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芬 廖述务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理论终结”“文学死亡”的口号在文学理论界甚嚣尘上。传统的以文学要素为中心的文学研究已经被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研究取代，文学文本似乎与政治、历史材料融为一体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反思文学批评的边界与重建文本细读范式迫在眉睫。

一、文学特性与形式的重提

“文学的独特性”是确立文学学科存在必要性的必然前提，它是一个看似显而易见但又不十分明朗的理论问题，文学理论家在界定文学边界的同时又在不断地打破它。直到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兴起，“文学性”被雅各布森当作一个重要的文艺学概念提出它才真正得到广泛思考。俄国形式主义认为要建立区别于过去的新的文艺学体系，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特性。因此，他们认为文学是具有“文学性”的，并在这个基础上得出“文学是形式的艺术”这一论断。[1]（P50）到了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的发展，文学似乎在越来越密切的学科交流中失去了自己的立足点，成为政治、历史、文化理论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新形式主义产生并重新思考文学的独特性问题。阿特里奇提出了“文学事件独一性”理论，[2]（P14）在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独特性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基础上，提出从文学写作到作品再到阅读应该被看作一次整体的“行动—事件”都是具有独特性的，主体在每次事件的重复表演中能获得独特的新颖体验。文学的形式对于文学这个“表演事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要重返形式分析以获得完整而独特的文学阅读体验。

作为对“理论之后”与文学发展的问题十分关注的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也在这一时期对“形式”这一概念表现出了新的重视，他在对“文学理论家终结文学批评”这一误解的反驳中认为正是文学理论家在文本细读中对形式的关注维护了文学批评的专业性和可靠性。伊格尔顿认识到在理论日益发达的当下文学批评却丧失了其边界从而变得模糊不清。他在思考文学独特性的过程中认为“研究文学可能需要一个比想象更强大的理论基础”[3]（P24），因此他拈出了形式这一概念。伊格尔顿的形式概念主要源于俄国形式主义，他在对理论发展的反思中认识到传统文学理论在新批评、结构主义之后逐渐走向岔路口，只有重新强调文学的另一面——形式——才能挽救当代理论颓势。形式对于文学批评的独特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仅仅通过阅读这些内容分析，很难理解它们应该是关于诗歌或小说，而不是一些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被遗漏的是作品的文学性。”[3]（P3）可见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对形式的批评上才有其学科独立性；形式对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形成也有重要作用：文学形式以其社会约定俗成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界定文学范围、约束文学批评——并非具有想象性、虚构性的文本就是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家也不可以凭借自己的需要自由阐发文学文本的内容，这一切都被“形式”限定了。在伊格尔顿看来，形式赋予了文学批评的客观性与文学学科的科学性。

在对文学独特性和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过程中，形式始终作为一个关键概念出现在俄国形式主义、新形式主义与伊格尔顿的理论中。这影响了接下来的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实践：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在于研究文学作品“语言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安排组织”[1]（P40）等内部规律，并将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引入到文学研究中。伊格尔顿与新形式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方式的影响，新形式主义的代表观点是文学批评应当研究形式是如何将文学这一“独特性事件”表演出来的，形式是如何充当情感、意义节点并在文学事件中发挥作用的。伊格尔顿以形式为中心重建了一种文本细读范式，这种范式旨在分析形式是如何将内容运作起来的。这两种批评方式都将形式放到了重要位置，但新形式主义更强调文学及其阅读作为一个独特性事件形式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而伊格尔顿更倾向于借鉴语言学及内部规律批评的方式重塑文学批评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因此伊格尔顿的文本细读范式具有自身的特点：它首先要求读者不能离开形式只看内容，而且要看到形式作为表达内容的独特作用；其次它要求读者更加重视意义的生成机制，在对语言的艰苦分析中获得相对确定的文本意义；最后它要求读者不再只专注于从文本中寻找社会、历史、政治等非文学因素，而是要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获得审美体验，享受审美过程，从而达到真正的文学阅读效果。

