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帅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农民组织化是推动我国“三农”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表明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更离不开农民组织化。其实，在我国农村基层领域，农民组织化实践早已有之并发展至今，同时在理论界亦备受学者们关注，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有学者从历史政治学维度出发研究我国传统时期的农民组织化形态[2]，也有学者在村治现代化进程的视角下研究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参与逻辑[3]，还有学者立足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进行农民组织化振兴乡村的路径研究[4]。总之，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的角度不一、各有侧重，一定程度上丰富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组织化理论。但尚未有学者对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做较为系统的综述，进而无法了解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的前沿热点及其演进趋势。基于此，本文将借助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呈现出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路径，并尝试对这一演变趋势进行解释分析，以期为我国农民组织化实践和理论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一、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阶段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为研究工具，该软件由Java程序设计开发，旨在帮助研究者绘制出相关领域既有文献的知识图谱，从而呈现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主题等内容[5]。在具体实践中，Citespace作为一种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已在很多领域的文献综述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为此，本文亦将借助这一工具对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相关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了解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以便能更好地帮助笔者在这一领域从事更为细致的研究。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检索的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检索时间为2021年9月25日，检索类型为在CNKI数据库中将“期刊”定位为检索的文献类型。同时，为避免期刊文献遗漏，此次检索采用按主题而非篇名的方式进行检索，具体的检索式为“(主题=农民组织化or主题=农民再组织化)and(CSSCI期刊=Y or核心期刊=Y)”，时间范围不设定，检索条件设定为“精确”，共获得638篇期刊论文。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工筛选，在剔除征文启事、调研报告和重复上传等不相关文献后，最终获得624篇有效样本文献，并以Refworks格式导出有效样本文献。其中，第1篇文章发表时间为1992年。

(三)描述性统计

根据CNKI核心期刊发文量可知(见图1)，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相关研究自1992年至今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研究的初期起步阶段(2000年以前)。在这一阶段，农民组织化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且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数量亦不多。其中，赵昌文较早在其发表的论文标题中使用“农民组织化”的完整概念[6]。二是研究的快速增长阶段(2000—2010年)。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缩写WTO)，这对我国“三农”领域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因此，21世纪初的“三农”研究者十分关注在成功“入世”背景下与农民组织化有关的主题，相关文章的发表数量也显著增多。其中，下载和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有咸春龙于2002年在《农业经济问题》上发表的《论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组织化问题》以及程同顺和黄晓燕于2003年在《教学与研究》期刊发表的《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共识与分歧》等。此后，随着“三农”问题研究的持续推进，这一发文趋势保持至2010年。三是研究的平缓推进阶段(2010年至今)。该阶段的发文数量总体上呈现出下降且趋缓的态势，但在2019年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峰值，且在2020年和2021年保持相对稳定。这主要是由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了农民组织化研究新的发展，例如，吴重庆和张慧鹏发表的《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图1 各年份关于农民组织化主题发表的核心期刊文章篇目数

二、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的热点呈现

一般来说，关键词是研究文献的重要参考指标，尤其是高频关键词，更是表征着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7]。基于此，本文拟以高频关键词作为研究指标，寻找与我国农民组织化主题相关的研究热点。借助于Citespace分析软件，将节点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单个时间切片设定为1年，运行程序后最终得出农民组织化相关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由于系统给出的高频关键词按频次大小依次排列，数量繁多。为此，为了能获得更有价值的数据以及使研究更为便利，本文将4及以上频次的高频关键词提取出来，根据词频的高低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共获得35个关键词，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前35位)

(一)农民组织化与经济理性

在实践层面，我国农民组织化最早反映在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组织领域，即农民个体之间或农户之间基于特定的经济合作而形成了横向上的利益联结，或在此基础上以合作社的形式成立经济合作组织。因此，经济理性成为了农民组织化研究的基础性分析框架。由表1可知，“农产品”、“农民收入”、“理性选择”、“合作社”、“合作经济”等众多农业经济词汇构成了农民组织化的关键词。这是因为“利益是人类一切行动的起点，也是一切行动的归宿”[8]，“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这就意味着农民在参与组织化过程中必定会考量自身的风险承担和经济获利情况，也就使得经济理性成为了农民组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解释框架。由此出发，在经济理性框架下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的角度得到了丰富和拓展，出现了主体理性、关系理性和规则理性等细化维度。既有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一方面呈现出了农民的算计心理和利己的行为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反映了我国农民理性意识与合作能力的增强。而且随着他们理性认知的深化，农民的合作程度亦日趋加深，从初期非正式的个别合作发展到后来正式的专门性的组织化合作形式。不过，研究也发现一些衍生问题，如在农业管理方面缺乏配套、整合和协调等机制功能[10]。基于此，为防止农民理性的无序扩张和个体理性下的集体非理性化行为出现，国家于200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用于规范农民的组织化行为、保护农民和集体的合法权益。

