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铭

从一般意义的角度理解，实践唯物主义首先应该是唯物主义，“实践”充其量是其出发点，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一重要学术形态的革命性内涵被选择性忽视，仅仅被认为是一般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学术扩展。如此一来，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规定性便荡然无存。然而，在作者看来，“人的实践活动”而非“物质实体”才是实践唯物主义最终关注的对象，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早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实体”而最终表征为“实践”，这才是实践唯物主义本质规定性的理论关键。由此，与其说实践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支，倒不如直抒胸臆地进行“实践哲学”的理论表白。

一、实践唯物主义是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规制范式的超越

实践唯物主义是在实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哲学视域中出场的，这意味着实践唯物主义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范式，揭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实质是宗教与信仰的交锋，并将实体与主体的关系定义于哲学的基本问题，展示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本真。

（一）唯心主义源于宗教的批判

如果本体论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无从谈起，那么现实中又是如何生成的呢？在马克思看来，这源自于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创造观念”，实际上是人类生活异化性质的自然呈现［1］277，它意味着“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1］278实际上是由人类生活的异化性质产生。通常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不过是“上帝创世说”或者别人创造了“我”的变种或异化，还不如直接称之为“某种创世说”的理论升华。对此，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2］30在此阵营中，也避不可免地出现“上帝创世说”是否是第一个哲学命题的纷争，马克思对此洞若观火，他对唯心主义基本性质及其理论渊源的本质性指认，使我们把“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论断视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呈现时，那么唯心主义的哲学本质就必然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某种“创世说”，而当我们将无神论与唯物主义划等号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就自然被归结为“有神论”和“无神论”之争。由此带来的后果自然是两者之争失去了哲学意蕴，而表现为科学与信仰之争。

（二）唯心主义呈现于认识论层面

基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指认［3］195，我们往往将唯物主义置于唯心主义的对立面而给予其本质性的定义。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哲学批判时，两者的本质区别只在本体论意义上方才显现，一旦进入认识论或者知识论的视域，两者的对立就失去了哲学意义。在涉及“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1］278等问题时，本体论与认识论极易在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思辨窠臼中混为一谈。例如，当我们一厢情愿地将黑格尔指认为客观唯心主义者时，我们是否明确黑格尔哲学并没有客观精神创造自然界的功能，其所呈现的仅仅是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如果我们依然固执己见地以因果继承代替逻辑先后的话，“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等命题便极易纳入主观唯心主义范畴，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到此类命题的框限乃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其讨论的分明是理念中现实“物”的存在而非所谓“精神”亦或“观念”的创造。如此，“存在”无法被“本体论”意义上的“物”所操纵，认识论意义上的“客体”便能自然呈现。

（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体与主体的关系

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任何一种表现方式都不包含“创生”的哲学意蕴。在古希腊哲学阶段，一与多、共性与殊性是实体与主体关系的表现形式；在经院哲学时期，实体与主体关系以世俗与精神、天国与尘世、人与神以及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为表现形式；到了近代哲学，经验与理性、主体与客体，以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斗争成为实体与主体关系的演绎形式，如何将分裂中的经验与理性，进而把一般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德国古典哲学问世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实体与主体的关系首次明确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黑格尔的哲学大厦奠基于实体与主体的关系，其哲学使命是为了弥补主客体之间的理论沟壑，其“体系的论述”是为了提出“实体即主体”的哲学命题。在论及黑格尔哲学的根本问题、基本任务以及理论价值时，马克思的着眼点也是实体与主体的关系，他不仅把黑格尔对“实体即主体”的逻辑证明视为黑格尔的理论贡献，而且在黑格尔的论证中发现了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精髓所在——劳动辩证法。

（四）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本真

《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马克思曾经耐人寻味地指出：“抽象唯灵论是抽象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4］209，继作出以上耐人寻味的哲学判断后，意犹未尽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再次一语中的：“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他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他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3］111。“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3］192综合马克思上述论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回答主体与实体关系这一基本的哲学命题时，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会摆脱认识论的理论窠臼，呈现出实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哲学面貌；第二，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解释世界的视域下［3］502呈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第三，我们必须承认，在唯心主义的真理性备受质疑的同时，唯物主义同样难以独善其身。

而我们一旦在实体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划上等号，并将其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相提并论时，那么所谓的唯物主义不过是将难以辩驳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实等同于客观实体性的物质过程，哲学的任务由此表现为客观呈现感性世界的客观规律（即客观主义），而感性世界的基础、本质与根据则是与主体无关的、永恒不变的物质实体（即实体主义）。与此相对应，当我们将主体主义与主观主义等同归类，并将其与唯心主义划上等号时，所谓的唯心主义即从主观出发解释世界，在主体之外独自存在且与主体无关的世界皆在心外，整个世界不过是个人主观理念的外部显现，哲学的任务由此表现为现存感性世界在主体意识中的呈现（即主观主义），而感性世界的基础、本质与根据则是与客观的实体世界无关的精神主体（即主体主义）。

我们之所以敢于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实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相提并论，绝不仅仅是为了在这三对哲学范畴中建立某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为了阐释以下理论实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能作为划分历史上哲学家理论归属的基本依据，如果这种依据存在的话，那也只能是实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然而后者又仅仅表现为片面的真理。因为当我们站在实体主义的视域中检视“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时，才发现这两者虽然看似分别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加持，但实际上不过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3］322而已。假设唯心主义是“创世说”的变种，那么“自然神论”就是唯物主义的原型；如果说精神实体以抽象精神为表征，那么这里抽象的“精神”则以物质实体的形式个性呈现；如果说我们认定唯心主义是“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那么唯物主义不过是貌似理智，“发展了的无所顾忌的彻底性”的东西而已。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范式束缚一旦被挣脱，以实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为理论视域，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的价值必然会被重新评估，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出场则更具时代价值。

