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英 臣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 100011)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公约数，“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1]538；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历久弥新的问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2]309。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催生了新的国际体系，集体安全观成为重要理念之一，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有力维护和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105，这一战略判断成为此后中国坚定推动改革开放并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依据。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与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但同时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联动蔓延，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安全威胁严重影响着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揭示了世界面临更多的“灰犀牛”风险、“黑天鹅”事件，人类发展遭遇多重危机：全球制度、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不断被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逆流侵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仍在扩大；安全失序和发展失衡的风险越来越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提出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习近平多次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多角度地辩证论述和平与发展问题。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讲话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4]8，这为我们审视当今时代变中未变历史现象指出了方向和提供了根本遵循，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5]5，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和普遍安全的历史大势没有变。国际社会亟须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摈弃意识形态偏见、弥合发展鸿沟、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有效妥善应对深层次、多维度、复杂化的全球结构性风险，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与更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内容

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全球化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发展共享性和风险传导性同步显现，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和发展韧性并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蕴在全球抗击疫情行动中得到充分体现，深刻改变了人们对安全与发展内涵的认识和安全与发展议题叙事，拓展和深化了对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理解。[6]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具有新内涵和新特征。

(一)安全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议程上占据重要地位

1.全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要求更有效开展全球性治理。全球化进程中，世界面临着严峻的安全挑战，传统安全环境的不利因素继续发酵，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导致全球安全问题日趋复杂化、风险化、显性化，涉及领域愈来愈广，并且这些安全问题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又发生互动关联，产生新的风险源，加大了风险发生的几率。一方面，安全将强化民族国家作为安全防护基本单位和核心主体的地位，诱发各国政府扩大安全的界定范围，做出相应的法律制度政策调整，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变得更为敏感[7]；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存在着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双重转化，许多问题存在着全球风险，需要国际合作，亟待完善现有国际机制和提升国际组织能力。正是由于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十分突出，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共生、命运与共。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8]。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安全共同体。

2.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安全内涵的丰富拓展。在一个高风险、多动荡、更脆弱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中，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重大突发灾害等将成为当代社会“生产—生活—思维”逻辑中的常量，生物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问题，人们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安全期待以及安全敏感度在普遍提高，安全的内容在不断丰富，标准在逐步提升。不安全问题的扩散效应、连锁放大效应更为明显，这对于安全的防控、保障体制机制提出的要求更高。疫情这场公共安全危机一方面暴露出世界存在的深刻裂痕与脆弱性，另一方面这些脆弱性远超出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的范畴，正在向经济、社会、粮食、生态、网络空间等多领域传导，凸显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世界秩序演化乃至动态重构的关键作用。“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9]，亟待把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置于国际议程中更加重要的位置，真正重视“人与健康”“自然与生态”关系的可持续性，以实现与经济发展均衡、互补、互强。当前在疫情依然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更能体现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迫切性，更需要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开放意识、担当意识和平等意识。

3.技术进步的双向效应持续放大，网络安全风险凸显。数字科技在病毒防控、社会保障和经济生活恢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将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关键的解决方案。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推动着产业创新，大幅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社会福利。但是，技术资本的统治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技术进步也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加深了人类对科技的依赖，技术领域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阵地。展望技术的发展趋势，呈现的是一幅复杂性、快捷性、规模性和依存性不断提高的图景，数字空间和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和国家冲突新的策源地，全球网络安全总支出已达到每年1 450亿美元[10]。首先，随着人类加速迈进数字经济时代，科技竞争将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先导力量，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中的跨境数据管理已经出现“巴尔干化”，科技和国家安全关切深度捆绑，“技术民族主义”不断抬头[11]，个别国家不断对国家安全概念进行泛化，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力图分裂互联网、谋求技术垄断和网络霸权、打压别国科技发展。其次，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也日益凸显，网络安全风险是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时代大课题，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系统性问题之一，需要采取全新应对范式和集体行动，提高科技创新的包容性，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更充分更平衡发展的能力。再次，数据正在成为国家竞争的战略工具，数字革命正在解构国家主权，如跨国数字平台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国内数字平台对本国数字能力的掌控、私权区块链对国家主权的分割、自媒体对国家舆论能力的影响[12]。数据主权一旦丧失，会导致国家安全失控。最后，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在数字空间全面意识形态化，试图全面利用技术优势建立数据帝国，全球数字空间不断被分裂，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断裂之虞加剧，遭遇到碎片化危机。“技术问题政治化”已是当前数字安全领域面临的最大风险挑战。

