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江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吕农三便是其中的一位。

求学从军

吕农三，字慰霖、渭林，族 名吕 信 懋，1909 年9 月1 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县蛟垄村里高垅（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湖南镇蛟垄村里高垅自然村）。他家境殷实，兄弟姐妹8 人，在家中男丁里排行第三，故名农三。吕农三初时入读蛟垄廊桥屋小学，后去破石乡求学。由于他天资聪慧，喜读诗书且过目成诵，又写得一手好字，自幼有“神童”之誉，加上自小习武，体格健壮，身材魁梧，深得恩师吴友梅器重，言其“是一块读书的好料子”。吴友梅惜才如子，后来更是将自己的掌上明珠长女杏初（音）许配于他。1923 年7月，吕农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八中师范讲习科。这一届师范讲习科在整个衢龙江常开地区包括毗邻闽赣省份的浦城、广丰等地只录取了28 人，入读的学生都是各校学生中的佼佼者。在八中学习期间，吕农三在同班同学余述先（曾在上海读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金衢严地区特派员、共青团衢州独立支部负责人）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

/ 吕农三画像（浙江传媒学院武小锋创作)。

/ 标有吕农三、余述先名字的省立八中师范讲习科毕业名单。

1925 年3 月12 日，吕农 三的外婆因病去世，自幼和外婆感情很深的吕农三伤悲不已。但当他得知孙中山先生也在这天去世，便安慰母亲说：“娘，您不要哭！外婆是幸运的，她和国父在同一天逝世，以后我们在纪念我们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又可以同时纪念亲爱的外婆。”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和全国各地一样，衢州各界也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吕农三担任五卅惨案后援会副会长，发表街头演说，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查禁日货，愤怒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募捐支援五卅惨案死难家属。

经过这场爱国反帝运动，吕农三进一步提高了觉悟。此后，他不再满足于课本上的知识，而是更多地关心时事政治，每天总是第一个去学校阅览室，阅读有关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的书刊。他对国民革命无限向往，对革命军非常钦佩，并将之视为英雄偶像。1926 年5 月，面对毕业考试题《毕业以后各言所志》，吕农三写道：“我唯一的希望——国民革命成功，我意志坚决的要参加国民革命。”当时，浙江衢州尚在军阀孙传芳统治下，吕农三的答卷当场就被监考老师冷嘲热讽了一番。所幸批卷老师尚属开明，并未上纲上线以赤化分子报告官府，否则他不仅无法毕业，甚至有可能吃官司。7 月，吕农三由浙江省立八中师范讲习科毕业。

这一年，国民革命风起云涌。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入衢州城，各界群众数千人在水亭门外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吕农三和进步青年一起兴高采烈地上街张贴“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革命军不怕死，不要钱，不拉夫！”等标语。随后，各路北伐大军云集衢州城。1927 年初，看到国民革命军募兵处招募新兵，吕农三当即报了名，完成了从军投身国民革命的夙愿。吕农三跟随26 军第1 师，先后参加汤溪、金华、桐庐诸战役，在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中迅速成长。

投身革命

/ 盖有吕农三印章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职员录》。

1927 年4 月，“清党”运动开始，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遭受迫害。之前总听闻共产党“杀人放火”，当知道身边熟识的同学、朋友被抓被关被杀时，吕农三便对共产党产生深深的同情。同年6 月，因作战勇敢，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吕农三被选送进入第26 军军官团学习。在军官团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曹聚义、甘棠、黄立身等同学。在他们的影响下，吕农三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理论，决计奋发努力跟上革命的潮流。严酷的“清党”运动让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但是吕农三在曹聚义和甘棠的介绍下仍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学仅仅3 个月，在中共地下党杭州市委介绍和曹聚义等人的努力下，共青团组织已在军官团里生根开花。全团6 个中队里有5 个中队建立了团小组，通过开展“读书会”半公开活动，发行地下报纸《秋风》，学习上级党组织文件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9 月下旬，他们以游览西湖的名义，租了两篷游船，在西湖三潭印月附近的水面上召开了支部大会。会上，地下党杭州市委领导表扬同志们具有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和勇敢奋斗的坚强意志，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不惧生死，是从革命低潮中挺过来的汉子，是浴火重生的凤凰。同时宣布，鉴于同志们的表现和军队的特殊环境，曹聚义、甘棠、吕农三、朱琦等20 余名团员一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志们听后无比振奋。

