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浔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下简称《将相表》)的倒书，是指表中在“大事记”栏、“相位”栏和“将位”栏中存在的六十九条被倒着书写的文字。这种体例不仅在《史记》的一百三十篇中仅此一处，而且在其他史书中也没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对于表中倒书这一特殊体例的探讨，是理解全表的一个重要前提。

《将相表》中的倒书问题，首先是由清代学者汪越正式提出并加以探讨。自此以后，陆续又有学者开始关注并撰文分析这一独特体例，对于倒书的认识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笔者不揣谫陋，在前贤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再作探讨，提出一家之言，如不当之处，敬请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一、学界观点简述

关于倒书的作用和意义，历来各家说法多不相同，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代表观点：

(一)倒书体现作者的微言大义

这一观点认为，表中倒书设置的位置和分布情况体现了作者的某种深意。如：最早提出倒书这一问题的汪越在分析“大事记”一栏的倒书时便指出其设置体现了司马迁“重相”之意。[1](P22)施之勉则认为对忠臣下场的倒书是“盖伤之也”，[2]是作者对于忠臣下场的同情和悲伤。施丁认为倒书“主要是揭露将相的危难境遇及其可悲下场的”。[3](P191)张大可在肯定“《史记》十表，最具笔法义例，是司马迁作史精意之所存”的基础上，认为倒书“寄寓了司马迁不言的深微寓意”。[4](P327)丁波则认为，倒书是太史公在暗示西汉时期中央政府的某种政治结构和皇权的集权趋势，是太史公“以无字的形式来彰显汉代君权与将权权力的斗争，解释君权日益加强的趋势”。[5]

(二)倒书方便观览，并无深意

汪越在谈及“相位”及“将位”的倒书时，认为其设置只是为了方便观看，并无深意。周一平认为，“倒书是为了区分一部分史事与另一部分史事，起到史事分明、醒目、‘便观览’的作用”。[6](P243-263)陈直先生联系到《史记》成书时以竹简为载体，不易以不同颜色区分内容，进而认为倒书“一顺一倒，使读者易于分明”，[7](P59-60)此观点得到易平的认可。王志勇则在此基础上，结合里耶秦简、居延汉简等材料对表中的倒书加以考察，认为“用倒书的目的是为了区别正书，旨在‘易于分明’，其实‘未有深义’”。[8]

(三)倒书为后世误写或伪造

刘咸炘认为，倒书“不知何意，又不画一，似写误”。[9](P58)李解民根据周家台秦墓简牍中出现的倒书现象，推测倒书是作者创作表时打的草稿，后误写入正稿。[10]赵国玺则认为，全表倒书“非史公原创，因而说倒书寓微言深意云云谬矣”。[11]

这三类观点各有道理，但笔者认为，前辈学者在分析倒书时，对倒书的独特性注意不足。所谓倒书的独特性，是指倒书这一特殊体例既没有在其他史书中出现过，也没有在《史记》这一系统性著作的其他表或是篇章中出现过。从这一视角出发，若认为倒书体现了作者微言大义或是便于读者观览，都难以解释为何其只应用于《将相表》而没有出现在其他表或者篇章中。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倒书文本的考察，对倒书的性质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把握。

二、倒书文本的分类考察

在对表中倒书分析之前，应当说明，《将相表》所记人物的下限直至西汉成帝时期，远超司马迁生活时间。因此前人在研究此表时，有些主张按照司马迁的活动时间下限将表分割为二，认为此表前半部分为司马迁所作，后半部分为他人所续。如《史记集解》有：“班固云：‘司马迁记事讫于天汉’，自此已后，后人所续。”[12](P1346)赵国玺先生也认为应将表中内容以天汉为界，将其分为司马迁所作的本表和后事“好事者”所为的补表。但既然倒书现象贯穿全表，则说明倒书这一格式在整个表中出现的意义和作用是一致的。正如王志勇所言：“我们认为表中的倒书前后体例一致，讨论倒书不宜将表割裂为前后两部分，只谈前面的，不顾及后面的。”因此如果要探究倒书的作用和体例，应该将表中倒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整体把握，而不应人为的根据时间加以区分。纵观全表七十条倒书，其中有三十八条为“大事记”栏倒书，有十九条为“相位”栏倒书，有十三条为“将位”倒书。笔者根据其记载内容、记载体例、时间分布等特点，对三栏的倒书分别进行了初步整理并总结其特点。

