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文

诏令文书是指以皇帝名义向所属臣民颁发的下行文书，是皇帝公布各项政令——诏敕类文书的统称。明朝的外交是通过使臣向外传达外交文书实现的，也就是诏令文书，这些诏令文书对研究明朝初期外交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诏令的下达，按照明朝制度规定，皇帝诏令一般由中书省、六部等衙门下行到地方布政使司各衙门，再至府、州、县层层下发。对于外交诏令，《大明会典》中有记载：“凡朝鲜等国，颁诏等差，学士等官充正使，从礼部奏请钦点”［1］622。明朝与朝鲜半岛之间来往的诏令文书作为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元明鼎革、丽末鲜初中朝交往的重要文献。

元明鼎革之际，中原与朝鲜半岛的来往甚多，关系十分微妙，王氏高丽政权在北遁的北元政权和新建的明政权之间徘徊不定，导致了中原和朝鲜半岛在交往中产生了不信任。北元昭宗去世之后，势力更加式微，王氏高丽掌握兵权的李成桂发动兵变建立李氏朝鲜，在外交上又开始完全倒向明政权。从两国往来的诏令文书内容来看，两国关系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朱元璋称帝后，为了避免北元与王氏高丽联合，开始积极与王氏高丽进行交往，两国关系进入基础发展阶段；后因王氏高丽亲元的不臣行为，两国关系又转为紧张；李成桂即位建立李氏朝鲜后，对外向明朝称臣，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未能根本改善；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两国关系重新趋于稳定，开始转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一、明（太祖时期）与王氏高丽（恭愍王时期）关系

1368 年（洪武元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此时王氏高丽正是恭愍王在位。从1368 年（洪武元年）开始，明太祖就派遣使臣出使周边各国颁诏，始终致力于与周边诸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据明太祖晚年追忆，他即位便“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2］3534。其中“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2］3535。由此可见明太祖和平外交的初心。明初，控制漠北及辽东地区的蒙古残余势力，继续沿用元朝国号北元，王氏高丽选择盟友时在北元与明之间徘徊不定。北元当时实力强盛，“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3］149，并想联合王氏高丽“宜助力，复正天下”［4］1327。为避免北元与王氏高丽联合形成对明朝不利的局面，明太祖极力与王氏高丽建立良好外交关系。

恭愍王时期，明朝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和缓与紧张并存，明太祖的外交策略及对王氏高丽的态度从诏令文书中就可以看出。明朝为发展与王氏高丽的关系作出了许多努力。1369 年（洪武二年），明朝派遣符宝郎偰斯赴王氏高丽宣布朱元璋即位，诏称：“尔高丽天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生衅隙，使各安生，何数请隶而辞意益坚，群臣皆言当纳所请，是以一视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虔恳，命承前爵，仪从本俗，法守旧章”［5］866。王氏高丽旋即停止使用元朝“至正”年号，开始用明太祖“洪武”年号，并积极遣使贺朱元璋登基，表明向明朝归顺和臣服的态度。随后明朝颁布册封王氏高丽国王的诏书，正式册封恭愍王为王氏高丽国王，诏曰：“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绍前王之令绪，恪尊华夏为东土之名藩。当四方之既平，尝专使而往报；即陈表贡，备悉忠诚。良由素习于文风，斯克谨修于臣职，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赍印，仍封尔为高丽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5］866。同年，明太祖派遣金丽渊护送160余名流落在明境的高丽人回王氏高丽，并致恭愍王：“朕念其人岂无乡里骨肉之思，故令有司遣使护送东归”［6］815。

颁发册封诏令文书是明朝极力拉拢王氏高丽的政治手段，从政治上以诏诰的形式确定两国的朝贡关系，即明朝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宗藩关系。明朝与王氏高丽的宗藩关系确立之初，两国相处较为融洽。宗藩关系确立后，又颁发诏书对明朝天朝大国的身份进行了再次确认，同时遣使到外国祭祀山川，以示无外，山川致祭正是各国归附臣服的标志。明太祖遣朝天宫道士徐师昊致祭王氏高丽山川的祝文中提到“高丽为国，奠于海东，山势磅礴，水德汪洋，实皆灵气所钟，故能使境土安宁，国君世享富贵，尊慕中国，以保生民，神功为大”［4］1293。

经过短暂的融洽相处后，两国关系的裂痕也很快体现出来，主要是王氏高丽虽臣服于明朝，却又与元帝室世代通婚导致的，也就是说王氏高丽与北元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仍然保留有亲元势力。

