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宏，封 羽

一、《鹦鹉夜谭》栏目介绍

（一）《鹦鹉夜谭》的来源及译者

《鹦鹉夜谭》是刊载于李劼人主编的《风土什志》中的栏目之一，贯穿《风土什志》从1943年9月出版到1948年10月终刊的三卷14期。《风土什志》创刊号上的一则编者按揭示了此栏目的来源：

鹦鹉夜谭一书，原系波斯文体，书翰先生早岁游亚拉伯时，以重金购得，盖该书已成海内孤本也。全书包含寓言五十二，由一鹦鹉口中逐夜讲述，其情节离奇，故事动人，字句隽永，结构紧凑；故多诲人之言，其文学价值与“天方夜谭”相伯仲，堪称佳构。书翰先生幼即常游近东，精回藏及波斯土耳其语文，四十而后始习中文，今先生已八十余岁矣！以先生高迈之龄尤从事译作，其精神实堪钦佩！原译为文言文，经编者改译后，全文约三十余万字，将次第在本志发表。［1］

《风土什志》所刊载的《鹦鹉夜谭》故事，来源于刘书翰早年游历亚拉伯（即阿拉伯）时所购得的“孤本”。编者指明《鹦鹉夜谭》的故事构成形式、语言风格和文学价值，并向读者介绍促成其最终成型的两次转译。译者刘书翰精通外语，熟悉文本，具备稳固的知识结构和充足的翻译能力，将寓言由波斯文体翻译为文言文，此为第一次改译。编者又将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以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此为第二次改译。另外，《鹦鹉夜谭》的译者名单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为《风土什志》的第1期到第6期，此阶段译者只有刘书翰一人，署为“刘书翰译”；第二阶段为《风土什志》的第7期到第8期，此阶段译者加入了李劼人的秘书即主编之一——谢扬青，此时署为“刘书翰、谢扬青合译”；第三阶段为《风土什志》的第9期到第14期终刊，此阶段刘书翰和谢扬青应该对原文内容进行过编辑，所以署为“刘书翰、谢扬青编译”。

《风土什志》在创刊号的《征稿简约》中明言：“我们需要真实趣味的内容，我们需要描写生动的记事”［2］。“趣味”及“描写生动”才是其择稿的重要标准。作为寓言，《鹦鹉夜谭》之故事显然难以契合《风土什志》对“真实”的要求，但编者依然对《鹦鹉夜谭》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声称“其文学价值”可比肩“天方夜谭”。因此，《鹦鹉夜谭》又绝非仅仅凭借趣味性而得到编者的青睐，而是以其“诲人之言”和“文学价值”刊登于《风土什志》之上。

（二）《鹦鹉夜谭》的版本研究

在《风土什志》创刊号上的《鹦鹉夜谭》板块，有“波斯寓言”四字。波斯是伊朗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旧称音译，虽在《风土什志》上《鹦鹉夜谭》被标为波斯寓言，然而《鹦鹉夜谭》和印度《鹦鹉故事七十则》却有着明显的联系。《鹦鹉故事七十则》是用梵语完成的古印度故事集，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模式，以鹦鹉的口吻讲述了七十则故事，形制与《天方夜谭》相似。在《谈印度故事》（《印度故事集》俄文译本序言）中提到：“‘鹦鹉故事’之基本的但非唯一的渊源，是用梵文写的和标题为‘轮加萨普塔谛’（照字面讲，意为‘鹦鹉七十’，即‘鹦鹉故事七十篇’）的古老的印度故事集。”又说：“第一部能够把日子确定，然而用的不是梵文而是波斯文加工写成的‘轮加萨普塔谛’，是一三三〇年西阿—乌德—丁·那贺夏比撰写的名著‘吐提·那美’（意为‘鹦鹉之书’）……那贺夏比（即“纳克沙比”，翻译的不同）的‘吐提·那美’和‘轮加萨普塔谛’却迥然不同。章数减为五十二，……”［3］7-8由此可知，这种鹦鹉故事集有许多版本，梵文撰写的“轮加萨普塔谛”有七十则，波斯文撰写的“吐提·那美”有五十二则。后者与前者存在诸多差异，在“吐提·那美”中，来自“轮加萨普塔谛”中的有些故事“被删削”，有些故事被“合并”或者被“分裂成彼此独立的故事小组”，有些故事被来源于其他印度故事集的故事所“代替”，有些故事则可能是“新创造”。“人物的名称”“活动的场所”“许多小节的名目”乃至“某些故事的情节结构”都被更动，可以说“文章全部基本上经过重编”。［3］8据编者按，刘书翰所购之书是“波斯文体”，全书有“寓言五十二”，并属有“最雅耶·赖舍备著”的字眼。潘珊在《鹦鹉夜谭——印度鹦鹉故事的文本与流传研究》中通过研究推论，《鹦鹉夜谭》所依据的底本是“纳克沙比”版本，即上述“吐提·那美”版本。［4］12具体来说，《鹦鹉夜谭》第七则——《奇士——耶乐艾》明显带有故事“合并”的痕迹，这个故事可以分为两个小故事。其一可以概括为：耶乐艾帮助乞丐德拉伟舍追求公主；另一则可以概括为：耶乐艾井底奇遇。前者和后者除了都出现耶乐艾之外，其故事内容并无直接联系，两者之间的过渡部分原文如是：

