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晓明

1926 年4 月16 日，何应钦来到黄埔军校，接任因指责蒋介石“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而遭免职的邓演达军校教育长职务。何应钦是蒋介石的高级军事助手，国民党军、政界核心人物之一，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受争议的人物。关于何应钦和黄埔军校的研究，本刊已有披露，不再赘述，现仅从何应钦生平主线中选取较少被人言及的三段事例加以归纳整理，呈现给读者。

创立并领导少年贵州会

1917 年7 月，在王文华的推荐下，何应钦被任命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在讲武学校，何应钦根据自己在武昌陆军中学和日本士官学校的经验，以日本士官学校的教学方法为样板，制订了教学、训练大纲，招收入伍1年以上的高小或中学毕业生；设置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等课程，并特别聘请日本军人为顾问。

/ 何应钦。

这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进步理念在地处西南地区的贵州开始传播。贵州各报大量刊登关于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在当地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何应钦认为，在此形势下，组建社团既能推动贵州的新文化运动，又能利用这个机会把社团抓到“新派”手中。1918 年10 月，王文华从重庆回到贵阳与何应钦见面，何应钦的构想得到王文华的支持，他叮嘱何应钦“以讲武学校校长兼盘江各县同乡会会长名义出面，名正言顺，可争取广大学界和各同乡会的支持”。

10 月22 日，何应钦与谷正伦等人商议成立团体一事。会上，有人提议社员成立后应该叫“群力会”，有人主张叫“新潮社”，何应钦主张借鉴19 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志尼少年意大利会”的史事，为鼓舞贵州青年的进取精神，取名为“少年贵州会”为佳，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经过讨论，与会者决定成立筹备会，并委托何应钦主持起草有关纲领、章程。

何应钦很快起草了各项文件，并召集大家讨论。10 月30日，筹备会通过了简章和《本会缘起》等文件，并决定由何应钦任主任理事。其简章中写道：少年贵州会，“以造成少年贵州为宗旨”，“牺牲小己之观念，明合群报国之大义；增进学识，崇尚气节；锻炼身体；娴游艺术”。

11 月10 日，少年贵州会在贵阳忠烈祠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何应钦主持。会后，贵州要人纷纷为少年贵州会捐款，刘显世捐款大洋1500 元，王文华捐款大洋1000 元。

少年贵州会设有学务部、游艺部、体育部、交际处、纠察处、总务处。学务部的讲学股提倡新学，开办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班，并举办政治、经济、哲学、国学讲座，聘请王文华主讲哲学，陈衡山、任可澄主讲国学，何应钦主讲军事学，刘敬吾主讲经济学。为了传播现代体育精神，使会员达到“振其精神，健其意志”的目的，体育部分为弓矢股、射击股、马术股、劈刺股、体操股、拳术股等。开课期间，师生借贵州讲武学校操场活动，传授体操、球类、游泳、拳术、刺枪、劈剑、马术等近代体育项目，很多项目由何应钦和讲武学校教官亲临指导。不久，在何应钦倡导下，少年贵州会举办了贵州第一次全城性的运动会，获得青年的好评。不久，少年贵州会又创办《少年贵州报》，刊登鼓吹新文化运动、介绍各种进步思想的文章。

在何应钦等人领导下，少年贵州会游艺部新戏股积极排演新剧。五四运动期间，少年贵州会和达德学校把北京爱国学生“讨国贼、争国权”的爱国行动编成新剧演出，深受各界群众欢迎。

1919 年5 月中下旬，贵州各报陆续报道北京五四运动情况和各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消息。何应钦找到刘显世，要求以少年贵州会联合省议会，共同发起筹备成立贵州国民大会，得到刘显世的同意。

6 月1 日，贵州国民大会成立大会在贵阳梦草公园举行，各界群众代表数千人到会。大会主持人何应钦宣布了大会宗旨。大会通过了《致赴欧和会和中国专使电》《致各省电》《致徐世昌电》，一致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废除中日间一切密约和不平等条约；要求北洋政府严惩卖国贼；要求保全北京大学，释放被捕学生等。会后，各界群众数千人高呼反日爱国口号上街游行。

7 月初，何应钦代表少年贵州会和贵州国民大会热情会见了到访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学生代表，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并讨论了联合行动的具体事宜。

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后，与少年贵州会、贵州国民大会一道，进行爱国宣传，开展抵制日货活动，何应钦代表少年贵州会就抵制日货致各省的通电中提出对外对内主张。

