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凯宜, 于 水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020年8月，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猝然离世，再一次引发了学界对其生平独特化的技术叙事的思考。诠释斯蒂格勒对技术话语的建树，需把握一个关键脉络，即历史时空的基本向度。斯蒂格勒将技术话语在历史时空中予以定位的做法，既是对存在主义时空观的贯彻，又是对经验叙事的某种保留。斯蒂格勒认为在对技术话语的诠释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现实感，这一做法与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叙事中如鲍德里亚、德波等将技术结构的现实感加以彻底消解的路径大有不同，也不同于强调现代技术话语的断裂性的福柯式叙事。[1]相较而言，斯蒂格勒认为现代技术话语对社会的笼罩，乃是历史时空内生演化的某种突变结果。基于对斯蒂格勒观点的解读，与传统相比,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只是产生了“褶皱”，而非“断裂”。[2]由此看出，斯蒂格勒力图通过对技术话语的反思，搭建起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谱系学—存在主义”风格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基于现实感展开批判的某种“桥梁”。存在主义尚未彻底磨灭的现实感、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褶皱、马克思与尼采的批判性传统，可谓思考斯蒂格勒技术话语的三重“入口”。

一、现实感：技术话语批判的悖论与转向

回顾斯蒂格勒生平的主要建树，其叙事大多围绕技术话语这一被启蒙以来的叙事视为“洪水猛兽”的对象展开。在斯蒂格勒看来，对于技术话语的反思，源自技术话语所具有的现实性的地位。他认为，既往左翼叙事较为明显的局限乃是对技术在人类历史演化进程中作用的忽视，技术问题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技术“贯穿所有的研究，其范围之广，无所不及”。[3]1尽管围绕技术话语的诠释已主导着启蒙以来的叙事主线，然而斯蒂格勒相比其他学者，似乎更为热衷于技术话语背后的现实之场。其对技术的诠释，并非遵循德波式的情境主义，即认为技术对现代社会而言已形成了某种不可名状之物。相较于晚近社会批判理论认为技术背后“只剩下语言结构”这一论调，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可以通过历史时空演化的现实场景来认知的，即技术是具有现实感的诠释对象。

在晚近法国左翼学者的论述中，现实感是一个较为尴尬的概念，这一概念几乎与当代诸多左翼学者的观念“绝缘”。究其原因是晚近叙事往往执念于语言本身，左翼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能指早已无法指涉现实的所措，语言成为笼罩社会的唯一霸权主义性符号，现实的批判行动早已不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是语言序列的内部游戏。这一论点在鲍德里亚的论述中显得尤为具有代表性，即在技术幻象的笼罩下，“有一种不可超越的语言彻底性”[4]233。回溯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这一执念来源于存在主义式的语言论断，即对日常生活之场中语言主线的着迷和对主客体向度的统合性尝试，然而伴随着主体性批判趋向在晚近法国叙事中的强化，德国存在主义学者中的主客体向度统合，转化为法国左翼学者眼中的“语言之外皆为空无”的执念。

由此，在海德格尔那里尚有一席之地的历史时空向度被诸多拆解技术的法国左翼学者完全丢弃，此拆解技术的风格也确乎对斯蒂格勒的论述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现代话语形塑、渗透于社会之场的一个直观经验表征，而应被理解为现代话语的核心要素，换言之，突变、加速的技术便是利维坦机械装置的全部样貌。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严重地加剧了技术体系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落差”[5]3。这一点，斯蒂格勒与如列斐伏尔一类的其他学者有着较为明显的分野，因为在后者的思考逻辑中，技术话语对现代性认知而言只是某一组成部分，并非是独立主导现代之场的某种强大力量。斯蒂格勒的论述，不是要刻意忽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以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叙事所关注的关键词汇，而是要弥补既往叙事对于技术的总体化、全景式关注的缺失。

