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玉涛，徐 宁

( 洛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条件下，人类已经来到了价值选择的十字路口，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还是延续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理念？是秉持非零和博弈还是固守零和博弈？从历史经验和逻辑推理来看，只有每一生命个体包括每个民族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中生长，人类整体才有未来可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给新的文明形态的历史图景以可以期许的合理展望，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旨在促使人类达成共同的价值目标以及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对于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根基性意蕴。

一、共同体应然价值的失落与赓续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共同体在价值上应当是完善的，他们的学说构成了这一研究范式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的开篇即提出共同体所追求的价值是至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共同体由家庭、村落和城邦构成，其建构目的是谋取优良的生活。但是“优良生活”要在“善”的共同体价值理念中建立起来。进而，亚里士多德提出共同体的善治思想，认为善治就是治者要尊重并照顾到公共利益，提倡政治上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建立在“优良生活”基础上的对所有共同体成员都具备约束力的法律。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则把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渡给了宗教共同体。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开启了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先河，提出以个人权利为价值准则的国家共同体思想。卢梭提出要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使每个个体与共同体相联合并且保持个体在自然状态时的自由、自主(也可以理解为民主)和真实。康德紧紧抓住人类共有的人性作为其道德哲学基础，认为“新的共同体”之构建价值理念即是和平和自由。马克思则扬弃了前人构建的共同体价值论谱系，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旨归的“自由人联合体”价值观。其后，新集体主义(亦被译为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主张建构“善”的价值选择，以共同主体的价值理念为个体自由在“无羁绊的自我”和“有羁绊的自我”中找到一种制约力量。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要想避免人类集体自杀就必须开辟出世界统一之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1)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 21 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279页。，并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蕴含了“和”文化和“天下”观的中国智慧。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为新的全球治理理论和治理体系以及方法的更新提供一种价值选项，其中富含了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等等。另一方面，“天下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87页。，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意者、推动者、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他说：“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3)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然而，传统社会的“共同体本位”及其理想性共同体价值，在资本主义一路开疆辟壤的发展中受到“个体本位”及其价值观的强烈冲击。现代化的进程高扬了主体性哲学，人的认识从社会共同体转向了现实的个体研究。而片面强调个体的主体性会导致极端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立意体现出扬弃“个体-共同体”各执一端的形而上学，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新路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以应然意义上的价值观层面来批判实然意义的社会历史观层面，必然要求正确处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矛盾问题，避免仅从“个体主义”或者“共同体主义”思考的两级对立的思维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的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休戚与共的正确的义利观，亲、诚、惠、容的交往理念，赓续了中华文明古老智慧，开辟了人类未来共同体发展的新的向度。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未竟的世界性课题，是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倒逼而来的。全球经济结构秩序调整、世界治理体系变革、科技革命影响、气候变化、信息安全、恐怖主义威胁、新冠肺炎疫情等等问题是攸关全人类的命运问题。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无不倒逼着人类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政治单元去思考，昭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主张的价值理念不同于西方中心论，而是一种在新型全球秩序之中，主张各个国家平等协商、共同参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人类作为“类”的共同体已经不再是超验的实体，因为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决定性意义的条件，即超越民族国家个体利益的共同体利益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成过程中。由此，要求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新型全球价值这一阿基米德点之上进行构建，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上解决所谓的“休谟难题”，跨越“是”与“应当”之间的鸿沟，不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无法确立。

