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茶馆、茶客与乡土构成一个互动共存的空间。茶客既谈日常琐事又讨论社会时事，茶馆为他们提供了言说场地和表现舞台。在茶馆与茶客、茶客与茶客的复杂关联中，沙汀呈现出乡土社会的世态人情。茶馆是沙汀小说的乡土叙事中的典型空间，不同身份的茶客形象折射出复杂的乡土社会生态。

【关键词】 沙汀;乡土;乡土叙事;茶馆;茶客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1-0022-03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沙汀用极具地域特色的笔调，描绘出一幅官匪横行、民不聊生的阴暗沉闷的川西北乡土画卷。不同于其他诸多乡土作家以大段地方性的风景民俗描写营造乡土诗意，沙汀则是从穷乡僻壤的场景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联中呈现出乡土社会的世态人情。在场景设计中，他惯以“一个固定的然而又最能体现民俗风情的场所”[1]作为作品乡土意蕴的载体。其中，茶馆便是其乡土叙事中一个重要场景。无论是袍哥、联保主任、保长等地方人物的刻画，还是对乡土社会人生世相的剖析抑或是对藏污纳垢的民族文化形态的批判，都与茶馆这一场所有着密切关联。

可以说，茶馆是沙汀小说的乡土叙事中的典型空间。以小茶馆中的大世界来观照沙汀小说中乡土世界的建构，挖掘茶馆、茶客与乡土之间的复杂联系，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沙汀小说乡土叙事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四川乡土社会特质的理解，也是对沙汀“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创作理念的一种艺术诠释。

一、乡土：沙汀创作的文化依存

作为左翼小说家登上文坛的沙汀正是成长于“大革命”的知识氛围中，一开始的创作便具有强烈的时代自觉。可以说，他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用创作实践来为时代服役的。不过，由于前期的写作素材大多是来自新闻报道，其创作也暴露出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经过沙汀的不断探索，在1935年迎来了创作的转机。

1935年，沙汀因母丧踏上回乡的路程，期间耳闻目睹的四川盆地的社会现实，深深触痛了他的神经，促使他将目光回转到故土，开始创作。他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故乡的乡镇，袍哥、茶馆、赌桌等四川“土特产”逐一在小说中亮相，“乡土”意蕴逐渐流于笔端。直到1936年，他创作的作品“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感受故乡的质地，稳稳地将触角深入到故乡的内部，笔致从容”，并逐渐形成其创作的乡土题材和现实主义风格，建构出独特的小说世界——川西北乡镇。这时的沙汀才感到自己摆脱了“写起来吃力”的苦状，进入“痛快省力”也合乎“理想”的境界了。从此之后，小说的故事背景聚焦于四川乡镇，人物也是四川乡土社会土生土长的，称得上是“道地的四川故事”，“乡土”这一主题在创作中逐渐成熟。

那么沙汀是如何建构起这一乡土世界的呢？童年经验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沙汀小说构筑的乡土世界和童年时期的乡土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沙汀故乡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盆地——北有剑门关，东有三峡天险，地形闭塞。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态和生活方式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茶馆和袍哥便是蜀地文化两个尤为重要的地域因子。茶馆和袍哥这两个“土特产”在四川盆地上打上了封闭落后、野蛮彪悍的深刻印记，具有鲜明的地域指向性。“生于斯，长于斯”的沙汀，在其成长历程中自然会受其熏染。他从小就和舅父上茶馆，在这里接触各色各样人物，“对于大大小小的粮户、豪绅、军官、兵痞、流氓、普通光棍，都极为稔熟。”[2]正是透过茶馆这一场所，沙汀认识了乡土社会人物的基本构成。再加上舅父本身就是袍哥的缘故，沙汀在十二三岁时便跟着他“跑滩”，过早地融入社会，涉猎世态人情。舅父的袍哥世界为他“展开了四川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人际关系的网络”，让他早早便翻开了乡土社会这本大书，对“官、绅、军、袍四位一体”的乡土社会生态以及社会变动的内幕和种种病态十分熟悉。童年生活帮助沙汀完成了有关乡土旧图景的经验积累，成为其日后触发创作构思的重要源泉。