随着北伐形势的变化，26军军官团离开杭州大营盘驻地，移防扬州便益门。1928 年2 月底，26 军军官团毕业，部分党员随分发的单位奔赴苏北鲁南各地。另由毕业学生中考选的百余人成立特种科，分炮、工、辎3个队，仍旧迁回杭州梅东高桥大营盘营房。曹聚义、吕农三、朱琦、王校正、孔繁衍、祝树柏、胡让梨、叶修、蔡锡昌、唐时杰等中共党员被选拔录取；还有一部分学生报考南京的军委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被录取的28 人中，有甘棠、楼广文、阮大鄮、张渠、罗积穗、曹振铎6 名中共党员。除此以外，还有来自广州、湖南、湖北、浙江等地，之前已经加入共产党的李奈西、李世昌、梁绍之、丘登明、简立、盛志远、许权等也进入了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他们分别被编列在第1、第2、第3 队的无线电、有线电、汽车和铁道等科。这些党员暗中组织起来办了“读书会”，并在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被撤并时，发动了“拥李( 李范一校长)反何(何应钦)”等群众运动，在同学中初步树立了威信，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1928 年秋，军事交通技术学校编并于黄埔军校，改称交通兵大队，原来的党员大多留在交通兵大队。杭州26 军军官团特种科也被撤销，学生全部并入南京黄埔军校6 期，其中的共产党员大部分编列在炮兵和工兵两个大队，蔡锡昌进了航空班。吕农三因文字功底好，被直接提拔为官佐，担任军校教授部速记员，次年晋升中尉。当时，吕农三尚不足20 岁，是全校官佐中年纪最小的。军校同事对他的评价很高，在政治部工作的同事余贤俊是他同乡好友，说他很聪明且富有情感，是自己朋友里面最具才情的一个。在此之前，黄埔军校6 期招收时就有不少中共党员身份的学生，如郑光祖、张三川、丁和钧、罗梦阳、甘登谷和杲宇新等。

随着第26 军军官团特种科学员成建制转移到南京，曹聚义很快与吕农三和甘棠取得了联系。3 人交换了情况，摸清在军校范围内已有30多位经过了“清党”大风浪洗练的共产党员，并初步建立了联络。正式成立党组织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此前，曹聚义得到地下党杭州市委的批准，以后可以直接和上海的党中央联系，组织关系亦随之转出。曹聚义他们到达南京后仅半个多月，上海党中央就派人在南京炮标大门外一个小面馆里和曹聚义接上了头。中央的同志了解情况后，很高兴，说黄埔“清党”后，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已经一年多没能恢复。现在一下子有了一个近30 人的党组织，真是件大喜事，当专报请中央指示。随后不久，曹聚义赴上海向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瞿秋白和组织部长李维汉做了汇报，中央认为在军校内成立地下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9 月下旬，在南京明故宫大操场开了一个秘密的干部会，中央来人传达指示，决定在军校内成立“中共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以下简称军校党总支或总支），并按营地的特点，下设炮标支部、34 标工兵支部、交通支部，后来又增设了小营和国府后街两个支部。1928年秋，南京黄埔军校内就有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组织完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央指派曹聚义、甘棠、吕农三、简立、阮大鄮5 人为总支委员，曹聚义任总支书记，甘棠任副书记，吕农三任组织委员，简立任宣传委员。

1929 年初，党中央通知改变领导关系，将原归中央直接领导的总支改由中共南京市委就近领导。当时，南京市委书记是游无魂，总支自3 月始由南京市委军运负责人王绍平具体联系。限于军校的特殊条件，总支平时活动的范围不出建制的中队。每次活动的时间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白天，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和发展组织，听取上级报告，传阅秘密文件，还有推动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步书刊，继续编印地下刊物《秋风》，以激励黄埔同学的革命热情，让一度压抑沉闷的军校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军校党总支的成立，正值新的革命浪潮来临。分散在步兵、交通、炮兵各科的中共地下党员，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众多黄埔同学的革命热情，不少进步同学要求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军校地下党员的发展，主要有由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一是各队从进步同学中发展新同志，由总支提出拟发展党员名单，向中共南京市委报告请求审查批准入党；二是有时上级党组织领导来时，会带几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入军校党总支，如步兵科3、4 大队和军官研究班两个支部的成员，几乎全是党中央或省、市领导转来的党员。所以，军校党总支的成员已从清一色3 期同学扩大到3、4、5 各期的黄埔生。到1929 年3 月底，总支下设5 个支部，总支成员数量直线上升，达108 人。

/ （左起）曹聚义、甘棠、简立、阮大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担任军校党总支书记的曹聚义到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他看着馆前的山坡草坪回忆当年的情景。1929年春天，他们在这里开总支扩大会议，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游无魂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当时游书记曾高兴地拍着曹聚义的肩膀戏称总支的党员们为“一百单八将”，媲之谓梁山聚义。

