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妍 刘兮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贝拉罗莎暗道》被美国评论界评论为“这是贝娄最好的创作”[1]（P52-54）。其中，记忆不仅是小说的主题，还是叙事动力。从小说主题看，一方面，小说通过三代美国犹太移民铭记或忘却大屠杀记忆的选择差异，呈现出二战后犹太人对自我身份的不同选择，映射出犹太民族群体遭受到的心理创伤与“美国化”的民族身份危机。另一方面，通过书写三代美国犹太移民在欧美的流散记忆，揭示了犹太民族被“他者化”的现实境遇与身份重建困境。从叙事层面看，大屠杀记忆与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建构密切相关，成为推动故事发展进程的叙事动力。贝娄把小说的叙事形式安排为个体回忆形式，“我”对方斯坦夫妇个体记忆的接受促进了大屠杀记忆由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由此也促成了“我”向犹太民族身份回归的身份建构，指出惟有直面和承认大屠杀记忆，建立集体记忆，凝聚起一个精神与情感上紧密相连的民族共同体，犹太民族才有可能治愈整个群体遭受到的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创伤，恢复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实现战后在流散地国家中对犹太民族身份的重建。

一、大屠杀记忆与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危机

大屠杀给整个犹太民族带来的深痛创伤促使部分犹太人选择忘却大屠杀记忆而竭力建构美国身份，造成了犹太民族“美国化”的民族身份危机。

贝娄以个体方斯坦的生平记忆为笔墨，描绘了犹太民族在二战期间遭受的大屠杀经历。方斯坦作为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幸存者，在比利·罗斯的救援下逃脱劫难，后又流转于欧洲各地，最终在美国发家致富。侥幸生存的他一直渴望能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当面说声感谢，却不想屡屡被拒。比利对他的排斥深为方斯坦及其妻子索莱拉不解。在索莱拉的种种尝试下，比利还是没有接受方斯坦的感激，索莱拉将整个经过叙述给“我”，“我”得以继承他们的记忆并以文字书写下来，实现了记忆的代际流传。贝娄构建的记忆作为小说的叙事，亦彰显了小说的主题：铭记还是忘却？“各人生阶段的回忆、一般事件的回忆、特殊事件的回忆共同构成我们的自传记忆。”[2]（P77-78）大屠杀记忆无疑构成了受害者的自传记忆，犹太民族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在二战后面临着重建自我身份的艰难与痛苦。一方面，回顾那段记忆将会是一次次痛苦的重复体验，另一方面，战后各国都迫切需要国家重建，政治意识形态想要人们尽快忘却那段惨痛的历史。这使部分犹太人选择顺应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忘却大屠杀记忆，建构美国身份。另一部分犹太人则选择铭记大屠杀记忆，建构犹太民族身份。因为“记忆构成我们人生故事的核心——我们关于自我的叙事帮助了我们界定并理解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2]（P326）“我们的自传记忆都是我们自己建构出来的，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眼下的需要和愿望的支配。”[2]（P82）可见，三代美国犹太移民根据各自当下的需求作出了他们的不同选择，意欲建构不同的身份。

第一代美国移民“我”的父亲和比利·罗斯作为大屠杀“不在场”的受害者，前者执拗地将大屠杀记忆当成自我身份建构的一部分，坚守着犹太民族身份；后者却竭力忘却这段悲痛的回忆，以祛除大屠杀记忆带给他的创伤体验，“以遗忘来对应激和创伤作出反应。”[2]（P257）在比利·罗斯看来，方斯坦是大屠杀记忆的物质载体和触发物，因此对方斯坦的排斥意味着比利对大屠杀记忆的拒绝，亦是对创伤体验的恐惧体现。“他的行为仿佛不存在哈里·方斯坦这个人似的。”[3]（P193）他通过将有关大屠杀的一切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以祛除大屠杀带来的伤害，这种反受害者形象恰恰是大屠杀给犹太民族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的最强注脚。比利当时身处美国，远离大屠杀的欧洲现场，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受害者，他并不愿意与亲历大屠杀的人共同承担这段创伤记忆和情感体验，“也不追求良心上的安宁。”[3]（P216）“我不需要纠缠不清的关系......”[3]（P221）他拒绝与大屠杀产生任何关联，而致力于重建财富与名声，极像战后诸多欧美国家出于战后重建的原因需要尽快“越过”战争、聚焦未来，而由此采取的隐藏战争创伤的策略。它们通过避而不谈来清除法西斯主义的不堪记忆，这不仅弱化了社会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还加深了对受害者的偏见，认为他们是重建战后和平与工作上的“绊脚石”与不稳定因素，这无疑给作为受害者的方斯坦等群体带来了二次伤害，成为解读比利一直拒绝方斯坦的原因的关键视角之一。

