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

(中国作家协会，北京 100000)

胡学文的最新长篇《有生》是一部颇具民族性、传统性和现代性、开放型品格的小说。小说以作家当下的生命理解和文学体悟为基点，在广阔的历史事件跨度中，关注身边现实，聚焦文化和历史上遥远的过去，赋予历史和现实以生命价值向度的普适性理解。《有生》以历史的生活化、人物的生命化和艺术的创新性，展示了文学向世界、向历史和现实的开放，揭示了作家的个体自我如何面对历史和文学经验，如何以个人的主体性体验和思考溢出既有经验格局，发展和创新经验的路径与可能。

一、日常语境中的现代历史经验

《有生》以宋庄、棋盘镇、张北县、张家口等城市、乡村为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铺展的“典型环境”，围绕祖奶及其父母、丈夫、儿女，以及如花、毛根、罗包、喜鹊、诗人北风(即棋盘镇镇长杨一凡)等人物，在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中的日常生活情景和伦理、情感关系中，讲述百年历史中的个人/中国故事。小说关注地方性、小人物和日常生活中微小的细节，呈现出一种“微观”写作倾向，似乎让我们进入一种熟悉的经验之中，并直接触摸生活的直观。“百年历史”在小说中表现为日常生活和个体经历的经验性状态。

作家不仅把个人经历作为历史的重要部分来描绘，使个人在漫长历史的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提升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突出展现历史情景下的人性，更重要的是，他把历史生活化和生命化了。人物，带着自己的个性，以贴近生活贴近历史，展现常态的历史或历史的常态，使历史展现为一幅幅浑然天成的生活图景和真切鲜活的生命场景。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观照历史的另一个独特窗口，透过它，使人看到了历史质朴而非波诡云谲的一面。

如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有生》将“人”作为叙事焦点，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仍然是解读《有生》重要的有效入口。这里不仅涉及小说中的人物有何特点，他们是如何被描述和塑造的等基本问题，更深层关联他们被描述的状态与历史，与小说叙事美学之间有何关系等核心问题。

就作家对人物形象品质的选择来说，小说没有塑造超出普通人生活和思想认知的理想化英雄，而是去写那些默默地生着、活着、挣扎着的凡人，写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的生活和朴素的方面，写普通的人生和人性的本来面目。按照是否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动力性品质来衡量，他们只是自己人生悲喜剧的无意识的演绎者。

就作家对人物的叙事功能来说，这些人物不是传达历史信息和真理性认知的工具，他们的命运，也不是折射重大历史事件或时代主题的镜子。

就作家对人物的情感、态度来说，小说作家对人物抱着同情、体贴、哀矜的态度，贴近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思绪，表现其贫困中的艰难守持，卑贱中的忍辱负重，生命的发育、蓬勃和无声的死灭，以此呈现人性和生命的复杂面目。

就作家表现人物的路径、手法来说，作家将人物作为具有独立情感和心理世界的生命个体，在日常生活流程和具体的生活场景中，细腻描写“生活”中人物的“内心”和与历史时代无关的人物的行动。作家并不为了表达自己的认知去支配人物，借助戏剧化手段去剪裁生活、设置情节。为了表现生活和人性中平凡所需的部分，作家赋予叙事以一种自然天然的活性。在自然的常态的生活气息——这由生活自身的单纯，琐碎乃至单调庸常的细节构成——的营造中，给人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灵抚慰，这是生活的表达程度，也是作家自我的表达，它是合情合理的，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

从人物、生活与历史的关系来看，小说没有表现时代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没有描写激荡的人生和壮丽的斗争。按照历史主义叙述原则来看，人物只是平庸凡俗、循规蹈矩甚至碌碌无为的，他们缺乏参与历史的意识和热情。

从人物与小说叙事美学的关系来看，小说没有以崇高的力学之美去表现历史和人物。《有生》虽写了诸多人物的悲剧性经历和命运，却没有崇高壮烈严肃的悲剧美。按照经典美学标准，小说既非史诗，又非悲剧。这一点跟小说人物的地位、身份、品质以及他们与历史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从深层来看，则关涉作家对历史及其与生活、生命之关系的理解。小说中的人生和生命通过人物的生活得以展现，通过人物对往昔岁月的悠长回忆而得以表现，其中或有诗意的蕴含，却又不是史诗或悲剧式的壮烈，而是带有苍凉的韵致或苍茫的意味。“新世纪小说在建构日常生活诗学过程中，不仅专注于日常生活中小人物、小事情、小感受的书写，还在叙事形式上努力追求轻逸化的审美格调。这种美学特征，既与琐屑的日常生活之‘轻’形成了同构关系，又借助以轻击重的方式，折射了生活和生命之重。”(1)洪治纲：《论新世纪小说的轻逸化审美追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有生》用细腻的笔致、丰厚的笔墨，还原性地呈现了充满贫困、饥饿、恐惧、苦难甚至死亡的中国现代历史经验性图景。

主人公祖奶生活的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包含苦难与悲剧，包含祖奶在内的人们经历着各种各样的苦难和灾难，这些深刻根植于中国大地和现实中的苦难，不仅改变着他们的命运，而且让他们的心灵陷于惶恐不安。

《有生》围绕祖奶和她的家人、亲人以及被她接生过的人事、自然现象和民间风物展开描述，呈现了生存于土地之中和大地之上的人们的生活画面、生命场景和乡村生活的富饶要素。惨苦与悲痛，烦闷与欢乐、残酷与温情，狭隘与宽广，温厚与尖刻，情感与暴力，在大自然和日常气息的包裹中，逐次在时或舒缓时或跳跃的描述中展开。乡土中国的下层人们如何承受着自然和历史的双重挤压，他们自然而又强烈的求生欲望、生育和繁衍欲望如何在残酷的陷落中，强韧地挣扎，都得到作家的悲悯观照和敏锐书写。