(一)大事记倒书分析

1．大事记倒书所记与汉朝历代丞相的结局密切相关。全表三十八条大事记倒书中，有三十七条是对汉朝丞相下场的记载。自高祖元年至成帝鸿嘉元年，除去鸿嘉元年在任丞相薛宣外，历任丞相共计三十七人，倒书共记载了其中三十六人的下场，除未记载王陵、两次记载张苍外，每任丞相都有一条倒书记录其免相或是去世的结局。可以说，大事记倒书算是对丞相下场的例行记录。此外，三十八条大事记倒书中，有一条是对九卿官员而非丞相的记录，即文帝八年所记“太仆汝阴候滕公卒”，算是大事记倒书中的另类。

2．三十八条大事记倒书中对于所记事件的发生时间记载精确程度有较大差异。有些倒书中记录的时间精确到日，有些只精确到月份或季节，有些倒书甚至没有时间记载。针对不同时期的倒书进行分析后发现：

1.1临床资料我们科室属郊县的内分泌、老年病科,2017年总共收治的病人1680人。其中城乡居民1020人,城镇居民660人。年龄在35-99岁,平均年龄61.12±3.14岁;小学文化程度为68%,初中文化程度为27%,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5%。

(1)在高祖、惠帝在位时期，共有两条大事记倒书，分别为惠帝二年记载萧何去世的“七月辛未，何薨”和惠帝五年记载曹参去世的“八月乙丑，参卒”。这一时期的二条倒书皆精确至日。

(2)在高后、文帝和景帝在位时期，大事记共有十一条倒书，分别为：高后八年“后九月，食其免相”；文帝二年“十月，丞相平薨”；文帝三年“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国”；文帝四年“十二月乙巳，婴卒”；文帝八年“太仆汝阴侯滕公卒”；文帝后元二年“八月戊辰，苍免相”；景帝二年“嘉卒”；景帝五年“丞相北平侯张苍卒”；景帝七年“青罢相”；景帝中元三年“亚夫免相”；景帝后元元年“舍免相”。此时期的大事记倒书，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大事记倒书记录的时间不再完全精确至日，高后和文帝在位时期，大事记倒书记录的时间有时精确到日，有时精确到月，有时省略时间，景帝时期的大事记倒书则全部省略时间。其次，大事件全部三十八条倒书中较为特殊的两条，即对张苍的重复记录和对并非丞相的滕公的记录都在这一时期，历任丞相中唯一一位被漏记的丞相王陵也出现于这一时期。这反映了此时期大事记倒书体例的规范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松动。

(3)在武帝和昭帝在位时期，大事记共有十五条倒书，分别为：武帝建元元年“绾免相”；武帝建元二年“婴免相”；武帝建元六年“昌免相”；武帝元光四年“蚡卒”；武帝元朔五年“泽免相”；武帝元狩二年“弘卒”；武帝元狩五年“蔡坐侵园堧，自杀”；武帝元鼎二年“青翟有罪，自杀”；武帝元鼎五年“八月，周坐酎金，自杀”；武帝太初二年“正月戊申，庆卒”；武帝征和元年“冬，贺佐为巫蛊死”；武帝征和三年“六月，刘屈氂因蛊斩”；昭帝元平元年“敞卒”；昭帝元凤四年“三月甲戌，千秋卒”；昭帝元凤五年“十二月庚戌，卒”。可以看到，自武帝即位直到武帝元鼎五年的将近三十年间，倒书在时间记载上延续了景帝时期忽略月日直接记事的习惯。而自武帝元鼎五年之后和昭帝在位期间，倒书的时间记录又变得混乱，有时精确至日，有时精确至月，有时精确至季节，有时直接忽略时间，缺乏统一的时间精确度。