1372 年（洪武五年），明朝与王氏高丽之间发生了外交摩擦。同年五月，明朝使节孙内侍奉命护送陈里、明升等人至王氏高丽，却在王氏高丽王京佛恩寺的松树上吊死，有传言说是被王氏高丽官员毒死的，但王氏高丽报给明朝却说是自缢，这始终没有消除明太祖对此事的怀疑［7］261。在这之前王氏高丽与北元的交往本就已经过于亲近频繁，再加上这次明朝使者在王氏高丽被毒杀一事，都为明朝与王氏高丽的友好关系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在明朝执政者明太祖的心中埋下了一根刺。于此同时，明军在漠北败给元将扩廓帖木儿，又在辽东败给了纳哈出，北元朝廷便趁此机会遣使王氏高丽，要求王氏高丽恭愍王“宜助力，复正天下”［4］1327，并不遗余力地拉拢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亲元势力也在这段时间极为活跃，双方使者也来往频繁。

1373 年（洪武六年），王氏高丽国王派遣大护军金甲雨等向明朝上贡50 匹马，结果路上丢了两匹，便以私马补上了丢失的马匹，令明朝更为恼火的是这些马匹经过试驾，都不是可以用来骑乘打仗的马匹，明太祖认为王氏高丽“不诚”，并赐书王氏高丽王：“王之贡马，其数五十匹，使云道亡者二，而至京如数，乃甲雨以己马足之”［8］1518。

1374 年（洪武七年），明朝派使臣林密和蔡斌去王氏高丽索要马匹，在返回至辽东开州时，蔡斌被王氏高丽派遣的护送官金义杀害，随后金义绑架林密，转而投奔北元［7］261。经过这次使臣被杀事件之后，两国关系由最初的融洽趋于紧张。

此后由于王氏高丽的继续不臣行为，明朝对王氏高丽失去了信任，两国关系开始下滑。1372年（洪武五年），由于王氏高丽朝贡次数频繁，明太祖敕令中书省臣颁布限制朝贡次数的诏书，谕之：“今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毋令过多”［9］1400。从诏谕中可以看出，1372 年（洪武五年）明朝就开始限制王氏高丽朝贡的次数，之后两年，明太祖又诏告各国反复强调三年一贡。1374 年（洪武七年），王氏高丽上表请求明朝仍然每年上贡一次，明太祖又诏中书、礼部重申：“彼若欲每世一见，亦从其意”［10］1565。明朝虽限制朝贡次数，但王氏高丽仍请求继续朝贡，可见在明朝与王氏高丽两国关系中，明朝已由最开始的积极主动，转向了有所保留。

二、明（太祖时期）与王氏高丽（辛禑王时期）关系

1374 年（洪武七年），恭愍王被弑，辛禑王即位，但是仍未能缓解明朝与王氏高丽关系紧张的局面，且明太祖对王氏高丽的不信任加剧。北元此时也趁机企图安排沈王脱脱不花继承王氏高丽王位［9］262，但却晚了一步，在发现辛禑王已被王氏高丽拥戴为君时，认为并无把握干涉王氏高丽内政，再加上王氏高丽百官上书北元中书省以表效忠，于是便顺水推舟，承认辛禑王为王氏高丽国王，同时赦免杀王之罪。《高丽史》中记载：“伯颜帖木儿王（即恭愍王）背我归明，故赦尔国弑王之罪”［11］3193。1377 年（洪武十年），北元册封辛禑为王氏高丽国王，王氏高丽开始沿用北元昭宗“宣光”年号。但是，王氏高丽也深知北元“中兴”，实际已是强弩之末，辛禑王在即位之后，便马上向明太祖告丧，请求为先王赐谥，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明朝的册封。也就是说，辛禑王只是表面上臣服于北元，这从辛禑王拒绝配合北元昭宗出兵联合攻打明朝定辽卫就可以看出。《高丽史》中记载王氏高丽未能出兵的理由是“天寒草枯，不可出师”［12］4012，可见王氏高丽并非真心臣服北元，而是想伺机得到明朝的认可。