技术在现代社会与资本相互缠绕，却并非附属于资本或一切生产、分工的资本主义要素之物，而是形成了某种自我加速、主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场的语言结构。在斯蒂格勒的叙事中，存在主义对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清晰可见。基于对现代技术话语的思考，斯蒂格勒表示技术本身凭借语言结构所形成的体系化的主导，成为超越资本掌控、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某种超能猛兽。实质上，技术的这一样貌不仅使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者惊恐万分，就连海德格尔在其后期也致力于思考技术渗透之下人类存在之境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技术的流淌不能以工具性的目的先验性衡量，科技本身的意义便在于对人类存在样态的“揭示”。[6]12技术的实存，是现实之场中所发生的日益凸显的现象，其背后是启蒙话语对世俗信息资源的精准获取，然而其加速的演化又构成了对现代叙事的“入侵”。

在边沁的冰冷计算式的技术话语之下，以主体性批判为核心的一整套的欧陆叙事，将通往什么样的叙事境地，难道真的只有“晦暗不明”的语言这一种答案？围绕这一问题，斯蒂格勒试图寻觅的，并不是所谓“晦暗不明的语言”所带来的某种空无化结局。如斯蒂格勒所言，技术语言结构的内涵在于“建立于现实基础上的一般性体系”。[3]30斯蒂格勒所关心和挽救的，乃是技术话语所具有的被同时期左翼学者所忽视的现实感，通过考察其文本不难看出，他终其一生思考的仍然是一个令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感到致命的问题，那便是在现代技术话语铺天盖地的笼罩之中，人这一晚近叙事所关注的、试图持有和创设技术的主体，在技术话语的统治下，其存有的现实感来自何方？虽然说现实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所要传达的要义，但在拆解语言后得到的“空无之境”则是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最终欲通往的境地。

从斯蒂格勒生前的文本群可以看出，找回海德格尔那里的时空向度从而在对技术话语的反思中使现实感不至于彻底泯灭，乃是斯蒂格勒技术话语与众不同的特质。对斯蒂格勒而言，在晚近技术话语批判对语言结构进行拆解的叙事风格和对现实感的认可是两种并存的趋向。一方面，斯蒂格勒认为技术话语是一个令20世纪中期以来晚近社会批判理论魂牵梦绕的对象，思考技术在现代社会之场的结构功用，其本真的样态应在语言之路中得到显现。按他所言，那便是“文字始终是一个极为稳定的记忆术体系”[7]224。另一方面，斯蒂格勒将其视野转向了技术语言结构所在的社会之场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斯蒂格勒并不是朝向英美经验叙事具体化的技术分析风格靠拢，而是要思考在技术话语已浸润、交融于社会的情境中，技术本身将呈现怎样的现实样态？

为了诠释技术话语的现实样态，斯蒂格勒必须直面法国左翼叙事固有的对现实感的怀疑和贬斥，即现实感同中空无论调的张力。对晚近社会批判理论而言，“有”与“无”的辩证关系往往会成为影响现实感的基本因素。存有之物的本真样态将如何展现于现代社会之场，且将通往何方？对其的回答左右着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叙事在现实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如果说，将技术语言看作是已然吞噬生命存在的基本之场，即历史时空的某种怪兽，那么时空的泯灭将成为现实感在叙事中消亡的最终证明。依据德波的论述，形塑现代社会的力量早已不再具备所谓的“自身实体”，而是“建立于景观之上”。[8]18相反，如果试图在基本的历史时空中寻找存有之物，使技术话语的演化之场能表现出可认识的时空序列，那么现实感或将成为存在主义风格影响下的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叙事中得以拯救的对象。