二、实践唯物主义何以成为新唯物主义

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范式被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以“感性的人的活动”［4］209和“感性劳动和创造”［3］331-332实现历史性超越时，“实践唯物主义”或者“新唯物主义”及类似的哲学术语能否准确表达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蕴都要打上问号了。

（一）实践唯物主义绝非唯心主义

黑格尔哲学通常被称为思辨唯心主义，其全部根据在于在黑格尔眼中的世界不过是其本质的理念与精神的存在。由这一存在出发，与实体世界完全割裂出来的精神主体，被视为感性世界的依据和前提，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所谓主客观合一的完整闭环。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性质的界定在于其把现实世界视为“物”，由此出发去考量实存，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精神创造现实。因此，实践唯物主义的非唯心主义性质表达为其理论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及其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而不再是绝对主体——抽象的人或抽象的自我意识。

当然，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最终走向了以绝对的、非对象性的孤独主体为标志的神秘主义，这种思辨哲学以“绝对精神”自我标榜，具有双重扬弃的历史意蕴。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并以其非主体主义、非主观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一举完成了对思辨唯心主义的彻底超越。因为这一崭新的哲学形态消除了双重异化，完成了双重统一。

（二）实践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分支

当我们再次回归“唯物主义”这一哲学视域的时候，发现更多情况下，这一我们奉为圭臬的概念业已成为客观（客体）主义的概念延伸，只是因其仅仅将亘古不变且与主体无关的物质实体视为感性世界的本质而冠之以唯“物”主义的称号罢了。实践唯物主义在继承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与形形色色的实体主义作了彻底的切割。

斯宾诺莎式的实体主义就是切割的对象之一，其本质是一种“敌视人”，至少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其核心和要义在于“物质实体”，当“客体”的概念在经院哲学甫一诞生，“物质实体”便与其相伴相生，而彼时人的世界被神的世界所吞噬并与后者混同一体；当文艺复兴的号角被吹响，胡塞尔等人走上“自我哲学”的道路时，这种以知识论为先验的哲学体系势必会引起人类在本体论上的沉思：“人，究竟被置于何地？”因此，对这种所谓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坚决批判的态度既旗帜鲜明又一以贯之。在承认客观世界实存的基础上，马克思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与人无涉的自然界对人而言等同于不存在［3］530。将此自然界视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毫无意义，如果非要这么做，那是对人类的“漠视”或者“无视”。第二，真正的科学理应与人相关，即便自然科学也理应如此［3］193。真正的哲学理应关注与人发生关系的自然界，关注现实的个人与世界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而不是与人无涉的自然界与非感性对象性关系。

如果说实践唯物主义讲究的互动，是建立在“感性活动”基础上的，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之前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早在《巴黎手稿》之前，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已经对“漠视人”式的唯物主义展开了彻底批判。尽管费尔巴哈这一理论贡献被理论家们视为黑格尔意义上的主谓颠倒——这着实是一个理论误判——实际上，费尔巴哈已经不自觉地开启了一个新的唯物主义阶段，即“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206。虽然，作者并不认同这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费尔巴哈所谓的“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和“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有客观的本质”［3］216两大原则，引起了《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强烈的理论共鸣。

至此，一切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被历史性地终结。如果说因为处于某种学术惯性，我们仍然不得不将这一崭新的哲学形态冠之以“唯物主义”的旗号，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实践唯物主义的“物”已经不再是与人无涉的自然界，也不是作为抽象物质实体的“物”，而是人与物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

三、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对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当我们回到1844 年，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在赢得此时的马克思高度赞誉的同时，一处“仅仅”的表述暗示了马克思在欢欣鼓舞的同时，已经暗生疑窦。如果马克思止步于此，那么马克思就不再是马克思，而至多是升级版的费尔巴哈，但马克思终究是马克思，在最初误以为费尔巴哈达到与其同样理论高度之后，最终突破了费尔巴哈的理论桎梏。实际上，当马克思提出“感性活动”这一概念的时候，他由此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已经远超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感性对象性关系何以生成的问题中，马克思一改费尔巴哈抛开历史进程的那种非历史的抽象，消除了其呆板无声、纯粹自然的共性提炼，为实践唯物主义进行了理论奠基。当然，黑格尔为此所作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当费尔巴哈对黑格尔采取的直观抽象推论被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语道破时，一度为费尔巴哈遮蔽的黑格尔的历史贡献立刻闪烁出熠熠的光芒，其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被马克思透过其神秘哲学的迷雾而精准的洞悉——“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5］29

同样，当费尔巴哈无意忽略甚至有意抛弃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精髓——劳动辩证法时，马克思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并以此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产生了批判；当面对“人何以成为社会存在物”的发问时，虽然费尔巴哈提出了“感性客体”而与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但是依然没能摆脱旧唯物主义理论窠臼；当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是“如何通过单纯直观或抽象直观而看到现实世界的感性对象性”产生质疑时，费尔巴哈只能罔顾左右而言他。面对裹足不前的费尔巴哈，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他科学地回答了费尔巴哈回答不了的问题，在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社会，因而人才成为社会存在物”的伟大命题。

当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历史性地完成时，这一专属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实践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哲学——不仅与一切旧哲学彻底决裂，而且站在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或劳动的高度，一举突破实体主义（主体主义）哲学桎梏。正是基于实践磨炼的哲学品质和双重统一构筑的哲学高度，马克思就此开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崭新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