第二代美国移民——方斯坦夫妇和“我”也分别主张铭记和遗忘大屠杀记忆。方斯坦作为大屠杀的受害者，这段惨痛的历史定义着他的存在，亦作为他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经历而成为他身份建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他选择铭记大屠杀记忆。作为他的妻子，索莱拉亦选择铭记大屠杀记忆，并成为大屠杀记忆的传承者与传播者，具有极高的犹太民族身份意识。作为第二代的美国移民，“我”却主张忘却那段惨痛的历史记忆，“‘我’甚至想着给方斯坦一个忠告：做个地道的美国人，不要纠结过去了。”[3]（P198）早期的“我”选择遗忘大屠杀的民族记忆，丢弃犹太民族身份，建构美国人身份。作为受害者的“我”和比利对大屠杀记忆采取集体拒绝及失忆的姿态，使得法西斯主义正逐渐被“神秘化”，人们对这段记忆讳莫如深、知不敢言，造成受害者们如方斯坦的沉默与话语权的丧失。这些态度无疑如同隐性暴力强迫受害者服从于想要实现快速战后重建的国家潜意识中，于是造成了方斯坦对自己遭遇大屠杀的经历的叙述更像是以“个人战争”为角度来讲述抵抗故事，而不是整个犹太民族的反法西斯历史。这也导致战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像“我”和比利一样主动丢弃犹太民族身份，致力于建构美国身份，以摆脱战后在流散地国家中被当成战后重建的“阻碍”与“异乡人”的处境。

第三代美国移民——方斯坦夫妇的儿子吉尔伯特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已经是个完全美国化的犹太人。吉尔伯特出生于美国、成长于美国，方斯坦夫妇的大屠杀记忆并没有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儿子，对比于他们，吉尔伯特与大屠杀的距离最为遥远，他已经完全抛弃了这一段民族历史记忆，成为了一个完全“美国化”的犹太人。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甚至受害者都逐渐主动或被动地遗忘那段历史。一方面由于大屠杀给受害者带来了极大的身体或心理创伤，使他们难以重复回顾痛苦的体验。另一方面由于致力于战后建设、主张忘却难堪战争记忆的社会主流话语，基于保护子辈，使其免受异国社会的歧视与偏见，方斯坦夫妇对自己的儿子保持了对大屠杀过往的缄默。然而这种沉默却导致了新一代美国犹太移民对犹太民族身份意识的缺失，造成了犹太民族的“美国化”民族身份危机。方斯坦夫妇的死去，意味着大屠杀记忆极有可能在他们那里中断而无法在代际之间传递。一旦永久失去这段记忆，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将失去连续性，对自我的理解将会产生断裂，对自己民族的过去产生不可补救的分离感，使新一代犹太人彻底丧失对犹太民族身份的认同，使犹太民族在流散过程中逐渐走向“死亡”。

贝娄以方斯坦的个体回忆重现那段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历史，以祛魅的方式将大屠杀记忆披露在读者面前，批判战后主流话语和部分犹太人对这段记忆的刻意回避与忘却，体现他们战后想要摆脱战争恐怖阴影的急切渴望。不论有没有身处于大屠杀其中，犹太民族中的每个人都作为“不在场”或“在场”的受害者而身怀责任去铭记它，惟有铭记才能避免受害者的“失声”与“二次受害”。方斯坦夫妇对大屠杀记忆的叙述是为了使公众承认这段历史的真实存在，承认受害者的存在，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理解与支持，重塑受害者的社会认同。同时，也为了凝结犹太受害者群体以共担苦难，给予那些在大屠杀和流散生活中饱经磨难的犹太移民以巨大的精神疗救与情感抚慰，并重新唤醒他们在流散命运中逐渐被消磨损害的尊严意识，从而与犹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更为紧密的精神联系，不断增强自身对于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感。