4.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更大程度转向安全导向，趋向本土化、区域化。首先，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直接表现为全球供应与需求的突发性中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贸易链和投资链的不稳定，暴露出高度集中的、基于成本优势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所形成的潜在风险和脆弱性。这促使一些国家重新审视产业布局与开放政策，引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再区域化、再集团化、再本地化重构，加速了多元化进程。无论从产业链、供应链还是贸易流量来看，区域化特征已非常明显，而全球价值链投资更集中在欧洲、北美和亚洲三大区域内部。其次，在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等重构过程中，各国强调“国家安全”优先，转而把所谓的技术含量高的环节保留在国内，或者从可能“威胁”其“国家安全”的国家转到其他国家[13]，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非市场因素过多掺入，人为的“壁垒化”只能造成供应链低效和供求关系扭曲。世界经济复苏离不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仍非常关键，亟待提升供需匹配性、供应链安全性和供给质量，开放、稳定、安全的、分工更加细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是世界发展的方向。2021年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但产业链、供应链运转仍然不畅，而我国生产保持总体稳定，在满足世界需求的同时，产业链的优势地位也更加巩固，因此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二)资本驱动、数字转型、治理转向使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

1.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资本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域，将世界卷入全球化的进程，这是世界历史发展“铁的必然性”。但是，资本驱动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只注重分配而疏于关注人的发展，导致国家之间、阶层之间分配不均衡，引起主体发展受限、权利义务不平等、交往规则不平等，引发了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人的异化等，给世界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一方面，2000年以来全球较贫困的5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从未超过总财富的1.5%，而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从没低于总财富的46%。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对美国1910—2010年间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结论：美国前10%群体的收入在社会群体总收入中的占比在2010年达到了近50%，而在40年前的1970年还不足35%。这前40%的人群在过去40年间收入占比的上升基本归因于前1%的人群[14]282,297，美国社会富人变得更富，穷人不但变得更穷而且数量也更多。另一方面，世界多国内部政治极化、社会分化趋势明显甚至加剧，如“欧美因利益分配长期失衡造成贫富阶层两极分化，政治精英对峙决裂，政治观念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极端激进，进而导致意识形态分歧加剧，社会群体裂痕扩大，大众文化对抗升级，地区合作和国际关系逐渐孤立化和紧张化的政治发展形态”[15]。政治极化是经济社会分化的投射。同时，疫情加剧了许多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脆弱性。根据2020年10月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50人的财富总值近2万亿美元，比2020年初增加了3 390亿美元，而最贫困的50%美国人(约1.65亿人)的净资产仅为2.08万亿美元。该数据同时显示，美国白人拥有全国财富的83.9%，而黑人家庭仅拥有财富的4.1%。[16]由于自身发展的脆弱性和应对疫情手段的匮乏，发展中国家受创程度更为严重，南北发展差距面临扩大甚至固化风险。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西方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社会两极分化等诸多矛盾累积，民粹主义传染性和危害性大，风险的向外转移和外溢影响在严重损害全球风险的分担机制的同时也放大了全球风险。