海折思听到这里，她插嘴问鹦鹉道：“喂，鹦鹉！你会如耶乐艾博士帮助那乞丐一样的成全我吗？”

“耶乐艾博士，可说是这盖世的奇人，他不仅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婚姻，而他那奇妙的事，还多着哪！”鹦鹉佯装没听见，又以另一故事逗引她。［5］

由上，过渡段之前所述是耶乐艾博士“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故事；而过渡段之后的内容则是耶乐艾其他的“奇妙的事”，后者是“另一故事”。因此，这第七则故事应该属于“合并”的一类。

据编者按，译为白话文的《鹦鹉夜谭》篇幅“约三十余万字”，但由于战乱、印刷等问题，《风土什志》只断断续续出版了14期，因此见于刊物的《鹦鹉夜谭》数量也只有十四篇，字数不达预告中的一半。另外，通过比较《鹦鹉夜谭》《印度鹦鹉故事》和《鹦鹉传奇》等译作，可发现这些译作往往有类似的情节结构和相同的题目，因此《鹦鹉夜谭》中没有刊载的内容大致也不出其外。事实上，早有学者对《印度鹦鹉故事》和《鹦鹉传奇》进行比较［6］；也有学者注意到维吾尔文版《鹦鹉故事五十二则》［7］和蒙古民间口头流传的《鹦鹉的故事》［8］；潘珊对“鹦鹉故事系列”的对比研究中，《鹦鹉夜谭》也只是淡淡一笔［9］13，这说明《风土什志》中的《鹦鹉夜谭》始终是容易被忽视的存在。

括而言之，《鹦鹉夜谭》的底本由刘书翰于亚拉伯游历时所购，此类“鹦鹉故事”流传历史悠久，版本众多，《鹦鹉夜谭》所依据的当是纳克沙比以波斯语翻译的“吐提·那美”版本。

二、《鹦鹉夜谭》的故事类型

《鹦鹉夜谭》所依据的“鹦鹉故事”版本篇目过百，但由于《风土什志》刊物出版期数本身的限制，见刊者不过十四。潘珊在对比刘书翰和格兰斯的故事编排时指出，这“两者至少有一位在翻译时变动了原本故事的次序”［4］13，笔者认为《鹦鹉夜谭》的目次应当经过了重新编排。可见，第9期至第14期的作者署名皆为某某“编译”，而此前作者署名要么为某某“译”，要么是某某“合译”。这种作者署名的变化和对“编”字的注重，明显体现出报刊编辑在报刊内容编撰上的严谨性。因此《鹦鹉夜谭》绝非完全依据底本一板一眼进行翻译印刷。通过对比波斯语译本的《鹦鹉的传说》与《鹦鹉夜谭》的目次与内容，笔者发现，在谢杨青加入《鹦鹉夜谭》的编译团队之前，《鹦鹉夜谭》和《鹦鹉的传说》编次基本一致。这些内容除了主人公名字不同，地点不同，其情节结构基本一致，相似度极高。

