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龙生

1951 年6 月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以下简称“社论”）。同日，《人民日报》开始连载由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联袂创作的《语法修辞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连载结束后，开明书店出版了《讲话》六讲的单行本。195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合订本；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此书。2011 年，在《讲话》发表60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决定重新出版此书，并于2013 年6 月出版。2001 年6 月2 日，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国家语委召开座谈会，纪念《人民日报》关于加强汉语规范的“社论”发表50周年。2011年10月15日，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与天津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了纪念《讲话》发表60 周年学术研讨会。2021 年，《讲话》发表70周年。为了更好地纪念《讲话》在我国语言文字生活领域所发挥的重要的规范作用，今撰写此文，尝试用自己的学习心得求教于广大读者。

一、《语法修辞讲话》的时代背景

（一）现实社会语言生活的迫切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当时国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年人都是文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大量有文化的建设者。为了将国人培养成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者，1949 年10 月，国家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在做好顶层设计，先后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语言研究所等机构的同时，在基层广泛开展大规模的扫盲班、夜校等基础性和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希望在相关机构的统一领导之下，尽快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与知识水平，做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工作。正像“社论”中指出的那样：“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很可惜，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在他们所用的语言中有很多含糊和混乱的地方，这是必须纠正的。为了帮助同志们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我们决定从今天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希望读者注意”［1］255-256。这篇“社论”隆重推出了《讲话》，并清晰地传达出发表《讲话》的重要意义所在，乃现实社会语言文字生活的迫切需要。

（二）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文《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号召全党同志正确规范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时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全体国民注意提高文化素质和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于是，“新闻总署胡乔木署长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社长最初发起这个讲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先生拨出《人民日报》的珍贵的篇幅来刊载这个讲话”［2］序10，并在叶圣陶的力荐之下，才促成了由吕叔湘与朱德熙合作编撰的《讲话》的发表。又如“社论”所言：“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1］258“社论”将语言文字应用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而《讲话》的发表则正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关心与高度重视。

（三）语言学家的使命与社会责任感

在叶圣陶的影响下，吕叔湘较早地关注并开始从事语文普及工作，正是他在这一方面的多年积累与《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习作评改》等多项成果的出版，才使他成为撰写《讲话》的合适人选。朱德熙也因在吕叔湘指导下出版了《作文指导》，手头掌握了大量鲜活生动的语料，所以才被选为合作者，从而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重要的语言学著作——《语法修辞讲话》。李行健在《〈语法修辞讲话〉写作的前前后后——访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一文中指出：“《语法修辞讲话》是吕老与朱德熙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合著的一部影响很大的普及性著作，目的在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使用语言文字方面的混乱现象，培养干部和群众的语言素养，提高办事效率，启迪了一代人”。吕叔湘在采访的最后说：“我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要学点语文知识，要注意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千万不要把这件事看作不值一提的小事”［3］。吕叔湘认为，“为了人民大众能够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进一步学习文化、科学、技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普及语文知识，提高人民大众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过去语文专家很少注意普及语文知识的问题。”“语文知识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引导学生去理解祖国语言，去欣赏祖国语言，去热爱祖国语言。”“我们不是为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像某些西方语言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我们研究语言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使用语言。”［4］再如张伯江谈到吕叔湘、朱德熙承接光荣任务撰写《讲话》的过程时所讲的那样：“我觉得这是吕先生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他，他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语法修辞讲话》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他和朱先生就把这件事承担下来了。……我觉得一个学者，把自己闷在书斋里面，固然可以做很高深的学问，但是你怎么看待你这个学问在社会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愿不愿意同时用你的学问来影响一般民众，我觉得这是有境界的差异的”［5］。吕叔湘和朱德熙正是认识到在全国普及语言文字知识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出于语言学家的光荣的学术使命、文化使命，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也正是由于他们接地气的学术传统，才使他们能够欣然接受并完全胜任这项伟大的工作。