(二)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治理

在我国的“三农”研究领域中，“治理”无疑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因此，研究农民组织化就不得不探讨其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从既有文献看，乡村治理也的确构成了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的重要维度之一。如表1所示，“农村”、“基层治理”、“乡村治理”、“村民自治”等成为了农民组织化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一步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在乡村治理视域下关于农民组织化的研究基本可划归为三类：一是农民组织化对乡村治理结构的作用机制。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正如任何一个个体在一个组织中都有其结构性位置一般，任何一个组织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也都需要发挥其结构性作用。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提档升级[11]。二是农民组织化对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既有的传统理论认为，农民善分不善合，作为原子化的农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12]。然而，这一论断在21世纪的中国农村却并不适用，原因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对于组织化的需求日益高涨，客观上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促进了乡村民主政治的完善，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文明[13]。三是农民组织化与农村贫困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农民组织化起源于经济合作，因此，其势必会与经济资本相联系，客观上也对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民组织化具有显著的反贫困效应[14]，农民组织化基础上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是破解贫困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难题的有效策略之一[15]。

(三)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实现乡村振兴自然离不开农民主体，“将农民组织起来是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前提”[16]。换言之，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建构问题[17]。村庄中的各类农民组织可以凭借其拥有的独特优势和特定功能构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基础[18]。因此，将农民组织化放置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行研究成为了一个新的重要研究域。通过表1可以发现，“乡村振兴”高居高频关键词的榜首，其次是“组织化”，“再组织化”亦位列其中。具体来看，学者们较为关注如何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其中，代表性观点有依托传统组织对农民进行再组织化加以实现[19]。所谓再组织化，并不是对组织化一词简单的语义重复，而是指一方面对过去既有组织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组织进行解构和迭代，另一方面构建一种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新型农民组织。不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发现农民再组织化不应作为一个初始变量，而是一个中间变量，它还需要依赖于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等制度安排推动实现[20]。例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便影响着村庄再组织化的程度[21]。由上可知，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农民组织化对乡村振兴作用的微观机制究竟是什么、如何影响，既有文献尚未有详细交代，有待进一步研究发现。

(四)农民组织化的困境及其消解

伴随着农民组织化的具体实践，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难题或面临困境。总体而言，这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农民组织处于“空壳”状态，农民组织化有名而无实，即有挂牌却无实质运转；二是有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农民合作组织失败的案例；三是农村地区以经济组织为主导，其他如文化类组织发育相对不足。因此，关于农民组织化困境及其消解路径的研究同样备受学者们关注。正如表1所示，“问题”、“对策”、“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术语构成了农民组织化研究高频关键词的一部分。进一步去看，关于农民组织化困境的研究角度多种多样，但主要还是以原因分析占主导，即从农民日常生活[22]、机制问题[23]、交易成本[24]等不同维度探讨困境缘何产生。针对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境，学者们也从相应的角度提出破解难题的对策与建议，如杨帅和温铁军认为在后税费时代下应降低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5]，贺雪峰认为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改进资源下乡策略，以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26]，还有学者关注到留守妇女等农村特殊群体对身份认同的需求，提出组织化发展的解决路径[27]。不难发现，既有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对农民组织化主题做出了增量贡献，而且在应用层面对农民组织化的具体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当然，农民组织化的内容和形式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仍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就需要学界对其进行持续的跟踪和关注。