2.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因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等根本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解决方案不足、国际协同不够、规制监管不力，导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难以达成全球经济治理共识、传统政策工具箱难以为继。一方面，疫情不仅造成了世界经济的短期衰退，还推升了全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风险，加剧了全球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据联合国机构公布的数据，此次疫情迄今导致全球损失1.14亿个工作岗位，1.2亿人再次陷入极端贫困，2021年全世界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将达到创纪录的2.35亿人，较2020年大幅增加近40%。全球最贫穷国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间期限可能再度推迟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20—2022年每年人均收入与2019年人均收入水平相比的损失幅度3年(2020—2022)累计之和，在发达经济体为13%，在低收入经济体为18%，而在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达22%。同时，年轻人、低技能工人、女性及非正式员工较其他群体更易失业，将加深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长期创伤，为消除不平等和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加大难度。[17]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研究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强调弥合数字鸿沟的必要性》中强调，数字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支配地位可能会因为疫情而进一步增强，这会进一步拉大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使得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正处于“岔路口”，全球财富和发展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进一步加剧，国际发展领域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上升引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因此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然而，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新格局，全球经济治理日益缺乏活力与动力，国际制度吸纳能力不足，依靠传统规则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金融风险。在全球疫情爆发和蔓延的巨大冲击以及部分国家民粹主义催生的贸易保护主义激化的复杂背景下，全球贸易体系正处于一个根本性的收缩、调整和重构的战略期，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问题更加突出，严重影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稳定性,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3.数字经济形态创建经济全球化的新秩序。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4%，高于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3.1个百分点。2020年，数字经济更是以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在全球经济下行中逆势上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各国抗击疫情进程中快速发展，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远程办公、视频会议、云端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这既为维持各国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对冲世界经济下行注入了新的动能。[18]根据2021年8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0年全球纳入测算的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43.7%。[19]2022年数字经济仍将快速发展，不仅将继续向各个产业部门渗透，也将在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新型虚拟环境交互理念的指引下呈现更多的新模式、新业态，越来越形成高渗透率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数字经济在稳定社会生产和生活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既反映出疫情下保护主义触发“逆全球化”浪潮的对冲力量，也从生产方式变革的维度揭示出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自由贸易的经济根源。

4.全球经济治理转向多边与区域并行。疫情使国际分工和经济循环受到威胁，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断和重组的影响正在呈现长期化趋势，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区域化、碎片化趋势愈加显现[20]，强化全球经济本土化和区域化，回归“经济主权时代”。其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一个以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RTA)为主体、以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正在形成，例如《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出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生效，以及其他已有的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区域合作机制、中非论坛、中国同新西兰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等。区域合作安排无疑能够增加全球经济向前发展的驱动力，但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全球化发展方向和路径上缺乏足够的共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会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方向发展。

总之，疫情全球大流行放大和加剧了国际体系中的固有矛盾，加速了已有的变化态势，也增加了系统由量变向质变“突变”的风险，揭示了人类正生活在一个高风险、多动荡、更脆弱的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之中；同时，也启示人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必须坚持整体主义思维方式，既要推动经济发展又要维系人类安全。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要实现高水平的安全与发展，就必须树立系统思维，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统筹考虑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问题，推动本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良性互动，推动国内安全维护与全球安全构建有效对接，以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各个领域的全球性治理危机。

二、统筹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的实现方式

安全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两大基本目标，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在当今时代具体化为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问题，关涉全人类的公共利益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全球问题的解决要重构国际信任，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共同抵制过时的潜藏着“零和博弈”倾向和带有或强或弱的敌对、对抗色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惯性，坚持问题导向性、价值共识性、理论现实性、文明包容性和行动全球性，坚持将安全与发展并重，推动地区、国际以及全球合作，以合作促进普遍安全、以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与更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以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一)构建更高水平的安全共同体

1.安全是人类的普遍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何维护安全是各国治理中始终需要面对的主题，是全球各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国际性事务，也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议题。经历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和平追求成为20世纪留给人类的宝贵资产，是实现高水平安全的基本前提。传统安全观一般只注重国与国之间的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防问题、领土问题、主权问题、国家之间的军事态势等，因此往往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敌友界限，合作成员国相互间常以结盟等方式进行集体防卫或实现集团安全，注重以威慑、遏制等手段来制约潜在对手。这种安全关系惯于从“零和”游戏出发来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安全问题，经常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实现部分国家自身的安全，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种安全观与合作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安全领域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尤其是难以适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安全更多的是与全球利益和需求相联系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21]。普遍安全是超越民族国家安全的多种行为体主导的共同安全，是将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统筹起来的综合安全，各个国际行为主体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安全。普遍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保证，只有形成安全共同体，才能建设命运共同体。普遍安全的核心是人的安全，“和平表明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共存状态，安全则是以人为主体的和平状态”[22]，经过人类交往的长期发展，各国人民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各个领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和平是需要争取和维护的，合作是获取共同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普遍安全是防止威胁的可靠前提。