二、《语法修辞讲话》的历史地位

（一）揭开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序幕

姜望琪在《〈语法修辞讲话〉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指出：“《语法修辞讲话》是新中国第一部重要语言学著作。该书的发行揭开了新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序幕，对其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刊发《语法修辞讲话》是新中国一系列语言文字举措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20 世纪50 年代到60 年代初期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字改革运动的序曲。2001年6月6日，《语法修辞讲话》刊发50 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高度评价了《语法修辞讲话》所产生的作用。该文认为，50 年前的《人民日报》社论‘表明了党和国家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宣告了新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全面展开。当时在本报连载的吕叔湘、朱德熙所著的《语法修辞讲话》，提高了几代人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简化字作为规范的现代汉语用字，在国内全面普及，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普通话成为全国人民的通用语言，促进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法律，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使我国语言文字的应用走上法制化的轨道。换言之，《语法修辞讲话》为新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奠定了基础，新时期的汉语语言文字规范工作从此拉开了序幕。’”［6］正是《讲话》与“社论”的发表，唤起了广大国民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了国人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为此后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相关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打下了理论知识与人才基础，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先河。

（二）引领匡谬正俗的基本规范举措

《讲话》初版序言中说：“一本书是没有法子包罗万象的。这个讲话的性质比较倾向于‘匡谬正俗’，正确的用例不免叙述得简单些，凡是不大会发生问题的地方往往就略过不提。”［7］这是由作者撰写这个《讲话》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正如“社论”中所倡导的那样，《讲话》是要纠正语言文字应用中的错误与混乱现象的，因为“这种语言混乱现象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1］258吕叔湘和朱德熙正是肩负这种重要的“匡谬正俗”的光荣使命来撰写《讲话》的。从《讲话》发表之后的社会效应来看，《讲话》也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匡谬正俗”的作用。龚千炎［8-9］、安红岩［10］、施春宏［11］、于根元［12］都对《讲话》所发挥的“匡谬正俗”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文字也在不断发展，语言文字的应用实践甚至评判优劣对错的标准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为此，有多位学者从规范评议失误与准确的角度对《讲话》中的具体用例在当下是否还能继续使用进行了量化的数据统计分析，并尝试分析总结规范评议准确与失误的规律所在。如朱景松［13］、杨海明［14］、施春宏［11］等。虽然不能片面地强调规范的“匡谬正俗”的倾向性，但是，“匡谬正俗”作为最基本的规范举措则是必需的规定动作。作者在指出语言文字应用中的不足与差错的同时，不仅提出了修改错误的具体办法，而且还告诉读者为什么要这样修改，从而让广大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此外，作者在批评错误用例的同时，为了更好地讲解、普及汉语知识，还对一些正确的用例进行了讲解。

（三）开创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传统

陆俭明在给“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6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来的贺信中说：“从《语法修辞讲话》当时编写的目的看，确实是为了‘匡谬正俗’；从《语法修辞讲话》在当时的效应来看，确实起了‘匡谬正俗’的作用；但是，《语法修辞讲话》的意义远非如此，它对汉语研究，特别是对汉语语法研究，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引意义。《语法修辞讲话》告诉我们——第一，对于词语与句子，不能只从语法一个视角去思考，得考虑意义、考虑用法、考虑表达。……第二，从事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专家都应该关心、更应该积极投入汉语的应用研究。……《语法修辞讲话》本身就是汉语应用研究的一大成果”［15］序1。邢福义在给“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6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来的题词中说：“祝贺《语法修辞讲话》发表六十周年。热爱祖国语言，关注语言运用实际，研究工作贴近广大群众，这是吕朱二位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永远闪光的理念”［15］序1。从《讲话》的整体内容与创作方法来看，作者倡导了一种关注应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对于今后的语言文字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像纪念《讲话》发表60周年学术研讨会所总结的那样：“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60周年，学习《语法修辞讲话》的学术，学习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学术风范和学术道德，密切结合表达，语义、语用和语法相联系，密切结合应用，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联系，对于促进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即汉语的规范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6］。