二、文本细读重心的转移：确立形式的独立性

伊格尔顿所重建的这种新的文本细读范式，主要的重建点就在于重心从“说什么”到“如何说”的转移，由此可见，确立形式的独立性是此范式存在的必然前提。形式与内容的分割始于俄国形式主义，该学派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推崇一种二元对立的研究方式，于是他们不仅将文本中的形式与内容分割对立起来并更强调形式的重要作用。在伊格尔顿看来，“形式和内容在经验中可能是不可分割的，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术语，这表明它们并不完全相同。”[3]（P65-66）他从专业使用的角度证明，既然专业术语中存在着这两者的区分，那么形式这一概念必然有它的独特之处。他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哪种意义上的两种效果，一是形式，二是内容，是不可分割的。”[3]（P64）从形式能够产生区别于内容的效果来看，形式有与内容分割开来研究的意义。事实上，伊格尔顿对形式的独立性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仅认为：“文学形式有自己的历史：它们不只是顺从地表达内容。你可以写一段文学形式的历史。”[3]（P66）他还鲜明地指出：“有形式的政治，也有内容的政治”[3]（P8）“审美误判可能导致政治误判”。[3]（P10）对形式而言，它不仅可以区别于内容，更可以建立起与内容分庭抗礼的社会历史建构意义，这就将形式抬到了与内容同等的高度。形式不仅是独立的，更是有生命力的。

就这一以形式为重的文本细读范式而言，形式有自身的研究范畴。形式由语言和语言的组织结构组成，这两者不仅构成了形式的多样性，也赋予了形式生成和研究的生命力。首先是构成形式的语言，“要特别注意语言本身——把单词当作物质来体验，而不是直接通过它们来关注其意义”，[3]（P47）伊格尔顿在这里强调了一种“能指的物质性”概念，并批驳了一种“化身谬论”的观点——即“只有当词语不再是它们自己，而是融入到它们所指的事物时，它们才能真正地具有表现力。”[3]（P60）在这里伊格尔顿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科学实证主义继承并有所发展，强调语言的音响的经验的物质性和具体性。伊格尔顿认为不能将语言看作是一层可以被透过的玻璃窗，语言事实上是进入内容世界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只有读懂了语言才能获得与内容世界的亲密接触。其次是组织语言的结构，这种结构让每一种形式的语言都具有了内部系统性，从而在形式内部产生了意义生成机制。让语言在充分表达自身意义的同时，在词与词的排列组合中摩擦生成更多具有探索性、辨别性的意义。这种语言的布局也能使得读者看到作者内容安排的逻辑、意图突出的重心，因此这种形式的结构性也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如何说”的关键所在。

基于对形式独特性的认识，伊格尔顿选择了诗歌作为这一文本细读范式的主要研究对象。诗歌首先是以其能够达到“具体的普遍性”的表达作用成为文学的代表：伊格尔顿认为：“所有写作的优点都集中在一种特殊的写作类型上：诗歌。诗歌是所有最真实的写作所追求的境界。”[3]（P12）诗歌其次也是被普遍认同的文学形式的代表：专注于形式研究的俄国形式主义最开始称为“诗歌语言研究会”。在伊格尔顿看来，“‘能指的物质性’的现代概念——这个词有自己的结构、音调和密度，诗歌比其他语言艺术更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概念”[3]（P43），诗歌是最能体现形式作用的文学体裁。诗歌能够使文本细读中形式这一要素的独立性获得最大限度的体现，从形式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来看，诗歌中的语言最能体现具有形式特征的“诗性语言”，因为“在诗歌中，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对语言本身的探索。这就是为什么诗歌可以是修辞的，而不是粗糙的工具性的”[3]（P89）。诗歌中的语言脱离了日常生活语言的单纯实用主义，在体现内容的同时拥有自身的美学功能。诗歌的语言组织结构也比其它文学体裁更为精致：“诗歌是一种特别压缩的语言结构，它充分利用了各种元素之间的纵横交错的密切关系”“诗歌是人类意识的一个极其精致的产品。”[3]（P52）伊格尔顿在此还特别引用了洛特曼的符号学概念来对这一复杂的结构作出说明，该符号学认为诗歌是由许多不同层面的系统组成的，系统和系统之间的交叠、摩擦让诗歌产生纷繁复杂的意义，从而使得诗歌拥有意义生成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以诗歌为主的文本细读范式里形式研究涉及到诗歌的音调、音高、节奏、措辞、音量、节拍、节奏、语气、声音、结构、质量、句法、语域、观点和标点符号等许多方面。

