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浪，吴 博

(1.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13；2.黑河学院，黑龙江 黑河 164300)

一、实地踏查城子山山城即图们市磨盘村山城经纬

从某种意义上说，实地考察是解决历史地理问题的关键所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笔者曾五次考察延吉市郊区的城子山山城(今称图们市磨盘村山城)，并最终确定城子山山城为渤海国大祚荣所建的东牟山山城。

1.第一次踏查。1984年秋，笔者时任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站副站长，有幸陪同李健才、张泰湘、魏国忠三位先生前往延吉市考察城子山山城。本次考察主要踏查了山城内阶梯式宫殿房址，并采集到网格纹和绳纹瓦片。山城南面，海兰江由南而北直冲山城而来，在山城脚下与由西向东流淌的布尔哈通河相汇，形成的三面(西、南、东)水势环绕于山城，成为天然的护城河。而山城北面则有一道人工修筑的延边长城，是山城北部屏障。

站在山城城垣上可以眺望布尔哈通河与烟集河冲刷而成的河谷平原，海兰江河谷平原在山城南部被山梁隔断。这是图们江流域左岸上游地区最肥沃的平原，易于农耕、狩猎、采集、渔捞。此外，附近山地矿产资源丰富，有铁矿、铜矿等。布尔哈通河谷与海兰江河谷平原交通便利，由布尔哈通河水道进入图们江后可直达日本海沿岸，右侧与朝鲜南部海域即渤海时期南海府北清地区相接，左侧与今俄罗斯境内波谢特湾近海地区毗邻，渤海的盐州等重要城市也分布在这一区域。由布尔哈通河向西可直达唐代北方重镇营州，向西南沿鸭绿江口进入黄海可通往山东半岛，向北可通渤海上京城的牡丹江流域宁安盆地，继续向东北、北直达黑龙江中下游黑水靺鞨地区。磨盘村山城就坐落在河谷平原东端。李健才先生认为，古城年代应该早于金代，我们采集到的红色网格纹瓦片具有高句丽的文化特征。在这次考察中，石砌城墙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健才先生告诉我，这种阶梯式宫殿建筑酷似高句丽丸都山城。

2.第二次考察。1998年秋，经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金泰顺研究员介绍，延吉市博物馆馆长郑永振先生接待并陪我考察了渤海中京显德府西古城遗址等。当时的延边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强先生陪我一起登上城子山山城(即磨盘村山城)，在阶梯宫殿式建筑附近采集到红色网格纹板瓦碎片，李强说“这是早于渤海抑或渤海早期的一种标本，吉林的许多同志都认为这是具有高句丽文化特征的板瓦”。他的话与此前李健才先生判断的红色网格纹板瓦的年代大致相同，对我影响很大。当时，笔者从方位历史地理学角度考虑城子山山城遗址的地望，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渤海东牟山山城地理方位比较一致。①我们从城子山山城北门进入，步行穿城行至南部城墙，又一次看到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交汇的壮观场景：海兰江由南至北直冲城子山山城南部的悬崖峭壁，使我真切感受到《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对渤海国东牟山“阻奥娄河”地理环境特征的真实描述。这次考察坚定了我撰写《渤海东牟山考辨》的信心，经过两年积累后，最终完成了《渤海东牟山考辨》一文，并与都永浩先生联名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2期。

3.第三次考察。2007年春，笔者带领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在读研究生一行11人考察了延吉周边的历史遗迹。延边大学朴灿奎教授安排我们考察了城子山山城、龙头山贞孝公主墓地、渤海中京显德府遗址等地，采集到城子山山城网格纹红瓦等标本。这是继《渤海东牟山考辨》文章发表后，为撰写《图们江流域历史与文化》再次对延边地区历史遗存进行的实地考察。龙头山贞孝公主墓地和渤海中京显德府遗址上遍地渤海瓦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牟山城、中京显德府遗址、龙头山大型渤海贞孝公主墓地等，集中坐落于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流域绝非偶然，其中定有某种尚未揭示的必然联系。考察结束后，我深深陷入“渤海国历史文化遗存为何如此密集的分布在海兰江、布尔哈通河流域”的思考中。