1378 年（洪武十一年），随着北元昭宗去世，北元势力更加式微，王氏高丽又马上恢复了明朝的“洪武”年号。随后，王氏高丽多次遣使明朝，请求恢复上贡，但是明太祖仍未消除对王氏高丽的不满。明朝对王氏高丽不满的记载有二：一是《谕高丽使回》记载：“若不信吾命，则以舳舻数千，精兵数十万，扬帆东泊，特问使者安在”［13］；二是1380 年（洪武十三年），《明实录》记载：“独尔东夷，固恃沧海，内弑其王，外构民祸，贡不如约，必三韩之地有为，故若是欤？命使往问叛服不常，将欲何為”［14］2043。从“精兵数十万帆东泊”“贡不如约”可以看出，明朝对王氏高丽仍有很大的不信任。在其后的朝贡中，王氏高丽使臣带回去的明太祖谕令也表达了明太祖的不满，明太祖指责王氏高丽：“高丽之于中国，自汉至今，其君臣多不怀恩，惟挟诈以构祸。……今王颛（即恭愍王）被弑，奸臣窃命，《春秋》之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15］1903。这种不满一直持续，直至王氏高丽将1379 年至1384 年连续5 年间失贡的马匹、金银、细布等全数上贡之后，两国关系才得以恢复。1385年（洪武十八年）明朝正式册封辛禑王为王氏高丽国王，赐王颛谥号“恭愍”。同年，明礼部索贡王氏高丽王：“今既听命，其心已见，宜再与之约，削其岁贡，令三年一朝贡”［16］2585。“三年一贡”体现了明太祖对王氏高丽朝贡标准的降低，两国关系转向和缓。

1387 年（洪武二十年），明与王氏高丽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明太祖平定辽东后，切断了王氏高丽与北元的联系，便决定要和王氏高丽划定边界，于是命户部咨王氏高丽国王：“以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直、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17］2807。对于公崄镇图们江边以南、铁岭王氏高丽安边府附近之铁岭以北之地归属问题的争议，明朝认为该地旧属元朝，需要重新恢复元朝时与王氏高丽的边界，并提出以铁岭为界重新划分，同时设置铁岭卫。而王氏高丽辛禑王却认为此地“自来系是本国之地”，不仅如此，还听信崔莹怂恿，出兵进攻辽东，再停“洪武”年号，复元朝衣冠。辛禑王的这一举动直接引发了朝鲜半岛的王朝更替。

1388 年（洪武二十一年），李成桂在众将支持下发动威化岛回军，掌握王氏高丽政权，辛禑王被废，进攻辽东的战祸也就此消弭，同时还重新恢复了亲明关系，明朝与王氏高丽关系随后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李成桂发动兵谏后，明朝不再坚持先前的边界划分要求，太祖谕礼部尚书李原名曰：“远邦小夷，固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毋生衅端”［18］2868。可见明朝默认了王氏高丽对铁岭以北诸州的领属。

三、明（太祖时期）与李氏朝鲜（李成桂时期）关系

1392 年（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曾多次遣使明朝，请求册封。在此期间，朝鲜王权频繁更迭，让明朝很是不快，先是李成桂立其子辛昌为王，随后又废辛昌，立王氏王瑶为君。《高丽史》记载：“高丽限山负海，风殊俗异，虽与中国相通，离合不常。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请欲来朝，盖为彝伦大坏，君道专无，不臣之逆大彰。谕使者归，童子不必来朝。立亦在彼，废亦在彼，中国不与相干”［12］4143。可见，明朝对于王氏高丽王权的频繁更换，并不想予以册封，而是持观望态度。

不久，李成桂新拟“朝鲜”“和宁”两个国号报请明太祖代为选定，《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如京师，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奏曰：‘陪臣赵琳回自京师，钦赍到礼部咨。……臣窃思惟，有国立号，诚非小臣所敢擅便。谨将朝鲜、和宁等号，闻达天聪，伏望取自圣裁’”［19］。明太祖认为“惟‘朝鲜’之称最美”，《明实录》中记载：“乙酉高丽权知国事，李成桂欲更其国号，遣使来请命。上曰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20］3267。李成桂于是选定“朝鲜”为其国号。明太祖虽然为李成桂代定国号，却不予正式册封，也不颁赐国王印信、诰命，同时由于两国交往中出现了一些矛盾，明太祖多次降诏谴责李氏朝鲜。其中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女真问题。李氏朝鲜建立后，不断招谕女真部落，明太祖震怒，诏令朝鲜“将诱女直（按即女真）之人全家发来，并已往女直大小送回”，否则就要“命将东讨，以雪侮衅”。在明朝要求下，朝鲜不得不送回一批女真人，平息明太祖的怒火。第二个矛盾是明太祖晚年过分挑剔表笺的文字。朝鲜在朝贡进贺时所上表的内容，由于撰写者对汉文文言及典故的不熟悉，多次遭到明太祖的斥责，其中一次明太祖认为朝鲜上表的文字“轻薄肆侮”。《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今朝鲜每遇时节，遣人进贺表笺，似乎有礼，然文辞之间，轻薄肆侮，近日奏请印信誥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21］，于是敕令朝鲜将撰写者郑总及其家属押至南京发落，并将郑总留在京城“授以微职”，后因郑总不愿穿明太祖所赐衣服，被下狱处死。由此可见，明太祖晚年性格猜疑暴躁，导致了许多文字狱事件的出现，这给明朝与李氏朝鲜的交往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第三个矛盾是双方使节往来上的矛盾，明太祖常常会因为使臣的一些细节问题大发雷霆。比如1393 年（洪武二十六年），朝鲜使臣李恬因为跪姿不正被明太祖下令杖责，险些丧命。