三、文本细读范式的重建

首先是从形式出发理解内容。伊格尔顿认为形式在文学活动中起到关键的媒介作用。形式是内容能够被表达出来的先在条件，只有社会中存在“嫉妒”这个词，人们才能据此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并合理的使用它。人们只能在社会框定的语言形式中进行相应的文化情感活动，文本内容因此不是作者头脑中任意的意识流动，而是受社会规则约束的文化实践；而也只有处在同一个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读者才能接收并理解这种活动，文本分析据此能够在一定的社会标准下进行。文本的各种形式限定也为读者提供了分析和理解的方向：从交通指南中寻找信息，从诗歌中获得审美体验。伊格尔顿进一步总结了形式和内容的复杂关系：形式和内容故意不匹配；形式与内容相矛盾；形式中隐藏着复杂的内容；形式的精巧掩盖了内容的贫乏；将形式从内容中分离出来，以便对内容进行含蓄的评论；形式超越了内容。这些形式和内容相互作用赋予了文本内容本身更大的价值，形式是如何促进或阻碍内容的发挥、如何与内容共同成就一篇文本成为更值得关注的事。在对形式与内容的深刻认识基础上，伊格尔顿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紧张关系称之为“述行性矛盾”，他认为诗歌“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旨在完成某件事情的策略”[3]（P88）“诗歌似乎赋予我们一种实际的体验，即把意义作为一种实践来看待，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一个完成的对象来处理”[3]（P68），在这种述行性事件中，形式和内容达到了最大程度的统一。

其次是从形式本身解读意义。形式以其语言的物质性和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具有了意义内生性，这种意义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形式是内容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内容的反映，声调、节奏、韵脚、句法、谐音、语法、标点等等，其实都是意义的生成者，而不仅仅是它的容器。修改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修改意义本身”[3]（P67）。声调、节奏这种与语言、语言结构相关的文本构成是形式中能生成意义的主要研究对象，它们一方面游离于文本的言说内容之外，但另一方面又对诗歌的独特性、诗歌意义的展现起着重要的作用。伊格尔顿对这部分的分析是明确而具体的，他是这样对D.H.劳伦斯的一首厌恶女性的诗歌进行分析的：“如果像散文一样把诗句串在一起，这种重要的有节奏的重击，就像有人用拳头敲打桌子，很可能会丢失，所以把这首诗写成诗是有道理的。”[3]（P27）在某些特殊的文本中可能体验形式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意义：如20世纪初兴盛的意识流作品；如以外部直观形式为重心的对称诗等。在这种情况下，深奥的措辞和神秘的典故故意阻止我们阅读“内容”，我们就是要去体验语言本身，这可能也是诗人追求的部分效果。伊格尔顿甚至认为形式有时会用意义来迷惑读者，从而在更深层层面上对读者产生其它方面的影响。但是伊格尔顿对形式的追求是有理性限度的，他批判诗人艾略特将形式过分拔高的思想：“对艾略特来说，最重要的是形式……他曾经声称在他能听懂意大利语之前就喜欢读但丁的著作，这可能把诗歌形式的中心地位推得有点过了。”[3]（P92）在伊格尔顿所追求的这种文本细读范式中，形式的作用应该尽可能合理地被放置在文本的总体效果中。