二、流散记忆与犹太人的“他者”困境

二战结束后时期，带着大屠杀创伤记忆的犹太民族流散在欧美各国寻求生存，形成了流散记忆。如前文所述，战后重建的大环境对法西斯的刻意遗忘造成对受害者的身份否认与二次迫害，这一方面导致犹太人在流散的国家中被“他者化”对待，犹太人的自省性格使其对自身的民族身份产生怀疑，从而普遍致力于遮蔽自己的犹太身份、构建美国身份，导致出现“美国化”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犹太人所精心塑造和建构的美国身份并不为欧洲和美国社会所认同，他们仍然受到歧视与偏见，被迫遭受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流散”命运。

小说通过疾病隐喻犹太民族作为大屠杀受害者而被“他者化”对待的境遇。“我意识到，就像方斯坦一样，斯维德洛与他妻子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并不少故意如此。你过着你自己的日子，住在纽约附近，你的社交圈子并不超出拥有舒适住房的人们的范围。你的历史也成为你的选择对象。要不要拥有一份历史成为一种‘考虑’，全看你如何决定。”[3]（P242）可见，方斯坦夫妇和斯维德洛夫妇选择铭记与承载大屠杀历史记忆，选择承担犹太人的民族身份生活，也就意味着被以“他者”、受害者的身份受到审视，被社会主流所排斥在外。就贝娄而言，“犹太要素在他的作品中是隐晦的、意象化的，犹太民族的历史遭遇、思想观念已被消解为文学的潜在语言和内在构因，显示出内向化、抽象化和模糊化的特征。”[4]（P79）他以人物身上的疾病隐喻大屠杀的创伤，展示犹太人在流散过程中被“他者化”的现实境况。方斯坦、索莱拉、比利分别有跛脚、肥胖和阳痿的疾病，这些疾病隐喻着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他者”，是被排斥的另一个族群。人们把疾病变成一种文化符号以区分本族和非我族类。“在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健康/疾病这一对二元关系中，疾病是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一方。被排挤的疾病也就没有其本身应有的与健康同等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一种人类生理现象的疾病本身被健康所代表的主流话语所压制，而这种压制则是由隐喻来完成的。在所谓共同的想像和权力话语的策划下，疾病被赋予种种隐喻，而患病的人即疾病的承载者，则被种种疾病的隐喻扭曲成了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的‘他者’。于是疾病便成了强权文化使部分群体‘他者化’的同谋。”[5]（P80）疾病给予人们批判病人的权力，其因为隐喻而成为“他者”的同时，病人也成为了“他者”。疾病被赋予的隐喻是强权和意识形态附加给它的，为的就是他者化病人，夺去他们的言说权力。小说中犹太人的疾病群像不仅是大屠杀给受害者带来的创伤的客体化表征，还以镜像反射出当时的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对大屠杀受害者的他者化对待与歧视偏见。

衣着是社会规范在身体空间上的标记，能够将人的社会生活和身份信息一目了然地公布出来。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将衣服直接看成一种媒介，指出：“衣服作为皮肤的延伸，既可以被视为一种热量控制机制，又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生活中自我界定的手段。”[6]（P159）透过衣服这一符号，人们相互交换和确认关于性别、外表、地位等信息，扮演着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身份。比利利用华丽名贵的衣着将自己打扮成自我认同的美国人身份模样，他通过放弃犹太传统服饰、穿着美国定制服装自我形塑身份，向外界散发出一个自我认同的美国身份信息。比利的衣着塑造，正是他自我身份认同和选择的体现。作为流散地寄居者的他们主观上将自己视为了美国人的一份子，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出自身对于美国身份的深切认同。但实际上，美国身份的刻意营造却并不能掩盖比利身为流散地犹太人的本质身份。在他与一位犹太宾馆接待员起冲突时，仍被宾馆管理层认为“是一个犹太人跟另一个犹太人干。”[3]（P213）可见外观上衣着的形塑并不能使他摆脱犹太人身份，他也并不能真正实现美国化。无论美国犹太移民如何做出种种努力，都难以真正摆脱犹太民族身份，他们在流散地国家中始终是异乡人和他者身份。