三、《语法修辞讲话》的理论贡献

（一）规范的榜样作用

报纸，作为早期的传统媒体样态，与图书、杂志一起，作为书面纸质媒体，在书面语言文字规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20 世纪末，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通话成为机关（政府部门）的工作用语、学校的教学用语、媒体的宣传用语与窗口行业的服务用语。这是因为随着媒体技术的日益发展，我国媒体样态已经从传统的纸质媒体发展出更为先进与现代的广播、电视、互联网、自媒体、流媒体、融媒体等多种形式。然而，《人民日报》作为我国排位第一的党报，作为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其在国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951 年，国家之所以决定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讲话》，正是有意识地利用了《人民日报》在我国当时其他媒体样态尚不够发达（只有广播）的情况下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媒体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讲话》，不仅自然赋予了《讲话》内容的权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更为其他媒体语言文字的使用树立了可资参照执行的示范与榜样。

《讲话》中对不同用例的详细讲解，对正确用例的解读与专业知识的普及，对不正确用例的修改建议与学术的引领，都对全体国民的语言文字应用规范意识的培养和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行为发挥了应有的示范作用。

（二）理论的指导作用

《讲话》内容的结构安排，作者分为六讲：第一讲是“语法的基本知识”，后五讲依次是“词汇”“虚字”“结构”“表达”“标点”，最后附有“习题辨析”。作者在“引言”中说：“这个讲话的大纲是经过几度修改的。最初打算只讲语法。后来感觉目前写作中的许多问题都是修辞上的问题，决定在语法之后附带讲点修辞。等到安排材料的时候，又发现这样一个次序，先后难易之间不很妥当，才决定把这两部分参合起来，定为六讲，如上面所记目次。但是修辞部分只限于句子范围，并且以消极方面为主。这当然不够全面，但是和语法放在一块儿讲，恐怕以有这样一个界限为宜”［17］引3。“《语法修辞讲话》的最重要的学术意义是纠正了以前有的语法书重理论、轻实践的偏向。它把语法跟修辞、逻辑结合起来，以帮助写文章的人解决实际问题。”［6］“《讲话》熔语法、修辞、逻辑于一炉，表面上看是碰到什么问题讲什么问题，实际上体现了学科间的贯通。”［18］段曹林在提到《讲话》的启示时说：“启示之一：对普及语言知识和指导语言运用的启示。语言运用是综合的，普及语言知识，指导语言运用须从多方入手，不能仅局限于某一方面。《讲话》多学科、多角度相结合的语用指导和语病分析方针和策略，对此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和示范作用。……《讲话》的分析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语言运用问题的分类和归并既分亦合，不搞绝对化。……另一个特点是对问题以语言学分析为主，结合着心理学分析。启示之二：对消极修辞研究和教学的启示。……启示之三：专家做普及工作的启示。”［4］

筚路蓝缕，伟业初创，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之际，在我国的语法、逻辑与修辞研究成果尚未实现系统化整理的时候，现实的语言文字生活又迫切需要推出这份《讲话》来培养人们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意识，提升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与水平，增强对具体语言现象对错的甄别与评判能力。作者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根据现实需要，将语法与修辞、逻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从而开创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范例。“在《语法修辞讲话》的影响下，随后出现了一大批重实用的普及语法知识的读物。”［6］在接受采访时，当李行健问到“出版单行本后，当时的反响如何，在社会上影响大不大”时，吕叔湘说：“单行本出了后，类似的讲语法的书，你一本，我一本，东一本，西一本，在两年之内就出了20多本。”［3］可见，《讲话》于无形中在语法研究的理论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学术的示范作用

《讲话》的发表，不仅在全社会掀起了注重语言文字规范使用的热潮，更是为学界树立了一种良好的示范，即“大”家要写“小”书，大学问家要会做和善于做科普。这与我国高校目前所提倡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有异曲同工之妙。讲授基础知识，开展学科知识的普及工作，并不是谁都能够做好的。这需要以深入研究及其成果为基础。只有研究透彻了，才能将深奥的学术道理用浅显易懂的话语表达出来，此所谓“深入浅出”。吕叔湘和朱德熙以其多年的一线工作与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与规律提炼，为语言文字知识的普及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理论价值的。科学研究要以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语言文字的研究就是要以能够用好语言文字为目的。《讲话》的发表不仅在理论知识上引领了社会学习语言文字的风气，提升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作者撰写《讲话》本身，也具有重要的行为示范作用。