《有生》展示了埋伏在历史/现实生活中的难以预料和躲避的不测、凶险、诡异甚至死亡、失踪。无“那个年月，死个人比死个猫狗还要常见。”无数人在逃荒路上因饥饿倒地而死。祖奶的母亲死于逃亡途中的生育，父亲乔全喜在为女儿购置嫁妆的途中被歹人杀死，陈尸荒野。第一任丈夫大旺在大雪后寻找食物时被狼咬死。长子李春是祖奶被强暴后产下的儿子，后参加“有地位的高粱军”，做了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王的侍卫、鹰犬，最终在追随德王逃亡途中中弹身亡。与大旺生下的二儿李夏为躲避抓壮丁，被迫远离家乡从事拉骆驼的营生，后来遇到抢劫财物的高粱军，竟因交出财物的动作慢了一点被扫射致死。女儿李桃婚嫁之后，日子过得很不如意，不受夫家待见，遭公婆和丈夫的刁难，无以排解的她最终自杀身亡。与第二任丈夫白礼成所生的大女儿白杏8岁时在河中溺亡。身重临产的祖奶，在有人请接生时，不顾路途遥远、身逢乱世，不顾白礼成的阻拦，决然带着生病的二女儿白果前往接生。伴随着新生命的降世，白果也被死神夺走了生命。白礼成带着白花离家不归，下落不明。祖奶与第三任丈夫于宝山生了三个儿女。被饥饿摧毁了意志的长子乔秋，几乎吃掉两亩地的土豆，被撑死。坚定刚毅，充满无私热情的次子乔冬，死于修水库炸山石时的雷管爆炸。扁女生乔石头时死于难产。祖奶第九个孩子、第五个女儿乔枝因爱情无望而自杀。

军阀混战时期和日寇入侵、扶植成立伪蒙疆政府时期，有饿死的，有被炸弹炸死或被枪杀的。宋达的独子宋留根被李守信的队伍打死，其母被日本兵射杀。前清御医薛令玄同样死于李守信手下。季家老三在张家口当兵，直到老母亲和两个哥哥离世，也杳无音讯，彻底消失了。宋辇条是偷偷贩运大烟，被灌辣椒水致死的。包货郎为实践自己每年给大梅送新盐的诺言，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走“正道”参加抗日的李贵，不知所终。哑巴钱拜日被抓了壮丁，给日本人挖地道，完工后被日本人活埋以防泄密，其病入膏肓的母亲因此而精神失常而逝。还有其他原因的死亡，如五魁吃油炸糕撑死，二蛮子因醉酒被冻死。

即便是和平时期，死亡也无处不在。胖女因生育早逝，抛下了毛根毛小根父子。如花的丈夫钱玉死于煤矿塌陷。白凤娥伙同情夫谋杀亲夫花丰收未遂，生性软弱，没有胆子和勇气的花丰收，最终却杀死了白凤娥。杨铁匠十岁的儿子掉进吴大勇的鱼塘淹死。东坡的老实巴交的男人因老婆与电工偷情，杀死了电工一家四口。卤煮店的老马死于车祸，强奸幼女刚被释放不满三个月的关大舌头同样死于横祸。

接生婆祖奶是生死的见证者，“我守着生，也目睹着死。”世道混乱，战乱不已，匪患频发，各种闻所未闻的征税和人心惶惶的强抓壮丁。“抓人的抢劫的，互相争地盘的，不分白天与黑夜，枪声和鸡鸣狗吠一样寻常。”年轻时的祖奶在置办嫁妆的路上遭到土匪强暴，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后又在接生途中险些再次被强暴。在儿女亲人离去后，她也曾屡次产生自杀念头。

这个世界里的乡民也不都是朴实善良的，人物之间的情感和爱也不都是纯洁美好的。《有生》对历史中贫困、饥饿的下层人，和现实生活中心灵精神的“空洞”以及幽暗复杂的人性有着很深的体察。

宽容仁厚的祖奶以德报怨，救了身处难产险境的李二妮，却被心怀怨恨的后者视为杀死自己儿子的刽子手。问心无愧的乔大梅出于内心的不安，将接生喜费作为心意送给李二妮，却不想由此引祸上身，被狭隘自私的李二妮和丈夫赵再元作为把柄诬告，大梅差点因此吃官司，遭受无妄之灾。喜鹊喜欢乔石头，在为自己提亲的路上遭到强暴，她要嫁给乔石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悖谬的是，击碎喜鹊梦想的却是乔石头本人。后者为了战胜自己面对喜鹊时的紧张和恐惧心理，“真正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石头”，趁喜鹊夜晚孤身一人回村时强奸了她。人性之幽微复杂由此可见。

《有生》没有把人物当作面对严峻考验而表现出精神和气节的坚定性，并捍卫某种价值信仰的英雄。通过他们，作家对人心人性进行深切的情感体认和艺术领悟。在他看来，这种充满苦难和悲剧性的人生境况，并不只是作为个人，也不只是作为民族意义上的，而是作为人和人类存在本有的。作家赋予这些以同情关注怜悯他们，在种种非人的境况下生存挣扎，竭尽全力求生求活，《有生》写出了这种求生的毅力、意志和求活的过程，写出了他们在苦难和悲剧情景下，虽丧失了体力、生命，却从未丧失精神能量的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有生》虽然像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以人物为中心，注重人物形象塑造，以人物命运遭遇组织情节，但小说并未遵循传统现实主义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顺时序书写历史的常见路数，亦不侧重于还原历史真相、探究历史本质和规律。按照经典现实主义的文学惯例，《有生》虽然有大量外部现实和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但前者那种注重人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亦是被极度淡化甚至阙如。最典型性的是，小说对历史与现实之关系的处理。小说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述，将历史和现实中的片段生活和零散印象穿插，打破时序和历史发展进程，有意打破清晰稳定的历史/现实图景，使之陷入凌乱模糊的状态，借此化解了历史的连续性、秩序性和整体性。

