论、方法论和价值观基础。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逻辑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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