除此之外，沙汀之于鄉土书写的执着更是源于他对故乡的复杂感情。他作品中的故乡形象通常是封闭落后的山乡，是乡土社会种种黑暗的揭示之地，是藏污纳垢的民族文化形态的批判之所，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批判之情。但在现实生活中，故乡又是沙汀的避风港和情感寄托。沙汀曾评价自己是一个浑身散发着“土气”的人，这种“土气”正是故乡烙在他生命里的印记，以至于“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上，他永远不是个充分开放型的人。”[3]1938年沙汀曾“一门心思去前方”，打算像周立波学习，创作散文报告。但是，到了前方，让他醉心的仍是故乡。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心思永远不可救药地留给我的故乡。”可以说，这就是沙汀的一种“恋乡”情结。

不过，在沙汀看来，恋乡不仅是游子对家乡的眷恋，更是对故乡以及民族责任感的具体表达。尽管故乡是个封闭落后的地方，但对孕育自己的土地，他亦饱含深情。当然，这种情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故乡的一切，而是一种改造故乡的强烈使命感。这个盆地的“乡之子”以现代意识反观故乡，以批判、深刻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熟悉的生活，描绘出一幅官匪横行、民不聊生的阴暗沉闷的川西北乡土画卷。通过创作实践，揭示出故乡的沉疴痼疾来引起“疗救的注意”。

由此观之，川西北乡土世界的发掘不仅为沙汀的乡土书写找到了落脚点，也在其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契合上扮演着枢纽性角色，成为其创作的文化依存。

二、茶馆：乡土叙事的空间指向

在沙汀由石头铺成的狭窄街道、颓败的铺面以及昏暗破落的各色场所构成的川西北乡土世界里，常常出现茶馆的身影。不过，茶馆的频繁出现并不是作家因个人偏爱的刻意为之，而是因为茶馆和乡土社会之间本身便存在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可以说，没有乡土就没有茶馆，没有茶馆亦没有生活。

“空间自身既是一种生产，通过各种范围的社会过程以及人类的干涉而被塑造;同时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引导和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存在的方式。”[4]一方面，闭塞的盆地遮蔽了时代变幻，同时也将生活的“闷气”注入了乡土社会的内里，民众“除却兵匪的骚扰，抢掳，生活上的闷气和艰苦，唯一的享乐便要算是对大自然的欣赏了”，沉闷单调的乡土氛围促生了茶馆的繁盛;另一方面，茶馆作为乡土社会首要的休闲娱乐空间，是三教九流的汇聚之所，各色人等都能在这一空间中找寻到自己的慰藉，因而，坐茶馆成了乡民们的一种行为习惯，并将上茶馆喝茶视作娱乐消遣的最佳方式。乡土社会玉成了经久不衰的茶馆;同时茶馆又反作用于乡土社会，影响着乡民们的生活状态。

沙汀对于茶馆空间形象的塑造，首先是以其消费消遣功能为基础展开的。作为消费场所，饮茶和休息是茶馆的基本功能，给这也是茶馆之所以谓之茶馆。为了方便，茶馆也提供餐食，如《困兽记》开篇，田畴等人便在一间茅棚茶舍里设宴欢迎从前线归来的章桐。同时，讲圣谕、川戏表演也进入茶馆，为人们提供娱乐消遣。《淘金记》里的“畅和轩”便是北斗镇唯一一个举行川戏清唱的茶馆，“每天夜里，专用它的皮簧高腔吸引着大批听众。”《磁力》里夜里的茶馆因“讲圣谕”比白天拥挤。除了戏曲，还有赌博。《某镇纪事》根据赌博类型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类别的茶馆，官店里打的是“银角子”大赌局，其他的大多是打纸牌，各有各的玩法。正是茶馆这个几乎一应俱全的消费空间的存在，为乡土社会创设了一个娱乐消遣的空间，吸引着乡民走进茶馆，花钱消磨时间。

