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 蓬,汤 洪

(1.四川文理学院 巴文化研究院，四川 达州 635000；2.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胡人”原指中国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族群，它的历史非常悠久。秦汉时期，塞北胡人统一后，它们被汉人称为匈奴，汉初贾谊在《过秦论》中即有论述，谈秦之兴衰败亡，其论有云：“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1]至汉代，“胡”则成为对匈奴的专指，匈奴则自称为胡。魏晋南北朝以来，“胡”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时期，有历史上重要的五胡乱华事件，西晋末期，北边众多游牧民族内迁，趁西晋八王之乱的衰弱期，陆续建立起非汉族国家,并逐步与南方汉人政权相对立，造成了互相对峙的情形。五胡是胡人部落联盟的简称，包括匈奴、鲜卑、羌、羯、氐。因此，对于“胡人”，正统文化或以正统自居的文化往往对其采取警惕、防备、鄙夷、甚至对抗的态度。到了大唐，国力空前繁盛，对外交流频繁，统治者采取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胡”已被用来泛指我国西北部少数民族部族——如匈奴、突厥、鲜卑、回纥、吐蕃，甚至中西亚乃至大宛、波斯、高昌、天竺等地。相比较而言，在大唐之前，“胡”进入诗中还是比较少的，类似于“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诗作也往往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而到了大唐，关于“胡”意象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此类诗歌创作俯拾皆是，王维《使至塞上》有“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孟浩然《凉州词》亦有“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胡天”“胡地”中所涉及到的地点，无不与丝绸之路有着重要的关联。盛唐时期的李白，其诗作中的“胡”意象则更具代表，他以其独特敏锐的视角、高昂饱满的热情、洒脱不羁的个性、奇妙梦幻的想象、自信豪迈的语言，对丝绸之路上的“胡”意象予以真切关注和热情吟咏，笔端倾注的感情足以使李白在丝绸之路上创作的诗篇古韵流芳，历经千年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异域色彩。

一、李白胡族身份考辨及相关争议

关于李白的身份，历来研究者持论不休，李白究竟是胡族还是非胡族，实证与辨伪工作尚待推进。主张是胡人的观点，主要以陈寅恪先生的论断为主，詹锳、松浦友久等则成为有利推动者；主张是非胡人的，多以“李唐宗室”说为主。陈寅恪先生提出李白胡族说,他认为李白是西域胡人，“入中国后方改姓李”，胡怀琛先生则提出李白先世是为突厥所掠，故而李白是“突厥化的汉人”，郭沫若先生认为，李白能迅速而熟练地掌握汉文化、而且其诗中多有对胡人的描述与品评， 因而认为“李白肯定是汉人，而决不是西域胡人。毋庸置疑的是，所有研究李白身份的学者，无不以李阳冰和魏颢所录文字为依据。李阳冰《草堂集序》载：“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2]1691魏颢的《李翰林集序》记云：“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2]1697考虑到史料中的记载，李白从西域迁入中原，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胡族的影响。清代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有“李广遗裔之蕃昌”一文，论及陇西成纪李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戛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蕃盛昌炽，远胜卫、霍。”[3]

关于李白家世世系之谜。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2]1452范传正《碑序》说他“其先陇西成纪人……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2]1714凉武昭王之后，即李暠之后，若按此说，李白与李唐统治者则是本家，唐玄宗召见李白时“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不仅仅是因为赏识李白的才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更因为是李氏宗亲的关系。经笔者初步梳理，李白为陇西成纪人的记载当无误。因李氏家族以陇西为郡望，李白的祖辈，是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追溯历史，李陵的后代后随北魏南迁，北魏时期，由鲜卑拓跋焘建立政权，复归于陇，复汉姓后取名为李富，其子便是李斌。凉武昭王李暠与李斌(居高平，今宁夏固原)共认飞将军李广为第16世祖，李暠与李斌以联宗方式成为同辈兄弟，因此，李白自称是凉武昭王九代孙的说法是无误的，这只是因为辈分正确，并不意外着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一支的直系亲属。相反，李白应该是李富、李斌一支的后人，唯有如此，才符合“隋末多难”的记载。武德元年(618年)8月，唐高祖李渊为隋炀帝造成的“李门大冤案”平反，准许流落在西域的李氏家族回关内定居，由于西域避难的李氏族人极为分散且得知消息时间各自不一，因而李氏族人先后回到了敦煌、酒泉、张掖、凉州等地。关于李白的身份，历来有碎叶说、蜀地说、山东说、陇西说等，笔者认为，李白以陇西为宗亲地，长于蜀地、流寓山东的说法较为妥当。