4.第四次考察。2010年秋，应朴灿奎教授之邀，我参加了延边大学举办的“图们江流域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朴灿奎教授的精心安排和李东辉副教授陪同下考察了延边市边墙遗址，并从边墙遥望城子山山城。当时，我迫切的期待着城子山山城考古发掘成果的早日发表；最想了解的是和龙市龙海渤海皇后墓葬发掘出土的两块墓志铭。但最终未能如愿。2009年6月，《考古》杂志上发表李强撰写的《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发掘简报》一文，尽管其中对渤海皇后的两块墓志铭“孝懿皇后墓志”“顺穆皇后墓志”只有极简的介绍，但依然令我兴奋不已。因为这两块墓志铭的发现可以确认延吉市龙头山地域可能就是渤海王陵的墓葬区，为渤海“旧国”地望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为寻找渤海初都立国之所东牟山山城找到了相关的线索。然而，横亘于布尔哈通河左岸丘陵山地的“边墙”的建筑年代及其历史背景等问题却摆在了笔者面前。

5．第五次考察。延吉市附近一系列渤海考古的重大发现，特别是2021年4月中国新闻网、文博网播发的202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榜上有名，促使我再次萌生了撰写《渤海东牟山再研究》的想法。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无疑为我二十年前对渤海东牟山山城的考证提供了最有利的支撑，使考证渤海东牟山的逻辑链条更加严密。2021年9月23日，应延边大学朴灿奎教授特邀，我在延边大学高句丽渤海史研究中心做了二十年前对东牟山考辨过程的讲座，并对图们市磨盘村山城考古新发现(即城子山山城)谈了新的认识。借此机会我再次探访磨盘村山城考古现场，遗憾的是这次没有看到新闻报道中磨盘村山城的早期遗存。10月18日，笔者又有幸参加了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与高句丽渤海研究所组织的“首届东牟山与磨盘村山城关系探讨”的高峰论坛，在讨论中，结合近年来延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我重申了对磨盘村山城就是渤海国早期建国之地东牟山山城的观点。

二、近二十年来渤海东牟山研究主要成果梳理

2000年，笔者考证延吉城子山山城(即磨盘村山城)为渤海国早期王城东牟山的观点发表后，并没有得到渤海史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吉林省考古工作者对磨盘村山城进行了考古发掘的新成果，越来越证实渤海东牟山城就是图们市磨盘村山城。考古工作者从关注磨盘村山城早期考古文化中与渤海初期建国的文化时空相联系，逐渐把目光聚焦到寻找渤海的东牟山山城。此间，延边州文管会办公室主任李强先生，吉林大学王培新教授，延边大学朴灿奎教授和郑永振教授等，都开始重新审视渤海早期立国东牟山与“旧国”的问题。特别是2002年王培新、傅佳欣对吉林省敦化市永胜遗址与敖东城的考古发掘，没有找到渤海考古文化的蛛丝马迹，只有辽金的遗物和遗迹。[1]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学术界较早认定敦化市敖东城和永胜遗址为渤海“旧国”及早期王城依据的根基。于是，学术界产生了针对渤海早期王城与“旧国”所在地的质疑声音。

其实，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渤海国东牟山所在地理位置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质疑渤海东牟山不是吉林省敦化城山子山城的观点，最早见于1996年发表在《北方文物》的《“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官印”初探》一文中。[2]接着，2000年我与都永浩合作发表了《渤海国东牟山考辩》一文。[3]2008年，与魏国忠先生合著《渤海史新考》一书，其中收录了修改后的《渤海国东牟山考辩——兼谈鸿胪卿崔忻出使震国的册封地》一文，文中提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证据链条，十一条证据均明确指向城子山山城(即磨盘村山城)。[4](P81-113)并在副标题中强调了唐朝特使鸿胪卿崔忻出使靺鞨国册封地就是磨盘村山城，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之前可能存在自称的国号(或“震国”或“靺鞨国”)的问题。此后，笔者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不断补充论据，特别是西安发现《唐李他仁墓志后》，对渤海东牟山山城即磨盘村山城的观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新史料的补充。[4](P114-134)2007年，笔者撰写了《唐鸿胪井刻石题铭及其渤海国初期国号考》一文，利用的是笔者1995年在日本东北学院大学讲学期间考察仙台附近的多贺城遗址时，目睹了1660年出土的“多贺城碑文”中“去靺鞨国界三千里”的刻石碑铭。[5]碑文中“去靺鞨国三千里”，即多贺城遗址向西越过日本海到达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距离。