致力于思考技术话语本真样态的斯蒂格勒，把握了时空的基本主线，从而使经验化的技术现象可以“进入”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叙事之场中。正是因为有了历史时空的基本向度，技术环境对技术活动的塑造、技术活动中的行为动态、思维观念、发明创造与更新演化均是可以通过经验分析加以把握的对象。正是将技术置于历史时空中，经验方能真正获得“一席之地”，因为历史时空本身意味着持续化、现实化的演进之场。斯蒂格勒认为，技术话语的历史演化“既改造现实又属于现实，因而具有自身的规律”[3]34。斯蒂格勒既不遵循晚近叙事一味强调“现实感”不存在的论调，也不遵循英美“结构—功能主义”叙事中所谓层次性的要素分析，而是试图将纷繁复杂的技术要素通过叙事的方式加以整合，使之在围绕历史时空的叙事之场中得以显现。

依托存在主义叙事中历史时空的维度，加之以对现实经验的关切，斯蒂格勒将技术话语解读为在现实场景中多维化要素相互交融所形成的语言结构，这一语言结构显现于人类历史时空之场中，成为历史时空演化中长期在场的、主导性的主线。技术背后的语言结构乃是外在环境与人的思维、行为交互融合的结果，如他所言，“在机械物和生物之间，技术物体成为一种不同性质的力量交织的复合”[3]2。在斯蒂格勒看来，对技术话语的考察，关键在于从历史时空的演化中寻找具体的形成要素。技术话语的形成之场应被理解为现实经验各类要素汇聚而形成的语言序列。与福柯相类似的是，斯蒂格勒论述的经验之物同样占据着技术话语叙事之场的关键位置，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斯蒂格勒并非直接从所谓的“微观控制”出发，而是要通过对现实感的聚焦中重构一整套技术的历史时空。

由此可见，斯蒂格勒将技术话语置于历史时空的叙事举措，相对回避了法国左翼叙事风格中所谓空无化的“叙事通道”。在斯蒂格勒的论述中，现实经验的力量得以凸显，自德波、鲍德里亚以来现实感在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叙事中逐渐下降的趋向自此得以扭转。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执念于相信这样一个道理，那便是技术语言结构“能指”的过分拓展，泯灭了诠释现实技术样态的可能性，但将此论点推导到极致会导致“诠释不可能”的命题，即“不可超越的语言彻底性”[4]233。因此，唯有平衡法国存在主义风格中存在的对空无的执念和现实经验之间的内在悖论，海德格尔后期追问技术的主体方能继续进行。对技术话语背后两种叙事风格所构成的内在悖论的平衡，可谓斯蒂格勒叙事得以确立的前提。在两种风格得以平衡的基础上，斯蒂格勒将目光投向了现代性认知之场以外的、更为广阔的人类历史，开始了对技术话语在“婴儿时期”的溯源。

二、断裂与褶皱：现代技术话语的主线弥合

存在主义风格下的历史时空，使斯蒂格勒对现代技术话语的探讨能够为同时期“晦暗不明”的法国左翼叙事体系打开缺口，迎接现实感的要素，并以此为基础思考技术的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围绕技术话语与现代性认知相互缠绕的晚近社会批判理论主题，斯蒂格勒除了将技术话语本身视作包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主导性要素之外，还将对技术的认知视野延伸到现代性以外的叙事之场。在这个问题上，斯蒂格勒的思考可以说超出了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所涵盖的范围，拆解技术语言乃至颠覆受技术话语影响的一整套启蒙认知。相反，斯蒂格勒从马克思、海德格尔那里继承了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视野，从而确立起衔接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所塑造的前现代与现代之间“裂痕”的雄心壮志。

如果将现代技术话语的主题上升至现代性认知相较于前现代的意义，那么对于斯蒂格勒技术话语叙事的探讨，就不能仅仅考察存在主义叙事以来的思想史变迁，而需要深刻审视一整套启蒙话语对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在斯蒂格勒之前，马克思曾经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其所做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便是将历史时空的广阔视野置于政治经济学所赋予的强大现实感的基础上。这一点在1845年之后变得尤为明显，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才是思考现实的入口[9]525。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将总体性的叙事风格置于世俗的生产方式中，从而能够诠释人类社会历史时空的演化。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技术变迁既是世俗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现象，也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来获得充分释放的某种值得关注的焦点。

