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言文明建设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

2022-03-18关彦庆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关彦庆，彭雪

语言文明是指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在语言生活领域创造的先进成果和进步状态。语言文明建设着力点折射国家语言能力的进步。随着信息化、国际化时代的到来，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成为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和促进语言生活和谐的重要支撑。反思新中国语言文明建设进程，对于理解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发展路径和阶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关于语言文明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究语言文明建设，主要成果有：第一，将语言文明建设看成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道德层面探讨语言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做法，如陈章太和于根元《语言美与语言文明建设》［1］、王希杰《语言的美和美的言语》［2］、余何知《“语言美”的标准及其他》［3］、杨达英《普通话与语言美》［4］；第二，论述语言文明的构成和语言文明建设的阶段，如陈汝东《论语言文明》［5］、陈良璜《论语言文明建设》［6］；第三，论述语言文明的问题和语言文明建设的相关对策，如郭龙生《网络语言生态文明建设刍议》［7］、徐大明《城市语言管理与城市语言文明建设》［8］。这些研究成果对思考、认识语言文明建设着力点的历史演进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新时代的中国已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从语言文明建设视角观察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的着力点，是语言学者必须思考并做出回答的问题。

我们思考语言文明建设问题的依据是语言政策定位论。关彦庆、关亦淳认为“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互动表现出来的角色定位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语言文字工作是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改革开放以后，语言文字是服务性、保障性工作；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语言文字是创新性和引领性工作”［9］2-10。关彦庆认为新中国语言文明建设从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走向生活化，语言文明的研究逐渐走向自觉［10］。文章分析了新中国语言文明建设经历了不同阶段，内容有变化，但是还没有进一步分析促使语言文明建设重心发生转变的价值取向。“所谓价值取向，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根据需要在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对自身行为方向的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选择与把握，是理性层面的复杂的、动态的观念活动过程。它贯穿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决定着实践活动的方向和性质，也决定着实践活动的成败”［11］。新中国语言文明建设也是一个按照不同价值取向，在语言生活领域构建语言文明的过程。本文运用定位论思想，并沿着新中国语言文明建设的历时发展进程，探索新中国语言文明建设价值取向的变化。本文认为新中国语言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走过了五个发展阶段：追求语言本体纯洁（1949—1977），引导语言礼貌运用（1978—1985），规范语言应用标准（1986—2005），构建和谐语言生活（2006—2016），提升语言综合品质（2017—至今）。

一、追求语言本体纯洁（1949—1977）

纯洁是指通过净化的手段，消除污染和杂质，使事物达到纯粹的状态。所谓语言文字纯洁，强调书面语使用正确，没有含糊和混乱。纯洁是对语言文字最基本的要求，是语言文明建设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从革命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不只是需要人民群众有力气，还需要人民群众有文化。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有力武器。工农在文化上翻身，学会写文章和阅读，党员干部在宣传思想和指示任务时都要求书面语正确使用。语言文字是学习文化的工具，如何实现正确使用语言文字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和政治任务。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为祖国语言纯洁和健康而奋斗！》，社论指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介绍语法、词汇、结构、表达和标点等语言知识，利用矫正语言应用中的错误例句解说，来引导人们恰当使用语言文字。这是从宣传、教育的视角强调语言文字的正确运用。这种案例式的匡谬正俗的教育方法是追求语言文字纯洁化的开始。为了进一步强化、明确语言文字本体规范的重要性，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是从政治的高度强调贯彻实施语言文字正确使用的开始。国家先后出台了系列法律、法规和通知①《汉语拼音方案》（1958）、《中共中央关于讨论汉字简化方案的指示》（1954）、《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1956）、《国务院关于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的通知》（1956）、《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5）、《教育部关于在各级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1955）、《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通知》（1955）、《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1964）、《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1965）、《少数民族语地区汉语拼音字谜音译撰写法》（1965）、《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197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1976修订）等（见：《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1949-1995）》，语文出版社，1996年）。等解决语言文字规范使用不正确的问题。

新中国追求语言纯洁用了28年的时间，从提出语言纯洁美，到实现语言纯洁美，不但是提升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更是运用公民语文能力改造社会文化能力的过程。人民群众基本掌握了正确运用语言文字的规则，能在交际中选择恰当的语言文字。虽然追求语言纯洁美止点不是1977年，但是1977年却是语言文明建设内容发展的转折点。

