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焕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了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成果，形成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反贫困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要把握其基本内涵就必须从其理论基础、历史基础、实践基础以及价值导向四个层面来加以理解，以期为下一阶段乡村振兴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抓手和行动依据。

一、理论溯源：涵养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之“根”

马克思认为，农民的贫困必须从国家、政府管理以及法律上找原因。1842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首次研究了农民贫困问题，揭露了农民贫困的根源以及要求从法律条文上制定维护贫民利益的法律，第一次公开地站在广大贫苦农民的立场上：“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1](P248)马克思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及法律权力的缺失是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因此，从法律视角要求统治者制定维护基本群众的体现普遍利益的法律。1843年，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指出：农民之所以贫困“同时也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1](P10)因此，国家和政府机构都应该承担帮助贫民摆脱贫困的责任。

随后，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露了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并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进行了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占有的产品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2](P175)恩格斯1845年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露了工人阶级成为大机器的“奴隶”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存在必然造成异化劳动和贫富两极分化，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继而消除贫困。

接着，马克思从观念、物质以及制度层面提出了摆脱贫困的途径，主张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以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指明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必然导致贫困的积累和相对过剩人口的积累，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要消灭贫困和消灭剥削，就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彻底消灭“体脑”的差别，缩短工作日，发展生产力等。最后，马克思从制度层面对消除贫困指明了方向，主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即“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P892)从而彻底消除贫富差距，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是从唯物史观视角对贫困产生的根源以及消除贫困的途径进行的科学论述，创立了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基本原理和逻辑结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探索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扶贫减贫思想不断发展的理论源泉。

二、历史演进：承续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扶贫减贫历史进程之“脉”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历代领导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和不懈奋斗的事业。我国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消除贫困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运用到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开创出一条令世界震惊的中国式扶贫开发道路，不断推动我国贫困与反贫困斗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1．毛泽东反贫困理论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序幕

毛泽东初步回答了近现代中国贫困的根源和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理论体系，开启了一条中国式的扶贫开发道路。毛泽东首先意识到解决农村地区贫困问题是摆脱中国落后面貌的关键，于1950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农村贫困，最终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使生产得到极大发展，农民温饱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接着，他选择引导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相继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绝对贫困落后现象得到明显改观。同时，毛泽东认为解决贫困问题还必须加快发展科教文化事业。

2．邓小平反贫困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主要通过体制改革来推动扶贫工作，他首次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层面来阐释我国贫困问题，明确提出要达到共同富裕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4](P373)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从改革农村经济入手，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后，邓小平围绕国民经济调整这一中心任务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使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他提出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不仅要在物质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使人们摆脱贫困。邓小平通过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取得重大成效，释放了脱贫减贫的巨大能量，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城乡贫困状况，为我国反贫困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江泽民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

江泽民根据中国贫困问题的新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开发式扶贫，使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到新高度。江泽民认为“输血”救济式的扶贫措施虽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贫困。而开发式扶贫，不再是单纯依靠政府救济，而转变为“自扶”和“他扶”相结合，通过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来强化贫困地区和人民的“自扶”能力，使得贫困人民能够从提高自身能力出发，主动适应市场以及社会的需求，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开发式扶贫思想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使中国反贫困实践取得显著成效，创造了我国扶贫史上新的里程碑。

4．胡锦涛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在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提出消除贫困首要任务是使得扶贫对象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脱贫致富得到尽快实现，在坚持开发式扶贫策略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帮助困难群众解决温饱问题。同时，在“四个坚持”方针策略指导下，[5](P569)坚持政府主导统筹发展，扶贫开发更加注重提升贫困群众自身脱贫致富的能力，从而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较快发展。胡锦涛立足科学发展实践，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小康社会，使我国贫困地区和人民由解决温饱问题转入加快脱贫致富的新阶段，彰显了反贫困的新战略，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三、实践举措：统揽于习近平脱贫攻坚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之“势”

在我国扶贫减贫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历届主要领导人不断推动反贫困斗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的科学理论体系，为习近平扶贫工作明确了基本观点、界定了理论视域、指明了发展方向。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反贫困思想一脉相承，是在科学继承既往理论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反贫困理论最新成果。

1．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出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6]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历代共产党人理论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最新发展。紧接着，习近平还提出“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7]等论断，这些论断表明解决贫困问题进而实现小康就是凸显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化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习近平站在新时代高度，提出解决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其作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2．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管理体制机制

