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美玲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1）

沈从文的小说不是单纯的情节叙述，而是富含深意的表达，他的小说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的审美理想。要理解他的小说深刻的内涵和独特写作风格，需要充分了解沈从文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他的创作心理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回到创作主体本身来分析沈从文复杂的创作心理，挖掘和剖析沈从文作品背后的故事，有助于深入理解沈从文小说的深刻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价值，从而真正理解沈从文。

一、苗族血统自卑与神性苗民塑造

沈从文曾在他的自传里说：“我照血统说，有一部分应属于苗族。”[1]（P7）沈从文身上确实有苗族血统，属于苗族的一员。清代规定，凡苗民或苗民所生之子，一律不能参加文武科举，可见当时统治者在教育方面对苗人的歧视和打压。

沈从文曾在他的散文《苗民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应当知道，湘西在过去某一时，是一例被人当作蛮族看待的。虽愿意成为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被歧视也极自然，它有两种原因。一是政治的策略，统治一省的负责者，在习惯上的错误，照例认为必抑此扬彼，方能控制这个汉苗混处的区域。”[2]（P61）

沈从文有相当一部分小说取材于苗族的民间传奇和历史传说。在他的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描写了七个“勇敢如狮，徒手可以搏野猪”的野人，宁死也不愿意归顺汉人。[3]（P296）其实这七个野人代表着野蛮剽悍，朴实善良，英勇不屈的苗人，歌颂了原始人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以此来对抗堕落的“都市文明”。沈从文根据湘西苗族的民间传奇和古老的历史传说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在这些小说中他塑造的人物无论外貌、性格、能力都十全十美，超凡脱俗，根本不像个人，都是爱与美的理想化身，具有一种神性。如他《龙朱》里男主人公龙朱“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4]《神巫之爱》里的花帕族女人“精致如玉，聪明若冰雪，温柔如棉絮般。”[3]（P225）《月下小景》里小寨主和那个女孩为了追求自由，贞洁，完美的爱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双双殉情。《媚金·豹子·与那羊》里民间英雄豹子，与美人媚金约会，却因寻找辟邪的纯白羊而发生误会，先后拔刀自尽。“凡是造神，都是自卑感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5]诚然，这些完美得仿若神祇一般的人物和完美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而是沈从文凭着自己的喜好和想象创造出来的人物。正是因为沈从文身上有着苗族的血缘而感到自卑，为了达到对汉人的超越，显示自己作为苗人的优越感，他在小说中塑造出一些完美的女人，男人，完美的爱情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和被践踏的自尊。

朱光潜先生认为，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在这方面的性格”[6]。事实上，沈从文在他小说中表现的这股“沉忧隐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所带来的忧郁与自卑心理的自然流露。”[7]沈从文有着苗族的血统，苗族受压迫的历史深刻影响了他的心灵，形成了他自卑的文化心理和忧郁的文化气质，进一步影响他的文学创作的取材和人物形象塑造。

二、“乡下人”自卑与梦幻湘西抒写

乡下人代表着农业文化，而与他们截然不同的代表都市文化的城里人难免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一方面，城里人对乡下人有诸多偏见，认为他们出身低微，穷困潦倒，缺乏教养，素质低劣，肮脏邋遢。另一方面，乡下人自己也受到了自己的乡村生活经历的深刻影响，闭塞的与外界交流甚少的农村生活和狭隘的传统小农生产者意识使他们思想上保守木讷，眼光上见识短浅。于是当他们来到繁华喧闹，开放发达的大都市后，面对城里人，身份，地位，经济条件，教育文化等方面巨大的反差，使他们不由地会产生一种自惭形秽，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

沈从文是湖南湘西土生土长的作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湘西农村度过的，他与湘西农村有着血肉联系。由此可以说沈从文扎根于湘西乡下，乡下是他人生的起点，有关于年少时期在湘西乡下生活的印象和思索都留存他记忆深处。湘西优美清新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充满原始野性生命力，善良朴实，勤劳勇敢的乡民们，成为他日后创作一系列湘西小说的灵感和素材的源泉。因此沈从文之所以能造出一个独特的美丽的湘西世界，这与他年少时生活在湘西农村独特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沈从文年幼时并非一个老实规矩的孩子，年幼的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十分好奇，不满足于在单调乏味的书本和课堂学到的那些知识，他在上小学时经常逃课逃学，喜欢与自然亲近，流连于课堂外的“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百汇万物的动静”。爱玩是孩子的天性，沈从文小时候经常去各处玩，“表哥家的橘柚园”、“城外山上”“水边”到处都是他游玩的天堂。他对故乡的一切都感兴趣，“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1]（P10）乡下人的出身和乡村生活经历使沈从文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乡下人情结，这种情结作为一种潜意识潜藏在他记忆深处。