犹太民族的流散特性迫使方斯坦夫妇为了在欧洲和美国生存、融入异国社会，不仅更改本民族语言、学习使用六种他国语言，还改变了犹太人的传统生活习惯，他们的服饰外表和行为举止已经没有传统犹太人的痕迹，实现了基本美国化，但是在他们的内心仍然深深铭记着那段民族共同受难的大屠杀记忆，这段记忆是犹太民族身份的标记，这也是他们不能真正成为美国人的重要原因。然而如果每个犹太人都如比利和“我”一样，在战后重建的大环境下选择逃避和忘却那段大屠杀记忆，那么一方面，这将是对方斯坦等受害者的存在的否认，无情地夺去了他们的话语权。在小说中后部分方斯坦几乎没有叙述声音，一直是索莱拉在言说，他的沉默意味着受害者话语权的丧失。即使索莱拉运用不正当手段（比利非法贸易的证据）威胁比利，迫使他给予方斯坦言说的权利，最终还是失败。另一方面，大屠杀记忆的忘却还会使犹太民族的“自传记忆”出现断崖式缺失，失去自我身份认同的根基，流散导致的“美国化”身份塑造倾向将会使犹太民族身份陷入“死亡危机”。犹太民族在二战大屠杀中遭遇了深深的受害者创伤，而致力于战后重建的战后大环境规避甚至排斥回忆战争，造就了犹太民族的“他者”困境，致使犹太人纷纷回避自己的民族身份，致力于构建其他国家身份，使犹太民族陷入到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当中。贝娄以小说人物的疾病群像批判了社会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对大屠杀受害者的冷酷无情与歧视偏见，揭露犹太民族遭受歧视与偏见的民族屈辱史，唤起对二战受害者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同时揭示整个犹太民族的“美国化”身份建构倾向，引起犹太民族身份危机的警惕。

三、记忆的流变与身份的建构

《贝拉罗莎暗道》中的无名叙述者“我”的身份建构是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张力场中展开的。小说借助方斯坦夫妇的个体记忆，将个体命运与历史事件融合在一起，构建出一幅犹太民族历经大屠杀和流散的历史发展全景图。接受者“我”在对他们个体记忆的接受行为中逐步将其由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并以文字和节日加以巩固和重复，达到了以个体生平为主线的交际记忆构建民族文化记忆的目的。大屠杀记忆性质的流变与“我”的犹太民族身份建构同步进行，在这过程中，方斯坦的大屠杀记忆与流散记忆由个体记忆通过叙述分享的手段形成集体记忆，在文字记载和节日庆典的代际传承下最终完成向文化记忆的转变，成为犹太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根基。

