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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2022-03-18朱韵豪尹亚冲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自由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

朱韵豪,尹亚冲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每一种哲学思想的产生都不可能离开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自由主义弥漫的西方近代,施蒂纳率先开启了对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清算。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把“自由者”概括总结为三种形式,并对这三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展开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与之相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追求无限制的绝对自由的观点,从有限性的现实的人出发,指出无产阶级的自由实现必须建立在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上。

一、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一)政治自由主义批判

施蒂纳把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和人道自由看作是自由主义不断演进的过程,其中政治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初表现形式。施蒂纳批判政治自由主义者推崇和依赖国家的行为,在他看来国家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自由得以实现,但同时也进一步限制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我们的结合即为国家;结合起来的人们即为民族。”[1](P107)根据施蒂纳的观点,国家作为“人”的结合而存在,是单个人为了维护其尊严而团结成的平等的社会共同体,个人必须无条件为国家谋利,“消融在国家之中,使国家成为目标和理想。”[1](P107)可见,国家是最高意志的存在,为国家效劳才会获得最高荣誉。在国家这个共同体中,个人逐渐边缘化而消解,对于国家来说,个人没有任何私人利益和价值,每个人都要把效忠于国家作为崇高使命。对此,施蒂纳指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一种宗教,它要求个人放弃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把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家公民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由此看来,国家所主张的公民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个体在国家中是没有任何自由的。在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之后,施蒂纳强烈呼吁人们摆脱对国家这个虚伪共同体的盲目崇拜。可见,施蒂纳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脱离国家和法律对人的控制的自由,其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表达出对国家的不满,最终目的是为自己无政府主义思想奠定理论基调。

(二)社会自由主义批判

作为自由主义发展的中间阶段,社会自由主义是政治自由主义向前推进的结果。在此,施蒂纳把对社会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简单等同起来。“如同国家保持命令权一样,只能社会保持财产。”[1](P125)施蒂纳指责共产主义把财产从个人转移到社会,从而达到了取消个人财产的目的,使得社会成员都变成了“穷鬼”和“游民”。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命令权属于国家,财产属于社会,这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对“个性”进行的第二次掠夺。

施蒂纳还批判了共产主义的“劳动”,在他看来,人的活动、劳动是人的本质规定,劳动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价值和尊严。如果一个劳动者做了对我们大家都有益的事,他就理应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中,人被束缚在机器般的劳动中,这不仅不能够使个体在劳动中获得价值和尊严,反而剥夺了人的个性成长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如若一个工厂工人要累死累活干上十二个小时甚至更多,那么他就被剥夺了人的发展过程。……他的劳动不能使他自己满足,而只是使他疲乏。”[1](P129)因此,在施蒂纳看来,社会自由主义比政治自由主义更为可怕。一方面,它剥夺了个人的财产权使得民众变成一无所有的“穷鬼”和“游民”;另一方面,它使每个人必须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去从事非自愿性的劳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就成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新主人”,它让每个个体都处于“效劳”之中。

(三)人道自由主义批判

社会自由向前推进就到了人道自由,人道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人道自由主义者看来,人道社会作为对政治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国家和社会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社会的扬弃,是最理想的社会,也是作为个体的完善的“人”的存在方式。然而,在施蒂纳看来,这种人道自由仍然是对个人的压抑和蔑视。政治自由主义把个体置于国家和法律的控制之下,个体丧失自由意志而无条件为国家效劳;社会自由主义无情剥夺私人财产,财产社会化使得个人成为无财产的“乞丐”;而人道自由主义主张用“人”的概念替代现实的人,在个体之上设置神圣概念对个体进行统治。人道自由主义看似把本应该属于人的一切都归还给个人,但这个“人”只是一种“抽象的人”。人道自由主义所做的只不过是把个人的统治者从“天上”拉到了“人间”,使得“概念”成为统治个人的真实力量。施蒂纳还批判了人道自由主义者所持有的幻想,“伟大真理的发现者当然知道,真理对于他人是有用的,由于嫉妒性的沉默不言对他来说绝不会带来任何乐趣,故而他说出了真理;然而如若他意识到,他的奉告对于其他人来说有最高价值,那么他绝不会由于他人的缘故,而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去搜索和探寻出真理。”[1](P143)在此,施蒂纳用隐喻的方式批判了人道自由主义者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不可避免的带有利己主义性质。