从斯蒂格勒的技术话语叙事中，可以窥见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的围绕技术历史变迁的诠释。马克思将具体的历史时空的维度引入技术的做法，深刻影响了20世纪思想史中关于现代性认知的主题。这是因为对历史时空维度的引入，使20世纪的存在主义叙事无法回避技术话语动态演化的主题，技术背后的语言结构作为一种内生于社会场景中的现象，其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生成和变迁是有迹可循的连续化的进程，而非预设的范畴。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之物“茁壮而茂盛”的原因在于“深深扎根于大地”。[10]15海德格尔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所描绘客体的经验向度表示怀疑，并试图构筑一种以语言学为核心的叙事之场，然而海德格尔在面对当下现代社会的样貌之时，亦无法回避技术在人类漫长历史时空中流淌的轨迹。

斯蒂格勒诠释技术在人类历史中漫长的演化过程的逻辑缘起，除了来自海德格尔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探讨技术与历史时空关系的尝试，还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所赋予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来自马克思对基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时空的演化进程的浓厚兴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所阐释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的现象，既体现出资本主义在演化过程中的突变效应，也展现出与既往历史进程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叙事传统，影响了斯蒂格勒的叙事特点，斯蒂格勒在其论述中不乏对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引用，依斯蒂格勒所述，“技术物体具有一定的历史性”[3]71。受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尽管斯蒂格勒努力强调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之间的差异，然而马克思的叙事风格在斯蒂格勒的论述之中一直是在场之物，这是连斯蒂格勒本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对待技术话语的现代性与前现代的关系问题，斯蒂格勒表现出双重趋向：一是受存在主义之后左翼社会批判理论影响，认为技术话语已重构人们对历史时空的认知。将批判技术的语言学思维注入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是萌芽于存在主义并被日后法国左翼无限拓展的命题。海德格尔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便是现代技术渗透之下的语言结构是如何展现于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之场的，并塑造了一整套现代性认知。二是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统的影响，将技术话语看作是连续的整体性范畴，即便是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突变样态，仍然可以从技术话语演化的传统中寻觅其前现代的特质。海德格尔在叙事中无法完全丢弃的、寻找技术演化踪迹的做法，事实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影响。连续的整体性范畴这一认知，同样是斯蒂格勒在研究技术话语时所接受的传统。

以现实感为基础，在历史时空中对技术演化的前现代、现代性轨迹对接，正是斯蒂格勒技术叙事所要表现的基本取向。斯蒂格勒认为，对现代性包裹下的技术语言结构的诠释无法脱离对“技术物体的起源”的考究而独立存在。[3]70斯蒂格勒在诠释技术话语的努力中，实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传统嫁接到存在主义叙事中的技术命题上来，从而在前现代与现代的轨迹连接中，弥补了存在主义时空观在现实感方面不足的问题，也使得对技术话语的诠释能够更加呈现出总体性视角。按照斯蒂格勒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传统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延续的对象，它使人们可以超脱对现代性认知的盲从，但经法国左翼阐释后的批判性将由于淡化现实而走向迷失，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青睐的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相反，斯蒂格勒承认技术话语的突变性，思考其演进中所发生的“褶皱”，而不执念于所谓的断裂。

斯蒂格勒褶皱化的技术观体现在他对技术形象化的比喻中。他将技术的突变看作是“埃庇米修斯的过失”(the fault of Epimetheus)。[3]1按照斯蒂格勒的观念，埃庇米修斯在将技术带给人类的同时也塑造了技术的自我加速、自我失控的潜质，技术内化于社会环境，在人类的创造实践中不断演化，然而其演化的方向最终将使技术成为“反制”人类的怪物。如斯蒂格勒所言，生命与其说是进行着历史的进化，不如说是被技术“特有语言”的排列组合玩弄于股掌。[3]230“埃庇米修斯的过失”在于将对技术的兴趣和推动技术的现实可能因素播撒给人类的同时，也埋下了失控的“种子”。此过失的缘起不能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现代性认知的崛起，或者说技术话语不是凭空而降的某种不可名状的、不可认知的对象，而是自农业社会开始逐渐表现出痕迹，随着对世俗资源攫取的不断拓展而崛起的某种语言结构。