2.确立人类生命健康安全优先的全球共识和行动理念。普遍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放在各项议程的首位，作为发展的目的。当前疫苗公平对拯救生命和挽救经济至关重要，然而“疫苗民族主义”在部分西方国家愈演愈烈，必须警惕“疫苗民族主义”对全球抗疫大局的破坏。它不仅会给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增长造成负面打击，更使世界处于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防控疾病在全球大流行必须拒绝将疫情政治化，这方面亟须加强全球协同和国际合作，强化对全球多边治理机构的支持和建设，在公共卫生领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尤其是需更多关注那些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当今世界已经建立了一定范围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在全球层面有公共卫生领域的世界卫生组织、贸易领域的世界贸易组织、安全领域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在区域层面主要是一些地区性机构参与本地区公共卫生治理的协调与安排，主权国家应当对本国公共安全应急机制做到常态化、制度化，企业、科研机构、慈善基金会、个人等也可以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作用。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全人类共同安全，要坚定不移推进抗疫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重视贫困国家、脆弱人群的健康能力建设，要进一步强化国际卫生条例和全球卫生合作制度作用，激发各成员方提供资金并合理分配等，实现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科研机构、跨国公司、慈善基金会、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各司其职、协同并进，构建更加一体化、网络化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3.构建应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危机已非现代社会中异常或罕见的‘新款式装’，而是一块钩织现代社会的普通面料。”[23]面对全球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危机，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善治的政府而言，要强化风险意识、风险思维，发展与构建集体的公共风险理性，重视研究风险危机发生的规律和特点，从制度建设入手，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要把风险思维、预防理念作为制定战略规划、设计各项制度的核心渗透到战略、规划和制度当中去，以公共风险为导向，对战略实施、规划实行和体制运行进行实时监测，防范风险溢出导致增大发展成本[24]。在网络环境、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条件深度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背景下，更加需要提高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公共风险的监测、识别和预警能力，不断增强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能力。构建公共风险管理机制必须明晰国家根本利益及优先顺序：第一，保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第二，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避免和制止可能出现的政治动乱和社会混乱；第三，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化解重大经济风险。

(二)打造更高质量的发展共同体

安全问题归根到底要通过发展来深入解决。如上所述，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进一步加剧，必须牢固树立利益共同体意识，不断加强国际经济的协调与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为安全的发展，为普遍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人类社会必须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包容性发展道路，秉持共赢与多赢的思维模式，增进世界人民群众的福祉，认识到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

1.注重全球化发展与安全的平衡性。破解全球化进程中资本逻辑自身的困局，保障全球发展效率和动能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正当利益分配机制，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繁荣和各国共享的推进器。一方面，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25]288必须要借助资本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来实现分工细化，促进资源全球性优化配置、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进步，为全人类美好生活积累必要的社会物质财富基础。发展是完善全球治理的根基，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发展和革新，只有促进各种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才能极大提升全球共同抵御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如电子商务、视频会议和机器人等领域正在发生技术变革；贸易技术推动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跨境流动，数字经济在全球各国都展现出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不断释放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制度是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安全阀，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源于资本逐利本性的全球化必然带有根源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分配不公、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破坏等负效应，因此亟待树立全球性思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化转型和公平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提升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协同性”治理的能力。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多元主体、多个区域、多样诉求、多维冲突，发展的动力机制更加复杂化，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发展面临着阶段性战略、动力与路径调整，涵盖了经济、安全、社会、生态、健康等要素更为包容的全球化将具有更强韧性和更大潜力。

2.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当下对全球治理最大的挑战是各国对经济安全的重新认识，完全封闭或完全开放均不可取，最优路径仍然是约束条件下的合作。要高度重视解决高水平开放下的安全与发展问题，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建设具有韧性的全球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应该是权利平等、责任均衡的关系，不应是“谁依附谁”的依附关系，也不应是没有责任区别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更多行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以及债务减免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创建更包容、更公平的经济环境。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与国际组织正在以实际行动为最贫穷国家提供债务减免，以帮助这些国家应对疫情；同时发展中国家要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承担与自身实力和权利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团结国际社会各种力量，推动各层次体系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交流，实现全球治理体系整体协调以有效应对全球事务，构建多边主义的网络化和包容性合作体系。目前全球治理中基于开放的、包容的和规则的区域一体化与多边主义双轮驱动的新动力正在形成。各经济体之间应密切合作，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修补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中的缺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全球性问题丛生，全球治理改革完善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日益凸显。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需要坚定推进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制。只有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从而保障全球公共产品的公平分配和可持续增长。