潘珊对手存波斯语译本《鹦鹉的传说》35篇（因对合并故事有所拆分，总篇目最终计为38篇）进行故事分类，得出结果为“动物类15篇，爱情类14篇，智慧类4篇，社会系统类3篇，贪婪之人类2篇”［4］135。据此分类标准，可对《鹦鹉夜谭》的故事类型进行划分。在划分之前，首先应明确《鹦鹉夜谭》的篇目，由于前文已提及部分篇目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拆分”现象，第一则《海折丝小姐的故事》被拆分为《长生坠入爱河》和《商人之妻与鹦鹉》，第七则《奇士——耶乐艾》被拆分为《耶乐艾帮助乞丐追求公主》和《耶乐艾井底奇遇》。因此按故事文本来看，《鹦鹉夜谭》共计16篇。动物类2篇，分别为《商人之妻与鹦鹉》和《神鸟》；爱情类4篇，分别为《长生坠入爱河》《一个贞洁的女人》《美丽的女神》《耶乐艾井底奇遇》；智慧类4篇，分别为《金匠与木匠、偷藏金像》《王妃谗言害太子》《木雕鹦鹉惹风波》《公主巧智赎珠宝》；社会系统类5篇，分别为《杀子赎君罪》《耶乐艾帮助乞丐追求公主》《沙漠王怕食长生果》《海王登陆赴宴记》《音乐测验》；其他类1篇。第十四则《音乐的故事》主要讲了音乐的来历，虽然文末仍有“诲人之言”，但是两部分关联度不高，无法归入上述种类，故此则独立分入其他类。

两相对比，《鹦鹉的传说》38篇中有15篇动物类故事，其中前14篇有8篇动物类故事，而《鹦鹉夜谭》却只有2篇。这2篇故事都非单纯以动物为主角，人的出现对于故事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完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故事消失不见。这种变化很有可能是编辑在目次编排时调整顺序而出现的结果。

三、寓理于言

（一）典型人物形象凸显的女性观

在经过本土化的调整之后，《鹦鹉夜谭》更多的是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鹦鹉夜谭》人物群像中，女性形象占据重大篇幅。《鹦鹉夜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方式趋同，即这些女性往往在男性视角之下被异化。但凡涉及性，女性便成为淫荡的代名词，而那些无关性描写的女性，又取得某种神化的特质，符合生活真实的女性形象却难以窥见。总体来看，《鹦鹉夜谭》虽有对女性的极端化书写之嫌，但其故事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语言灵动，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其女性观彰显于这些以人为主的寓言故事之中。

《鹦鹉夜谭》在大故事嵌套小故事的“连环穿插式结构”中展开叙述，从作为框架的大故事——海折丝意欲出轨来看，故事的开篇便把海折丝定位为爱情的背叛者。在第一则《海折丝小姐的故事》中，海折丝在丈夫离家之后，对星德城会长的儿子产生爱意，以“触迷”“勾搭”“燃炽着的欲火”“淫邪的愿望，谁也不能阻止她奔放的情感”等表述极力渲染海折丝那难以控制的情欲。每则故事都以海折丝小姐意欲出轨起始，以海折丝小姐在惋惜不能与情人相会之中落幕。在对“欲”的反复强调下，海折丝已然成为“欲”的化身，成为“淫魔”“荡妇”，而失去作为人的自制力。

在《鹦鹉夜谭》第八则《王妃谗言害太子》中，王妃也成为极力勾引新王的“欲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海折丝”抑或“王妃”，她们都已为人妻，却因无法压抑内心的欲望而背叛丈夫。寓言强调王妃勾引新王的种种行径，使其迅速成为一个寡廉鲜耻的负面形象。反观新王却始终不被王妃所诱惑，克己复礼，品节高尚。最后新王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对其怒目而视，选择“离开这谄媚的人妖”。

“鹦鹉故事集”各个版本都塑造出大量的负面女性形象，寓言通过渲染女性鄙劣的一面，妖魔化和丑化女性形象，将女性置于男性对立面，引起男性对女性的警惕和强化对女性的偏见。《鹦鹉夜谭》与其他“鹦鹉故事集”实际上都完成了一种对女性刻板印象的重复和强化。有学者指出，在神话故事中，“男性在神话中是正义、勇敢、坚强的化身，而女性在神话故事里不仅被视为男性的变体、附属，而且被当作万恶之源，始终与灾祸、邪恶、胆小、柔弱等不良品质相联系”［9］。《鹦鹉夜谭》中此类被妖魔化的女性，实际上正是各民族留存且延续的对女性刻板印象的一种复现。这些故事将男女关系置入二元对立系统之中，通过突显其虚伪狡诈、放荡纵欲的一面，最终对女性形象妖魔化。