尽管受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影响，斯蒂格勒将由技术话语所塑造的迷失之地加以大篇幅地诠释，即所谓进步无非是“建立一般程序”的描述体系的具有欺骗性的语言游戏[5]72，但他的论述远不止于此。通过对远古以来技术演化历程的回溯，斯蒂格勒承认现代技术话语所具有的突变性是通过经验样态表现出来的不争的事实，但突变并不等同于断裂，而是一种有迹可循的演化过程。在论述现代技术的主题上，斯蒂格勒提出了“迷失方向”(the disorientation)的概念。[5]1他认为，现代技术话语在自我加速中所促成的、存在之场的“迷失方向”，不是同时期一些学者所渲染的与农业社会截然不同的、令人惊恐的断裂式现象，而是传统认知在变化中所产生的褶皱。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共识在于，技术话语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张，反过来又形成了控制现代资本主义的力量。按照斯蒂格勒的观念，技术话语突变所带来的“迷失方向”塑造了波德莱尔口中“飘忽不定”的现代性维度，然而其并非根源于“晦暗不明”的语言。相反，语言的演化源于马克思所聚焦的现实活动。

从“埃庇米修斯的过失”到“迷失之地”，斯蒂格勒逐步确立了以“褶皱”取代“断裂”的技术叙事。他认为，现代技术话语在形成铺天盖地的、形塑现代社会成员基本认知的“网络”的同时，也形成了人类认知演化的编码，其编纂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围绕技术的创设活动和由技术话语所形成的社会效应，在这些现实场景中的现象，均通过技术语言结构的方式“植入”现代技术话语。斯蒂格勒认为，唯有将语言结构的演化置于环境中思考，“一切时间关系的技术根源问题”方能被发掘出来。[3]135斯蒂格勒强调的基本要素，实质上是凸显存在于技术话语中、被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所忽略的现实功效。在现代技术话语的演进中，前现代的痕迹并未真正消失，技术“瓜熟蒂落”后全面构筑自身话语霸权的原初动力正是由前现代漫长的历史时空提供的。细细回溯其过程，技术话语印刻了人类社会在通往日益加速的未来之中所形成的对既往历史进程的记忆。

对晚近社会批判理论而言，对“褶皱”化的解读是一个重要的叙事节点。斯蒂格勒将技术话语背后的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加以联通的做法，使其真正确立起与同一时期左翼学者截然不同的路数。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联通的基本媒介，正是斯蒂格勒所坚持的历史时空的基本向度。如他所论述的那样，唯有置身于人类演化的漫长历史时空中，方能现实化地考察技术所带来的“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型装置”[3]85。基于斯蒂格勒诠释技术的一系列文本可以发现，对现代技术话语“褶皱”化的叙事风格，既使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所强调的现代技术的加速演化得以显现，又使晚近社会批判理论过分强调“断裂性”所带来的技术话语历史演化的叙事空白得到了填补。按照斯蒂格勒的叙事逻辑，唯有明确诠释技术话语前现代向现代性演化的内在逻辑，方能使技术话语的现实感真正获得基石。

