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明鸿 李惊亚

杜海英家住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摆塘乡雷坝村，她从小失去父母，和爷爷、哥哥相依为命。幸运的是，6岁那年，她拥有了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四位“爸爸”和一位“姨妈”的关爱。杜海英的四位“爸爸”分别是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田维春、原大队长崔建勇、长顺县公安局长寨派出所所长简星和现已调任黔南州惠水县交警大队大队长的陈勋，“姨妈”就是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董君。

2009年春，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启动“宝贝计划”，以留守儿童、孤儿和事故致贫家庭孩子为帮扶对象。12年来，包括杜海英在内，这项计划共帮扶了35个孩子。

2009年春，地处麻山腹地的长顺县久旱不雨。当年3月，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到雷坝村给学校师生和村民送生活用水。一位老师告诉田维春和董君，该校一年级有个小女孩特别可怜，希望他们可以提供些帮助。

这个小女孩就是杜海英。随后，田维春和董君来到杜海英家。“刚进门，眼泪就出来了。”董君回忆说，杜海英和爷爷、哥哥住在一间小屋，隔壁就是牛圈，臭味扑鼻、苍蝇乱飞。穿着不合身的脏衣服，目光呆滞，是杜海英给田维春的第一印象。

他们了解到，杜海英4个月时，母亲不幸去世。4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此后，杜海英便和年迈的爷爷，以及同样年幼的哥哥相依为命，姐姐则跟叔叔一家生活。

杜海英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在几亩地里种点瓜果蔬菜拿出去卖。她还会和其他村民一起上山采药卖了换钱，“天刚蒙蒙亮就出发，村子周边的山我都去过。”杜海英回忆。

回去后，时任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的田维春久久无法平静，他和陈勋等人商量后，决定对杜海英进行帮扶。四位“爸爸”凑了1万多元，购买了钢筋、水泥和砖材，修缮杜家老屋。

他们最初只是想关心下杜海英，送点吃的、给点钱。但慢慢地，他们越来越放不下杜海英以及与她情况类似的孩子。“怎么形容呢？就是心里有一关过不去了。”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指导员刘全说，“我们总觉得还要做些什么，让他们有一天能走出大山，改变命运。”为此，长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请雷坝小学帮忙，确定了结对帮扶的13个孩子。

“小海英是我们的第一个帮扶对象，”董君说，计划取名“宝贝计划”，灵感来源于崔建勇说过的一句话：“谁家的孩子不是宝贝？”

计划有了，但具体该如何帮扶？崔建勇说，“宝贝计划”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帮扶对象感受到温暖，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工作之余，民警们会把孩子们带到交警大队，陪他们在食堂吃饭。还会不定期举办交流会，让他们和民警的孩子一起玩。

“小海英话不多，一说话就哭，我们很担心她。”田维春回忆说，交警大队开展活动时，她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直到三年级，她才逐渐变得开朗。

小学毕业后，杜海英到长顺县城读初中，离“爸爸”们更近了。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董君和四位“爸爸”会不时把她接出学校，带她吃点好吃的，聊聊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

2021年6月8日，杜海英顺利参加完高考。董君一行四人早早地等候在学校门口，她还特意买了一束花。贺卡上写着：“海英宝贝，祝高考圆梦，从此扬帆起航、一路繁花似锦，你永远是我们心里最棒的小孩！”贺卡的落款是：“你永远的家人。”

6月24日是贵州省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当天凌晨，田维春一直睡不着，焦急地等待着杜海英的消息。凌晨1点40分左右，他收到了杜海英发来的短信：502分！杜海英的成绩高出贵州理科一本线46分，这让田维春喜出望外。此后数天，他逢人便“炫耀”：“我家小海英考了502分！”

金秋9月，18岁的杜海英在田维春等人的陪同下，乘车前往遵义医科大学。四位“爸爸”偷偷凑了5000多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作为“惊喜”送给她。“姨妈”董君则早早为她购置了新衣服、毛毯和生活用品等。杜海英说，很幸运能够遇见他们，“我已经把他们当成家人了。”

交警“爸爸”和他们“宝贝”间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

一场交通事故，让梁小丽走进了长顺交警的视线。2013年7月，小丽奶奶在路边等她回家时，被一辆收废品的无牌三轮车撞倒，颅内出血严重。因肇事者家中贫困，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用，老人的亲属决定放弃治疗。

刘全是那场事故的处警交警，他清晰地记得，当时小丽的眼神里满是惊恐和无助。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2003年2月，襁褓之中的小丽被丢弃在荒山野岭。幸运的是，长顺县摆所镇五星村梁姓夫妇发现了已经被冻得脸色发青的小丽，并将她带回家中。在他们的呵护下，小丽逐渐长大。

然而，从2009年起，厄运接二连三地降临在这个普通的家庭，养父突发疾病去世，没多久养母也因病去世，小丽的爷爷因受不了打击也在睡梦中悄然离世。两年内，小丽失去了三位至亲。为了养家，她的哥哥和姐姐早早离开校园，外出务工，留下小丽和奶奶在老家相依为命。

经过刘全和同事的多方努力，小丽的奶奶被送回医院，伤情逐渐好转。小丽也成为“宝贝计划”的帮扶对象，祖孙俩从此多了一群“穿警服的亲戚”。那时，小丽和奶奶居住的木结构房屋摇摇欲坠，已是危房。刘全和同事一起凑了2万多元，给她们修了一处有5个房间的平房。刘全还在一家工厂为小丽的哥哥找到一份工作。

小丽上初中后发生的一件事，刘全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小丽在电话里哭着告诉刘全，她被同学打了。刘全急忙赶到学校。“学校召集老师、教导主任和相关学生家长开会。自我介绍时，我说自己是小丽的‘爸爸’。”刘全说，“我想让老师和其他学生知道，小丽有亲人。”自那之后，小丽再也没被人欺负过。

“在别人眼里，我们给了孩子们很多。事实上，这些年，孩子们也给了我们很多。”董君说。田维春说，今后如果发现需要帮助的学生和弱势群体，他们还会把“宝贝计划”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人民警察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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