四、《语法修辞讲话》的时代价值

讨论《讲话》的时代价值，这里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量：

（一）不忘本来，还原当时语境

《讲话》发表后的70 年中，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质已经从当初80%以上成年人文盲的低水平发展至国家通用语言基本普及，即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已经达到80.72%的水平。但是，要想客观准确地认识《讲话》的真正价值所在，我们必须进行语境的还原，即我们必须穿越回到70年前的时空条件之下。只有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我们才能更加科学客观地判断《讲话》的时代价值。我们不能完全以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当时作者对一些具体语言文字用例的判断是否正确，因为语言文字是动态发展的，经过70年进退发展、起落升降，我国的语言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讲话》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不仅为切实提高国民语言文化素质发挥了重大的现实引领作用，也为培养国民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立下汗马功劳，更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树立了重视语言实际应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术范例。同时，《讲话》还告诉我们，大学问家要做好学科的知识普及工作，真正的学问来自于现实语言文字生活实际，也只有在具体的语言应用中才能总结应用规律，检验科学研究的成果。

（二）吸收外来，丰富语言研究

《讲话》的作者在引言中说：“要让这个讲话联系实际，就免不了有所批评，有所批评就得有个标准。语言本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现代汉语更是处在变动比较剧烈的阶段。尤其是我们的书面语言，由于外国语的影响、文言的影响乃至方言的影响，真是有点五色纷陈，很不容易定出一个标准来。可是标准还是非有一个不可的。我们固然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深闭固拒的保守主义的态度；可是我们也不能让盲目欧化或一味自我作古的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一般地说，我们应该拿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做基础，适当地并且正确地吸取外国语的语法规律，用来增加我们语言的严密性”［2］3-4。“要让这个讲话联系实际，就免不了有所批评，有所批评就得有个标准。可是活的语言总是经常在变动之中的，书面语言变动得快一点，多一点；口语变动得慢一点，少一点。因此显得很分歧，很不容易定出一个标准。一般地说，我们应该拿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做基础，适当地吸取外国语的语法规律，用来增加我们语言的严密性。”［7］引4

前后两版“引言”，内容稍微有些出入，其中主要就是针对外国语的影响及所应采取的态度。外来文化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影响本土的主流文化。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在进一步加强汉语语法研究并多出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化外来文化为我所用，从而为构建和谐的语言文字生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我们语言学人的贡献。同时我们要像周有光所提倡的那样：“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可以作为我们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基本原则。

（三）面向未来，弘扬《讲话》精神

陆俭明在给“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6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来的贺信中说：“今天我们纪念《讲话》发表60 周年，除了学习《语法修辞讲话》的学术，更要学习《语法修辞讲话》作者吕先生、朱先生他们的学术道路、学术思想、学术精神、学术风范”［15］。自《讲话》发表70 年来，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讲话》中判断为不正确和需要修改的用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有学者指出有些用例判断失误，并试图寻找判断失误的原因。作者在“再版前言”中也客观地提出“这本书的缺点有‘过’与‘不及’两方面”。在“引言”中，作者说：“古今中外的名作家，文章里有小毛病的，不乏其例。他们能够成为名作家总有可以叫人佩服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小小失于检点是不必太计较的，这就是古人所说‘不以一眚掩大德’。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大德’，不是他们的‘一眚’。初学的人是不能拿名家的败笔来做自己的借口的”［7］［18］引5。作为学习者，我们正好可以将作者的这段话用来自勉，用来看待这份《讲话》。我们要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待《讲话》的价值与意义所在，而不能老揪着其中的某一点不足而纠缠不休、裹足不前，这样是不利于学术向前发展的。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面向未来，用《讲话》的精神激励我们做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五、结语