三、批判的溯源：两种传统的张力

斯蒂格勒所做的，实质上是以批判性的方式诠释，进而在认知上驯服技术这一“利维坦”。与其在晚近语言学的空无风格中无法自拔进而使面向现实的叙事在逻辑上不复可能，不如坚持现实要素，使叙事得以进行下去。斯蒂格勒认为，反思、批判，从而合理定位技术话语的功效才是应当坚持的态度。斯蒂格勒的逻辑主线是将技术话语的演化逻辑置于历史时空的流淌中。纵观思想史的演进，现实感自海德格尔到法国左翼存在着明显的衰变趋向。斯蒂格勒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此衰变加以扭转，就在于他能够将目光投向海德格尔之前的叙事。纵观其生平文本，斯蒂格勒将技术话语同历史时空相关联，在现实感的把握中合理定位技术的做法，与20世纪之前的思想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围绕技术与历史时空的命题，在斯蒂格勒这里实质上存在着两种异质化的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具体现实活动的高度关注和尼采谱系学对人类文明的全面拆解。

由马克思与尼采所分别奠定的两种传统，形成了斯蒂格勒毕生致力于统合却最终未能平衡的两条逻辑线路。在马克思与尼采之间的摇摆贯穿于斯蒂格勒的技术叙事。纵观20世纪中期以来的思想史演进过程，尼采的谱系学构成的若隐若现的、幽灵一般的主线，深刻影响了法国左翼叙事对现代社会的诠释风格，这一点可以归纳为拆解式的叙事。尼采式的拆解风格是将光怪陆离、宏大磅礴的某一整体进行剥离，力图使其内部的要素展现出自身的特质，进而探求其本真样态。按照尼采的说法便是，超出“言语要表达的东西”去透视存在本身。[11]70尼采谱系学式的拆解形成了贯穿存在主义到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共同逻辑。这一点同样影响了着迷于诠释技术语言的斯蒂格勒，然而相比福柯等传承尼采衣钵的学者，斯蒂格勒的叙事则具有明显的独特性。

斯蒂格勒叙事中的谱系学风格的独特性体现在他对德里达叙事的继承和改造之中。斯蒂格勒所继承的谱系学遗产经过德里达改造后，开始高度重视对语言的批判和对总体性的否定。其独特之处在于，斯蒂格勒并未放弃总体化的立场，并未因为语言拆解而放弃对技术的全景思考。作为斯蒂格勒的导师，德里达在拆解问题上体现出法国晚近左翼风格的独有特质，他认为语言结构终究只是“意向的延伸”[12]164。德里达试图彻底剥离现代社会宏大式的叙事，展现出其内部细致要素的样貌。这一点在斯蒂格勒的叙事中同样有所体现，然而他所做的努力并不止步于拆解式的特质，而是让技术语言在自我拆解中显露出本真的样貌。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在社会之场的样态是总体的、全景的图式，而不是同时期法国左翼所勾勒的所谓分裂的、碎片的现状。

纵观其论述，斯蒂格勒尽管无法进入纯粹意义的英美经验之场，或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但他从不掩饰对历史时空维度的兴趣。在斯蒂格勒看来，对历史时空的丢弃是法国左翼对海德格尔乃至尼采的误读。尼采的谱系学并未像诸多法国左翼学者那样完全放弃对现实感的兴趣，而是非常注重一种可以被认知、被把握的本真，即打破被技术语言裹挟的“庸人理性”式的所谓“现实”之后重塑对现实的认知。[13]17基于此认知，斯蒂格勒所阐释的“迷失之地”并不是一种空无之境，而是表达了人这一主体在语言制造的“眩晕感”中渴望重新认知现实的想法。尼采认知历史时空本真样态的雄心壮志，在斯蒂格勒那里既体现为在技术话语包裹下人的主体性将会丧失的忧虑，又体现为对生命的信心，即力求使人这一主体从技术的迷失中“清醒过来”。