二、引导语言礼貌运用（1978—1985）

礼貌是用来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在人际交往中，礼貌体现了个人教养和文明程度，有助于缓和人际关系。礼貌的核心是礼，礼貌主要解决的是思想和精神层面出现的庸俗问题。作为一种语言文字要求的“礼”融合了语言文字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旨在通过“习礼和执礼”的语言运用过程来规范人们的言语行为，提高人们的语言修养。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语言污染严重，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不适应。语言是思想的直接显示，语言不文明反映出思想的落后。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2］。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委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协会、中国语言学会等九个团体正式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这项群众性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很快成为新风尚。其中的“语言美”从话语表层提出了特定的道德要求，规定了言语行为的内容：不讲粗话、不讲脏话，使用和推广礼貌语言；设置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做到和气、文雅、谦逊，不强词夺理，不恶语伤人［13］145。语言美成为语言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14］253。语言学界也开启了关于语言美的学术讨论，检索中国知网，搜索题目关键词“语言美”的检索结果有874篇论文，1980—1985年共计93篇，1986—2021年共计780篇。著名语言学家都有积极参与，贡献了经典的学术论文，如：张寿康的《浅谈文明礼貌和语言美教育》、宗廷虎的《纵谈语言美》、王德春的《语言美和语境》、王希杰的《语言美和心灵美》、徐世荣的《新的语言——美的语言》、濮之珍的《谈谈语言美》等。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厘清了语言美的内涵和外延，讨论了实现语言美的条件和方法以及建设语言美的原则和机制。

从交际效果来考虑，礼貌语言的运用缩短了人们的社会距离。礼貌语言的推行范围广，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个行业的群众都开始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语言美政策的落实，改良了社会风气，改善了人们精神面貌，提升了人们的语言修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规范语言应用标准（1986—2005）

追求语言本体纯洁主要是面向书面语，引导语言礼貌运用是面向口语，规范语言应用标准是面向机器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浪潮席卷全国，迎来“知识经济”新阶段。汉字信息处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事物，需要加强汉字属性的研究。“语言文字是信息最为重要的载体，信息化与语言文字工作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体两面’”［15］，信息化必须标准化。

标准是集合了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对重复性的事物和概念作出的统一规定，以此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规范以信息处理为主要目标，强调建立统一、精细的语言文字技术指标。第二次、第三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规划了规范语言文字应用标准的目标和任务。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会议提出“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的重要任务。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将工作目标定位为实现中文信息技术产品的优化统一。据本文统计，从1986—2005年发布的标准有122项。其中以人为对象的标准有9项，以机器为对象的标准有113项。从类型来看，这一时期的标准以汉字“定形和定量”为主要目标。为人服务的标准如《简化字总表》属于汉字定形规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既规定了汉字字形，也给现代汉字进行定量。为机器服务的标准，如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国家标准局批准的第二、第四辅助集（1987），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的第一、第三、第五辅助集，这些字符集基本实现信息化领域的汉字定量。国家技术监督局1986、1989、1992、1993年批准的信息交换用或信息处理用字模集及数据集国家标准，各种点阵规格和不同字体，1992年的图形信息交换用矢量汉字字模集及数据集都是信息化领域的汉字定量。

语言文字标准化过程中，将语言文字建设理念从口语交际领域拓宽到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领域，将信息互动的双方从人与人拓展到人与机器，促使语言文字规范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解决了语言文字使用的技术性问题，促使语言文字交际秩序更加健康、合理。由建立语言文字标准到语言文字标准化，是语言文字应用的需要，也逐步让我们认识到，语言文字标准化既是应用的需要，也是服务的要求。这是国家语言文字能力发展的一个阶段，语言文明建设也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2006—2016）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理念得益于《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19号）。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该决定，《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3176.htm语言是人际互动、民族交往的工具，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语言管理的重要内容，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容。

“单言单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克服语言交际障碍，双言双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处理好语言关系”［16］。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语言关系复杂，普通话、方言、民族语言、外语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活面貌，形成了语言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协调语言关系成为时代课题，重点在于保护语言多样性，让每种语言占据一定位置和状态，让每种语言充分发挥功能和价值。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需要国家政策引导，更需要专业的研究队伍。国家语委在编撰《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支以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为己任的名为“语言生活派”的学术队伍。从2005年起，“语言生活派”连续出版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四类语言皮书，并建立杂志方阵来监测和了解我国语言生活状况。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工程，旨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永久保存当下语言实态。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构建和谐语言关系的共识，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大力推广和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110/t20111026_125 877.html的重大决策。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在新时期贯彻“主体性和多样性”的语言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多样化的思想。为了拯救濒危语言和弱势语言，2015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启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语言保护工程。上述语言工程为传承和保护语言文化，促使语言关系和谐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五、提升语言综合品质（2017—至今）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③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这是国家对未来发展的新布局，对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目标、条件、环境等都发生了变化，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理念必须作出调整。语言文字要走出去，为国家发展做好服务，为合作伙伴服务好，需要提升自身的语言品质建设。

语言品质是综合判断的结果。从语言工具角度来看，语言品质包括“语言文字的工具品质、语言文字使用者的能力品质、语言文字工具的管理品质、语言文字工作的服务品质、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品质”［17］。语言综合品质是关于未来的话题，汉语作为服务工具走出去，至少需要做好前面提出的五个方面品质属性的建设工作。这是语言文字深层次应用问题，是语言文明建设的高级阶段。要做好这个工作需要完成对语言文字工具、工具意识、工具化理论的建设，厘清语言文字工作具体的建设内容和具体的功能目标设计，才能科学设计建设的环节，明确具体的建设方法，形成规范、实用的语言文明建设范式。语言综合品质建设的结果是汉语语言文字作为信息工具应具有好用、喜欢用、必须用的品质。这个面向未来的话题已经引起语言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