二、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

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的划分和歪曲理解无疑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指出施蒂纳追求绝对自由的观点看似是对外在力量的超越,其实质上仍然受到了德国社会状况的影响。[2]此外,由于施蒂纳自身的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其对自由的理解更是带有主观臆想和神话色彩。

(一)马克思对施蒂纳理论的关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占近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对施蒂纳及其哲学思想的批判。究其原因,施蒂纳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问题,引起了马克思如此重视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施蒂纳通过建构“唯一者”来对抗费尔巴哈的“类”哲学,二是施蒂纳对个人自由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中的“人”的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看来,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中认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所做到的只是将最高本质从“神”变为了“人”。为了克服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神学性质,施蒂纳激进地提出“唯一者”与其对立。在施蒂纳看来,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人道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唯一者”在追求绝对自由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然而,施蒂纳追寻“唯一者”的绝对自由是在思维领域中进行的,完全脱离了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克思看到了施蒂纳对各种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走出思辨的自我意识。由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大篇幅的对施蒂纳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唯一者”和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的批判,确立了“现实的个人”的重要概念,完成了对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从而最终转向了一种新的历史科学的建构。

(二)对施蒂纳政治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施蒂纳受到了德国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束缚,在落后的德国政治环境的背景下对政治自由的观点做出了错误解读。马克思认为,德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主要原因是德国市民追寻利益的分散性,这使得他们很难团结起来对抗其他民族国家的侵略和压迫,而康德的“善良意志”与当时德国社会现实状况的需要相符合。经济利益的分散性直接导致政治组织的相互分离,因而,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获得完全的统治。[3](P213)德国由于落后状态而没有爆发像英法等国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现实状况使得康德等德国哲学家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抱有主观幻想,以脱离物质利益的思想观念为基础进行道德说教。康德的哲学思想对施蒂纳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蒂纳是在狭隘的德国哲学视域中看待自由主义的,他所理解的政治自由还是受到德国的现实状况的束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在考证了当时德国现实状况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德国市民已经渐渐适应了“微小盘剥和伟大幻想”的生活。但是,随着“七月革命”爆发所带来的影响,德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开始考虑发展更加成熟的政治形态。然而,从自身现实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经济发展的滞后性远远不能支撑其成熟的政治形态的确立。因此,德国市民只能继续沉浸在康德的“善良意志”中。随着日益加剧的世界竞争,德国不得已而被迫加入普遍的世界交往这个浪潮中,直到1840年德国市民才开始考虑将分散的地方性利益结合成某种程度上的共同利益。而在马克思看来,以施蒂纳为代表的思想家在思考自由问题时无法摆脱自身的地域性限制,只是肤浅地批判德国市民的自由主义幻想,而忽略了自由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条件。由此,马克思批判了德国自由主义在思维领域中论述自由的实质,而对现实的自由视若无睹。

(三)对施蒂纳社会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施蒂纳分别用逻辑虚构和历史虚构对共产主义做出错误解读。从逻辑虚构来看,施蒂纳常常混淆特殊事物与一般概念的差别,把特定的私有者占有财产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占有混为一谈。施蒂纳认为社会自由主义希望大家都成为“穷鬼”和“游民”,共产主义以个人不再占有财产而使得“大家”占有财产。在这里,施蒂纳把“社会”抽象为一般的概念而高居于个人之上,进而通过对这个抽象概念的批判来歪曲和批判共产主义。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没有具体考察私有财产对生产的特定关系,也没有考察不同主体对财产占有的个体差异性,反而把主体对于财产占有的特定关系抽象化为“一般占有”来对共产主义加以批判是没有意义的。

从历史虚构的层面来看,施蒂纳把宗教看作是压抑人的欲望和痛苦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随着宗教信仰被“人”这一观念所逐渐取代,人们便不再能够忍受自己的贫困,进而开始反抗。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没有看到历史前进过程中阶级矛盾和冲突的经济根源,而是从宗教信仰缺失与否的角度来解读历史,这是历史虚构的表现。[3](P242)此外,施蒂纳认为资产阶级对于人从命令和专横中获得解放起到了一定作用。对此,马克思指出施蒂纳把资产者自身的解放理解为等同于人类整体的解放,施蒂纳也不理解这个“个别人的命令和专横”实际上是“同业工会、行会和等级的统治”,与此同时,资产者取消“个人的命令和专横”[3](P244)只是为了确立自身的统治,即资产者的统治。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把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趋势当作“各种情况的偶然性”,以此来取消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因此,共产主义就成了施蒂纳口中“神圣的共产主义”了。