最后是形式的审美功能。与形式在整个文本中体现内容和意义的作用相比，形式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一种审美作用。形式早在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就被看作是文本审美的重要领域，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理论来说明形式对于读者审美体验的作用，雅各布森认为：“诗歌语言能够打破符号与指称的稳固的逻辑联系，而为能指与所指的其它新的关系和功能（如审美）的实现提供可能。”[1]（P50）伊格尔顿并没有否定俄国形式主义对形式审美功能的看法，但是他认为这些理论是在一个语言过于实用主义的背景中产生的，它作为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并不完全局限在文学活动中，因此没有对文学形式的针对性。在伊格尔顿这里，首先可以从语言的物质本身来获得一种审美体验，诗歌中有一种对语言本身的探索，语言是修辞性的而不是单纯的工具性的：“干草嘎吱嘎吱倒进谷仓”，伊格尔顿认为：“富有想象力的话语‘嘎吱嘎吱’弥补了原本可能太过平庸的词，它包裹在高度复杂的节奏控制中。”[3]（P56）对内容没有补充作用的词汇可能会在想象、审美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形式发挥审美作用的来源之一。其次形式的语言结构可以产生丰富的美学效果，伊格尔顿借用洛特曼的观点来说明：“作品的美学效果是由所有这些半自治系统之间的冲突或摩擦产生的，每个系统都偏离或破坏其它系统，正是这些摩擦和碰撞产生了我们所知的‘诗意’效应。”[3]（P53）诗歌是一个极度精致的语言结构，在这种语言结构中能指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它的效果。

四、实质和意义

伊格尔顿重建的这种文本细读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形式的地位，形式在这里获得了与内容近乎同样丰富的生命力：形式有自身的内涵、范畴、结构和价值。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从而构建起完整统一的文学作品。重建起来的文本细读范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文学批评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为导向。为文学理论家正名和恢复文学批评的专业性是伊格尔顿重建文本细读范式的出发点。他在文本中明确指出：“文学研究的问题在于它们还不够令人不快，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学术学科。”[3]（P22）如果文学批评只是作为一种私人的审美体验存在，那么文学评论家、甚至文学理论都会失去它的专业、科学价值而沦为日常消遣。伊格尔顿看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独立自主性的探索和对文学批评科学性的追求，因此他接受并推崇“形式”这一更复杂、更专业、更具有技术性的概念。伊格尔顿同时还提到：“纵观文学批评的历史高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重关注：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注”[3]（P8）“文学批评通常包括从如何表达的角度来把握所表达的内容……典型的批评行为就是这样。”[3]（P67）可见伊格尔顿对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文本细读范式的建设并不是盲目和主观的，是建立在借鉴和反思前人批评实践的基础上的。在这一导向的指引下，该文本细读范式的主要适用对象是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及文学专业的学生，主要目的是塑造更专业、更强大、更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学科。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伊格尔顿认为“对所有这些批评家来说，在艰苦的文本分析中隐含着一种政治”“诗歌批评，无论多么间接，都是一种政治批判的形式”，[3]（P9）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认为批评中的政治倾向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缺少的。对文学文本进行阶级、政治分析是文学批评的传统和精髓，偏离这一理论也就是偏离了文学批评的合理路线。他的这一观点与俄国形式主义和新形式主义存在分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要脱离主观意识而将文学作品当作一个客观随意的游戏，讲究纯艺术形式的探讨；新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行动不会与政治领域产生直接的联系，就算有联系也不是文学的“文学性”在起作用。文学批评的政治倾向是伊格尔顿这一文本细读范式的独有特征。

在《如何读诗》中提倡的这种以形式为中心的文本细读范式是伊格尔顿对理论之后文学批评问题的思索，他一方面批判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一方面又和同时代的新形式主义遥相呼应。虽然与新形式主义相比，他并没有对形式这一概念有较大程度的创新，总体上还是遵循俄国形式主义划定的批评对象和语言学方法，但是他从具体实践的层面示范了一种系统完整的文本细读方法，这对于后来的批评实践是有极大的引导和启发作用的。同时作为一名负有世界盛名的文学理论家，他对形式的提倡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文学理论界的革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