李白亲属的称谓，也容易引发人们联想，以李白的父亲“李客”为例，或与丝绸之路有着紧密关联。按说，如果其父名“客”的话，李白应该会在诗文中有所避讳，但他的诗歌中有很多直接写出，如《客中行》《侠客行》等等，由此可见，“客”之为字，实非李父之本名。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初编》指出：“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其实非自称之本名也。”[4]对这一观点，笔者深以为然，因为李白的父亲是胡商，在陇右及西域一带，常常将做生意的商人称呼为某客，前面往往冠以姓氏，至于具体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对于长年游走经商的商人而言，人们只需要知晓他姓什么、做什么生意的就可以了，考虑到经商之人在陇右或西域地区四处游走的商业性质，一个简单的例子，如“货郎客/呼郎客/胡郎客”，这种职业的人也是以走街串巷的形式从事商业活动，往往以物物交换的方式游走四方，完成交易赚得利润，只是规模较小。有研究者推测说，李客可能是他举家迁住蜀中后，是蜀地人对他的称呼，笔者认为这是非常不合当地风俗的。

二、李白“放归还山”时的自我身份认同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召李白入宫，李白满怀信心，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身遇明主，备受恩遇，他所思所想便是“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然而好景不长，李白即遭到朝中权贵谗毁、打压和排挤，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暮春时节，李白即被“赐金放还”，结束了长安的政治生活。李白在短暂的翰林任期内，对唐玄宗统治下的腐败政治有了深刻地体会和真切地认知，面对恃宠而骄的宵小之辈肆意罗织罪名、飞扬跋扈的奸佞猖狂诋毁名声，玄宗听信小人张垍的谗言，致使权臣对李白的诋毁与打压转变成了政治站队。他倍感国事日非，内心充斥着对奸臣弄权的鄙夷与轻蔑，诗人内心悲愤难平却无意同流合污，大呼“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挥泪离别之际，李白写下《秦水别陇首》，诗云：“秦水别陇首，幽咽多悲声……感物动我心，缅然含归情……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2]141笔者认为，李白之所以被打压，实因他卷入了一起与张垍关系极为密切的宫廷密事，张垍是唐玄宗的驸马，但张垍却以有妇之夫(尚宁亲公主)的身份，与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有着一段秘而不宣的交往，玉真公主又与李白熟识，此即是说，李白卷入了唐玄宗的家事。李白在长安的政治生活并不久，然而他卷入政治斗争并弄清真相的时间都至少半年多。笔者认为，李白在长安的政治斗争，至少经历了以下六个阶段。

(一)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是李白回忆翰林供奉期所作的诗歌，李白起初遭受到诋毁，在他眼中，馋毁他的权臣心胸狭隘，这种奸佞小人就如同苍蝇一样，肆意玷污白玉，此时期的李白对于馋毁归因只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境界不同，他认为高下已判，实难同调，内心已逐渐萌生退意，但是他对于翰林院的生活充满怀念，以诗寄集贤苑诸学士，实因很多知音好友了解他的为人。

(二)众女妒蛾眉，双花竞春芳

李白身遭谗毁，《惧谗》诗中便引用了先秦时候《左传·桓公六年》中的典故，“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5]“耦”通“偶”，即配偶之意，也就是说，李白遭谗毁，实与宫中的女人有关，李白被驸马张垍打压和谗毁之初，便是权贵张垍欲以宫中某位女性污李白名节。王安石曾评价过李白的诗歌，其语有云：“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见污下，十句九言妇人与酒耳。”王安石的评价，更多的是一种感觉，但其核心在于他抓住了李白诗歌中妇人与酒出现频次高的特点，然而李白却以清真、飘逸、豪放的诗风独步盛唐诗坛，这只能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并不是李白自身识见污下，而是他卷入了一件污下的宫廷秘事，且这件事与妇人及酒都脱不了干系，因此王安石才有了这种感受和看法。