沈从文在都市中生活了30年，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城里人。在沈从文的许多自述中都可以看到他总是以“乡下人”自居:“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的，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8]（P40）沈从文分明成为了城里人，在城里居住，生活，在城里的大学当教授，娶了城里的妻子，为何依然如此固执地称自己为“乡下人”？乡下人，就其字面来看，已经包含了一种与都市对立的意味，因而沈从文的乡下人心态首先意味着它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潜意识里乡下人的文化自卑情结,因为他越是强调自己是作为一名乡下人，越是强调自己的方方面面与城里人格格不入，越能证明他对自己乡下人身份的不自信，因为一般人是不会如此反复，刻意地去强调自己是乡下人的。“乡下人情结由隐性到显性则是他进入都市后，个人境遇与都市文明相抵触催生自卑心理，从而在心理上的自觉苏醒。”[9]当沈从文第一次离开熟悉的家园故土，去到路途遥远，人生地不熟的北京谋生求学，面对陌生的都市环境，处在都市人异样的眼光的注视下，他难免感到局促不安，无所适从。由于自己的出身低微，受教育程度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经济困窘，理想受挫，备受城里人排挤，他在城市里生活地十分艰难和被动，于是他感到深深的孤独与自卑，对这样的都市生活感到格外失望，甚至对都市生活产生了疲倦和厌恶之感，而越加怀念自己的美丽故乡，于是堆积在他内心深处的愁苦促使他拿起笔来创作，以此来抒发自己满腔的苦楚。在喧闹堕落的都市中生活越久，故乡留给他的美好的一面越加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中，故乡甚至被他在小说中美化成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沈从文用田园牧歌般的抒情笔调创作了小说《边城》。在《边城》中可以看到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富有浪漫气息的世界。自然风光秀丽，山青水秀，人们过着原始而平静的生活，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都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互帮互助，人们之间相处愉快，融洽，坦诚，真挚，这里没有城市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嫌贫爱富，显示出古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时时刻刻给读者传递出一种温馨适意的氛围。作者极力赞美湘西人民美好的生活方式和优良的传统美德，其实也是对空虚，堕落，狡诈的都市人一种无情地鞭笞。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也与现实中的都市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阿德勒认为：“如果他感到软弱无力，他就会搬到他感觉强大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自卑感消失了，而是自卑者会以这种方式麻痹自己。”[10]（P42）沈从文因自卑而变得忧郁而敏感，喜欢幻想，常常活在他所想象的美好世界中。他为了释放因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所形成的长期孤独、忧伤的个性和情感，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在小说中他能尽情地描绘他所向往的湘西世界中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从而达到对苦闷现实的超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卑情结能促使作家产生创作灵感和非凡想象力。这种自卑情结也成就了沈从文，使他成为了写湘西世界的代表作家。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言：“自卑感并不是变态本身，它是人类地位提升的缘由。”[10]（P40）虽然沈从文总被这种无法消除的自卑情结所困扰，常常感到痛苦和忧郁，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一蹶不振，而是寻求超越，化自卑为动力，把内心深处这份苦闷转化成了一篇篇诗意盎然、文笔细腻优美的佳作，给读到他作品的人带来了精神的慰藉和美的享受。

三、城市“边缘人”自卑与丑陋城市人呈现

沈从文当过兵，他受教育文化程度太低，没有资格报考或参加北京公立、私立大学的考试，导致沈从文在北京的生活极其困窘，内心对大都市的生活生出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在大都市生活的极度自卑和不安。