作为当时军校党总支组织委员，吕农三在这段时期的工作十分繁重，他要负责党的组织设立和管理、党员管理、办理接收党员、发展新党员、对党员的处理等。此外，他还负责收缴和管理党内经费。与其他学生相比，吕农三因为家境尚好且担任中尉官佐有着较高薪金，所以比较富裕，他经常在党组织经费不足时自己承担一些党的活动费用。同时，他还兼任郑光祖所在支部的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曹聚义忙不过来时，也找吕农三帮忙。可以说，吕农三虽然只是个总支委员，但是他在军校党总支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晚年的曹聚义回忆道：“吕农三年轻有为，是我们同学当中最出类拔萃的。在军校早已是教授部中尉速记官，是何应钦教育长身边的人，本来前途无量。”并反复强调吕农三是一位有坚定信仰的优秀共产党员。

1929 年5 月，军 校6 期 各兵种的学生都完成了毕业考试。除交通兵大队部分同学于3 月份提前分配离校，绝大部分仍留在原地待分配，同时准备参加6月1 日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典礼。此时，各兵科均已没有课操，学校对学员的管理较松懈，地下党员同学之间联系碰头机会更多了，大家互相激励，商讨着今后分配到各自新岗位后如何加强联系。而曹聚义、吕农三等则抓紧时间，准备在离校前再发展一批积极要求入党的同学。正当军校党组织顺利发展和组织生活空前活跃时，一场暴风雨突然降临。

叛徒出卖

谁也意料不到的是，1929年5 月10 日，负责具体联系军校党总支的王绍平竟然向他的同乡同学侯志明（时任军校政治训练处考核统计股少校股长）告密，出卖组织，供出了军校党总支委员。5 月10 日夜晚，吕农三被南京首都警察厅传讯扣押。军校当天晚点名时，在炮标和三十四标两处突然同时点名扣人。在炮标炮兵大队，头一个被点名的是曹聚义；在三十四标交通兵大队，被点到名的有甘棠、简立和阮大鄮。曹聚义适逢父亲病危，几天前已回浙江浦江老家；甘棠已于3 月被分配到江北某地电台工作，两人均不在场，幸免被扣。校方随即明令通缉曹聚义和甘棠。浙江省和浦江县两级警察局保安队联合到蒋畈村曹家追捕、抄家，曹聚义被母亲藏于蚕房屋顶幸免被捕。甘棠经同学赵壁协助逃往上海，改名甘让隐藏起来。简立、阮大鄮两人当晚遭逮捕。简立被捕后叛党，被简立出卖的有宪警班的郑光祖，炮兵大队的叶修、胡让梨，航空班的蔡锡昌，工兵大队的朱琦和交通兵大队的李奈西、梁绍之、楼广文、盛志远、许权，还有刘渊如、丘登明共12 人。另外，出事前不久由王绍平经手，由南京市委转移组织关系到军校党总支来的步三大队张三川，军官研究班甘登谷、丁和钧、罗梦阳，工兵大队杲宇新5 人也被王绍平出卖，5月18 日先后被捕。

被南京首都警察厅传讯的吕农三在扣押期间坚不吐实。当时，朱琦尚未暴露，他和同队的王校正、祝树柏等四处奔走组织营救吕农三，经托吕农三在教授部的同乡同事姜水纹和吴荣华保释，吕农三获准出狱并请假返乡。这是吕农三人生中最后一次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目的是筹款用于打点关系和交保释金，以营救其他被捕的同志。此次返乡，他带回一大包重要物品，包括许多书籍和信件，其中有一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职员录》，内夹有与何应钦和教授部同事合影，还有一张他自己的半身戎装照。他用家中田地抵押筹借资金，并委托大哥以后卖掉属于自己份额的田地归还。未婚妻闻讯赶来匆匆一见未说上半句话，为了心中为之奋斗的目标，吕农三顾不上儿女情长。他在老家仅仅停留了几个小时，办完事后就立刻离村返回。出村路上，他和相送的儿时好友悄悄地说：“这一走如果我没有活着回来，就把我的尸骨葬在家乡的古望尖（当地的山名）下，面朝东方。”吕农三当时已经意识到返回南京将面临危险，然而为了营救尚在狱中的战友，他仍然义无返顾。临别之际，吕母苦苦哀求他留下。面对慈母挽留，吕农三称：“有大事未了，不可不去。儿如有不测，来世再报父母养育之恩。”果然，因王绍平和简立共同指认，吕农三又遭通缉，中途在杭州就被抓捕，押解至南京关进第一陆军监狱。