其次，茶馆在为人们提供消费消遣的同时，也将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平台，成为乡土四川的信息传播中心。上茶馆的人不仅是为喝茶，更为现实的考虑是为了发表观点、探取消息，以获得心理和精神的满足。“通过在茶馆获取和传播信息，茶馆便起到了将属于个人的，或是孤立的消息进行汇总，而后根据人们的需求重新分配的作用，并在信息收集和传播的过程中，将人际交流扩大到一个更广阔的场景之中，从而实现信息的广泛交流。”[5]茶客在茶馆将自己获取的信息进行汇总，再通过茶馆将经过整合的消息散布出去，从而实现信息的进一步交流与传播。

茶客们在茶馆里自由地谈着感兴趣的话题，趣味相投或利益相关的人聚在一起，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个的社交圈子。《淘金记》里的北斗镇上有两间有名号的茶馆，分别是“涌泉居”和“畅和轩”。其中，“涌泉居”由失势的袍哥首领林幺长子经营，聚集于此的茶客大多是和林幺长子一样，在北斗镇的地位“是屈辱的，无望的，但是，野心却又没有完全死尽。”而另一边的“畅和轩”的主人则是北斗镇的头面人物——联保主任龙哥，环境相当雅致，聚集的要么是北斗镇上正在“走运”的人物，要么是希望从中寻得现实利益的人物。

《困兽记》中小学教员田畴常去的茶馆则是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开办的，在这里喝茶闲谈的大多是一些文人雅士。“空间的建构嵌入关系之中”，不同身份的茶客在不同类型的茶馆谈着多样化的话题，建立起不同的社交关系网络，同时也构筑起乡土社会的社会交往空间。与此同时，茶客们的言谈举止、日常活动也映照着茶馆的日常面貌。这时的茶馆显然不再只是民众生活的公共场所，还是乡土社会的缩影。

当然，描绘茶馆生活并不意味着对茶馆作精细的风俗刻画，沙汀对于茶馆空间的映现，也有自身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取向。他将茶馆视作“市民日常生活与社会政治大语境的衔接点”，通过茶馆向大家展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农村的人生百态，以暴露暗黑的社会现实。沙汀通过茶馆这一社会窗口，窥探到乡土四川贪图享乐、消遣浪费的颓废气象以及人们对现实环境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对社会苦难，民族命运的忽视。因而，在他的乡土书写中，茶馆是一个好似“精神鸦片”的存在，人们在这里消磨时间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消耗”“自我酸化”。可以说，茶馆是沙汀的现代意识与川西北沉滞的社会风情最佳结合的产物。

三、茶客：乡土叙事的形象主体

除却对茶馆这一乡土空间的书写，以乡土社会为背景的人物塑造也是沙汀小说的关注点。沙汀以一种“社会剖析”的眼光分解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着力塑造一批活跃在四川基层社会的实力人物，并以此为圆点，勾连出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物，从而构成乡土叙事的人物谱系。这些人物尽管阶层不同、身份和社会地位不同，却都有着相同的爱好——坐茶馆，因而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茶客。根据沙汀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类型，其笔下的茶客形象可分为以下三类：首先是，实力人物，这是乡土社会的芯子;其次是小人物，他们是乡土社会的底色，最后则是“沉默的大多數”，这是乡土社会的精神写照。

所谓实力，即“现实地位和权势的表现”[6]。实力人物即现实地位和权势的既得者。这类人物通常被视为乡土社会的“恶人”，体现着巴蜀文明的独特内涵——初民式的残暴和贪婪。“人在空间里最能呈现出其生存的状貌与意义，所以从空间的角度来观察人的生活与环境，就是理解人的最好的方法。”[7]在沙汀的乡土书写中，这些实力人物坐在茶馆里，成了茶客，这既包含诸如乡长、县长、联保主任之类的基层官吏，也包括袍哥大爷、流氓光棍等民间势力，他们大多坐在各个乡镇最讲究的茶馆里，以彰显自己尊贵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力。