2001年，中央民族大学编辑的《民族研究》集刊，刊载了韩国学者金在善的《东牟山考》一文，该文根据民国十九年所撰的《辑安县志·地理志》中把渤海东牟山定位在集安(辑安)北部的观点，重复了《辑安县志·地理志》关于“东牟山”地理位置的地望。[6]

2019年，魏国忠同杨雨舒先生在合著的《渤海史》一书中对笔者确定渤海国为东牟山山城就是延吉市城子山山城的观点给与了肯定：“学界曾大都认定其地在吉林省敦化一带而且几乎成了定论，只是论者并没有提供出任何确实的证据。直到20世纪末，有学者正式提出：②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地在今延吉市郊区的今属龙井市的城子山山城③。”魏国忠、杨雨舒在书中详细阐述和梳理了笔者在《渤海东牟山考辨》一文中提出的主要论据，并全面采用其中的观点。[7](P11-12)并且，两位学者又对笔者在《图们江流域的历史与文化——兼考靺鞨族源、渤海建国、东牟山及其相关历史地理问题》一文中引用唐李他仁墓志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一次引用了一向被研究者忽视的唐朝时期的靺鞨人极其珍贵实物资料——《唐右领军赠右骁卫大将军李他仁墓志铭并序》，碑文千余字，记载李他仁和他的祖、父一直是高句丽时期‘栅州’一带的贵族，本人曾出任‘栅州都督兼总兵马，管十二州高丽，统37部靺鞨’。”[7](P11-12)《渤海史》一书中还专门设置了卷四《考异》专论东牟山与旧国的方位。[7](P459-466)

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李强先生于2003—2005年主持了延边州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的考古发掘，墓葬中出土了渤海文王孝懿皇后、简王顺穆皇后两方墓志以及在附近发现了大量渤海墓葬遗存。[8]2009年《考古》杂志发表了李强先生执笔的《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发掘简报》，这是确定“渤海国公元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前半叶重要的王室贵族陵寝”的最有利的直接证据。[8]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金冠饰、金托玉带等高品级文物，为研究渤海王国王陵所在地提供了有力的实证。该文还推断M2墓葬的主人地位明显高于皇后，极有可能就是渤海第九代简王大明忠的陵寝。[8]毋庸置疑，这一发现从根本上否定了渤海王国所谓“旧国”在敦化的根基，而渤海早期立国的东牟山山城当在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流域附近的较大山城中求之。

2011年，延边大学渤海史研究所郑永振、李东辉、尹铉哲合著《渤海史论》把渤海东牟山依然确定在“今敦化城山子山城”。“渤海的旧国所在地是吉林省敦化市郊区的永胜遗址和城子山山城附近。”[9](P84-85)该书没有采用和参考李强执笔的《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发掘简报》中发现渤海国陵寝的观点。

2013年，吉林大学王培新教授在《渤海早期王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西古城遗址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渤海王城。其地理位置与《新唐书·渤海传》记载的‘保太白山之东北’条件相符。”[10]王培新继笔者之后，借助历史文献学与方位历史地理学方法，否定了渤海旧国在敦化的观点。他强调了西古城作为渤海早期王城的重要性和符合历史文献记载的“在太白山之东北”的方位上，该文的分析和考据可谓精当而富有见地。不过，该文的缺陷是：在强调渤海显州当为渤海初都之所的同时，忽视了渤海王国最初立国的地方是东牟山山城的客观存在，轻易否定了大祚荣所率领的靺鞨等族众具有筑城的技术和能力，并认为“西古城遗址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渤海王城”。[10]“文献记载：只有显州、上京、东京曾为渤海王城，其中显州是文献记录中年代最早的渤海王城。渤海王城时序变化是否存在初在敦化一带，天宝中或天宝以前某个时期迁至显州这一过程，文献中并无记载。对于《新唐书·渤海传》中大祚荣‘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筑城郭以居’的记载，应理解为：大祚荣率其部众，占据挹娄故地之东牟山一带，筑城定居。文献没有大祚荣在山上筑城的明确记录，而且靺鞨人也没有建筑山城的传统。渤海时期，山城的数量也很少，并且都为军事防卫性质的小型城址，因而渤海早期王城不太可能是山城。”[10]其实不然，历史文献中有：大祚荣“率众保挹娄(桂娄)之东牟山筑城郭以居”，[11]这充分说明了大祚荣率领靺鞨、高句丽等族众保挹娄(桂娄)之东牟山筑城郭以居的事实。也就是说，早在唐朝册封大祚荣之前，亦即与唐抗命之时大祚荣所立国之地不是显州的显德府，而是临近东牟山筑城郭以居的山城。此当为大祚荣立靺鞨国或(震国)时期，而非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时期。