另一方面，《鹦鹉夜谭》中也出现了被神化的女性形象。她们往往外貌靓丽、智慧过人、无失德行为，以近乎完美的形象出现于文本之中。《鹦鹉夜谭》第十二则《公主巧智赎珠宝》便塑造了一个智慧超群的公主形象。故事呈现了一位泥匠挖掘出了一颗珠宝，计划献给国王，但珠宝在旅途中被四位旅伴之一所窃取。在臣僚和国王严刑逼供却无任何进展之时，公主选择了与严刑逼供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她对四位旅人加以特别的照顾，以“仁厚、宽恕、这种异乎寻常人的顾盼”来获取四人好感，再通过讲述故事，提出问题，从旅人的答案中判断他们各自的价值取向。这则故事突出描写了国王和臣僚找窃贼时的无能为力，在群臣无奈之际，公主独自解决了难题，凸显了公主的聪慧与睿智。在对国王臣僚和公主两种人物形象的对比中，寓言重点关注“智慧”和知识的重要性。

第四则《一个贞洁的女人》，赖舍克勒从军之后，妻子为保证自己不会出轨，递交丈夫一朵玫瑰，声称只要自己不失节，这朵鲜花便不会凋谢。寓言中赖舍克勒太太既温柔贤淑又美丽动人，而那朵试验贞洁的玫瑰又明显带有神奇色彩，以常开不败的鲜花预示其贞洁，伴随着这朵玫瑰的现身，赖舍克勒太太的能力和品行都被神化。在这种叙述中，她已俨然与生活真实脱节，被塑造成为披着神圣外衣的理想人物了。

第七则《奇士——耶乐艾》，乞丐德拉伟舍向柏翰斯国公主求婚成功。其中乞丐发出“爱情是没有富贵贫贱分别的”爱情宣言，所彰显的是突破阶级的爱恋，其中渗透着初步的自由恋爱观念。然而结局却是国王并没有询问公主意见，认为公主婚姻的最终决定权不应在公主手里，将女性自主的婚恋权移交到义父“耶乐艾博士”手中。这则寓言反映的是男性对美好女子的一种渴求，这里的恋爱自由仅限于男性对女性的追求，在女性角度，它依然是一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这也是男性中心思想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

第六则《美丽的女神》，竟然直接由男人创造出一位女神。这则故事里木匠给予了“女神”身体，裁缝缝制“女神”的衣裳，银匠打造了“女神”的首饰，道学家祈祷“施命的真宰”。虽然女神并未被男性占有，但它体现出一种男性创造女性，女性应附属于男性的想法。

如上所述，《鹦鹉夜谭》出现了两类典型的女性形象：一是被妖魔化的女性；二是被神化的女性。归根结底，《鹦鹉夜谭》中的女性都是在男性视角下被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她们就像海折丝一样，被困在“屋子”里，从来没有走出去。

（二）复杂社会关系背后的“忠义观”

《鹦鹉夜谭》呈现了一个涉及各种复杂关系的社会结构。文本通过寓言的方式，对理想中的人际关系进行设想，又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探讨，书写对理想社会的构建。

《印度鹦鹉故事》的前言页《谈印度鹦鹉故事》中，谈及这些故事的作者大多数是“宫廷诗人”“他们的处境使他们必须完全依赖统治者和他的近侍们”［3］3，因此这种理想社会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从故事内容来看，第二则《杀子赎君罪》主要讨论君臣、父子之道，第三则《贪财的金匠》涉及朋友相处之道，第九则《沙漠王怕食长生果》虽是鹦鹉向沙漠王献长生果，但实际上是在表现人际交往中的忠信之道时，兼及对君臣关系的探讨。

《杀子赎君罪》中的陛下因饮酒作乐，“福气”将走，为了留下陛下的“福气”，需要巡查官弑子为陛下赎罪。这则故事其实强调了在君臣关系之中务必“忠诚”这一理念。皇帝让位时赞扬巡查官“你真是忠诚到极点的人”，指明此则故事的核心思想。但在巡查官之子遵循父亲之命准备献出生命时，又看到在父子关系之中，儿子对父亲的遵从。父亲说“子报父恩为圣孝，臣报君恩为大忠；皇上有恩于我们父子，你替赎皇身，是全忠孝呀！”所以，这则寓言还有第二点内核精神，即在父子关系之中，儿子要遵孝道。这其实和《论语·颜渊》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儒家思想“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相通的。其本质上都是封建社会中，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所提出的道德教条。