但小说中百年中国历史并未因此而呈现割裂或断裂，它仍然通过人物的命运、家庭的命运，在日常生活中得以接续。日常凡人成为小说“历史”的主体，“人物”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自然是言说历史。尤其是通过祖奶的回忆讲述的“历史”和感知的“现实”，更将历史包含在“人”里，“人”成为“历史”讲述者、演绎者和历史话语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历史的超越者。

二、历史中的现代生命体验

《有生》中固然包含作家自身对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和乡民生存体验，但更根本的则是作家对他所描写的对象的深厚的同感，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以及细腻的观察和深刻体认。

《有生》致力于寻找进入一种与自我经验密切相关的自然经验乡村经验，或者说乡土中国叙事的路径和方式，以达到对乡村的更为本真，更贴近个人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讲述，散发着本土性的精神气质。作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不是从某种既定观念和框架出发，而是以个人经验、历史记忆、民间生存和世俗生活为根基和方法，将朴素的原初场景写实、现代主义的审美方式和充满感性的弥漫的想象力以及严谨节制的语言结合起来，使乡村经验通过生命个体成长出来，将历史隐含在生活和生命场景与细节体验当中，用个人具体化的现实感替代了历史感。

《有生》以百年历史为叙事框架和背景，直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历史/现实之关系，如上所述，小说并未按历史时间顺序完成其史诗性营造，而是借历史/现实之穿插交错，形成“互为映照”的形式。但就形式本身来说，即便在当代文学领域这算不上创新，莫言《红高粱家族》、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等均明显采用这种结构。在我看来，《有生》如此结构编排，其实已经溢出作者的设想。按照“形式的意识形态”或“结构意识形态”的思路来看，其思想蕴涵和美学效应已非“互相映照”所能阐释。

《有生》将当代中国现实社会景观放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历史不再呈现为统一的时代背景，而是通过与现实的不断交融对话，展现为片段的形态。因此，《有生》中历史/现实之间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二者形成巨幅跨度，在一种史诗性叙事中，容纳、体现了作者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宏观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在历史时空的片段和碎片中渗入自己的深沉思索。没有足够的时间长度和跨度，难以实现作家“一直想写一部表现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宏愿，难以体现文学的大气象，完成艺术的大营造，捍卫长篇小说这一伟大文体的尊严。另一方面，如作者所说，小说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映照，突出历史中的某些片段对当下现实的作用。“历史”“过去”被当作认识和理解现实的重要路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关系被凸显。作家别出心裁地通过以“祖奶”命名的章节讲述历史，展现历史画面的片段，通过以如花、毛根、罗包等命名的章节演绎、描绘现实场景，历史与现实交织融为一体。无形的历史延伸到当下现实场景，并经由当下人的叙述，“现实”中拖着长长的历史影子。现在/过去，现实/历史，通过生命的死亡与重生、故去与萌发，交织在一起，形成对应与反衬，交错与互动。在祖奶的当下讲述中，往昔岁月里的人事被赋予了新的道德内涵和审美意味，历史故事为当代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生活提供了颇为有趣的参照。在历史片段与当下生活之间(带着沧桑生命体验的浸润)穿行徘徊，营造了一个充满张力和魅力的想象世界，完成了对民族历史和生命演进的宏观描述。这一点在“死亡”叙事和“蚂蚁”意象中得到最集中体现。

此外，还有关键的再一方面便是，这种“互相映照”的处理，更在根本上体现了历史/现实的对话性、互溶性。“我们体验历史作为阐释的‘虚构’力量，我们同样也体验到伟大小说是如何阐释我们与作家共同生活的世界、在这两种体验里，我们看到意识构成和征服世界所采用的模式。”(2)[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译，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历史叙事都带有虚构成分，我们就可以把历史编纂学的教学提高到更高的自我意识的程度。”(3)[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译，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这种对话性、互溶性不是一般的历史/现实的穿插交错，其意义不在小说文体或结构层面，而在小说内部蕴含的历史意识、历史精神和作家强大的主体意识。

《有生》中的历史由祖奶讲述，当历史延伸至现实中，年近百岁的祖奶只能躺在床上，以嗅觉和听觉“触摸”现实。历史和现实，由祖奶这一人物得以感受。“蚂蚁”这一感觉，可视作她对历史和现实所发出的“无词的言语”。祖奶的存在、讲述使历史个人化、主观化、碎片化，但也使历史生命隐喻化。祖奶既是百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又是民族这一巨大隐喻和象征的喻体。历史，成为生命意识的有机部分。

小说对百年历史的诸多体验中，最为重要的是“烦”。如花的爹娘日子过得不消停，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时常动手，谁也不让谁。宋慧与杨八叉夫妇：杨八叉是一个“机器天才”，当他的钱被南方侉子骗得一干二净，在生活和心理上陷入困顿。他的内心充满忧伤、烦闷和苦，只能靠酗酒、打女人来加以宣泄。因此，他喝醉以后粗暴地打宋慧，宋慧却以“有些傻，有些贱”但“适合她”的挨打和嚎哭这一“现世的武器”来宣泄和疏通自己平日的压抑与郁闷。麦香既与罗包不合，却又不想轻易放弃，即与罗包离婚；她既与宋品私下有染，想怀宋品的孩子，又为自己和宋品的私情而心有不安。毛根为毛小根之嗜吃嗜睡而“烦”，也为自己与宋慧的关系而“烦”，宋慧同样为自己的生活“烦”，也“烦”与毛根的关系。