此外，勿吉、靺鞨很早就有筑城穴居的习惯，其筑城经验和技术已经成熟，更何况大祚荣率众走保太白山之东北的东牟山筑城以居，说明修筑山城的技术能力，除靺鞨人外其叛唐队伍中还有高句丽人，而高句丽人修筑山城的技术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大祚荣时代在东牟山上修筑山城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近年来，笔者在黑龙江流域中游地区左右两岸的中俄两国进行了系统的黑水靺鞨的山城调查，发现了为数众多的黑水靺鞨时期修筑的山城。[12]

2017年，刘晓东、郝庆云合著了《渤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一书，[13]遗憾的是，该著作中对于渤海早期王城的研究，并没有引入最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较为重要的一系列渤海考古发现均没有得到著者的关注。正如王培新教授所评价的那样：“虽然作者将渤海‘旧国敦化说’存在的问题暂且搁置，强调渤海早期王城的具体城址及年代下限尚无从考证。但是，吉林省考古工作者就是在该书作者对渤海东牟山山城盲目下了‘尚无从考证’的同时，却在海兰江流域和布尔哈通河流域的渤海早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工作有了重大的发现和进展。”

2018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编的《边疆考古研究》第24辑中刊发了李强等人撰写的《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2013—2015年发掘简报》，在该简报的最后结论中李强根据磨盘村山城考古发掘的一些重要发现，谨慎的提出了与笔者较为接近的渤海东牟山观点：“另一种是以红褐色陶质的网格纹、绳纹板瓦为代表早于东夏国的遗存。对于这种遗存的认识，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发掘者倾向属于渤海国(698—926)建国初期遗存。并认为这种遗存在山城中有大量埋藏，绝非偶然。他为学术界苦苦寻觅史书记载的大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国之城提供了新线索。”即磨盘村山城存在着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当为渤海早期立国之东牟山时期的考古文化。李强在该文中提出的“渤海立国之城提供了新线索”的观点颇为耐人寻味，与笔者早在二十一年前提出的“城子山山城中出土的网格纹与绳纹瓦，可能是渤海早期的一种带有高句丽文化特征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的观点不谋而合。[14，3]无疑，李强先生直接主持了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与磨盘村山城的第一线考古发掘，得以第一时间掌握了科学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并能够结合历史文献迅速而又谨慎的提出这些新的考古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特征。实际上，李强对于渤海“旧国”敦化说的质疑之声，早在1991年《东北亚历史与文化》文集中，就刊发了表明自己观点的文章《渤海旧都即敖东城质疑》，[15]该文明确提出了旧国不在敦化的观点。