(4)宣帝、元帝和成帝在位期间，大事记共十条倒书，分别为：宣帝本始三年“六月乙丑，义薨”；宣帝地节三年“五月甲申，贤老，赐金百斤”；宣帝神爵三年“三月，相卒”；宣帝五凤三年“正月，吉卒”；宣帝甘露三年“三月己丑，霸薨”；元帝永光元年“十月戊寅，定国免”；元帝建昭三年“六月甲辰，玄成薨”；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丁丑，衡免”；成帝河平四年“四月壬寅，丞相商免”；成帝鸿嘉元年“三月，禹卒”。宣帝在位前期，大事记倒书对时间的记录还不统一，有时精确至日，有时精确至月。但到宣帝五凤三年之后，六条大事记倒书中除最后一条外，其余的记载又重新精确到了日，反映了这一时期大事记倒书的规范性又重新得到了重视。

(二)相位倒书分析

十八条相位倒书中，前期记载重要官职，主要是太尉的兴废，后期记载重要将领的下场。根据时间分布及倒书内容，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高祖至武帝建元二年。这一时期共八条相位倒书，分别为：高祖五年 “罢太尉官”；高后四年 “置太尉官”；文帝三年 “罢太尉官”；景帝元年 “置司徒官”；景帝三年 “置太尉官”；景帝七年 “罢太尉官”；武帝建元元年“置太尉”；武帝建元二年“蚡免太尉。罢太尉官”。这一时期相位倒书所涉及的内容除在景帝时期的一条为司徒官职的设置之外，皆为太尉这一官职设置和废除的记载，这一规律一直持续到武帝建元二年。建元二年的倒书“蚡免太尉，罢太尉官”，既是官职废立记录在相位倒书的最后一次出现，也是为将的官员在相位倒书中的首次出现。可以说这一时期，相位倒书主要是对于太尉这一官职存废的记录。

第二个时期，自武帝建元三年至昭帝始元元年。这一时期“相位”栏无一倒书。分析原因，盖因建元二年武帝罢太尉官后不复设置，而在元狩四年置大司马一官代替，因此此栏长时间无倒文。

第三个时期，自昭帝始元元年至表末。此段时间共十条倒书。具体为：昭帝始元元年“九月，日磾卒”；宣帝本始三年“田广明、田顺击胡还，皆自杀。充国夺将军印”；宣帝地节二年“三月庚午，将军光卒”；宣帝地节四年“七月壬寅，禹腰斩”；宣帝元康四年“八月丙寅，安世卒”；宣帝五凤二年“五月己丑，曾卒”；宣帝甘露元年“三月丁未，延寿卒”；元帝永光元年“七月，子长免，就第”；成帝建始三年“八月癸丑，遣光禄勋诏嘉上印绶免，赐金二百斤”；成帝阳朔四年“七月乙丑，右将军光禄勋平安侯王章卒”。这一时期，相位倒书重新出现，且不再与官职废置有关，而是与人物有关，主要记载了这段时间中某些重要将领的下场。

结合摘录及上述分期可以看到，昭帝在位十三年，“相位”仅有一条倒书，涉及人物为车骑将军金日磾。宣帝在位二十五年，有六条倒书，在此段时间内，倒书体例较为规范。首先，宣帝朝大司马共五人，分别为张安世、霍禹、韩曾、许延寿、史高，此五人的结局在宣帝朝及之后的倒书中均有所提及。其次，在宣帝时期倒书提及人物结局时，除本始三年一条外，皆详细至日。宣帝之后表中共二十九年，有三条倒书，其中第一条为追叙宣帝时最后一任大司马的结局；第二条中提及的许嘉，按照表中上文所书，其身份为车骑将军，但永光三年，许嘉亦被封为大司马，而年表没有记载；第三条中的王章为右将军。可见在此段时间中，倒书记载的人物已不再是当时的大司马王接、王凤，而变成了车骑将军、右将军等将军。