落实领导责任制，权责明确、各司其职，是脱贫攻坚的根本政治保证。因此，第一，必须坚持党中央领导，坚持其在扶贫开发工作中总揽全局的核心地位，这是我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习近平多次强调党政一把手抓总负责，当好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这是前提和根本。第二，要落实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体制，这是扶贫开发的重中之重。中央统筹，就是要“做好顶层设计，主要是管两头”，[7](P20)即：一头为地方创造政策、资金条件，一头加强监管；省负总责，即：做好中央和地方的衔接工作，在中央统筹下做好目标确定、资金安排、审核监督等；市县抓落实，即：做好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统筹进度、项目实施等具体落实事务，使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实处。第三，基层组织是扶贫开发工作的关键。基层组织居于扶贫开发的“第一线”，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因此，要切实培育扶贫工作能力强的干部队伍，带领群众寻找路子真正实现脱贫致富，有效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3．建立脱贫攻坚责任监督体系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要确保扶真贫、真扶贫，就必须建立责任监督体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机制，并坚持把责任监督和考核贯穿于脱贫工作全部过程。第一，建立责任监督体系。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各级干部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五级书记抓扶贫，使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到实处。第二，改进考核评估机制。以脱贫攻坚绩效来选拔任用干部，对能力不足的要及时撤换，对于虚假作为的加以问责。同时，改进脱贫攻坚时效评估方式，主要评估“两不愁三保障”实施情况，对贫困县的退出要专项评估检查，中央监查部门必须抽查，确保真正达到贫困县退出条件，要使约谈省级领导常态化，提高脱贫工作时效。第三，对于脱贫攻坚，必须坚持从严要求，真抓实干，对于损害脱贫攻坚进程的情况以及各种消极怠慢、贪污腐败、形式主义等，要加大惩处力度。

4．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为关键的突破口在于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能否实现脱贫，而如何实现高效脱贫，习近平强调“贵在精准，重在精准”，[8]为此必须做到“六个精准”，并将其具体化为“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扶持谁”。习近平认为，“扶贫必先识贫”，[9](P35)要做好建档立卡，弄清楚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和贫困原因，从而科学合理地找出脱贫途径，这是扶贫的前提；其次，“谁来扶”。习近平指出：各级党组织要落实领导责任，这是扶贫的关键。再次，“怎么扶”。就是要抓重点实施“五个一批”工程，这是精准扶贫的重点。最后，“如何退”。要加快制定贫困县、户的退出机制，“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真脱贫”。[10]为此，必须制定详细的脱贫时间表，留出足够长的缓冲期，制定明确的退出计划，采用动态的管理办法，对已经脱贫的人口实行“逐户销号，脱贫到人”。这是精准扶贫脱贫的补充，也是落脚点。

5．坚持扶贫、扶志、扶智相结合

习近平指出：要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通过教育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落后的、局限的思想观念，从内生因素激发贫困人口积极性，进而完成脱贫攻坚任务。首先，扶贫必先扶志。对于“扶志”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有着精辟的论述：“扶贫要扶志，有志气，自力更生很重要啊！”[11]他强调：“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9]因此，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外力的帮扶，还要重视内力的激发。有些贫困群众不仅在物质上贫困，而且在精神上也贫困，根源在于他们没有改变贫困面貌的意识和志向，因此要重视帮扶“志气”，为脱贫攻坚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其次，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习近平强调：“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12]因此，扶贫不仅帮助贫困群众摆脱经济贫困，还要帮助他们在教育和思想上摆脱贫困，将扶贫、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激发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实现彻底的脱贫致富。

6．坚持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并对未来社会作了展望：“要建立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P4)这意味着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4]世界历史将走向普遍性交往的历史。未来世界将是没有贫困，没有剥削压迫，没有阶级，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世界。习近平从这一世界视野出发，主张在国际社会加强减贫合作，经验共享，与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5]对此，党中央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承载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助力各国携手发展，共享成果，缩小差距，实现全人类解放。

四、价值引领：彰显于新时代中国人民不断前进奋斗的时代价值之“中”

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扶贫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理论基础、历史基础、实践基础和价值导向四重意蕴的统一，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减贫及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

首先，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在科学继承既往理论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反贫困理论的最新成果，丰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体系，使中国反贫困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为中国的扶贫减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创扶贫新的局面。其次，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中国反贫困理论及实践也为世界各国的减贫事业奉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