与此同时，2018年王培新教授在《新果集(二)——庆祝林沄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刊发了《磨盘村山城为渤海早期王城假说》。该文一反2013年发表的《渤海早期王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的观点，即“西古城遗址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渤海王城”的观点，并根据磨盘村山城的考古最新发现重新修订了原有的提法，提出了“磨盘村山城为渤海早期王城假说”的新观点。诚然，王培新教授用“假说”来重申磨盘村山城为渤海早期王城的观点，是一种坚信中的谨慎态度。不过，王培新教授这一观点的变化，显然是受到李强先生主持的磨盘村山城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受到李强的《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2013—2015年发掘简报》的影响。王培新先生在文章中围绕磨盘村山城周边的渤海早期遗迹和对延边古城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信息的整理与分析，是非常有见地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该文称：“磨盘村山城位于长白山主峰东北方向最大山间平原的东部边缘，城址三面环水，城墙坚固。山城周边分布着数十处渤海遗迹，其中发现具有高句丽及渤海早期文化风格红色绳纹、红色网格纹、红色席纹板(瓦)、④灰色绳纹板瓦的遗址就有：延吉河龙城址、龙井英城城址、龙井土城屯城址、龙井东兴村土城、和龙杨木顶子山城、延吉台岩城址、延吉兴安城址。这些城址(遗址)，延吉盆地和海兰江河谷盆地的边缘分布，形成了环绕‘保桂娄之故地’的防御体系。此外，沿海兰江河谷盆地与延吉盆地的西部和北部边缘，有一条称为延边古长城(延边边墙)的长城遗迹，虽然延边古长城的始建年代还不能准确判断，存在高句丽或渤海时期营建等不同观点，但并不影响渤海政权建立之初利用此长城为屏障，强化早期核心地区的防御……于磨盘村山城北约2千米呈西北—东南向延伸。近年对磨盘村山城东约4千米的延边古长城水南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水南关遗址内分布多座半地穴式房址，出土陶器及在南墙门址提取的木炭标本碳14测定年显示，水南关为渤海所建。”[16]当然，王培新的观点主要是依据延边州博物馆主编的《延边文物简编》，以及20世纪80年代由吉林省文物志编撰委员会主编的一系列延边州、市、县的《文物志》(内部出版)，此外，还有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201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汇报》，[17]上述资料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更为可喜的是，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中公布了“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发掘的概要简报，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磨盘村山城中出土的筒瓦上带有“牟”字的汉字铭文，此为确定渤海国早期立国之东牟山山城最鲜活的直接证据。报告中还提到了在东区建筑群中“出土遗物多为褐色，瓦身多见网格纹、绳纹以及刻划符号，还发现了一件八瓣莲花纹瓦当。早期遗存规格等级较高，分布范围广，年代或与城墙始建年代相当，在公元7—8世纪之间，具体性质有待进一步发掘加以确认。”[18]无疑，该报告中推断的新的文化遗存的年代，显然与李强先生、王培新教授，以及笔者二十一年前的推断不谋而合。不过，李强和王培新两位先生出于谨慎的态度，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磨盘村山城早期文化就是渤海国最初立国之所的东牟山文化遗存。

本文根据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磨盘村山城考古发掘获得的最直接的实物证据，以及海兰江河谷盆地、布尔哈通河的河谷平原周边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并结合二十一年前从历史文献到历史地理方位与空间的证据链条，利用考古资料继续认证渤海国东牟山山城即今日之磨盘村山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为笔者对渤海国东牟山山城之续考篇。

三、渤海东牟山续考中新的证据链

1．2003—2005和龙地区重大渤海考古发现(渤海两位皇后墓葬的发现)，[8]这是确定渤海国陵寝区的重要依据，由此推测渤海之“旧国”当在该区域是毫无异议的。所谓的“旧国”其实是指唐册封渤海国之名号之前的大祚荣最初立国的国号，即“靺鞨国”的称谓。[4](P34，36)

2．勿吉与高句丽的界限，延边长城的历史年代与性质。黑水靺鞨延续了与渤海早期的对立，延边、镜泊湖的长城可能是渤海初期与黑水靺鞨不断冲突抗争下的历史遗存。2010年，笔者考察了延吉市附近的边墙，采集到的网格纹、绳纹瓦片属于高句丽晚期至渤海早期的遗物。这种文化遗存很可能就是勿吉与高句丽冲突，或渤海与黑水靺鞨冲突对立时留下的重要遗物，而延边地区的边墙当为渤海早期为防范黑水靺鞨所修筑的防御性城墙。这一推论已经被上述考古发掘结论所证实。

3．唐李他仁墓志铭的发现为揭示高句丽被灭亡后的统治靺鞨37部的历史过程，李他仁的碑文中所提到的唐代栅州与高句丽时期的栅城是否一地，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磨盘村山城是否就是唐代栅州而不是高句丽的栅城呢？或许城子山山城最早建城时间始自唐代栅州，后来大祚荣选择此地建立偌大的东牟山山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4](P101-103)，[19]磨盘村山城地处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河谷平原东翼，地处要冲，面对其西南的北大渤海墓地、和龙市海龙渤海陵寝，与西古城渤海之显州中京显德府遗址都很近，特别是地处旧高句丽与靺鞨的交界之地，可与李他仁碑文中的“管辖高句丽12州、靺鞨37部”的记载相互印证。

