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培

(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家训”语出《后汉书·边让传》“髫龀夙孤，不尽家训”[1]1786，指家庭或家族长辈用以垂训子孙的治家立身之言，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以及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包括家书、家规、家法、家礼、家诫和遗训等多种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强调良好家风之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2]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要义的中国传统家训是当代家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在现实语境下对其进行现代建构，实现古为今用，不仅是中国传统家训传承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一、中国传统家训现代建构的立足点：历史性、家族性和地域性

中国传统家训具有历史性、家族性和地域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是中国传统家训特有的文化基因，也是其现代建构的立足点。

(一)历史性

“历史性”是指中国传统家训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变革而不断演进和发展。英国社会学家斯温伍德认为：“现代性意味着历史意识，一种历史连续性的意识，过去在现在延续的途径。”[3]73这要求我们在进行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建构时应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把握其历史渊源、发展规律、变迁因素。早在先秦时期，王室贵族和诸子百家便开始关注家庭教育，孔子所提出的“诗”与“礼”的儒门家风奠定了中国传统家训的文化底色。秦汉时期，因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家训显现出了重儒、强调父权家长制的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不管是高门士族还是寒门庶族，都极重儒学家教门风，认为家庭(尤其是贵族家庭)的维系，“绝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穆，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4]309-310。隋唐时期，新的家训形式——诗训、家法被广泛采用，前者重在以情动人，后者重在强调封建纲常名教。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家训进入了更为完善、定型并走向繁荣的时期。儒家纲常伦理渗透于家训之中，论述谋生计的“治生”家训和论述节制用度的“制用”家训大量涌现，且随着民族矛盾激化，家训融入了忠君爱国、收复失地等内容。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空前繁荣，出现了大量的商贾家训、女训、母训；形式丰富多彩，包括箴言、歌诀、训辞、铭文等。

不仅如此，我们亦须结合中国传统家训生成与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其进行合理性解读与历史性评价，而不应对其妄加评论，甚至排斥与否定。例如在中国传统家训中有着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这多为世人所诟病。张履祥《训子语》言：“子孙只守农士家风，求为可继，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倡优下贱，及市井罡棍、衙役里胥一路……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者。商贾近利，易坏心术……”[5]1351-1352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主张鼓励农业、抑制民间工商业来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与当时社会生产与交换方式相适应，对此我们应予以历史肯定。中国传统家训独一无二的历史性，不仅代表着中国传统家训的“过去”，也决定了其现代建构的“未来”。

(二)家族性

“家族性”是指中国传统家训受家族社会地位、阶级立场、文化底蕴等因素的影响呈现不同的风貌。中国传统家训可分为帝王家训、仕宦家训、商贾家训和民间家训等类型，其内容和风格殊异。一是帝王家训。帝王家训是统治者对嗣君及王储的训诫，如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康熙的《庭训格言》等，多涉及勤政爱民、礼贤下士、宽缓徭役、审慎刑杀等内容。二是仕宦家训。仕宦家训构成了中国传统家训的主体，例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朱伯庐的《治家格言》等,其内容以儒者推衍经传之言为主，多谈及治学、处世、为官、治家之道。三是商贾家训。商贾家训是指作为父兄的商人对其子弟的教诲、训诫以及营商启蒙，其内容包括遵行商德、守法良贾、裕家保泰、创业垂统等，如清人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清人吴中孚的《商贾便览》等。四是民间家训。民间家训是指普通平民百姓所编写的家训，通常以家谱、谱牒、训诫规条等为载体呈现。民间家训的内容多与族人日用生活相关，其涵盖面甚广。如光绪丁酉岁(1897年)湖北麻城的《倪氏宗谱》家训内容包括孝父母、忠国家、敬祖先、谨坟墓、重婚姻、和兄弟、戒妇言、立户房、慎交游、定生理、完国课、和邻里等。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历史时期、同一类型的家训，由于不同的家族背景、家学传统，亦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司马光、包拯和苏轼皆为北宋名臣，但治家理念殊异。司马光受保守政治思想的影响，其家训带有浓烈的封建显宦特质和礼法教化特色。包拯为官清廉，其家训寥寥数语，谈为官之道极为严苛：“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6]256苏轼作为一代文豪，其家训多为诗文、书信形式，勉励家族子弟多习诗书是其家训要义。总而言之，作为中国传统家训的核心要素，家族性是中国传统家训现代建构的内在根据之一，我们须充分考虑、保存并凸显其家族特色。