实践新型的共同体价值，就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共同体”的实质要义，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哲学层面上的理性提升，在历史时代 “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不变”，我们仍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生的时代，国家共同体间的连接首先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理念的核心是合作共赢、共建共享。也就是说，要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通过平衡共同利益和自身利益，使不同族群、不同国别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共在的命运与共的关系结构。而“利益共同体”暂时的分离、整合与重构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就要求达成人类作为主体而不是某个国家作为单一主体的共识，以保障各“利益共同体”的公平正义。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多元、多维、多向发展所带来或凸显的人类利益共生点逐渐增加，国家之间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相互依存中形成了一种利益关系的纽带，各国间达成的利益共识潜移默化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行的契机，从而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马克思对于真正共同体的建构是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维度中把握的，所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要把握好时代发展的脉搏，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变”。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发展中的人类实践，在价值指向上表达了对于现代性的分裂结构和单极化主体的克服。任何“现实的人”都是具体时空的存在者，在其生长、生活的每一个时空结构中，“现实的人”都是按照当代人的共同体验建构自身的价值观。从心理学上看，共同体验是走出“你”“我”“他”疏离冷漠的对象世界，进入“你-我-他”相互关爱的关系世界的重要一环，其生活方式在本质上就表现为整体的文化。因此，只有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厘清理想性价值与现实性价值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以及国家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通过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讨论，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演进趋势，大力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走向了前台，而且使理想性共同体建构与现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差异与张力显现出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全球化的明确定位，意味着“东升西降”的增量由初期的量的累积进入积极的阶段性质变，当代全球化理念逐步衍化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意味着人类主体意识的培育、文化交流与互鉴、个体与共同体协同发展等的渐进性改变、内生性演化，新文明形态将为人类带来福祉。

三、两种价值选项的“世界历史”图景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世界历史有两种图景，即作为资本逻辑主导的按照资本主义面貌打造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图景和作为人类终极价值目标的由全世界自由人联合起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历史图景。前者阐发的是资本发展现实，后者指向的是未来人类社会。因此，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审视二者关系。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一方面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但同时它又指向了“真正的共同体”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马克思在历史的局限性与历史的进步性张力中，全景式地展示了人类历史图景阶段性的生成机制。马克思认为真实的历史发源地就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10 页。。生活和生产作为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而且包括需要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精神的生产。与全面的生产相适应，生活也必然是全面的。可见，在生产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然而尖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催化了劳动“反我”“异己”的力量，这就使自由劳动发展到它的反面即异化劳动，人成了单向度的人、片面发展的人。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这种生产活动必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身，它要力图超越一切国家的界限，将全世界纳入自己的活动范围中。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往来、相互交流日益密切，各民族、各国家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一体化的整体特征。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人类活动的时空大大压缩，人类社会日益呈现高度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经济落后的国家被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并且不可避免地被抛到由现代性所支配的从属关系中。资本逻辑切断了人与自身类本质的真实联系，异化的价值观导致人类公共性精神的衰退。资本主义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从属关系所导致的文化霸权定义为“世界文学”。

受马克思的影响，20世纪早期现象学哲学家埃胡塞尔从人的本质状态提出：“作为一个个人活着就是生活在社会的框架之中，在其中我和我们都一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作为一个视界而为我们所共同拥有。”(5)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7页。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为交往行动理论与商谈民主承载着规范性理想，但是它的历史演变从来都伴随着危机。也因此，哈贝马斯提出无限交往共同体是一个自律的世界。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力图避免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潜在缺陷并吸收马克思的批判成果，将自由主义推进到“新自由主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宣称：“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 ‘历史的终结’。”(6)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历史终结论”以独断论的方式向世人宣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终极价值。进入21世纪的世界局势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强势”话语权在全球蔓延，利用貌似自由平等的规则，打压、排斥乃至欺凌弱小国家，试图淡化人类建构共同体的意识。但是，思想并未因此而终结。2001年哈特和奈格里出版《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提出全球化可以是一种“去中心化”和“去领土化”的机器，随着资本主体性强制输出模式的衰落，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国际体系即“帝国主义”逐步被“帝国”所取代。“帝国”这个概念设想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过程，犀利地指出殖民政体的覆灭，势必出现一个难以抵挡和不可逆的、多样性的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帝国”理论的提出一定程度上预设了资本主义世界图景的式微。

现代性开辟了世界历史，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是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展开并指向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方向。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之力，“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7)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21 年 9 月 22 日。。这表明，连接各个国家共同体纽带的必将是各成员国共同遵守并认同的规则、体制以及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的合理探索。从历史经验和逻辑推理来看，只有每一生命个体包括民族个体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中生长，人类整体才有未来可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给新的文明形态的历史图景以可以期许的合理展望，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人类的整体利益，旨在促使人类达成共同的价值目标以及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彰显出人在共同体中成长的实践生成论，体现出“人的本质是人真正的共同体”(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这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人学内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目标来看，就是突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四、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价值指向的守正创新