《淘金记》里的龙哥是北斗镇上绝对的的实力派，大字不识，却靠着自己蛮力打杀劫掠，最终成了镇上的“土皇帝”。担任北斗镇联保主任的他，向来不在专设的联保办事处，而是常坐在畅和轩里办公。在茶馆处理公务的过程，他粗暴、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比如，在执行禁烟政令时，他一边在茶馆里收纳“戒烟费”，一边又交代手下人继续为瘾客贩卖“丸药”;趁过年或节日期间，强行摊派给乡民烟花的制作费。

事实上，在川西北乡土世界，“龙哥”并不是个例，而是一种代表，是乡土社会统治者性格的集合体，在沙汀乡土书写中所刻画的基层统治者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龙哥”的影子。可以说，这些实力派茶客是乡土社会的芯子，是直接触及乡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本质的存在，他们生活在乡土社会的前台，言行举止遵循着强权即公理的原则，代表着川西北乡土世界世俗、扰攘的现实政治与经济，宣扬着乡土社会“实力至上”的生命哲学。

乡土四川是实力派人物的竞技场，而对于这些为实力所放逐的小人物而言，则是一片压抑的暗景。所谓小人物，即没能跻身竞技场内的人，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实力派”人物的欺压和倾轧，同时还要承受飞涨的物价与微薄的收入之间掩藏的沉重现实压力。这些茶客中有知识分子、有农民、也有帮工匠人，沙汀塑造这类茶客形象多从人物心理加以剖析，从而揭示出他们内心的荒芜与精神的苦闷。

《困兽记》中的小学教员田畴身陷贫困多子的现实泥沼之时，演戏的梦想也一再遭到阻拦，为排遣生活的双重打击带来的烦闷，他经常上茶馆坐一坐;《模范县长》中重回故乡的“我”，为了逃避家人劝“我”当袍哥的纷扰，便将除开吃饭睡觉的大部分时间安排在茶馆里度过，而茶馆里那种悠闲惬意的氛围也着实令“我”着迷。在这类知识分子茶客的身上透露着乡土生活的沉闷与滞重。

介于实力派茶客和有明确身份的普通茶客之间，茶馆里往往还有一群没有具体身份的茶客，他们以群像的形式存在于茶馆之中，充当着乡土大戏的活动背景和幕布。如《丁跛公》《防空》“者者轩”里那群以取笑他人为乐的“绅士”;《公道》和《还乡记》“广游居”中围观“吃讲茶”的“看客”;《联保主任的消遣》地把听唐酥元唱曲儿当乐子的听众们……这是一群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在这类茶客身上，我们可以看见鲁迅笔下的“看客”的影子。他们在茶馆里赏鉴他人的人生，也是被赏鉴的对象，这种“看”与“被看”的微妙关系不仅揭示出他们冷漠、麻木的心理状态，更代表着乡土社会闭塞、麻木、沉闷的文化生存状态。

通过茶馆茶客形象的塑造，沙汀自下及上观察乡土社会，层层剥视了“中国内地城镇乡村社会上层的黑暗和腐烂，知识分子层的进取和幻灭”以及大多数普通人的麻木与沉默，“三相互补，组成了一个上、 中、下各层具备的半人半兽的完整社会结构，几乎全景式地观照了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人群情绪”，由此形成了川西北农村社会的众生相。沙汀从茶馆这一狭小的空间中窥寻乡土四川社会的人生世相，透视乡土生活的内在肌理和精神内核，描绘出一幅官匪横行、民不聊生的阴暗沉闷的川西北乡土画卷。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3]吴福辉.沙汀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4]吴冶平.空间理论与文学再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1.

[5]李郭.老舍《茶馆》中的空间文化研究[D].西南大学，2014.

[6]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56-62.

[7]金明求.虚实空间的移转与流动——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探讨[M].自贡：大安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肖寒，女，四川广汉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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