4．2013年以后的考古发掘在磨盘村山城被确定下来的新的考古学文化，恰恰在公元7—8世纪之间，此为渤海早期文化可能存在的实物依据。此外，城墙建筑年代与房屋遗址年代相符，东夏国南京遗址只是对东牟山遗存的延续。渤海东牟山城则是磨盘村山城建设的重要历史阶段；城墙的建筑年代无疑已经与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相契合。[4](P103)

5．带有“牟”字的绳纹板瓦的发现是直接考证东牟山的实物证据。笔者认为，此“牟”当与高句丽邹牟王的“牟”，亦即“东牟山”的“牟”有关。因此，出土的“牟”字瓦，既可以理解为东牟山之“牟”也可以理解为邹牟之“牟”。[4](P103-104)这是探索“东牟山”地名由来的重要线索。不过，令人疑惑的是磨盘村山城内出土的带有“牟”字的板瓦上有两个“牟”字，此外，经仔细辨别“牟”字缺少“牛”字的一撇，因此，人们对类似“牟”字的符号产生了怀疑，或可能是一种符号的代表。

6．《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的记载，从显州“又正北如东600里至渤海王城”，与《新唐书·渤海传》所载渤海上京“直旧国三百里”的距离记载是相悖的。其实这是因为对历史文献没有完全理解所导致的。“直旧国三百里”，是说显州距离渤海上京的直线距离为三百里，但由于大山阻隔，从旧国之地的显州去渤海上京必须向东绕行，而不能直行。所以文献记载为从显州“又正北如东600里至渤海王城”。其路线就是从今天的西古城出发，沿着布尔哈通河东经磨盘村山城，进入嘎呀河流域北上，经汪清百草沟向西北到达渤海国的上京城。沿途渤海历史遗迹不绝于途，包括二十四块石等遗址，里数与“如东600里至渤海王城”正合。又显州与中京显德府当为一地，而非两地。[4](P107-109)

7．忽汗水、呼尔哈通河亦即布尔哈通河之称谓的同音异写字的不同所出现的标音文字，奥娄河与海兰江地名的转换谐音的语源，均属于历史地名的遗存。因此，要从语音学、地名语源学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方能理解历史地名存在的意义。阻奥娄河之地理环境的地势特征与海兰江直冲磨盘村山城地势吻合。[4](P99)

8．持荒远，城子山山城即渤海早期立国的东牟山山城，其地在西距唐代营州2 000里的地方，亦即文献中所说的“营州之东2 000里”。以营州与东牟山两地的地理距离考之，唐代营州即今天的朝阳市已无异议。若从朝阳唐之营州城向东2 000里(按唐里计算相当于今天750公里)，今磨盘村山城西距朝阳的直线距离正合750公里，此为唐代的2 000里数相合。又与文献中东牟山在“太白山东北”之方位相合。

9．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并非是唯一的渤海贵族墓地，而只是公主外嫁后的渤海贵族外第之阴宅，并不是渤海王族或皇族的墓地。根据近年来在海兰江流域所发现的一系列渤海大墓考古遗存来看，渤海王陵当在和龙市龙海附近求之；渤海国旧国当必在包括和龙龙海皇后墓葬地、磨盘村东牟山山城及中京显德府附近范围求之；渤海文王孝懿皇后、简王顺穆皇后两方墓志的发现与出土，都证明了渤海国王陵区在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流域。

10．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磨盘村山城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了“八瓣莲花纹瓦当”，与以往发现的“八瓣莲花纹瓦当”进行比较后发现，这种莲花纹瓦当的年代当属高句丽晚期至渤海早期的遗物，其准确时代还有待于考古学的进一步印证。

四、渤海东牟山及其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与渤海早期王城东牟山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依然存在着许多谜团。

1．在唐朝册封大祚荣集团为渤海国之前，关于大祚荣在“东牟山”率领靺鞨等族建立的政权的自称和他称，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议，即“靺鞨国”还是“震国”的问题。⑤

2．关于大祚荣立国之地是“桂娄故地”还是“挹娄故地”的问题。因为《新唐书》与《旧唐书》记述了上述两个不同的古代民族的居地，桂娄部是高句丽族系的五部之一，挹娄则属于肃慎族系，二者的居地与民族分布地域有很大差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针对三江平原及牡丹江流域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基本上厘清了肃慎—挹娄—勿吉族系的考古学文化，确定挹娄故地就在三江平原及其周边的牡丹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一带，而图们江流域则属于沃沮人的居地范围。吉林磨盘村山城所在地属于图们江流域左岸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合流之地，当然不属于牡丹江流域。相关的沃沮考古学文化与高句丽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以及夫余考古学文化的关联性问题仍然也在讨论中。虽然学术界倾向性认为大祚荣建立的初始政权是在“桂娄故地”建国，但高句丽五部之一的桂娄部到底在什么地方，尚难以确定。如果把这个问题扩展起来又会涉及到东夫余和北夫余的地理定位。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民族地理学与考古地理学相互印证的问题。