“烦”不仅存在于“现实”中，它同样在纠缠着“历史”中的人物。乔运气老婆病逝后，他几乎每夜都要打草，“不打麻烦得不行，担心自个儿会疯掉”，当他在一个冬雪之夜去草野打草时，再未归来。白礼成蔚县老家的老人，“不是因为饥饿才吃草，而是因为别的”，以吃草的方式摆脱烦闷、苦恼，哀伤和绝望，“有时高兴了也吃”。孟庄婆婆拉风箱与蔚县老人吃草“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那就是祷告。”摆脱焦烦，让心安静那么几个时辰。孟庄婆婆念大半夜经为儿子祈福，也是为求得心灵的片刻安宁。祖奶去张家口寻找和规劝大儿子李春时，遇到卖麻花的汉子在唱曲，却不是为了招揽生意，只为纾解心里的烦闷。他之所以卖光了麻花才没完没了地唱，只因“心里烦闷，唱一唱才舒服”为沉重的积郁找到出口。

除了“烦”，小说还多次写到孤独、隔膜。除了钱玉，如花得不到任何人包括父母、钱庄的理解，在钱玉死后，她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乌鸦(“钱玉”)身上，毛根无意间射杀乌鸦(“钱玉”)后，她无以寄托情感、念想，找人诉说却无人理解。毛根长期陷入妻子死后的孤单寂寞中，无法融入周围的人群，他心爱宋慧却被委婉拒绝，孤独和失落使其无意间射杀乌鸦(“钱玉”)。祖奶和杨二妮众生隔膜、不和。祖奶唯一的孙子乔石头却不理解她，想藉祖奶的声誉和众人的膜拜，建组奶宫牟利。喜鹊被自己深爱的乔石头强暴也是因二人的隔膜，罗包和麦香情感婚姻的破裂，亦是如此。麦香利用罗包对她的信任编造后者不能生育的谎言，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她挖苦、抱怨和痛斥罗包，甚至以死威胁，使其难堪、憋屈、愤怒，却只能竭力克制、退让。在与安敏同居并生子之后，麦香对罗包“不能生育”的欺骗真相大白，罗包虽然并不因此仇视麦香，对麦香屡屡上门骚扰甚至威胁，却也无可奈何。

“蚂蚁”是小说中的一个频繁出现的神秘意象。我认为，将其理解为虽微渺却有强韧生命力的象征，并不确切。首先，祖奶不惧兵匪，不惧狂风，但小小的蚂蚁却引发祖奶强烈的恐惧心理，让她心惊胆战。。其次，它的每一次出现都直接关联着死亡。这一意象主要出现在祖奶的“历史”回忆和“现实”体验中。蚂蚁最初出现于祖奶的母亲在逃亡途中死于生育时，密密麻麻的蚂蚁群聚拢而来。祖奶父亲被土匪抢劫并打死，祖奶被强暴时，出现一只只体型巨大、双目鼓凸，首尾相连成链条的蚂蚁。它们在死去的父亲的胸前奔窜，杀气腾腾地互相撕咬、撞击、鏖战。民国三十三年初冬的一个黄昏，祖奶诡异地在被风刮到墙角的沙蓬和八条腿下发现了数十只原本不应在冬天出现的黑色蚂蚁；晚饭后，祖奶早早躺在床上，偶尔合上眼，“到处是爬窜的蚂蚁，如同浓墨奔流”。午夜时分，她见到了已经冻硬的李夏的尸体，而李夏被高粱军打死正是在祖奶发现令她心惊肉跳的黑色蚂蚁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触发祖奶蚂蚁记忆和“蚂蚁在窜”“蚂蚁在咬”感受的是乔石头的出现。乔石头回来之后，对尘世已无留恋的祖奶则陷入蚂蚁的反复骚扰中。尤其是当石头告诉祖奶是他强暴了喜鹊的时候，祖奶更是陷入空前的惊恐和悲痛中，“天啦，这世界真是疯了！”蚂蚁意象再次出现：“蚂蚁的大军杀出来，在我的头上、脸上、后背、前胸，在我的手臂和大腿上奔走。”她在心底狂呼：“让蚂蚁吞噬我吧！”在此后的叙述中，“蚂蚁在窜蚂蚁在窜”密集出现，小说最终以“蚂蚁在窜”结尾。蚂蚁，是神秘叵测的命运和突如其来的厄运的表征，传达出祖奶对生命和死亡的极度恐惧和焦虑体验。

“蚂蚁”贯穿历史/现实的反复出现，建立了历史/现实之间的叙事联系，其内涵则是对百年历史经验的恐惧和焦虑体验。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它将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凸显了《有生》的“体验性”历史叙事特质和由伏尔泰奠基的“存在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无意建构线性的、目的论、进化论的历史，特别强调“体验”的作用。“体验”类似于一种超历史的审美感受、欣赏和再创造实践，体验的主体是当下的个人，体验发生于当下的个人主体与过去的历史对象的接触以及对历史的移情、体会、品味和再创造。因此，体验包含对人之超历史本质的理解，有生命哲学的意味。

《有生》意在表现百年中国历史，其切入角度设定在生命层面，其表现方式主要围绕祖奶的历史回忆和现实体验展开，虽然小说“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使历史/现实“相互映照”，但事实上，历史叙述者是祖奶，“当下呈现”则通过祖奶和由其接生的如花、毛根等五个视角人物来完成，具体方式是人物的诉说，祖奶的倾听，以及主要借助其他人物故事和心理活动、情感活动，来完成。此外，小说中的历史/现实之间并无明确界限，一方面，当下生活也是被放在历史中表现的，所谓“百年历史”即是从晚清到当下；另一方面，“历史”是在当下“讲”或者“回忆”出来的，因此，它有明显的当下个人性、感受性。故而《有生》虽设置“百年历史”的框架、脉络，却未将其“历史化”，毋宁说其是非历史化的、体验性的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不是自我的限制，而是形成自我的条件和展现自我的空间。于是，历史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本质化存在，个人不再以历史及其宏大叙事为归宿和皈依。基于自我的生命发现和融入，小说在叙事美学上不再是勇敢刚烈、激昂壮烈、宏阔纵横的宏大阳刚美学，而是柔韧、含蓄、内在深永、沉静质朴的阴柔之美，它包含潜在的心灵和灵魂之力，这种力不着痕迹地渗入人物的生活细节当中。