(三)地域性

“地域性”是指中国传统家训受所属区域的自然的、人文的或两种交融的诸要素影响深刻。其中，区域的人文性因素对其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治家》篇中曾谈及南北方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治家差异：“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倡和之礼，或尔汝之。”[7]48-49我们复以明清江南家训为例。“江南”在明清时期主要指环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以及后来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直隶州。此时，江南家训蔚为壮观，并呈现出了以下特征：一是以望族家训为主体。望族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且十分注重家族门风教化，以此支撑家门长期不坠。无锡高攀龙的《家训》、海盐吴麟征的《家诫要言》、昆山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等皆是广为流传的家训名篇。二是崇文尚贾。一方面，江南望族兴学重教，以敦促家族子弟崇文入仕。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8]18另一方面，江南家训强调耕读并重、士商兼容。如汪辉祖《双节堂庸训》卷五《蕃后》：“治儒业者，不特为从宦之阶，亦资治生之术”[9]167，“农、工、商、贾，无不可为”[9]169。三是风格典雅。江南望族素称“诗礼世家”，其家训极富文学性，语言多为格言、警句体裁。例如《治家格言》对仗工整、押韵合辙：“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8]17中国传统家训的发展与传承存在着地域差异，因此，在其现代建构中不得不考察家训的地域特征，并由此深入探讨地域文化差异给家训带来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家训现代建构的关键点：价值整合

文化的重建蕴含着传统观念与价值的转化，从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家族抑或是不同地域的家训风格趋异、自成特色，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历来是中国传统家训的核心价值。

(一)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家训素来重视家族成员的道德修养，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之本。中国传统家训中的修身之道始自儒经，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一是博学笃行，认为读书志在圣贤，是修养品德的必备条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设《勉学》篇诫子读书，他认为读书学问有增益德行、开心明目、利于行耳之功，因此，他反复告诫家中子弟要通晓六经要义，涉猎百家著述，并对世人“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7]166的“闭门读书”法进行了批驳。二是俭以养德，从豪门显贵到普通百姓，普遍将“尚俭”视为立德之本。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言“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10]625，认为“俭”与“奢”关系到个人的祸与福、家族的兴与败。三是谨慎交友，劝诫家族子弟谨慎交友以敦厚家风。如袁采《袁氏世范》要求：“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远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长厚端谨……小人之言多刻薄浮华……”[11]81他认为长期与小人为友，则会渐染恶习：“朝夕闻人尚气好凌人之言，吾亦将尚气好凌人而不觉矣；朝夕闻人游荡、不事绳检之言，吾亦将游荡、不事绳检而不觉矣。”[11]81

(二)以礼齐家

中国传统家训主张以儒家礼法秩序维系家族内部的稳定与和谐，强调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此，《颜氏家训》论述得最为详尽。一是夫义妇顺。《治家》篇中提出“夫不义则妇不顺”[7]41，“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7]47，认为“夫义妇顺”是夫妻伦理行为准则，作为丈夫应对妻子以礼相待，作为妻子则应弥补夫君的不足。二是父慈子孝。在父慈方面，颜之推认为为人父应做到严慈相济，“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7]8。在子孝方面，他强调“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7]196，教导子弟知读《论语》《孝经》，以行孝悌之事。三是兄友弟恭。颜之推言兄弟是血缘至亲，“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7]23，且兄弟之情关系到家庭或家族的和谐，“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童仆为仇敌矣”[7]27。不仅如此，颜氏要求妯娌“恕己而行，换子而抚”[7]28，主张以对待父亲的态度敬事兄长：“人之事兄，不可同于事父，何怨爱弟不及爱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7]29

(三)家国情怀

中国传统家训以修身、齐家为核心，并将其推及治国，显示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指个体、家庭、国家和天下在传统中国框架内是连续的共同体，与此相对应，修身、齐家不仅是个人成长、家庭和谐的伦理规则，亦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孟子·离娄上》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2]153这正是对“家国一体”最为质朴且晓畅的表达。梁漱溟在考察中国文化时洞悉了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政治秩序，曾谈到中国之政治构造往往被纳于伦理关系中，视一国如一大家庭，政治秩序的建构正是以家为起点，故“从人人之孝悌于其家庭，就使天下自然得其治理；故为君上者莫若率天下以孝”[13]82。因此，从家族层面看，家训的目的在于“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7]1；从国家层面看，家训是维系封建统治、促进社会教化的需要，正如《家范》引《易经》语：“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14]1“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使“家”与“国”紧密结合起来，“忠”“孝”“仁”“义”“俭”等家庭伦理之道便升华为忠君爱国、立身报国、廉洁奉公、诚信治国的家国情怀，这是中国传统家训中最值得称道的精神价值。