三、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的演进趋势

除了高频关键词作为文献计量研究的参考指标外，突现词(Burst Detection)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指标。它是指在某一研究领域内的不同阶段频次出现增速较快的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相关主题的研究趋势。一般而言，突现词多以各阶段密集出现的高频关键词为表征。因此，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中的突现词功能共得出8个农民组织化研究的突现词(见表2)。笔者将以表2中的突现词为分析依据，同时结合表1中的高频关键词，对农民组织化研究进行趋势性分析。

表2 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的突现词

(一)研究热度具有鲜明的时代阶段性与政策导向性

理论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农民组织化研究就是植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组织的生产实践。而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农民组织化行为又受到诸多环境要素的影响，如国际形势、国家战略、社会传统、人际交往等。其中，国家因国际或社会环境改变而做出的政策调整对其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农民组织化实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热点和研究着力点。恰如前文所示，关于农民组织化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受市场化浪潮影响，农民呈现出较强的个体化和原子化特征，而组织化特点相对较弱。在这一阶段中，“市场经济”等关键词成为了研究的突现词。在第二阶段，正逢我国成功“入世”，期间还进行了税费制度改革，这对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阶段出现了关于农民组织化实践与研究的一股小高潮。此时，“农民增收”、“WTO”等关键词被频繁提及。在第三阶段，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这一命题，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是再一次掀起了学界对农民组织化的研究热潮，“现代农业”、“村民自治”、“乡村振兴”等关键词迅速进入研究者的视线。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到，每一阶段的农民组织化研究都有侧重点和关注的焦点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热度具有鲜明的时代阶段性和政策导向性的特征。

(二)研究视角从聚焦农户利益联结到关怀乡村全面发展

结合表1和表2可以看到，伴随着农民组织化实践的阶段性变化，农民组织化的研究视角也相应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学术界逐渐从关注农户个体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转变为以关怀乡村全面发展这一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待农民组织化问题。具体而言，在2010年以前，农民组织化研究的突现词主要以农业经济类关键词为主，从中可以管窥农民组织化的前期研究聚焦在农户经济和组织利益层面。此后，随着农村地区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城镇化”、“乡村振兴”成为了农民组织化研究的突现词。这就说明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农民组织化不仅与生产力密切相关，而且与乡村治理有着重要联系[28]，特别是其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结构和效能，农民组织化也日渐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依托[29]。不过，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又有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正悄无声息地瓦解着农民的组织关系，存在诸如组织动力不足、组织主体缺失等问题[30]，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部分负效应，如邻里矛盾增多、共同体意识淡化，并进一步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实，在此之前就曾有学者提出，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要及时重建农民之间的联结纽带[31]，如利用信息化手段、借助公益社会组织[32]等途径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以此促进城镇化对乡村治理释放出正面效应。由此可知，学界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显著变化。

(三)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向经验研究转变

由表2可以发现，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的早期研究成果在方法上以规范研究为主，即学者们主要从理论上论述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或解读实践路径的可行性，或从应然层面阐释我国农民组织化应该怎么做。因此，以“结构主义”和“理论选择”为代表的学术性概念成为我国农民组织化早期研究阶段的突现词，如程同顺曾研究过利益集团理论对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借鉴与启示以及不适用之处[33]。其后，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我国基层农村地区的制度创新层出不穷。鉴于此，基于本土实践开展实证研究成为了我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必然趋势和应有之义，即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仅在理论上对农民组织化进行探讨，更热衷于从农村实践出发，采用实证调查的方式获取一手的研究素材并进行理论提升。例如，张翠娥和杨夏玲基于武汉市新洲区的调查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推进农民组织化研究[34]，张素罗和张焘以河北省838户调查样本数据为依托分析农民组织化的困境[35]，张欢以烟台再造集体为例提出新时代提升农民组织化的路径[36]，还有学者基于疫情防控现实背景研究村社重建组织化过程[37]。可以看出，基于实证调研基础上的农民组织化研究更具中国特色，亦更符合我国农村实情，不仅丰富了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对我国农民组织化实践具有较强的且更具针对性的指导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规范的研究方法，而是不同时期研究方法的选取各有侧重。所以，总体上看，学界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在方法上经历了从规范研究向经验研究的转变。

四、对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路径演变的解释

由上文可知，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在演进趋势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热度具有鲜明的时代阶段性与政策导向性，二是研究视角从聚焦农户利益联结到关怀乡村全面发展，三是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向经验研究转变。透过这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可以得知，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趋势的演变主要受以下三个层面要素的影响：