这一历史的表现者是当下的独特个人主体。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并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个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亲身经历的那个世界，它就在我的体内，我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描写那个世界。”(4)[俄]亚·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1918—1956文艺性调查初探》(下册)，钱诚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521页。作家爱他笔下的那些土生土长的人，他对这些微观性人事景物的关注，具有内在的融通性和统一性，它们并非一堆弥漫的、毫不相关的碎片和个体的弥散与堆砌，其间流注作家夹杂着悲愤、伤感和忧患的挚爱，蕴含内在的历史与生命的大关怀。

三、繁复的“经验”场域

文学需要创新和创造，但文学的创新创造并非无中生有、凭空而来。在禀赋天性之外，传统经验不可或缺。有学者指出：“一种创作经验，当然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但相近或相似的创作实践，其间必有一定的历史关联。重视这种历史关联，通过系统总结，在不同时代作家相近或相似的创作经验之间，建立一种历史联系，形成一种经验的谱系，无论是对于已有经验的传承，还是对于新经验的创造，都有重要的意义。”(5)於可训：《当代文学创作经验亟待进行系统总结》，《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一部作品的创造性、经典性来自作家与传统经验之间“亦敌亦友”般的张力关系。如何以艺术的形式有效地创造性地表达现代中国历史经验和百年国人现代体验，是作家胡学文反复思虑的问题。从文学和文化经验上看，《有生》可谓一个繁复的“经验场域”。除了本文开篇涉及的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常审美经验，小说还处于乡土叙事经验、抒情经验、个人化经验、现代主义文学经验和中国哲学美学经验等谱系和脉络中。

首先，《有生》与中国乡土文学经验。《有生》与鲁迅开创的“乡土小说”和茅盾首倡的“农村小说”亦有大差别。小说尽管写到现代中国情境中的乡土和乡民，写到中国现代性对乡村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冲击和重构，对乡民思想观念的封闭保守和思维方式的单一僵化也多有表现，但小说缺乏一种文化审思和批判的眼光。《有生》也写到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尤其对乡民经济上的贫困，物质生活上的匮乏和当下商品经济的发达，生活的富足，但小说既没有描述阶级意识、阶级斗争观念的觉醒、发展，也没有写到乡民的斗争与反抗，虽然小说亦描述革命者、共产党人李贵引导下抢夺地主钱广万的家财，但只是简略提及，李贵只是乡村社会中的极少数存在，他的观念并不为小说主人公祖奶所接受，李贵是漂浮和偶然穿过乡村生活的影子式的、让“祖奶”和其他乡民感到陌生的人物。财大气粗的乔石头返乡，要买下整个垴包山，投资建设，回报家乡，引发县、乡、村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宋庄村民发家致富的热望，包括黄板老家山西大同发现煤矿带出的政商勾结，以及近现代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等，无不关涉政治、经济、军事等事项，这些构成小说中的现实，直接影响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但小说并不是在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思考、处理“人”的处境与命运，“人”并不是站在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土地上成为组织和生产“现实”的一部分。相反，《有生》中的“人”是作为个体感性生命处于日常生活和时光流程中的。小说人物的塑造，没有遵循传统/现代、文明/野蛮、落后/先进、革命/非革命、觉悟/蒙昧的框架，他们既非沉默的“无声的中国”的寓言式人物，又非内蕴突破坚硬地壳的熔岩般力量的反抗者，也不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和经济意识的现代农民。相对来说，他们更接近于亦非田园诗小说中被美化诗化的凡俗小民。

的确，《有生》对乡村生活的表现，与废名、沈从文、孙犁的诗意抒情小说有相通之处。小说塑造了一个平民化的经验性世界，却不以世俗的生活化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而是用富于爱和同情的眼光和一种审美的、诗的笔法，绵密细致地观察、描绘一地方一乡土特有的风景风情风俗，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和诗意氛围。

《有生》描画了一个斑驳多彩的乡村自然世界。小说中多有静寂、牧歌般的自然风景。这里有田野、树林、草滩，生长着酸柳、“害害”、菌菇、蒿草、蒲公英，有喜鹊、乌鸦、麻雀、野兔等生灵。地里生长着小麦、莜麦、胡麻、黍子、豆角、土豆、白菜、芹菜等庄稼和蔬菜。尚未成形的玉米棒，如奶泡般；喜鹊悦耳地鸣叫，土块中混杂着麦粒、玉米和豆子的气息。清澈的河边飞舞着美丽的蝴蝶，两岸的草野上，金莲花盛开，乌鸦聚集仿佛在开盛会。雪后的乡村天默地静，却能让人感觉到喜气。小说也写到乡村自然狂暴、粗野、残酷的一面。令人恐惧的狼嚎般的白毛风，直通云霄、将人和牲畜平地卷起的的黑旋风、凶残的饿狼、令人恐惧不安的黑雨、红雪，漫坡遍野的罂粟花，蝴蝶的群体性死亡，铺天盖地的乌鸦群。《有生》中的乡村自然世界，是一个浑然而混沌的生命整体。

胡学文《有生》与前辈作家孙犁的“抗战小说”颇有渊源。后者在优美自然风景纳入历史(日寇入侵、军民反抗、战火纷飞)，在血与火的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展示“诗”与“美”(自然、人性)的永恒魅力。《有生》表现生活的贫困、饥饿、死亡，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抓壮丁，极写生存之难之苦之痛。与孙犁小说相似的是，历史在这里也作为背景凸显了“诗”“美”。