在《贪财的金匠》中，金匠和木匠是一对挚友，两人从寺庙里偷走两尊金佛，金匠意欲独占金佛而抛弃良友，木匠为了报复，用两只锦鸡替换金匠的儿子，最后金匠醒悟道歉，“世间不可抛弃的是真实的情爱，金钱与富贵不过像锦鸡，只是有着美丽悦人的光彩，这些东西，结果有什么益处”，点明了人与人之间精神和情感的关爱超越了对物质追求的主旨。封建社会所呈现的是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复杂激烈。寓言中金匠和木匠都属于被统治阶级，偷窃金佛就因生活“窘困”，而“窘困”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压榨和盘剥。出自金匠之口的“金钱与富贵”和“有什么益处”似乎也就有了错位之嫌。从逻辑上看这应当属于统治阶级话语，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洗脑。统治阶级不断强调“真实的情爱”高于“金钱和富贵”，其实质是安抚被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手段。

《沙漠王怕食长生果》是告诫众人要分辨假意或真心，实际上却有许多地方值得推敲。首先，当猎人将鹦鹉献给沙漠王时，沙漠王并没有选择占有而是放生。在故事开篇，一个正面的统治者形象就突入眼帘。其次，沙漠王没有立刻吃食长生果的原因，来自于“所罗门神王”拒饮长生水的故事。所罗门不愿一个人长生，沙漠王仿效所罗门，这样沙漠王就戴上了“神”的光环。最后，他给鹦鹉自证清白的机会，并在真相大白之后大加赞扬鹦鹉“忠诚的美德”。在沙漠王眼里，鹦鹉就是忠诚于王的子民。寓言一方面大力宣扬沙漠王的优点，正面树立统治者形象；另一方面塑造理想的子民形象即忠诚的鹦鹉，为被统治者树立榜样，并通过沙漠王之口，呼唤更多的忠诚之士出现。综上寓言都彰显了臣对君以及人与人之间忠义与诚信的重要性。

（三）知识性内容的着重宣传

《鹦鹉夜谭》标题栏注有“波斯寓言”字样。“寓言”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首见于《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里的“寓言”指借它之故事论我之道理。赵逵夫指出，“寓言是寄托一种哲理或说明一个道理的小故事，往往带有劝诫、教育的性质”。［10］陈蒲清认为故事性和寄托性这两大要素形成了寓言的双重结构。［11］这说明寓言不仅注重故事层，其意义层更是值得读者关注。这些意义又通过《鹦鹉夜谭》编者提到的“诲人之言”得以概括表现。

通过对《鹦鹉夜谭》的内容分析，可见《鹦鹉夜谭》的“诲人之言”在《风土什志》出版的年代不一定完全适用。《鹦鹉夜谭》之所以刊登于《风土什志》，多由于这种“寓言体”故事契合期刊的发刊宗旨，满足期刊的征稿要求。《风土什志》的受众群体非常广泛，它并不仅限于精英知识分子，更面向普罗大众。而“趣味性”和“知识性”的结合，是《鹦鹉夜谭》的优势所在。特别是《鹦鹉夜谭》发展到中后期，比起故事的“趣味性”来说更有一种“知识性偏向”。

第八则《王妃谗言害太子》是在曲折叙述中妖魔化女性形象的故事，而从第九则《沙漠王怕食长生果》开始直到终刊（除最末一则难以归类），其他全为智慧类故事或社会系统类故事。这些故事的“诲人之言”比起污名化女性的言论来说，显然更能予读者以启迪。尤其以第十三则《音乐的测验》和第十四则《音乐的故事》为代表，更是在寓言中传播了关于音乐的种种知识。《音乐的测验》中比较了“法兰”与“新德”在音调上的区别，颇具专业性。《音乐的故事》除了讲述音乐的起源，还介绍了摩西的乃沙奥赖斯博士依据天体的行动和星座轨道的道理，创造乐具的故事。文中详细说到“最乐之音”的十二音阶和十二时辰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内容完全跳脱出了腐朽的道德说教，更多的是一种异国异民族的知识译介。

总览《鹦鹉夜谭》的内容目次，其中知识性的内容逐渐得到重视。从第九则开始的故事类型和内容转变尤为值得注意，这些变化又正好出现于“刘书翰、谢杨青编译”的文章里，这也许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综上所述，《鹦鹉夜谭》作为《风土什志》的一个栏目，在目次的排列上受到编辑者的改动，在语言上经过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编译，无论在内容还是文本形式上都基本实现本土化的“改造”。在这种对传统故事篇目的重新编排中，可见编者的用心，以及迎合刊物宗旨的编辑策略。而从具体的文本内容来看，《鹦鹉夜谭》以寓言形式刻画典型人物，多用隐喻陈述观点，并注重对“知识”和“智慧”的强调。此栏目兼具趣味性和知识性，符合刊物的办刊旨趣，既以“诲人之言”凸显其文学价值，又因特殊的文化意义而体现其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