然而，任何一种文化要在新的时代保持生命力和价值，需要我们站在历史的合理视域内和时代发展角度，通过反思与批判进行扬弃，整合其价值，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建构亦不例外。正如著名学者余英时所言：“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15]52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家训不仅是家庭或家族精神内核的体现，更是社会价值的缩影。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发展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个人层面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家训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亦需要以中国传统家训为载体，这与中国传统家训的“人伦日用”性相关。“人伦日用”语出朱熹《论语集注》：“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16]94意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蕴含着深刻的道德伦理内涵，在这里我们用以强调老百姓自觉地将中国传统家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生活规范贯穿并内化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化于日常生活之中，使之成为引导百姓生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一种过程或生活状态”[17]46。正如宋儒朱熹《朱子家训》有言:“此(家训所涉及的家庭伦理规范)乃日用常行之道!”[18]1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19]16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旦与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相结合，便能通过“百姓日用而不觉”的方式扎根于百姓的生活、走进百姓的心里，成为百姓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

第二，以现代家庭伦理为基础。在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我们须意识到根植于家本位、三纲五常、血缘关系之上的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精神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不适。一是重家族轻个体。中国传统家训强调以“家”为本位，个体只有在家庭、家族或国家中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忽略了个体的利益、独立和自由。二是重人伦轻平等。中国传统家训以“三纲五伦”作为维护家庭或家族秩序的人伦基础，片面要求臣子服从君父、卑幼服从尊长。如曹端《家规辑略》言“子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20]188，讲求子女唯父母之命是从；颜之推《颜氏家训》云“妇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7]47，灌输男尊女卑思想。三是重血亲轻公正。中国传统家训对血缘亲情关系的重视固然有利于维系家庭或家族的和睦，但也衍生出了人情化的生活图式。在人情面前，人们常常牺牲公正、正义等理性文化特质，攀关系、讲交情、裙带关系盛行成为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而现代家庭伦理强调个体的尊严和自由；重视家庭成员的独立和平等；主张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相沟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因此，我们既要传承中国传统家训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等家庭美德，同时也要重视将个体价值与家庭和谐相结合，强调家庭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并重的双向伦理，主张男女平等，融合遵法守纪等社会公德，重塑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价值。

第三，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建构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依据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以及家庭建设的新要求等因素进行价值整合。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当代家庭建设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例如党员干部家风问题。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央纪委公布的34名中管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有21人违纪涉及亲属。针对党员干部家风问题，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家训廉洁修身、慎独慎初慎微的思想，重点强调明为民、清廉、务实之大德，守公众、公权、工作之公德，严操守和行为、戒贪止欲之私德，将党风建设内容融入中国传统家训。再如传统的宗法家庭结构解体并向核心家庭转变，造成了纵向伦理关系的位移，代际伦理关系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孝亲”观念的淡化，代际关系利益色彩加重，尊老不足、爱幼有余，子女教育重智育轻德育等。此外，传统道德对婚姻约束力的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离婚率的增长，由此引发的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建构须以这些社会、家庭等现实问题为导向，直面、回应并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加强对现代孝亲、夫妻以及亲子伦理的阐释，从而赋予中国传统家训以新的价值内涵。

三、中国传统家训现代建构的着力点：创新传播

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建构须按照时代需求和特点，积极寻找中国传统家训的“打开方式”，只有当“有意义”的价值主题与“有意思”的现代传播形式相结合，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建构。

(一)重视出版创新

作为大众媒介的主要形式，书籍一直是中国传统家训的主要传播方式。中国传统家训不乏经典名篇，在新形势下，重视经典出版需从如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找准出版定位，打造传统家训主题出版。中国传统家训经典出版类别主要涉及原著类出版、学术类出版以及解读类出版这三大类。尤其是解读类图书雅俗共赏，迎合了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例如《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立足家教思想主题，从识己、识人、识事以及识道等方面全新阐释传世家训典范。这些经典解读类图书的作者不再是作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传授经过学院体制认证的“知识”，而是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以今译、评述、图说等手法对传统家训的文化背景、训诫规范、历史典故作现代的诠释，促进了传统家训文化的大众推广。二是坚持以内容为先，倡导严肃高雅的出版原则。传统家训经典的出版必须秉承敬畏之心，将内容建设摆在首位，注重当代价值整合；拓展传统家训经典出版的广度，系统收集、整理传统家训的民间文献、出土文献以及海外文献；纠正模式单一、选题雷同、过度娱乐化的出版倾向，不断守正出新。近年来，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家训书籍相继出版，例如广东省文明办牵头编写的《岭南家训》、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等联合编撰的《福建家训》等，收录整理家训，完整多面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古往今来的家训文化。三是实现中国传统家训经典的全媒体出版，让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活”起来。“全媒体”出版强调同一内容基于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网页等媒介的“一次创建，多次使用”，由不同终端(计算机、移动终端、手持阅读器等)呈现出来，是中国传统家训经典出版的发展方向。未来随着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简称VR)的成熟，这些技术将被广泛运用于中国传统家训经典的开发与出版，从而满足当代受众群体多感官、全方位、具象化的阅读潮流。