孙犁用诗意笔墨塑造了诸多蕴含人性之美和生命之坚韧的女性形象，《有生》亦用优美的笔调塑造了祖奶、如花、喜鹊等鲜明形象，尤其抒写了祖奶这个勤劳、节俭、正直、善良、朴素而宽厚的乡间女性。且与残酷历史做背景和反衬，以自然美景为正衬、烘托。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出场不多的人物李桂仙。她曾名列张家口四大花旦之首，艺名“牡丹红”，儿子土墩被马踢死后独自在宋庄过着贫困艰难的日子。就是这么一个失去了婀娜身姿和美丽歌喉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妇女“土墩娘”，在听到大喇叭放出的山西梆子时，本已混浊的双目“流光溢彩”，更能在被麦香诬为偷窃者时，散发出“微弱却不容忽视的傲气”。这一形象展示了不曾在俗世日常消失的生命之高贵和尊严。“现实”中的李桂仙与“历史”中的祖奶以生命之道德性和生命力，连接和贯通了百年历史。

《有生》与汪曾祺的风俗小说或有联系。汪曾祺对民俗风情、民间手艺和技艺颇为青睐，《职业》《异秉》《茶干》《王四海的黄昏》等小说有大篇幅描述。《有生》写及各行各业的技艺。小说不仅以五金店、家具店、炒货店、布匹店、熟食店、卤煮店等烘托了人间烟火气，更以对民间俗艺的描述，进入生活之心、生命之心和中国之心。乔氏父女精湛的锢炉手艺，对皮钻、弓钻、铊钻技法的介绍；围绕白礼成，写了搓胡麻、捆扫帚、剪羊毛、修瓷器、擀毡等手艺。罗家祖传做豆腐、卖豆腐，其独营的“蜂窝豆腐”、罗家豆皮，不仅是赖以谋生的生意，“这不是做豆腐，是活命的本钱”，也是独到的无可替代的手艺。罗家不是用力而是用“心”做豆腐，工序、水温、火候、豆腐的老嫩等。与汪曾祺《陈小手》相似，小说以接生职业、接生者为中心，浓墨重彩地描述接生技艺。小说不仅列举孕妇生育时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和不同的生法：踩地生、撒地生、坐地生、花地生、横地生等；且对每一次接生的前后过程均做较为细致的描述。其目的不在技艺本身，而在写“生”之道，“生”之常，以“有生”对“无常”和死亡，以“生命”回应“历史”。此外，在“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6)汪曾祺：《小说笔谈》，《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页。上，在以“和谐”处理悲剧方面，《有生》与汪曾祺小说亦有可辨析的空间。

《有生》不仅从“自然”和“人性”中得到了自己表现的内容，小说又进一步将“自然”的奥秘和“人性”的秘密打开，深入内部，发掘幽微复杂的内在生命景观。这就使得《有生》不再是美丽的乡村牧歌，不再是礼赞田园的诗化抒情小说。作家深怀爱与同情，进入乡民的世俗纠葛和灵魂世界，市场资本势力的渗透，各种利害关系的错综，伦理和情感关系的纠缠，被作家做透彻的观察，并在小说中得到了耐心的梳理和笔致绵密的探求。

其次，《有生》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确，胡学文在小说中更多描述了世间万物中那些最普通最日常的部分，更重在表现历史和现实的那些具体的感性的即时性的特征，这可视作对历史主义写作(现实主义写作)，注重某种超感觉超感性的理性理念写作的反动，是将文学直接与感觉、直觉、心理活动、意识和现实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方式。就文学与感知觉的联系而言，小说体现了与先锋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联系。

《有生》不仅运用现代主义小说的审美传达方式，亦体现出现代主义小说的“感觉”的偏重。小说主体内容的表现，是通过祖奶，其“历史”部分在祖奶的回忆中讲述出来，其“现实”则通过祖奶被感知。祖奶在事后回忆中不断介入“历史”叙述，评价、剖析自己和人事，有着很强的现代主义“叙事性”。

小说“历史/现实”相互映照的结构，在历史哲学方面体现着作家存在论历史观和“体验性”历史叙事美学，而从小说形式结构上说则具有“意识流小说”和“后设小说”特征。小说在人物表现上，侧重其心理世界，而不是以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手法，通过言行简洁勾画。这一点从《有生》与孙犁、汪曾祺小说相比，尤见分别。后二人的小说更具传统色彩和文人情调，《有生》更具现代主义文学偏重繁复感知觉描写表现生命和人性幽深的特点。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是个体“内面”之人，包围着人物、弥漫在人物周围的是各种气息和感觉。如小说描写毛根对宋慧的爱恋时，反复写到，“她的气息”，“浓香的玉米”，“别的很新鲜的味道”，“雨衣的味道”，宋慧身上“混杂的气味让他迷乱和陶醉”。作为猎人的毛根对猎物的感觉，有如神灵附体，对大雪覆盖时传递出来的另外的信号“有神奇的识别能力”。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不能动的祖奶“仍有感觉，我的耳朵和鼻子没有遗弃我。”她拥有敏感出奇的听觉和嗅觉，喂养她的除了各类食物缭绕的香味，“还有这世上的千万种声音。”小说充溢着气味：麦香制作的牵牛花味和花仙子味的香囊的奇香，罗包豆腐浓烈纯正的豆香，热气腾腾的豆腐散发的香气；祖奶能听到纷至沓来的千万种声音：树叶飘落的声音，村外孩子落水的哭喊声，能通过鸡叫辨识鸡的脾性。《有生》营造了一个充满现代生命体验的“感觉世界”。同时，小说对人物“孤独”“烦”心理的表现，对人与人之间隔膜、疏离的表现，以及让祖奶心神不安、如芒在背的是“蚂蚁”意象和“蚂蚁在窜”感觉的反复描写，也带有或浓或淡的现代主义气息。“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移是从现实到经验的转移，是从外部的时代之物向流布于身体里的种种零散感觉的转移”。现代主义诞生的是一种新的非理性的主体——“新的主体性模式新的关系模式新的语气和艺术版本”(7)[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7页。。这种新的审美现代性是文学的理想性向度(乌托邦)的体现，它强化了文学作为一门想象性艺术所应具有的艺术的内在表现力。