2021年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0〕30 号），“指导思想”中有一句话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推广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重点，加强语言文字法治建设，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基本原则”为“坚持服务大局、服务人民”“坚持推广普及、提高质量”“坚持遵循规律、分类指导”“坚持传承发展、统筹推进”。要求要“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聚焦国家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的政治、社会、文化、育人和对外交流功能，提高语言文字工作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能力，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人民群众学习使用语言文字和提升科学文化素质的需求”。要“坚定不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大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提高普及程度，提升普及质量，增强国民语言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回顾70年前《讲话》在当时的历史方位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在“服务人民群众学习使用语言文字和提升科学文化素质的需求”，就是在“增强国民语言能力和语言文化素养”。通过学习《讲话》，我们对新时代语言文字规范工作进行了如下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科学研究

切实加大有关语言文字规范研究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精力与心思的投入。虽然经过多年的奋斗，我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并逐步形成体系，但是，随着社会语言文字生活的飞速发展，现有的规范标准距离实际语言生活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仍需要进一步加大有关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科学研究的力度。加强研究，还包括要出精品，要研究出符合语言文字生活实际的规范与标准。要学习《讲话》精神，密切联系语言生活实际，从现实生活中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出台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推行得开，广大语言文字使用者才能够愿意遵照规范标准来使用语言文字。否则，规范标准的研究成果出台之后，大家都不用或很不好用，这就说明科研成果与现实生活之间严重脱节，需要认真反思，应该切实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

（二）加大宣传力度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制出台之后，要加大宣传力度。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宣传手段，广为宣传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让每一位语言文字的使用者都知道规范的内容、要求并有所遵循，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语言文字规范的作用。否则，规范标准研制出来，项目一结项，就“刀枪入库”了，社会上知道不知道，研制者不去过问，相关职能部门的人也不下大力气去推广宣传。社会语言文字应用中的乱象依然故我地存在着，那么，研制这些规范标准的目的就远没有达到，促进我国语言文字健康发展、构建和谐语言文字生活的目的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这就需要有关职能部门的人员发挥政治智慧和学术智慧，首先要宣传到上级领导机关，让领导意识到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这样才能积极推进语言文字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规范应用。否则，政出多门，各有号令，规范标准出台之后形同虚设，徒然浪费了国家宝贵的科研资源和政策资源，也降低了国家职能部门的公信力。

（三）发挥媒体作用

发挥媒体作用是加大宣传力度的一个具体举措。作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媒体主管部门，应严格遵循国家语言文字整体规划与顶层设计，在不同的媒体领域广为宣传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成果。国家之所以在建国伊始即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讲话》，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广播，报纸就是最为流行的大众媒体，而《人民日报》又是最流行的大众媒体中影响力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纸质媒体，所以国家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连载《讲话》。不仅积极呼吁、提倡和要求规范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更以长期连载的方式向广大语言文字使用者宣传怎么样使用语言文字是正确的，怎么使用是不正确的，并告诉大家为什么应该这样使用。这是根据当时国民的实际文化水平采取的最有力的规范举措，从而使《讲话》成为新中国第一部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在提升国民语言文化素质与基本能力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在，随着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媒体样态更新速度不断加快，除了报纸、杂志和图书之外，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自媒体等多种媒体样态可以全方位、多角度、立体交叉地广泛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媒体本身就是语言文字使用的大户，也是语言文字使用的榜样。所以，作为媒体的职能管理部门，应该积极配合主动做好语言文字规范的宣传工作。规范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应该成为媒体部门的天然职责与光荣使命。

（四）培养规范意识

促进广大群众语言文字规范意识的提升，让每一个语言文字使用者从内心里明白应该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只有让人心动，人们才能有实际行动。这是前三点“加强科学研究”“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媒体作用”的终极目标。这就需要有像吕叔湘和朱德熙二位先生这样的学者，不断推出像《讲话》这样的科研精品，进行尽可能广泛的科普宣传，使规范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维护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深入人心。只有全国人民能够自觉地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且具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与水平了，才是对《讲话》发表7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