1919 年12 月29 日，少年贵州会举行第二届理事选举，何应钦连任主任理事。

少年贵州会在全省建立了77 个地方分支机构，成员2800人，绝大部分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包括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军政界“少壮派”人士和工商界及开明士绅，该会的活动客观上带动了贵州军事、文化、体育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对传播民主与科学、促成全省各地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涨，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2 年，随着何应钦被逐出贵州，袁祖铭“定黔”军进入贵阳，少年贵州会的活动告一段落。

深陷“兴义系新旧之争”

民国初年，贵州兴义县有刘、王、何三大家族——刘族的代表人物为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王族的代表人物为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其兄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何族代表人物为何应钦。刘、王、何三家以姻亲结为纽带。刘显世的姐姐是王文华的母亲；王文华的妹妹是何应钦的妻子。

辛亥革命后，刘显世逐步掌握了贵州军政大权，并形成了所谓“兴义系”军阀，受刘显世重用之人，多是清末遗老，思想较保守，被称为“兴义系旧派”。

1915 年12 月25 日，蔡锷在云南通电各省宣告独立，护国战争起。掌握贵州军政大权的刘显世对于袁氏称帝一事本来持赞同态度，王文华思想较为进步，在他的坚持下，刘显世最终于1916 年1 月27 日宣布贵州独立，拥护共和。护国战争期间，王文华率黔军挺进湘西，和袁世凯的北洋军激战，并取得了胜利。

护国战争胜利后，王文华迫切需要大批军事指挥人才充实军队，于是联络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等留日学生，敦请他们毕业后回黔效力。何应钦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加入黔军。1917年3 月，黔军第1 师成立，师长王文华任命何应钦为团长，并帮助小妹王文湘与何应钦结婚。

王文华借助何应钦、谷正伦等士官生、兄弟王伯群以及李仲公等青年知识分子的力量，逐渐掌握军队。他们主张适应世界潮流，革新贵州政治，代表了当时贵州的进步力量，被称为“兴义系新派”。何应钦受到王文华的提拔重用，自然成为“新派”一员，并迅速成为骨干。他积极为王文华出谋划策，参与对“旧派”施加压力的活动。

“新派”同“旧派”在对待北洋军阀和孙中山、对待滇系军阀关系、财政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刘显世、王文华两舅甥的关系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刘显世准备免去王文华黔军总司令职，王文华得知这一消息后，加紧清除“旧派”势力，控制贵州政权。何应钦参与和直接指挥了向刘显世夺权的行动。当时，王文华觉得与刘显世有甥舅关系，不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于是借口养病赴上海，以何应钦、谷正伦等人配合行动，迫使刘显世交出大权。1920 年11 月10日，何应钦坐镇贵阳警察厅指挥，孙剑锋等具体执行，对“旧派”人士实施缴械、逮捕。刘显世见大势已去，于11 月13 日被迫通电辞去军、政职务，18 日离开贵阳，由其姐姐刘显屏（王文华之母、何应钦岳母）护送回到兴义老家。11 月22 日，何应钦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加之原任的警察厅厅长、省警务处处长、黔军第5 混成旅旅长、讲武学校校长、少年贵州会主任理事等职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很快招致其他将校的嫉妒。

正当王文华从上海准备回贵州主持军政事务时，被仇家刺杀身亡，黔军5 个旅长顿时群龙无首，陷入各自为政的状态。何应钦部兵力较弱，被第2 旅旅长谷正伦、警卫团团长孙剑锋逐出贵州，于1921 年底连夜离黔赴滇，被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聘为高等军事顾问。云南讲武堂教育长王柏龄与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是同学，他认为何应钦做过贵州讲武学校校长，有教学管理经验，便推荐他当了教官。

1921 年12 月，何应钦遇刺，被手枪子弹打伤胸部和腿部，据说凶手是“刘氏子侄雇佣的”。顾品珍等闻讯赶至，把何应钦送入医院抢救，得以脱险。为防范仇人得知再下毒手，医院故意说“弹中肺部，生命难保”。过了一段时间，伤口渐愈，何应钦由滇军将领范石生暗中护送经香港赴上海其内兄王伯群处休养。1924 年6 月，何应钦接受孙中山的任命成为黄埔军校总教官。