小说写及诸多离奇神秘的人事。神秘、特殊而又未知的预感，自由联想，梦境，幻觉，如花与花、乌鸦(“钱玉”)，喜鹊与喜鹊之间的感应，祖奶看见蚂蚁后在心神不宁中得到李夏之死的消息，可谓神秘。神秘的养蜂女用神奇的蜂针疗法，治疗困扰杨一凡多年的失眠症。养蜂女丧生于毫无征兆的火灾，同样是意外的神秘的：究竟是死于谋杀还是意外，其身份如何，即便是公安机关和破案如神的阎有道也无计可施。杨一凡莫名总感觉养蜂女的意外死亡与自己有说不清的关联。他频繁收到“蜂王来袭”“蜂王复活”“蜂王归来”等神秘短信；宋庄最顶级的猎手毛根爷爷被淹死在半尺深的水洼里，白杏之病、之死等亦可称奇。

浪漫的与现实的、传奇的与真实的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二者始终处于变换不定的互渗状态，“对那些能够理解它的人们来说，传奇已经成为一种美质，一种内在于‘真实’世界的想象力量。”(8)[英]吉利恩·比尔：《传奇》，肖遥、邹孜彦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吉利恩·比尔认为，进入20世纪以来，原本存在于“现实主义”要求和“传奇”之间的对立冲突缓和了，“因为作家们强调了这一点，即每个人在他自身内部都有一个隐蔽的和独立的世界。传奇的主观性成为通常的艺术态度。遥远、奇异在每个人那里停泊，相对主义大获全胜。”(9)[英]吉利恩·比尔：《传奇》，肖遥、邹孜彦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他认为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采用传奇的结构组织作为自觉的控制方法来展现生活中丰富的意外事件”，体现着“心理现实主义和传奇形式的成熟的和自己的融合。”(10)[英]吉利恩·比尔：《传奇》，肖遥、邹孜彦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有生》即是中国传奇志怪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与心理现实主义的融合。小说在赓续中国新文学经验的同时，也藉助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破解了传统文学范式，重新打开了文学的想象空间，释放了文学的感受力和体验力，从而重构和丰富了这一传统。

再次，《有生》蕴含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表现了绵延不息的生命力和天地化育万物的“广生之德”。祖奶面善心倔，是传统儒家德性哲学和仁爱伦理的体现者。黄师傅“师不嫉徒”，除了介绍难产的种种状况和救治的方法、手法，还传授她处理死胎的方法，并授之以治疗其他病症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教她接生的“五戒”和积德行善观。“接生是积德，德不分亲疏，不分大小，不管什么人找你接生，哪怕是你的仇家，都不能推。观音在上，接生婆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观音的眼。”祖奶感激黄师傅，对自己无意间抢了黄师傅饭吃、让自己敬重的黄师傅难堪，心怀愧疚。“正是她的‘五戒’使我逐渐立德树望，而不仅仅是接生的技艺被传扬。”对于产妇和接生，她也深怀感恩之心：“人活在世上，要感恩的有很多。……若不是产妇的叫喊，我早已命丧黄泉。她，她们，不但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拽回，还一日日地喂养着我，使活着成为必须，坚不可摧。”对于她来说，接生是不可违逆的“天命”“天道”。

“天地有大德曰生”，重视生生之德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大特色。宇宙万象生生不已，流转不息，这是一个生命充溢的创造空间。小而言之，众生平等，无有高低贵贱之分。从宋庄、营盘镇，到张北、张家口，祖奶接生万余人。其中既有农民也有牧民；既有极度贫寒之家也有官宦门第如张北县县长太太，察哈尔副都统的妻子，冯玉祥首先的师长太太；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她无分贵贱，并不因富贵而特别照顾，也不因寻常百姓而故意刁难，即使是乞丐也一视同仁。她因为给日本人接生而被人嘲讽、辱骂、仇视甚至殴打，但也被更多的人感念、感恩。祖奶是世人眼里普度众生、惠济苍生的转世观音。

扩而大之，人作为宇宙众生之一，需以自身生命契合宇宙万物生命，加入滔滔生命洪流。《有生》以诗意眼光看待世界，大千世界，生机弥漫，在在皆与人的生命相关。这是生命对世界的浸入，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包含理想和超越的眼光的重新观照与“解读”。小说关注从乡村和乡土世界中生长和萌发出的生命的本真性，有意地将传统的与现代的、物质的与精神的等注重加诸生命之上的外在因素，剥离开来，凸显生命的美德与价值，以及人性的普遍因素，尤其是善良、淳朴、坚韧的善与美的一面。

自然的性情、人物的性情和作家的性情是和谐的、协调的。从这样的和谐、协调中生长出来的《有生》，描写生存和挣扎于此种自然里的乡民，具有独特的声音、色调和特质，也就不难理解。相对于喧嚣的时代，《有生》的生命世界是安静的；相对于不断变化和转换的百年历史，它是稳定的，恒常的。它仿佛历史恢宏图卷中僻静的一隅，缓缓积淀着时代风浪卷起的泥沙。但这也是一个同历史和时代一样的活的世界，充满生命的活性。生命无处不在。生命在无声地消失，也在无声地萌发，并将自然、社会、乡间人物等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正因此，《有生》有着以实写虚、虚实相生的美感。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到待人接物、家长里短，从民情风俗到历史演进，从近代到当下，小说扎实细腻地写出了一个坚实而广阔的世界。这个人们所熟悉的经验性、物质化、器物化的生活世界，通向的是一个抽象无形的陌生世界。