(四)对施蒂纳人道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

马克思批判施蒂纳对人道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并没有脱离其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其论述方式依然停留在德国哲学的理论范围之内。他批判施蒂纳把“人”的概念神圣化,把概念当作真实存在来对个人进行统治。事实上,国家、社会和“人”的概念只不过是施蒂纳头脑中的主观幻想,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也都是建立在这些在他头脑中虚构出来的神圣概念的基础之上。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是现实个体交往的产物,“只是在后来,人们才把这些关系想象成‘人’这一概念的启示。”[3](P258)概念只不过是对现实经验关系的概括和总结,而施蒂纳却颠倒了概念与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施蒂纳虽然一直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脱离开费尔巴哈,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阐释自己的哲学观点。在费尔巴哈那里,虽然他过分强调反对这种幻想斗争的意义所在,而对如何“消灭某种幻想”并没有具体阐述。反观施蒂纳,他不仅没有消灭幻想的意识,反而把幻想理解为真正统治人的现实力量。马克思批判了他头脚倒置的手法,指出他把资产阶级的虚伪幻想信以为真。

总之,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仍局限于观念领域而非现实领域,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走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围。与之相反,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批判了施蒂纳抽象的“自由”概念,指出自由与现实物质力量不可割裂。同时,马克思通过对施蒂纳自由主义的批判,也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指出无产阶级要想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要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革。

三、马克思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批判的当代价值

施蒂纳始终囿于抽象的精神领域内理解和论述自由问题,与之相反,马克思始终关注现实的人的感性世界,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和审视自由。深入考察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具体批判,不仅有利于理解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复杂内涵,深化对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理论认知,更有利于强化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涵养我国社会的“共同自由”。

(一)深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解

在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批判的反思中,马克思折射出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关怀。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自由是自由的初始阶段,政治自由是处于社会自由和人的自由的中间环节,而人的自由是自由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共产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实现了自由全面发展,此时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都体现为人的自由。对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主体是“人”,这个“人”指的是包括所有人在内的现实的个人,是区别于施蒂纳眼中的抽象概念的能动个体。人总是要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直接或者间接与他人发生着联系。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理解人的本质,就与唯心主义和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在精神领域和现实领域中,我们均可以自由驰骋,每个人都获得了身心的全面发展,外部对个人的束缚完全消失,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每个人都成为了在天空中翱翔的自由人。

同时,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必须要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时间的不断增长。从马克思的思想进路来看,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掌握领导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共产主义理想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也是过程和目标的统一。因此,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从现存实际出发,着重解决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期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做好必要的准备。

(二)实现从理性自由到实践自由的跨越

从词义来理解,“理性自由”更多代表唯心主义自由观,注重考察自由的本质,即“什么是自由”;而“实践自由”则关心自由问题如何实现。自由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的问题,作为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人始终是一个不同于一般存在物的矛盾性存在。人的自由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什么是自由”是“自由如何实现”的理论前提,“自由如何实现”则是“什么是自由”的现实解答。马克思看到了以施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唯心哲学家从理论理性的角度探寻人的自由问题的困境,从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客观的现实世界,从人的实践活动的角度出发去探寻如何实现人的自由问题。实践自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观的核心,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依托,完成了从施蒂纳的抽象自由到现实自由的实践转向,指明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马克思总是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中论述自由问题,他通过对以往哲学家对自由的理解的反思,最终在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观。马克思成功扭转了以往哲学家阐述自由时对个人压抑的方式,彰显出人的主体性地位。也正是在对抽象自由的批判中,马克思逐步确证了对自由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的和辩证的理解。马克思看到了实践活动对个人自由的实现的重要作用,注重考察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基础上把人和世界相关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最终实现了自由观的彻底变革。

(三)涵养中国社会的“共同自由”

马克思通过对施蒂纳自由思想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所导致的人的自由个性的泯灭。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的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对共产主义真正共同体的未来社会进行了憧憬。在马克思所描绘的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个人都获得了充分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诉求最终得以实现。

在当代社会,重温马克思通过对施蒂纳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对涵养中国社会的“共同自由”具有重要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观中所蕴含的“公平正义”思想,为新时代涵养中国社会的“共同自由”提供了理论指导。从马克思科学自由观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来看,自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当前,我们已经步入新时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充分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诉求。在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自由,反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由误区”,是我们不能逃避且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当今中国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面临的机遇和考验前所未有,树立“共同体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站在社会“共同自由”的角度,理性地看待国家发生的一切,坚定不移地走好自己的路,才能在精神重塑的过程中,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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