3．近年来在磨盘村山城内出土绳纹板瓦上嵌刻的“牟”字问题。连带关系则是东牟山的“牟”字，这里所表现的汉字“牟”，究竟是东牟山的“牟”，还是高句丽邹牟的“牟”。虽然学术界没有继续探讨此事，但其带来的新问题是，即东牟山地名的由来与“牟”字关联的“邹牟”之‘牟’是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尚不可知。无疑，“牟”字瓦的发现还会牵涉到高句丽的起源和夫余东奔，以及高句丽始祖的神话传说及其民族起源等一系列问题。

4．关于李他仁墓志铭中所提到的李氏家族曾经代唐管理高句丽的栅州[19]与高句丽栅城[20]是否为一地的问题。唐代栅州是李他仁的故乡，曾经管辖十二州高丽、三十七部靺鞨的地理范围及其相关历史地理问题。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5．就目前所公布的吉林省考古工作者在磨盘村山城上的考古发掘结果上看，共存在两种考古学文化：一是东夏国的考古学文化，另一种是高句丽晚期或渤海早期的文化。这两种考古文化在磨盘村山城的城墙和城门的挖掘中表现出有叠压关系，据挖掘者李强先生介绍，仅就目前挖掘的结果观察，磨盘村山城没有第三种考古学文化。今后随着磨盘村山城考古发掘的进展，是否还能发现更早或有别于上述两种考古学文化，学术界拭目以待。因为如果一旦出现高句丽时期的文化，抑或更早的沃沮的考古学文化，那么磨盘村山城的性质与建筑沿革都将会重新改写更多的相关历史问题。

6．在磨盘村山城北侧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延边长城”又称“延吉边墙”，关于这条边墙，前人做了许多推测和考证。近年来，延边州考古工作者对边墙的边门和城墙做了考古发掘工作，并解剖了城墙断面，对出土文物进行观察，由于其文物年代比较单一，出土的红褐色网格纹瓦及相关文物，基本上与磨盘村山城出土的早期遗物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可以初步断定延吉边墙的建筑年代可能与磨盘村山城的建筑年代相近。然而，边墙的始筑年代究竟是渤海早期与黑水靺鞨抗争阶段，还是属于高句丽时期与勿吉争夺布尔哈通河流域所筑，尚缺少考古工作的查证。也就是说，对于延边长城或边墙的调查工作尚需继续完善和深入，当然期待考古发掘工作能够提供更多的实物证据。无疑，对延边边墙的研究也是考证磨盘村山城是否为渤海“东牟山”的重要佐证之一。

7．围绕着磨盘村山城最终确定其为渤海东牟山的问题，除了上述历史地理学、文献学、考古学等一系列证据链之外，还应该针对磨盘村山城周边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地名进行甄别，并从地名语源学和语音学角度加以考察。例如：从布尔哈通河、忽尔哈河、忽汗海、忽汗水、海兰江与奥娄河、东牟山、烟集河等许多历史地名的存在去思考其作为历史地名的语音变化，同音异写、表音文字、语源学等方面加以考据，并将语源学的结论与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文献学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对历史地名进行释义和诠释。

当然，考古学对于最终解决渤海东牟山的所在地问题，具有极强的科学价值。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历史地理学，尤其是方位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地名语源学、文献学等多学科领域的重要性。只有综合比较研究渤海东牟山这类历史地名，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期待着磨盘村山城的考古发掘向世人展示更多的证据。

注释：

①笔者注：在方位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是遵从《新唐书》《旧唐书》的文献记载：一是东牟山距离唐朝的营州2000里(唐里)，二是“保太白山东北”。

②指王禹浪和都永浩的《渤海东牟山考辨》一文。

③即今天的磨盘村山城。

④笔者注。

⑤关于“震国”与“靺鞨国”的讨论，留待另文讨论，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