1395 年（洪武二十八年）颁布的《皇明祖训》中，首章就将明朝后世必须遵循的对外关系理念定为基本国策之一：“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伤人，切记不可”［22］5，即明朝的“不征”外交策略。其中包括了15 个“不征之国”，分别是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湓亨、白花、三佛济、渤泥。明太祖把这些国家作为不征之国，奠定了外交的和平基调，其曾在诏书中明确宣布：“今朕统天下，惟愿民安”［23］7。从史书记载来看，朱元璋与元朝使用武力不同，一直采取的是和平的外交策略，周边国家的朝贡也使得这一和平政策得以实现，除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曾征战过安南外，其他时期明朝均与上述国家保持着和平关系。

1398 年（洪武三十一年），五军都督府请求出兵朝鲜，明太祖以“朕欲止朝鲜生衅者，将以安民也”［24］3709为由拒战，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对朝鲜一直都是秉持着和平友好的理念。同年，明朝与朝鲜两国同时出现了君位更替，明朝明太祖之孙朱允炆即位，李氏朝鲜李芳果接受了李成桂的禅位。1400 年（洪武三十三年），李氏朝鲜李芳果退位给李芳远，明朝也爆发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在北平兴兵“清君侧”，于1402 年（洪武三十五年）攻入南京，即皇帝位。这一时期，明朝与李氏朝鲜两国关系比较微妙，李氏朝鲜急于得到明朝的册封，明朝也为了拉拢李氏朝鲜，颁赐给李氏朝鲜国王印信、诏令，并特赐亲王九章之服，两国关系重新趋于稳定，开始转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四、结语

明太祖在位时期，明朝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往来诏令文书、敕谕和祝文等数量上较之其他时期要多，既加深了两国之间的沟通联系，也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些诏令文书在两国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反映了当时历史环境下明朝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关系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册封诏书记载了明朝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藩属关系，在政治上肯定了明朝的上国地位，这从王氏高丽辛禑王、李氏朝鲜李成桂多次请求明太祖册封，并迫切地想得到明朝的政治肯定与认可就可以看出。

王氏高丽末期，两国关系表现为表面融洽、各取所需、互相利用、形势多变。从王氏高丽方面来看，明太祖即位，给恭愍王提供了摆脱元朝强权控制的机会，同时还可以趁机肃清国内亲元势力，但是受到北元多次拉拢、王氏高丽国内残余亲元势力活跃及明元战争形势多变的影响，恭愍王采取了双重外交的策略，游走于明朝和北元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从明朝方面来看，在朱元璋称帝初期，就积极同王氏高丽建交，这主要是为防止王氏高丽与北元联合对明朝形成威胁，两国关系还算比较融洽。随后，由于王氏高丽与北元的频繁来往，导致中朝关系一度紧张。两国关系出现裂痕是从王氏高丽恭愍王王颛被弑、朝贡使臣被杀、以私马换贡马、表笺风波等一系列事件开始的。这些矛盾使得明朝特别是明太祖对王氏高丽产生强烈不满，并因其“不诚”产生不信任。明朝诏令文书中都体现了这种不满与不信任。

李氏朝鲜初期，李成桂为了解决王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努力寻求明太祖的册封和支持，一改王氏高丽末期的双重外交策略，积极推行亲明政策，想改变中朝两国不和谐的外交局面。明朝方面颁布“不征”的和平政策，基本保持了与李氏朝鲜的和平往来关系，但是李氏朝鲜王权的频繁更迭，让明太祖心生不满，因而一直对朝鲜保持着观望的态度，这也使得朝鲜太祖李成桂多次请求明朝颁赐国王诰命、印信而无果。再加上明太祖后期性格暴躁多疑，导致中朝两国交往过程中又出现了女真问题、表笺问题、使节往来细节问题等矛盾，这些矛盾令朝鲜君臣十分不满，却又碍于明朝大国权势敢怒不敢言，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1398—1402 年，李氏朝鲜定宗李芳果接受太祖李成桂禅位，后又让位给太宗李芳远；明朝明惠帝朱允炆即位后，明成祖朱棣又兴兵夺取皇位。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积极拉拢李氏朝鲜，同时李氏朝鲜也急于得到明朝的册封，双方于是积极建交，两国关系又重新转入了正常、稳定的发展轨道。

综上，明太祖在位时期，中原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相互磨合、相互适应这一过程，从矛盾冲突逐渐走向稳定发展，同时也掀开了宗藩体制下的两国发展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