阮大鄮被捕后在校报上发表悔过书，在学校禁闭室关了几天即保外释放。丘登明经人作保免于被捕。曹聚义和甘棠逃脱。所以，此案虽然涉及22 人，但实际抓捕归案18 人，故当时称之为“十八罗汉”大案。

吕农三和被捕的同志们先后被关押在三元坊军法处拘留所和小营第一陆军监狱。审讯中，梁绍之和罗梦阳先后被折磨致病而死。被捕的同学中，除了少数变节自首，大多数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气节。特别是吕农三，曾在一次审讯中被上电刑导致昏死过去，抬回牢房数小时后才醒过来。

/ 1931 年4 月12 日，军政部判决书 。

在军校党总支，掌握全部地下党成员情况的除了总支书记曹聚义，就是组织委员吕农三。他们俩如果有一个叛变，当时这个案子就不是“十八罗汉大案”，而是“一百零八将特大案”了，也就是说其余90 名地下党员都将被通缉抓捕，整个军校党总支将全军覆没。曹聚义因故幸未被捕，所以吕农三是否叛变无疑将决定另外90 人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叛徒王绍平联系军校党总支的时间短，且没有参加4 月份在中华门外草坪召开的总支扩大会议，对军校党总支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尤其是对军校党总支的人员状况了解不多。在与王绍平对质时，吕农三指着王绍平说他是个喝同志们鲜血的吸血鬼，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王绍平恼羞成怒，由于吕农三曾数次代曹聚义与他接头，便指证吕农三是“共党头目”。为了保护整个军校地下党组织，吕农三顺水推舟承认自己是负责人，黄埔军校只存在小规模的地下党组织，而不是人数上百组织完整的党总支。吕农三的机智和担当，不仅保护了其余未暴露的近90 名同志，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曹聚义和甘棠两位总支领导人。如果他俩的真实身份暴露，必将被列为重大通缉犯重点抓捕，即便后来他们分别改名为曹艺、甘让，也会有危险。几十年后，曹聚义在回忆手稿里写道，18 人之后再无人被捕，也无人加重刑责，说明受刑的几位同志都没有屈打成招，特别是吕农三同志非常坚强，所受酷刑最多。面对叛徒的指认，他坚贞不屈，在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坚不吐口，保护了近百名同志，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不愧为党的好儿女！他的一片丹心可昭日月！

英勇就义

1931 年4 月13 日，吕农 三等人被审讯关押将近两年后，由军法司作了判决：吕农三、简立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罪”各处有期徒刑8 年；张三川因被查出曾在朱德部下任排长及副连长，并随朱德在湘南一带实行暴动，故判刑最重。其中以“危害民国为目的扰乱治安罪”处有期徒刑9 年10 个月，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罪”处有期徒刑10 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 年6 个月；郑光祖、李奈西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罪”各处有期徒刑1 年6 个月；朱琦、丁和钧以“危害民国为目的扰乱治安罪”处有期徒刑10 个月。并确定之前羁押日数均准以二日抵徒刑一日。很多同志出狱后仍然积极寻找党组织，继续为党工作。

1931 年，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建成后，关押在小营第一陆军监狱的人犯全部转移过来。本来郑光祖可以和李奈西一样，在当年10 月底刑满出狱。谁知道就在这时，中共南京市委又一位廖姓党员叛变，他指证吕农三、郑光祖和张三川是中共特科派遣的“奸细”。敌人对中共特科恨之入骨，立刻下令阻止释放郑光祖，并将三人严加审讯，期望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钓到更大的鱼。但是无论穷凶极恶的敌人怎样威胁利诱，甚至动用酷刑打得三人遍体鳞伤，也没能动摇他们的坚定信念。

1932 年5 月31 日，在 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吕农三和郑光祖被秘密枪杀于中央军人监狱，遗体掩埋在南京江东门外荒地里。牺牲时，郑光祖24 岁，吕农三23 岁。29 岁的张三川遇害的记录目前尚未找到，但遇害的可能性很大。

吕农三家乡的亲人们一直不知道他被害，数十年里还苦苦等待他的归来。吕母自儿子离家，常常以泪洗面，多年之后终因思儿久郁成疾撒手人寰；大哥一直到去世也没有放弃寻找弟弟，90 岁时还给北京有关方面写信；未婚妻吴杏初终身未嫁，苦苦等候了一辈子。20 世纪80 年代，已经退休的吴杏初从杭州再次回到蛟垄村打听吕农三的下落。吕农三殉难距今90 年,他的生命虽然短暂，然而他可歌可泣的一生,值得后人敬仰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