值得一提的是，1945 年3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何应钦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和顾问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少将视察缅甸战场后，由昆明直飞贵阳转机时，因飞机故障，借机回兴义老家探望乡亲父老。到达家乡后，他专门到刘氏宗祠献上鲜花、果品，然后恭恭敬敬地向刘氏祖宗牌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刘氏家族分别跪在牌位左右两侧后方表示还礼，直至何应钦行完大礼后，才起立。参拜毕，何应钦和刘氏后人一一握手言欢，并说自己因军务在身，时间紧迫，不能一一到各家拜访，请向族人转达问候。

和蒋介石之间的“入壁夺符”插曲

1927 年4 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武汉方面宣称“讨蒋”。南京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公开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不满，特别是蒋介石逮捕杀害第10 军军长、何应钦的老乡王天培后，李、白、何不想当王天培第二，对蒋介石的命令拒绝执行，使蒋介石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更加孤立无援。蒋介石以辞职相威胁，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向对他俯首帖耳的何应钦竟然和桂系一道表示“同意”。蒋介石被迫于8 月下野，并说有人“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他先回奉化，接着准备出访日本寻求支持。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何应钦向武汉伸出“橄榄枝”，表示希望武汉方面来南京“办公”。同时，何应钦立即着手接替蒋介石指挥“黄埔系”部队。9 月26日，何应钦就任第1路军总指挥，下辖刘峙的第1 军、顾祝同的第9 军、钱大钧的第32 军。第二天，何应钦特意去为即将东渡的蒋介石饯行。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实力未损，不仅“黄埔系”将士依然听命于他，许多地方实力派也权衡利弊，希望蒋介石复出收拾政局。12 月，当冯玉祥、阎锡山发出拥戴蒋介石复职的电报时，何应钦却没有动静。蒋介石非常不高兴，找来何应钦的部下李仲公，问何应钦“打什么主意”。李仲公连忙解释说这是何应钦“政治感觉迟钝”，并承诺立即前往劝说何应钦发拥戴电报。

李仲公找到何应钦，对他陈说利害：“他上次因健生(白崇禧)逼他走你未曾支持他，已经对你不满了，你这样做，岂不更增加了他对你的疑心？黄埔军和你都是他的灵魂……我看，你今天必须把电发出才好。”何应钦听了，顿时“开悟”，立即联络鹿钟麟、刘峙、顾祝同等将领联名发出拥蒋复职的通电，表示“请蒋总司令以党国为重，总领师干，东山再起，完成北伐”。

蒋 介石 于1928 年1 月4 日离上海赴南京，复任北伐军总司令。在2 月7 日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何应钦仍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何应钦以为事情过去了，不料蒋介石效法刘邦对付韩信的手段，演出了一场“入壁夺符”的闹剧——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告知何应钦的情况下，于两天后悄悄进入徐州国民党第1 路军总指挥部，突然下令撤销了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改任他为司令部参谋长，同时下令撤走了何应钦住宅的卫队。当时，何应钦还在城外打猎，等他回到住宅时，才听说了情况，于是气愤地对李仲公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何意思?他昨夜到徐州去也不通知我，调我为总司令部参谋长，把我的面子丢尽。不管怎样，我绝不就职，听候他发落好了!”李仲公劝解道：“他的脾气你知道，爱之如漆，恶之坠渊，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既然他存在一天，你就没有把黄埔军随便拿过来的把握，那么，你要同他斗，是斗不赢他的。”何应钦这才叹了口气，答应就任参谋长。

李仲公又赶到徐州说：“（何应钦）痛自引咎，一切唯总司令之命是听，同意就任参谋长。”蒋介石激动地说：“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现在桂系向北方大肆宣传，说我已不能掌握黄埔军队，能掌握的只有何应钦，他这样做，是不是故意替桂系撑腰，拆我的台?”说着说着，蒋介石又加重语气道：“叫他滚，出洋去吧，看我离了他行不行!”李仲公只是一个劲地说何应钦“不懂政治，不认识革命环境，头脑简单，行动迟缓”，并再三保证何应钦对蒋介石绝对“不敢有异心”。蒋介石听后，情绪有所好转，随即对李仲公说：“好，好，既然这样，你回去告诉他：我因离部队久了，第1 军的军风军纪日渐废弛，他可以在沪休养一下，等我把部队整理好，成立第1 集团军，还是叫他回来随我北伐。”

何应钦听了李仲公的回报后，马上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辞职信，说自己请辞第1 路军总指挥。蒋介石立即接受了辞呈，将原第1 路军改编为第1 集团军，自己任北伐军总司令兼第1 集团军总司令。2 月22 日，蒋介石正式任命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批准何应钦“养病”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