3.强化国家作为经济发展与安全防护的基本单位和核心主体地位。全球化将更突出“安全”和“可持续”要素，要求建立起能够应变和适应新常态的安全体系，要求各国政府处理好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生产与生活、贫穷与富裕等方面的关系，注重发展与变迁的平衡性与协调性，提升安全维护能力，完善经济安全风险预警等机制。首先，更加重视生态安全。人民安全和国家安全均以生态安全为前提，既要利用科技减少自身发展带来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更要超越资本逻辑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构建生态幸福观，建立在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基础上的生态消费模式是人类真正实现美好生活的宏大基石。其次，提高产业链、价值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经济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安全性与区域性相辅相成。当前全球供应链呈现复杂的战略调整和冲突，疫情加速了生产链、价值链的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1月14日发布了《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的选择》报告，建议亚洲国家应围绕核心公共产品贸易、供应链畅通、数字贸易等议题，加强自贸协定规则研究。最后，探讨制定全球数字空间治理规则。“在现代社会中，制度和技术的功能和生物免疫系统功能是一样的，其作用就是要维持新与旧、创新与传统的平衡。”[26]19在疫情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数据安全风险日益凸显的背景下，鉴于数据安全议题的多面性、重要性、交织性及复杂性，世界迫切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成熟的数据安全规则和标准，建立全球治理框架和机制，在保障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就争议问题达成共识，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繁荣。[27]数字空间国际规则的建构有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数字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和体系内话语权的竞争性内涵，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体要提升在数字安全、国际经贸等领域的自主能力，提升本国在数字安全、国际经贸等领域的规则制定中的整体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总之，在当前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国家集体行动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以主权国家为基础构成的现行国际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国政府才是解决国内外公共问题的最终责任人。各国尤其是大国需要在地区冲突、反对恐怖主义、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分配等全球性问题上寻求利益契合点，在相互尊重彼此社会差异与各自国家治理风格的前提下，形成明确问题导向，谋求政治共识方面的通力合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整合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实现全球治理体系整体协调，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发展、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三、统筹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的中国实践

安全与发展问题是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繁荣复兴和长治久安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希望所在。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28]17，彰显了坚定的战略定力。中国秉持平衡和共同的理念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合理统筹兼顾自身发展与综合安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与普遍安全，坚持多边主义，努力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中国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共享的、大家的市场，中国实践为全球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更加凸显。

(一)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建设普遍安全的和平世界

1.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和世界共同安全，践行普遍安全理念。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全球安全问题复杂性和联动性愈发激烈，国家安全问题边界模糊，新的国际安全治理问题持续对旧的国际安全问题解决范式与思路提出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尊重互信，恪守互利共赢，彰显了包容、开放、合作的国家安全理念，创造性地指出了各国国家自身安全和世界安全的必然统一和两面一体，为全球安全治理的实践提供中国方案。[29]中国正是通过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处理好各领域安全的内在关系，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以达成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提升国家韧性；通过统筹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安全合作，重视管理型安全，注重共同安全，以实现普遍安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并从逻辑上解构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说。中国一贯支持并推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在维护人类普遍安全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着眼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和世界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愿望与诉求，拓展了深化新时代多边主义理念和实践，在建设相互尊重、平等合作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并促进全人类福祉。

2.中国坚持责任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理念，维护人类生命安全与共同利益。首先，中国秉持世界大家庭精神，力促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更多关注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向众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医疗支持、疫苗援助和合作，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28]59。其次，中国在强调加强危机应对的同时，也注重长效机制建设，力推并发挥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基础作用，通过区域化公共卫生治理实践推动“健康丝路”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拓展，不断提升跨国跨域机制性协调、公开透明整体响应的能力，完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最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区域性跨国应急响应机制，建立跨国信息交换机制、建立公共事件政策协调机制、建立应急响应跨境政策协调机制、建立“一带一路”援助机制等，以有效处理全球突发公共事件。