一是在国家层面，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国家战略的调整。如前文所述，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阶段性与政策导向性，原因在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国际上，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二是在国内，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与国家层面变化相呼应的是，我国基层农村社会也随之发生着改变。其中，农民组织化实践不论是形式上还是程度上在不同时期均有相对差异，这一差异性变化又进一步促使学术界在不同阶段对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各有侧重。同时，不同阶段背景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又亟需相应的科学理论跟进指导，故而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因时、因需而变。

二是在社会层面，农业现代化转型与乡村社会的发展。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也步入“快车道”行列，可以说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由农民自发组织建立起的各类专业合作社组织应运而生。与此同步的是，伴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乡村领域的其他方面也在与时俱进，如乡村治理创新机制持续涌现、村庄公共性不断延展、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愈发多样。但不论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抑或是乡村治理的多元化，无不需要农民的组织化参与，它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的农村发展中占据着突出位置[38]。可以说，农业现代化转型与乡村社会的发展既影响着农民组织化实践，同时，农民组织化反过来又影响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39]，而两者的交互性影响在理论上又进一步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三是在个体层面，利益增长向全方位发展的需求升级。农民组织化是农民个体的横向联结，因此，农民组织化实践受农民个体要素的影响，其中个体利益是关键影响要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总体的物质资料尚不丰富，因此农民在组织化过程中主要以增收获利为价值导向。此后，随着物质资料的不断丰富，农民的发展型需求日益高涨，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创收，而是希望能在组织化过程中获得更多其他方面的益处，此时农村出现了很多经济组织之外的文娱类组织，如广场舞队(组织)。不得不说，农民个体需求的迭代升级客观上提升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同时也在学术层面影响了学界关于农民组织化的研究进路。例如，有学者基于农民的协商需求，将农民组织化的研究视角转向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协商[40]。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将会继续受到学界关注，其未来的研究路径可能会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趋势：一是研究内容和研究主题得到进一步丰富。在乡村历史进程中，农民不断地塑造着乡土文明形态[41]。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能动性将会被进一步激发，进而赋予农民组织化新的内涵。因此，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内容和主题无疑会得到深化。二是研究的理论框架逐步得以建立。从前文可知，截止目前有关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大多仍处在经验解析和价值诠释层面，而对于理论框架的系统构建尚且不足，但从研究的规律性看，这又是必经环节。因此，未来随着学者深化在农民组织化这一研究领域的经验感知，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也将会随之建立。三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得到充分应用。当前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的既有研究在方法上多停留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常用的质性或量化研究方法，未来为了能够科学有效地预测农民在组织化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跨学科的混合型研究方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尝试，如在质性、量化等研究方法中引入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实验法等，以提升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五、结论与展望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乡村振兴推进时期，包括农民自组织在内的诸多农村基层组织承担着振兴乡村的重要职责。因此，对农民组织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属于新时代背景下的题中之义。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的624篇有效样本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我国农民组织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图谱分析发现：一是截至目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研究的初期起步阶段(2000年以前)、研究的快速增长阶段(2000—2010年)和研究的平缓推进阶段(2010年至今)。二是我国农民组织化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经济理性、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和组织化困境及其消解。三是研究路径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研究热度具有鲜明的时代阶段性与政策导向性、研究视角从聚焦农户利益联结到关怀乡村全面发展、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向经验研究转变。四是影响研究路径演化的可能性原因有三点，即在国家层面，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国家战略的调整、在社会层面，农业现代化转型与乡村社会的发展、在个体层面，利益增长向全方位发展的需求升级。不难看到，关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的研究成果愈发丰硕。

不过也须认识到，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民组织化实践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和困境，如农民组织化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组织类型仍待丰富、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尚有拓宽空间等。因此，不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各方均需积极探索有效的化解方法和创新机制。具言之，一方面，各农村地区应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不断探索创新，寻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延伸农民组织化的功能与内涵；此外，还需注重培育和提升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其合作能力，尤其是要提高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组织与协作能力，使其能真正发挥振兴乡村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学术界应以国家要求和现实需求为关照，继续深入农村基层，不断从地方实践创新中提炼农民组织化的先进经验，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组织化系统性理论；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以此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乡村振兴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