身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理念初步兴起的时代，马克思就已深刻意识到社会生产发展与人的价值贬损同行并存的矛盾现象，意识到异化劳动对于人的自由本质的颠覆。怎样使所谓的“经济人”“工具人”等单向度发展的人转化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也即“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共同体本质。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资本片面逐利的后果之一即是人与自然紧张关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不论是宗教的价值观还是技术理性的价值观，都不能从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理性”出发，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在关系层面上的价值意涵，进而解决问题。前者把自然奉为神明，将大自然人格化为最高神灵，因而忽略了人类主体的责任与担当。后者看到了科技异化的问题，但是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对人类行为的导向作用。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代际内要发展；二是发展有限度，不能危及代际间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从理论上终结了长期以来把发展经济同保护环境对立起来的观点。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为标志，可持续发展从理念走向实践。

在自然界长期演化进程中，地球的生态系统形成了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整个生态系统有一定的抗干扰、修复、补偿和缓解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者以利己主义的征服自然方式，无视自然规律，肆意掠夺自然，超过了生态系统自身所能承受的生态阈值，带来了科技异化的恶果，诸如今天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甚至病毒释放的危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盲目发展导致了空间异化，片面化的人口集聚和快速流动超越了自然的生态阈值范围，造成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寻求人与自然界所有生命体的和谐、协调、统一关系，不能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而肆意妄为。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首先要反思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所造成的灾难，譬如科技是为人服务的手段，如果过分依赖科技反而会失去人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继“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又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命题。“生命”的维度既框定了人类总体，也平等地囊括了地球上存在的所有生命，那么作为智慧生命的人类担当起生命共同体价值的导引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构成“生命共同体”寓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系统整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立起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价值理念。要通过改变人的实践活动方式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达成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解。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外“双碳”进程中的实践探索、目标定位、政策策略，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担当作为，都可以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紧密联系的时代命题中找到答案。

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在全球共同体的场域，人类正处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着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大市场紧密互动、世界共同体交往频繁，世界性的公民必将同整个世界相联系，人能够利用人类资源的积极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这就要求人类建构与文明多样性相适应的价值理念。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人类现在生活在多元文明的世界中，要想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必须坚持共同性原则。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并非建立在“历史的终结”之点上的至上性理念。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真正的解放，它只不过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前提，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乃是在“自由人联合体”发展阶段上所形成的最高价值旨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是一个既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的过程，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在现实维度的呈现，蕴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学向度的理论内涵，对当代人的生存境遇提供了价值导向。现阶段，要给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系统的、发展的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总系统，各个成员国、各个地区构成了其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总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各个子系统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冲突、融合、离异，此消彼长，适应变局，改变世界，同时也在改变自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条件之一即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价值对共同体进行规范、协调和引导，从而为人类主体及其活动确立价值标准和尺度。

五、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根基性意蕴

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关注的是机会平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是规则、制度、秩序和结果平等。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排斥个体自由吗？显然，这是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种的尺度”和“内在尺度”两个价值标准。即“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人类的实践活动的两大原则是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一个不断改革、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平衡价值共识。这就要求有一个基于人类“种的尺度”、人性“内在的尺度”来唤醒和提升人的“类本质”，并以此为引导，观照差异，审视问题，超越狭隘的个体利益，自觉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达成并最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序化运行。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其含义体现在各民族国家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要素相互贯通、高度关联，其统一性在于人类实践要秉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例如，单个国家的环境问题，需要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者建立多边对话机制进行合作、协同才能解决。再如，全球治理中复杂而又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都是需要在联合国“一个规则，一个框架”下完成的。与单一国家价值观的个性相比，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性主要体现在当今时代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和人的社会关系之上，寻求文化多元平等基础之上更加平等、开放、有序、共赢的发展理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会，这一前提条件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有机统一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在重视人的个体价值基础上来阐发共同体的价值，主张共性与个性二者的辩证统一。必须明确，在国家共同体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国家作为个体有其民族独特的价值理念，需要尊重和加以保护。目前来看，对于已充满各种现代元素的共同体来说，能否处理好个体与国家共同体关系的协调一致问题，直接关涉公民个体的生命安全与共同体的凝聚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力量，有效联结并强化个体与共同体的纽带并形成社会整合的合力。在人口流动频繁的现代化进程中，处理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必然要求共同体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共同体治理要体现公平、正义的公共性社会关系，培育法理和伦理统一的聚合能力；公民个体可以通过现代化的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培育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成长的互助关系。