3.数据不仅影响人民生活，更关乎国家稳定，维护数据主权是各国的共同选择。数字空间是一个以互联网和其他网络为基础设施，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网络安全和社交媒体等不同层面的数字经济和社会空间。[30]中国首先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聚焦关键基础设施和个人信息保护、企业境外数据存储和调取、供应链安全等重大问题，就政府和企业在数据安全领域的行为规范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思路与方案，推动普惠、互利、平等的全球数据观，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数字网络空间。其次，数据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秉持让各国受益的公平数据理念，在联合国框架下倡导数据共享与平等主义，通过国际条约等方式，在确保各国主权的前提下，让各国人民能够享受到大数据技术的红利。2020年由中国等15个国家制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规定了跨境传输数据的规则，限制成员国政府对数字贸易施加各种限制，包括数据本地化(存储)要求等，在促进跨境贸易的同时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最后，中国坚持安全和发展并重，深入实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法律法规，着力构建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二)树立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观，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1.中国倡导并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域多边合作，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立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全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中国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受宽松货币政策、供给瓶颈等因素影响，全球通胀压力上升，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形势稳定，成为全球物价的重要“稳定器”。中国经济实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双重目标，展现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大韧性和活力，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中国通过举办进博会等向世界发出明确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信号，对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具有积极的影响。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最复杂的产业链，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按照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打造“效率与韧性、利润与安全、区域化与全球化协同”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国为加速世界减贫进程贡献了力量，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5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31]；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有力提振了全球减贫信心，不断深化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共建“一带一路”对接，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等，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强大动能。

2.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提出“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缔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坚定不移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生态环保国际合作，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方面的减排承诺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开放合作所产生的“磁场效应”是客观存在和规律使然。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是多元开放、务实有效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共同发展平台，也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向24个成员提供总额近2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3.中国优先加快对周边区域合作机制的开放力度，与区域市场规则实现更高水平的对接。伴随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在区域层面的博弈更趋激烈，中国优先把周边地区打造成为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点和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示范区。第一，顺应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产业链布局日益区域化、本地化发展和更加注重安全利益的格局，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规则和制度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2021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有利于提升自身同区域化市场规则的兼容性，打破大国博弈向交往受限的“平行体系”演进[32]，更好地促进“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第二，数字经济是培育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33]，中国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推进数字贸易全球化，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显示了中国以开放、合作、普惠的态度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数字化规则制定，进一步深化制度性改革开放，推进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落地，提升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话语权，助力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下与各成员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促进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未来可考虑深度参与改革与突破的内容包括：数据跨境流动与规则、数据分级分类规则、个人/企业隐私数据保护规则、适用于国际电子商务“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特点的新型国际通关制度安排、全球通行的数字税征收办法与标准等。[34]第三，亚太价值链是目前生产链条最宽、参与国家最多、贸易额最大和分工结构最为复杂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中国需要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作用，大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提升三国区域经济合作水平；尽快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加强与东盟的产能合作，深化产业融合。

“十四五”规划“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世界的启示意义在于：始终注重本国道路发展的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高度重视解决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安全发展问题，牢牢把握生存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同时要提升规则制定能力，在国际经贸规则变革中把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措施，深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并共享全球化红利。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人类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问题则日益突出。当今世界唯一最大的力量是变革的力量，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以共赢引领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以合作促进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重构统筹普遍安全与共同发展；各国要“树立系统思维，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将安全与发展统筹考虑，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在不同层次上的动态平衡，不同维度上的相互增强，推动本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良性互动，国内安全维护与全球安全构建有效对接”[22]，为共同发展提供普遍安全的前提，通过共同发展夯实普遍安全的基础。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全力以赴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与安全，成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坚持总体安全观，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国际社会期待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500多项国际公约，逐渐从国际制度的参与者成为了国际制度的推动者，为人类制度文明贡献中国方案。在大变局、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症候下，要坚持和平与发展战略判断、创新思维和多赢框架，从维护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的高度，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坚定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则立场，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中国人民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寻求自身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汇合点，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