四、经验与体验的辩证

经验与体验之别具有相对性，在理解作家和文学上却又构成具有互补性的双重视角。在本文运用中，经验包括具体的历史现实经验和文化文学经验。所谓具体的历史现实经验偏重于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的发展、变化、调整包括在此过程中的一切经历；同时，这种经验并非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其中包含对它的认识、理解、总结、阐释、评价等认知智慧和文化积淀等。所谓文化文学经验偏重于作为创造者的思想家、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等在历史中创造的一切积淀着人类智慧的思想和艺术。这种经验直接以某种“传统”的形式现身，其最集中的体现是文化文学经典。无论历史现实经验还是文化文学经验，都是开放的，包容的，处于实践和发展、变化之中因而是未定型的，经验处于相对稳定与不断生成的充满活力的状态中。因此，经验中无可避免地包含体验，且因为体验的存在、生成和介入、催化、淬炼，经验才避免陷入经验主义的封闭。

本文所运用的体验，同样包括历史现实体验和作家主体体验两个层面。前者指超出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阶层的、地域性的、族群性的乃至世界性、人类性的人们的思想、精神、观念、意识、欲求、愿望、人格等，如《有生》在百年中国历史宏观变迁背景下对国人价值观念、社会心态、文化心理等微观变化和精神景观的刻画。后者指创作主体对两种不同经验和第一种体验的再体验再思考再创造，这种体验自然不是无中生有、从天而降，经验构成作家体验的“期待视野”，作家在经验和体验的融合中建构生成了一个因人而异的“融合视界”，使得再生产出具有新思想新艺术经验的优秀作品成为可能，而这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既有经验疆域，也使自身成为源远流长的经验的一部分。

经验与体验的一体两面性，赋予我们理解作家作品的双重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完整、辩证地把握作品。但两种经验、两种体验及其关系的思考，仅仅是“理论模型”的建构，不能说只要具备了经验和体验的四种元素便是成功之作。单就文学自身来说，问题就极为复杂。就文学经验与文学传统、文学经典的关系来看，三者内涵外延大体相当。但笔者认为，文学经验较之“文学传统”“文学经典”外延更为宽泛，也更缺少“典律性”“经典性”的召唤或限约，或者说，作家面对的“文学经验”更为个人化、更具体、更自由、更细腻入微，也更容易在创作“个人”主体和“文学”层面发生感应。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文学传统”“文学经典”的重要性，事实上，经典之为经典，传统之所以能“传”而成“统”，自有超出“个人”和“文学”层面更广博高阔的空间。因此，作家的经验、体验与文学经验、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更为根本更为关键。

这涉及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艺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艾略特认为，传统与个人是矛盾的统一体，在成熟的诗人那里，传统是其艺术个性的一部分。诗人要创新，必须认识到不断变化的“传统”的存在，认识到自己是这“传统”的一部分，亦即诗人必须要有一种“历史意识”并以之消灭个性，使自己服从于比个人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11)[英]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赋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如果说艾略特的观点具有反浪漫主义的保守色彩，过于强调传统的权威性而弱化了作家个性化的创新对于传统发展的能动作用，那么瓦特对现代小说传统的总结和对“传统”的理解更为辩证。他指出：“在十八世纪初期的小说家和其主要的后继者之间，无论在叙述方式还是在社会背景方面，都具有了一种真正的延续性。结果，尽管人们不能说出十八世纪小说家确切的流派，却能通过采用一种更为广阔的眼界，不仅将他们与一些以前的虚构故事作家比较，而且还与和他们同时代的作家比较，从而看到他们已形成了一种文学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员具有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12)[英]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44-345页。进而又指出：“与简·奥斯汀、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相比，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在表现技巧上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弱点。但是，从历史的意义上看，他们具有两种价值：为创立在近两个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明显价值，以及另一种同样重大的价值，那种价值就在于他们本质上都是独立的创新者，他们的小说为这一样式提供了三个个性鲜明的形象，从而对其后来传统的本质上的多样性作出了极为完整的概括。”(13)[英]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46-347页。“真正的连续性”即是“传统”，而“传统”来自“独立的创新者”。

以与《有生》构成互文性的《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为例。陈忠实早期创作注重生活经验，此时“陈忠实对‘生活’与‘文学’关系的理解带有革命现实主义‘反映论’乃至‘摹仿论’的明显痕迹。” 1980年代中期他开始反思自己创作的局限，并于1990年代初，提出了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三个层次的“文学体验论”，“以‘体验’为核心，重释重构了包括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在内的文学含义。”(14)王金胜：《陈忠实论》，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203、288页。他特别强调：“艺术创造尤其重要的是个性化的创造活动。作家个人的气质和个性，作家独有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需要找到一种最适宜最恰当的表述形式，才能得到最完美的表述。一种创作方法或流派，既不可能适宜个性迥然的所有作家，甚至同一作家也不可能用一种写作方法去表现各种体验，这是常识。”(15)王金胜：《陈忠实文学年谱(2001—2009)》，《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白鹿原》的经典性与陈忠实对自己和柳青、王汶石等作家之间的“延续性”认识不无关系，他在此历时性传统中，将写出一部“垫棺作枕”之作的构设置于小说自身发展的进程中，以“独立的创新”创造和发展了传统，展示了传统的多样性。

《有生》立足作家的生活经验、文学经验和生命体验，融会新文学经验、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中国古典思想美学经验，言说乡土中国的百年历史经验和生命体验。小说在民族的、传统的经验性体验性基础上，汲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建构中国文学开放的现代品格，“这种与土地、大地直接相关的人物形象与地域空间形象，有着某种土地性大地性经验。这个经验世界，这个世界里的经验，不同于都市现代性经验，后者往往是以摩登面目出现的modern，前者却不摩登，它是‘土’气的，落后的。但却是摩登风潮过后的根本，是被时尚之风暂时掩盖的事物，也是为人们提供深层滋养的源头。……这个源头，提供了穿透摩登，建立真正的现代品格——这是modern的另一层含义，也是其真正含义。”(16)王金胜：《故事、小说与中国经验书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有生》是一部并不以摩登面目出现，却具有“真正的现代品格”的作品，它营造了一个颇具陌生化效果的生命审美世界，为模式化的文学表意系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经验，反过来，这种美学经验又照亮了我们所熟悉的经验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