沈从文在都市受到诸多不公平的对待，加重了他对自己的自卑感和对都市人的憎恨，而他身为一个身份低微的乡下人也无从反抗，于是他写了许多都市讽刺小说，当“乡下人”的眼光转向都市生活时，就从看湘西世界时的平和与宽厚顿时变得锐利与尖刻起来，不时露出讽刺的锋芒。沈从文着重挖掘都市人性虚伪，阴暗的一面，尤其针对都市绅士淑女，高级知识分子这几类人。从身份的角度来看，《八骏图》中人人皆有名的八位大学教授都属于上流社会。从角色面具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显得非常老成和庄重，优雅而体面。他们宣扬克己守礼，清静少欲，吹嘘泛爱人生。然而，在他们的原始欲望中和潜意识里，却存在淫乱，这与他们教授的身份极不相符。那些宣扬克己守礼，清静少欲的教授，却暗中偷看《五百家香艳诗》，私下里服用红色补肾，借着离开妻子的契机，转而爱上别的女人，吹嘘泛爱人生者却不认真对待自己的恋爱与婚姻。《绅士的太太》中的“绅士和淑女士”表面上都有自己为人所恪守的道德。他们看起来端庄稳重、贤良淑德，私底下连乱伦和出轨的勾当都做得出来。表面上，这个家庭看起来温馨和睦，实际上充满了虚情假意。因此沈从文认为：“城里人要礼节不要真实的，要常识不要智慧的，要婚姻不要爱的。”[11]（P313）他用小说揭开了都市上等人的虚伪的道德面纱，暴露了都市人的虚伪和病态的一面，并以“类型化”的方式将其扩展到整个都市生活界面。因此沈从文在他的都市讽刺小说刻画的都市人物并不像他在湘西乡土小说里那样细致而充满个性。都市小说里的人物多没有自己的名字，而用符号和代号来指称，如《八骏图》中用“甲，乙，丙，丁”来指代八名教授。沈从文是以符号化类型化方式消除都市人的个性特点，进而展现出他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质。沈从文之所以如此厌恶和讽刺这些绅士淑女和教授，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与他在与这些人交往过程中，由于身份、地位、学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反差，使他遭受了冷落、歧视和排挤。他在这些读书人和上等人的圈子里遭受的极度悲苦的生存经验，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压抑，形成了其强烈的自卑心理。但是由于他对现实处境无能为力，他只能在都市讽刺小说创作中为自卑寻求超越，因此自卑情结直接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沈从文认为“城市人与病人具有相同的含义”[12]，因此沈从文在小说里多把都市人物刻画成患有神经病、肺病、失眠等生理疾病的人。不同于沈从文在他的湘西小说中塑造的勇敢果断、孔武有力、健康健全的人物形象，他的都市讽刺小说中人物的肖像常常是目光呆滞、脸色泛白、疲惫憔悴、哮喘咳嗽。《绅士的太太》中表面风光，婚姻美满的绅士却得了性无能。《八骏图》中在青岛度假的教授患有失眠症。小说《三三》中，“白裤白鞋”和“白脸”的富裕的城市青年患了痨病。他最具代表性的都市讽刺小说《八骏图》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活在中国作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人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13]沈从文在这段话中列举了都市人诸如“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等生理疾病，甚至认为这些患生理疾病的都市人骨子里带有“宦寺性”,从而可以看出沈从文对都市人的厌恶和轻视的态度。而他之所以对这些教授产生这种偏激的态度，笔者认为他的出生低微，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自觉自己的教育知识水平不如他们，出身和地位也低人一等，再加上部分教授仗着自己学识渊博，地位尊贵，自恃清高，瞧不起人，无形中也给沈从文自卑敏感的心理蒙上一层阴影。沈从文受到了他们的歧视后，心里既感到十分自卑，又心有不甘，同时对教授们增添了愤恨心理，但他又无法改变自己出身低微，受教育程度低的既成事实，于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他开始用刻毒的眼光打量这帮“读书人”，看待他们越发地带有偏见，极力挖掘和暴露高级知识分子这类人身上的不足之处。

从自卑情结的角度来分析沈从文及其小说，视野比较狭窄，不可避免地会有主观臆测之嫌，不够客观公正，但是少数民族血缘、乡下人的出身以及都市的坎坷遭遇确实导致沈从文深深的自卑情结。可沈从文内心强烈的超越感并没有给自卑情结压垮，自卑情结反而成为推动他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进并影响着他的审美理想、创作动机和创作风格。可见，自卑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人类进步，“我们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10]（P10）。在此，自卑情结是为了显示创作主体的心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从而深入把握创作者的创作心理，更好地理解其作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