(二)强化政府传播

所谓政府传播是指“政府组织及其成员对内外传递、交流和共享信息的行为，以及通过这些信息传播所达成的沟通交流和社会互动”[21]16。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政府传播具有权威性、导向型、示范性和内化性等特征。政府传播虽然是现代学术术语，但作为一种传播行为与政治活动古已有之，如统治阶级对传播内容、渠道、对象的主控性等已经与当今的政府传播十分相似。在我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不仅重视对嗣君的训导、君德的培养，甚至躬身亲撰帝训，以示范民间、鼓励百姓，如朱元璋撰《祖训录》《诫诸子书》、雍正辑录康熙训言而成《庭训格言》。不仅如此，统治者还通过树立典型榜样的方式推介家训名篇。例如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浙江浦江郑氏家训《郑氏规范》极为推崇：“人家有法守之，尚能长久，况国乎！”[22]230统治者对家训的重视必然会带来全社会的效仿，进而推动家训的广泛传播。在当今社会，尽管大众传媒日益成为执行重要社会功能的文化“容器”和公众精神“保姆”，但政府传播在传播先进文化方面仍有强大功能，且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是政府直办媒体。通过“国办”“党属”政府直办媒体，例如报刊、电台、电视台、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及新闻客户端)传递主流声音，对中国传统家训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意义进行权威性解读。例如《人民日报》曾刊登《培养好家风 涵养好作风》《“苦”字家训的百年变迁》等文。二是领导人传播。领导者作为媒介参与者就中国传统家训在重要会议中发表言论、电视节目中接受访谈、在报刊上撰写署名文章，具有主导舆论走向的作用。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2021年《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在全国发行，这些都发挥了积极的宣传效应。三是标语、口号、宣传画、展览馆传播。政府传播可以在人流密集的站点、商区、社区、展览馆等公共区域，设计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形象生动的主题宣传标语、口号和宣传画，打造以中国传统家训为主题的展馆，这种方式更加贴近生活实际，能起到以简驭繁的传播效果。

(三)打造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承载着文化符号的意义，这决定了它不仅仅是满足消费物质需求的商品，更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新兴载体。立足于中国传统家训本身，将历史性与现代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实用性和互动性相结合，研发文化元素突出、符合时代审美、贴近实际生活需求的文创产品，让中国传统家训以更加亲切、更加立体、更加新颖的姿态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是当前中国传统家训现代建构的创新举措。一是生活类文创产品。将关涉中国传统家训的名言警句直接附着于手提袋、书签、胶带、文房四宝等日常生活用品之上，并与博物馆主题展览、大型主题活动相结合，通过场馆展演及文创展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中国传统家训。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此类产品因设计手法类似，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以及对文化资源的浅层次挖掘、图文的简单复制，导致文创产品创意不足等弊端。二是数字类文创产品。文创产品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是今后文创产品开发的新路径。2019年，腾讯推出的首款传统文化公益游戏《佳期：团圆》紧扣传统文化、寓教于乐，传递传统佳节的文化内涵，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追捧。以此为启发，在充分分析消费者心理、消费需求、审美情趣的基础上，尤其要寻找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与“数码原住民”的心理连接点，研发设计网络游戏之类的文创产品，这可能比一般文创类产品在传播中国传统家训方面更具有优势。三是节目类文创产品。大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为叙述主题，播出后吸引了近万名年轻人报考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师这一过去的冷门专业一下子成了“香饽饽”。传统文化借助文创形式“吸粉”的成功案例不止《我在故宫修文物》，《创意中国》《上新了·故宫》等一系列节目类文创产品实现了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双向赋能。要借助节目类文创产品的形式，回归中国传统家训的本质，将文创节目打造成“有故事、会讲故事的智者”，激发大众对中国传统家训的浓厚兴趣，用中国创意讲好中国故事。

综上所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家训依然具有涤风励德、淳化风俗的精神力量。传承好家训、涵养好家风，需要我们在当前语境下推动中国传统家训创新发展，构建能够反映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训话语体系。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建构涉及对中国传统家训的历史性、家族性和地域性的把握，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价值整合，以及传播方式的创新。这三方面同等重要，没有任何一方面具有解释的优先权，它们彼此影响、交互作用，共同助力中国传统家训的现代建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更好地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