综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相位倒书所记载内容与军事有关，基本是关于太尉官设置和废除的记载和对武帝之后武将结局的记录；其次，相位倒书所记载内容和格式有时间上的分期，不同时期记事内容和格式有所不同。

(三)将位倒书分析

表中将位倒书共十三条，分别为：高祖四年“周苛守荥阳，死”；惠帝六年“尧抵罪”；景帝后元二年“迈卒”；景帝后元二年“六月丁丑，御史大夫岑”；武帝建元六年“青翟为太子太傅”；武帝元鼎二年“汤有罪，自杀”；元帝永光元年“二月，广德免”；元帝建昭二年“弘免”；元帝竟宁元年“延寿卒”；成帝建始三年“谭免”；成帝建始四年“十月己亥，尹忠自刺杀”；成帝阳朔二年“张忠卒”；成帝阳朔四年“闰月壬戌，永卒”。

上述十三条倒书中，共涉及十三位人物，皆为不同时期的御史大夫，其中除景帝后元二年一处倒书记载外，其余皆为御史大夫下场。从这些倒书在表中时间分布上看，这十三条倒书分布不均：元帝之前，将位倒书时有时无，高祖和惠帝时期各一条，高后、孝文时期无记载，景帝和武帝时期各两条，孝昭、孝宣时期无记载。而从元帝到表末成帝鸿嘉元年二十八年间，有七条将位倒书，占全表将位倒书比例的一半以上，平均每四年便有一条将位倒书。这种时间上的分布不均，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记录者对于将位倒书的重视程度不一。

从上述分析发现，无论是大事记倒书、相位倒书还是将位倒书，其内容、格式和分布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差别，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来说，高祖、惠帝时期，倒书体例较为统一，大事记倒书对丞相结局的记载精确到日，相位倒书记载太尉官职的废置，将位倒书记载御史大夫结局。从高后到景帝，大事记倒书时间记载开始模糊，且景帝时期出现误记太仆和对于丞相结局的漏记、重复记录，相位倒书出现误记司徒官职的情况，将位倒书时有时无。武帝、昭帝时期，大事记倒书所记时间较为混乱，相位倒书记录内容开始由官职废置转为以大司马为核心的将领结局。宣帝、元帝和成帝时期，大事记倒书体例又归于严谨，时间记录十分精确，相位倒书对于大司马的记载也较为完善，将位倒书在元帝、成帝时期频繁出现，这对我们判断年表的性质有所帮助。

三、年表性质分析及作者蠡测

关于本表的作者，传统观点认为此表为司马迁所做，也有一些学者撰文怀疑整个年表及倒书的作者另有其人。对表的怀疑也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此表前半部分为司马迁所作，某个时间之后的部分为后人所续写。如赵国玺主张全表应以天汉为分界，分为司马迁所做的本表和后人所补续的补表；另一种则认为全表皆与司马迁无关，如李解民便主张本表为冯商生前未完成的遗稿。[13](P126)对于以上分歧，笔者认为本表应非司马迁所作，为此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若此表为司马迁所作，则司马迁应在表中或书中其他地方对倒书设置目的和作用做出解释。而此表没有解释就出现了倒书，不仅与全书体例违背，而且让后人不明白其背后的意思。此外，正如上文所言，表中倒书内容的格式存在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的体例有所差别，这反映出本表并未经过系统性的整理和改写，大量保留着初成时的样貌。

第二，在《史记》十表中，除本表外，其余九表在表前皆有以“太史公曰”开头的序言，以阐明司马迁本人作本表的缘起、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用到的材料、本表的意义、作者的感悟，以及本表的起止时间等信息，可以视为司马迁写作十表的固定格式。此格式其他九表都有，只有本表没有，反映出本表与司马迁的关系与其他表不同。

第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表中“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12](P3983)但通观全表，几乎不见其记贤者之治，多为官职废立，将相犯法，与其所说不相符。而且从司马迁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做此表前已经见到了另外的年表，所以当时官府中应当是有类似文档流传的。