在记忆性质的流变中，“我”对大屠杀记忆的体验和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转变。“群体记忆的意思是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或者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7]（P71）在与方斯坦夫妇交往的过程中，“我”与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记忆共同体，方斯坦夫妇的个体记忆因为叙述共享而形成了集体记忆。通过接受他们经历的讲述，并对他们的记忆产生主观情感体验，“我”的个体记忆与他们的个体记忆相互交融，“我”在回忆他们的时候将自己置于他们之中来进行回忆，于是“我”也就成为了群体之中的一员。“我”的身份认同变化过程体现在对待方斯坦和索莱拉及其大屠杀记忆的态度和情感上的流变。记忆在这里并不是单向的传播与分享，而是包含了情感的变化与交流互动，“我”和方斯坦夫妇之间的情感联系日渐深厚。情感的交流与互动往往被视为建立情感共同体的关键，柯林斯认为，在互动过程中的情感协调，也即步调的一致性，是产生“集体兴奋”进而建构情感共同体的重要因素。[8]（P154）方斯坦夫妇与“我”逐步形成了一个不仅在记忆上相似，亦在情感和精神上发生共鸣的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她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站立起来。”[9]（P2-3）这个情感共同体是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基于犹太民族彼此间共同记忆和情感的紧密联系。“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可以归属的群体，试图归属于某个群体。一个人若从群体剥落出来，他会感到孤独。”[3]（P234）“我的精神生活遭到了危机”“受不了周围红木家具带来的孤独感。”[3]（P236）可见即使娶了白人上层女人从而获得了美国人的身份，“我”依然感到十分孤独，因为“我”被剥离出了犹太民族群体，疏离了可以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的精神与情感共同体。方斯坦夫妇作为牵引“我”追寻群体的“引路人”，他们带领“我”回到了犹太民族的怀抱中，“我”对犹太民族身份的建构由此完成了由背离到最终回归的历程。“群体的团结是对抗恐怖和绝望最有力的防御机制，也最能减轻创伤经历所造成的伤害。群体使人重获归属感；群体能作见证和给予肯定。”[10]（P204）毋庸置疑，由情感认同所凝聚的每一个社群，其内部的友爱与社群责任感具有内在价值（犹太人格外强调的爱邻原则），这也是个人所珍爱和离不开的集体的价值。

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兰道尔（Collins Randall）有言：“情感作为一种群体共同性所在，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力，推动其成员做出某种行动。”[8]（P154）作为犹太民族集体的一员，“我”打算将记得的有关贝拉罗莎暗道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影响像吉尔伯特那样已经完全美国化的犹太后代，就像方斯坦夫妇影响“我”一样。“我”成为了方斯坦和索莱拉的传承者，亦成为犹太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承者，这也是“我”回归犹太民族共同体中群体责任感的体现。可以肯定的是，集体记忆的建构对于重塑犹太民族身份具有重大意义。犹太个体的记忆以语言为载体进行空间的转移与扩张，经由情感的交流与互动共鸣转变为集体记忆，构建出一个情感与精神上紧密相连的共同体，从而促进犹太个体对犹太民族身份的认同与重建，成为犹太民族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的精神根基。

结语

对每个犹太人来说，二战的大屠杀记忆镌刻在整个犹太民族的血液中，成为犹太民族身份的标记。在贝娄的创作中，犹太民族身份的建构意识其实早已有迹可循。《勿失良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多部作品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点，而在《贝拉罗莎暗道》中贝娄尤为重视记忆与身份建构的紧密联系，突出表现记忆的铭记与忘却主题。在1980年代末，《贝拉罗莎暗道》发表之际，美苏冷战即将结束，两边择一边站队的办法已经行不通，全球化趋势催化民族意识的加强，尤其对于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来说，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构建民族身份、凝聚民族共同体显得尤为重要。贝娄察觉到当时犹太民族身份意识缺失的现状，尤以忘却民族集体记忆为突出表征，并对此给予了高度关切，因为他深知，遗忘是死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个缺乏历史记忆的民族注定会走向涣散、最终走向死亡。从这个角度看，在《贝拉罗莎暗道》中，记住方斯坦那样的难民和他的妻子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所承载的大屠杀记忆是犹太民族集体记忆，是历史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塑造犹太民族身份和凝聚犹太民族共同体的根基。

贝娄在这部作品中寄寓了具有强烈群体责任感的犹太裔美国作家对犹太民族战后身份重建的担忧与思考。他在小说中以前史插叙二战大屠杀记忆，又近景展示犹太民族的流散境况，巧妙地运用疾病隐喻犹太民族在异国遭遇的“他者化”处境，揭示犹太民族在战后的身份认同困境与“美国化”的民族危机，并往深处挖掘其成因，批判战后一心重建却忽视人文关怀的社会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同时，小说还以“我”的“犹太化”回归书写了“浪子回头”的古老母题，大屠杀记忆促成了“我”对自身犹太民族身份的重建和以集体记忆为基石的犹太民族精神与情感共同体的凝聚，指出经历屠杀之痛与流散之苦的犹太民族应在漫长的苦难之旅中彼此紧密联系，培育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凝结成一个精神与情感上紧密相连的民族共同体，一起共担苦难、抚慰共同的创伤，恢复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