在斯蒂格勒围绕现代技术话语的叙事中，谱系学传统的意义并非体现为“拆解”之后的空无，而是体现为对超越可能性的孜孜以求的寻觅。这一点，斯蒂格勒也可以说是传承了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所具有的共同主线，即探讨如何在认知现代语言结构塑造的存在之场中，思考一条去蔽、澄明之道。围绕这一问题，斯蒂格勒相对回避了海德格尔后期在对技术追问中开启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空无”论调的感伤情节，走向了更具有行动可能性的叙事探讨。如斯蒂格勒所言，要探讨现代性认知之下由语言所塑造的对技术历史的“记忆术”与“生产技术体系”的关系。[7]133不难看出，在对待现代性认知的态度上，斯蒂格勒与尼采实现了某种跨时空的对接。在其中，存在主义略带晦暗的技术论调逐渐淡化，而通过对马克思和尼采传统中共有的、总体性风格的恪守，斯蒂格勒旨在寻觅围绕技术语言结构的行动性可能。

通过行动超越当下之场的可能性，是尼采面对现代性认知所提出却被晚近社会批判理论淡化乃至丢弃的主题。对此，斯蒂格勒选择的路径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注技术生产的风格引入尼采的谱系学传统中。马克思将前现代与现代加以相互连通时所凭借的基本维度乃是物质资料的生产。马克思表示，历史的演化实质上是基于物质资料生产的“世俗基础”得以进行的。[9]531以世俗的具体生产实践确立起牢不可破的现实感，从而关注语言结构生成和演化的具体样貌，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留给后世最为突出的遗产。对沉浸于“空无”化叙事泥潭的晚近社会批判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传统可谓提供了现实行动的“良药”，这便是诠释现代技术话语在社会中发挥基本逻辑的“观测入口”。按照福柯的话说，“毫无疑问，它就是政治经济学”[14]16。

从带有政治经济学蕴意的生产视域关注技术话语，是斯蒂格勒与福柯为避免现实感消失所做出的共同选择，然而在理解何为技术本真样貌的问题上，二人却明显不同。寻觅总体样貌而非碎片的要素是斯蒂格勒与福柯在思考技术问题上的重要分野。不同于福柯在拆解技术语言结构所体现出的碎片化趋向，斯蒂格勒所做的诠释是使技术内在的语言要素在现实社会情境中得以显现，但他认为这并不代表要将技术要素视为原子化的存在。或者说，斯蒂格勒在力求追溯技术的生成历史过程中，使其语言排列组合的形式在“物质的耦合”中获得明晰的呈现[3]59，从而使现代技术话语能够在追本溯源中获得总体诠释、明确把握的可能性。拆解对斯蒂格勒而言，属于诠释方法的组成要素，而不是叙事的终点。

总体化，正是斯蒂格勒叙事中马克思与尼采传统相互连接的“通道”。重构现代技术话语历史时空的雄心，使斯蒂格勒必须脱离主体性批判所导致的碎片化境地。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需思考经验样态由一个又一个现实的技术发明所塑造的语言的“组合特性”。[3]34在他看来，唯有总体性的风格方能使技术演化的历史进程得以联通，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褶皱”方能展现出清晰的全景样貌。与福柯关注的现代技术“细节控制”这一着力点不同，斯蒂格勒所借鉴的谱系学拆解是通向某种总体性的揭示与重构之路。斯蒂格勒的目的是揭示现代技术话语何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长，通过空前强化的视觉效果使人这一主体迷失乃至消解。斯蒂格勒认为，通过叙事的回溯，我们可以把握住在技术渗透之下生命“存在之痛”的现实感，进而合理定位现代技术话语本身。故而对斯蒂格勒来说，将技术置于总体化的历史时空中思考乃是必由之路。