第四，班彪曾说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14](P1325)班固也说《史记》“而十篇缺，有录无书”。[15](P2724-2725)三国时期魏人张晏在更是明确指出缺失的篇目，其中便有本表。上述东汉魏晋时期学者的说法可以证明，在《史记》流传过程中，本表曾一度散佚，这一点赵国玺、王志勇等人都已经有所论述，因此现在所见的《将相表》很有可能并非司马迁所作。

综上所述，如今我们看到的《将相表》应并非司马迁所做。综合考虑到全表在时间上几乎跨越了整个西汉历史，且表内记载的内容均为朝堂大事、将相更迭，外加倒书内容在时间上的阶段性特征等因素，《将相表》的原型或许是当时史官记录的原始档案。由于全表几乎跨越整个西汉王朝，故负责记录此档案的官员几经更换，在漫长的时间流逝和负责人变更的影响下，倒书出现阶段性特征。而在《史记》原表亡佚后，此档案又被后人补入，成为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这种推论既能够解释为什么《史记》十表中唯有此表有倒书存在，为什么十表中唯有此表前无序文，为什么表中所及内容与《太史公自序》中的阐述略有出入，也可以解释倒书何以在时间上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事实上，出土文献中存在倒书现象也可以为上述推测提供佐证。李解民曾撰文指出，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的关沮秦汉墓简牍中的一支秦简上便存在倒书现象。随后王志勇也在文章中指出秦代的里耶简和汉代的居延新简中存在的倒书现象。而上述出现倒书现象的秦汉简牍，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当时的政府档案记录。也就是说，倒文现象虽然在史书中仅此一处，但在出土的秦汉时期档案简牍中却能找到相似的例子。这也可以进一步佐证《将相表》更接近于汉朝政府原始文献，而非在内容和格式上被系统编纂过的史学论著这一猜想。

关于补表之人，历史上没有记载其人名讳，但对《将相表》分析后，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其一，从时间上看，全表记事自高祖称帝至成帝鸿嘉元年，共计一百八十六年。而鸿嘉元年离西汉帝国灭亡仅二十余年时间，鸿嘉元年既非诸如皇帝大位交接等中枢权力接替之年，也未发生诸如“获麟”等在当时或之后被认为是祥瑞或者灾异的神异事件，可以说鸿嘉元年本身并不具有特殊意义。那么，若此表为西汉灭亡之后的人所补，则应将整个西汉的历史看成是一个整体，将西汉一朝自始至终与此表有关事件全部记录在案，而不应如今天看到的一样，删掉最后二十余年的记录，以这样一个突兀的年份作为全表的结束，使得全表看起来有始无终。因此补表时间应该为此表所记年份的下限，即公元前20年汉成帝鸿嘉元年至公元8年西汉帝国灭亡这一时间区间内。

其二，如上文所推论，此表大概原本是西汉政府档案记录，因此能够见到并使用此表之人应有一定官职在身，如司马迁就因为其史官身份才可以“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综合前两点推论，增补此表之人，应为西汉末年官员。李解民认为是成帝时期受诏续《史记》的冯商，可备一说。但笔者认为，西汉末年另一位学者褚少孙也有可能是补表之人。从时间上来看，褚少孙年轻时曾师从王式，王式此前曾为昌邑王的老师。另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褚少孙曾应博士弟子选，并中试。[15](P3610)在中试后，曾与当时的博士江公有过接触，江公的祖父为汉武帝时的经学博士，据此推测，褚少孙担任博士时应为元成年间。从官职来说，褚少孙身为博士，具备接触到官方文书的可能性。另外，在《三代世表》的正表之后，有一段褚先生与当时的一位“张夫子”关于先王世系问题和圣王后代称王问题的讨论。而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褚先生更是搜集了昭帝之后功臣封侯的情况，直接续于太史公原表之后。也就是说，褚先生曾批注和增补过《史记》十表中的其他篇章，那么可以推测，褚先生很有可能也根据当时的档案，对当时已经亡佚了的《将相表》进行过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