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以人类福祉为宗旨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现代性危机引发诸多哲学反思。“西方中心论”推崇单一主体、文明输出、强制扩张、零和博弈的理念，臆想维持“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价值理念。然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遵循弱肉强食逻辑的零和思维是落后文明的体现，必将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被新型文明形态所代表的价值理念取代；新型民族国家关系不是所谓的“缔结联盟”，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一种应对全球现代性危机的有效方案和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价值设想，更是一种包含人类共同价值诉求并将为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21世纪，人类总体上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历史阶段，但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这“两个大局”背景下，我国发挥着世界和平倡导者和捍卫者的重要角色，具体表现为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坚持和平的对话与交流，向世界承诺中国永不称霸，全力捍卫和平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

和平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前提保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共同基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国际形势作出的重大研判。同时，对于和平与发展的期盼既是人类对饱受战乱的近代历史的省思，也体现出了人类追求和平的价值理念。公平与正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运行层面上的价值规约或基础，是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秩序法则。中国提交给世界以中国方案，其本身就是这一方案的践行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诠释了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信念。譬如“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指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协调发展”是指各个部门、行业、领域等的协同并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是指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共生，“开放发展”解决的是面向全球共建的互利共赢的问题，“共享发展”指向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理念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为前提，践行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团结合作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打着“普世价值”旗号的文明优越论，因而能够在达成价值共识的前提下有效化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层面上的意见分歧，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民主与自由是目标层面上的价值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性要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当然不只是指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自由和民主，但也绝不是唯我独尊意义上的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马克思曾犀利地指出，“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割的基础上”(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可见，西方文明也不能涵盖“自由和民主”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里，任何一个国家希图凭借一己之力就能谋求发展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他国的疫情抑或是战争中收获绝对的安全。从价值共识的角度分析，可持续发展观是20世纪载入联合国文件的全人类价值共识，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1世纪已经多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二者都体现出了世界人民对于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诉求。这就要求从整个世界一个体系、一个规则的层面统筹全局，聚焦价值共识和人类命运，共同营造全人类安全一体化格局，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夯实共同价值根基。从国内层面来看，2021年1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提出：“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里，中国的民主之花绚丽绽放。中国愿与各国交流互鉴、携手合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1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日报》，2021年12月5日。这一论述中的“中国与各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并列关系，而是系统思维的深刻表达。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价值机制的“总系统”至少具有如下两重意涵：一是确保落实人类主体地位的价值理念，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二是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人类文明多样化，反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依托，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晰了人类主体地位，为世界各国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即为通过平等协商来共同解决国际问题、打造多边主义国际格局提供价值引领。

六、结语

在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化因素上升为更有力量的“软实力”，“改变世界”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价值观的解释力问题，也就是说“改变世界”的重要内容首先是“解释世界”的问题。当代中国既要积极参与改变世界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但同时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形成“解释世界”的底气、能力和话语权。我们要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和二者联动的过程中，寻求统筹与把握适应时代潮流的价值理念及其相应的功能和作用。一方面，作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要提供可资借鉴的可视化、现实化与制度化的成功实践。这一过程包含着一个从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相对单一的价值诉求，到追求“美好生活”多元化价值诉求的发展历程。要在自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社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以身作则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在二者的协同共进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性地位是必须始终坚持的，要自觉地贯穿于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各种制度构想与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作为倡导国必须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个范本和表率。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弘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两个大局”，深刻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从人类主体的高度把握了世界发展大势，宣告了虚假共同体的幻灭和“普世价值”的终结，是用“中国智慧”提交的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