很明显，斯蒂格勒认识到总体化的重要性，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其文本中的内在张力也得以显现。若仔细阅读其生平论述，不难发现斯蒂格勒统合马克思与尼采两种传统的努力和对无法平衡二者之间张力的无奈。在对总体性问题的认知上，尼采与马克思终究存在着天壤之别。尼采谱系学试图探寻本真样态和超脱现代性认知的总体化构想，囿于语言学的泥潭而使现实感面临淡化的危险。唯有明确技术背后生产的历史与现实，方能理解现代技术话语的运行逻辑，这是尼采谱系学的语言拆解渴望却又无法达到的境地。斯蒂格勒并非不了解这一点，他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历史时空终究是一个现实感的维度，而不是受制于语言学的结构要素。尼采和海德格尔试图在历史时空的总体性向度中思考生命与技术关系的命题，这只能从马克思那里获取解决的最终答案，但斯蒂格勒不愿意面对的恰恰正是马克思与尼采对历史时空完全不同的两种解释方式。这一“背反”，使斯蒂格勒的统合终将无果而终。

斯蒂格勒叙事之中马克思与尼采两种传统之间张力的聚焦点正是总体性的异质化论断。前者在于以生产为核心探求未来时空的总体构建，后者则在于总体拆解。由于缺乏生产坐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叙事中所出现的拆解风格必然因为法国左翼对主体性的极致强调而使现实感逐渐暗淡乃至消失，但这种趋向早已是选择以生产作为叙事起点的马克思所成功回避的对象。斯蒂格勒本人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那便是语言学批判与现实感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距离，在海德格尔之后这一距离进一步拉大，从而逐渐演化为强调语言之外没有现实因素的结论，此逻辑演化可以解释斯蒂格勒叙事中存在的具有矛盾性的一种倾向。[15]一方面，斯蒂格勒力求让人们找寻现实感以确立合理定位技术的信心，另一方面，斯蒂格勒又认可所谓人类被技术俘获从而难以定位自我的境地，即认知只是附属于一种工业化的语言“流程”[5]240。马克思与尼采两种传统的内在张力，乃是斯蒂格勒在叙事上摇摆不定的根源所在。

四、结 语

对现代技术话语在历史时空中生成、演化样态的寻觅和从中定位技术语言结构的尝试，构成了斯蒂格勒的叙事之场的基本主线。作为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在斯蒂格勒的叙事中折射出法国左翼叙事自20世纪中期以来对于技术加速演化的某种焦虑。此焦虑的背后是斯蒂格勒对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风格的重视，他力求借鉴与生产活动相关的视域阐释“谱系学—存在主义”力求探讨的技术演化的本真逻辑，从而使法国左翼叙事中因主体化凸显而变得飘忽不定的现实感得到了相对性的挽救。在对现实感的寻觅中，斯蒂格勒并未一味附和晚近社会批判理论的普遍论调，即将现代技术的凸显视作为某种断裂的与传统诀别的现象。相反，斯蒂格勒的判断可以被概述为“褶皱”，他认为技术话语的历史时空是持续流淌的有迹可循的某种总体轨迹。围绕技术的生成与演化，斯蒂格勒所构筑的总体性技术视角既有对技术语言结构拆解的本真化探寻，也有基于生产活动对技术功能进行定位的决心。

实质上，在斯蒂格勒的技术叙事中，可以看出晚近法国左翼的转向与困顿。此种转向体现为使极致化的主体性批判得到一定的收敛，并且努力找回被同时期某些左翼学者完全丢弃的现实感，以保证反思、超越的叙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自鲍德里亚以来，尼采谱系学式的本真探寻最终推出的虚无缥缈的结局已成为笼罩在法国左翼叙事中的共同“梦魇”，这体现出语言学拆解的风格在推向极致之后的某种悖论，即诠释、行动的可能性将在现实感的泯灭中最终丧失。对此，斯蒂格勒的做法在于通过历史时空的基本向度，将现实感的希望保留在其技术叙事之场中。而问题在于，当语言学的拆解与生产维度并存于技术叙事之场中，那么这两种主线无疑构成了“背反”式的叙事。这体现出斯蒂格勒的某种悖论式的特质，即通过挖掘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生产要素挽救批判性思潮，却又不愿丢弃“谱系学—存在主义”赋予的先验之场，故而陷入了左右摇摆的窘境，这也体现出后马克思主义在叙事上的内在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