(三)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

语出《相逢行》二首其一，这是关于李白出宫、李白“醉酒”经过的直接记录，也是李白在后来逐渐明白被打压原因后的直接回应。李白之所以离开翰林院，是因为有位女性在愁肠百结的时候来找他，李白在后来才明白这位女性实际上是因为驸马张垍而痛切悲伤，她主动邀约并带着李白到宫外喝酒消愁，在盘桓了很久之后，李白主动求欢，“醉酒误事”，二人虽然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但这使这位身份高贵的女性对李白也心生怨怼。李白在明白真相后，他追问这位女性，当初您来找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独守空闺、拥着华美的锦被久久难以入眠呢？言外之意是原来您是因为别人心情不好啊，而这个人便是排挤和打压李白的驸马张垍。张垍尚宁亲公主本是有家室之人，却因此而打压李白，其个中缘由则不言自明。李白清晰地回忆起了当时事情的经过，也就是说，李白根本没有喝醉酒。“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李白说愿像“三青鸟”一样，为她和她的情人传递爱的讯息，并以“私语”的形式劝诫她，要把握青春年华，及时行乐。

(四)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李白回忆起当年在长安的生活，离别长安的时候他不禁洒下滚滚热泪，但是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权贵的鄙夷与不屑，奸佞之人弄权，在他眼中就如同小儿科一样不足道，但是李白对唐玄宗统治下的腐败政治已经有了深刻地认知，尽管李白对长安生活充满留恋，但他不愿意同流合污。

(五)胡马顾朔雪，躞蹀长嘶鸣

《秦水别陇首》一诗，便是李白作于第二次离开长安的时候，李白在政敌的打压和迫害下宣告长安政治生活失败，李白受辱含冤离职翰林院。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大致判断，李白是在政治站队中被逼迫不得已离开长安的，“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胡马顾朔雪，躞蹀长嘶鸣”，李白在诗歌中无情地讥讽了统治者和生活污浊手段卑劣的权贵，从诗歌的内容和情绪上看，李白受到了极大的冤屈，感情凄楚，内心充满含冤受辱的苦痛，可以说，翰林供奉期间的李白，由于早先就与张垍相识，李白也曾是被张垍及其政治集团拉拢的对象，只是李白在后来却身遭冤陷，傲然抗争，由于政敌别有用心，李白在被拉拢与被排斥的矛盾中，逐渐被边缘化，对于张垍及其政治集团而言，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李白甚至被视为“胡族”，其实李白之心，皎如明月，只是内心的狂傲不屑为之而已。“感物动我心，缅然含归情”更以一种思归却又恋恋不舍的心境，向长安的生活告别。

(六)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

李白的《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一诗，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李白在政治生活中被迫政治站队后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即“还向陇山飞”。对于李白是哪里人，历来争议不休，有蜀中说、有安陆说、有山东说、有陇西说、有金陵说等等，但是，当他长安政治生活失败后，在离开金门即翰林院的时候，诗中明确表达便是归于陇山方向。他的诗作中透露出良玉被弃的落寞，所谓“赐金还山”，具指返还原籍归于陇山，泛指远离庙堂寄身江湖。诗人以鹦鹉自比，表述胸臆，鹦鹉本是陇鸟，当诗人“缅然含归情”的时候，会归往哪里呢？“还向陇山飞”。李白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对自己的身份认定是陇山方向的人，即今天水、平凉、固原一带人。

三、李白诗歌中的胡风及其归因

(一)李白诗歌中的胡人形象

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风俗民情，西域胡人和中原汉人的外貌，有着明显的差别，尤以眼睛为突出特征。李白对此也有过详细地观察，《幽州胡马客歌》中有“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猛虎行》中“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有“何意上东门，胡雏更长啸”，等等。胡马客、胡雏，都有着共同的特征：绿眼睛。李白对他们的观察如此细腻，描写如此详细，正是基于胡汉文化的不同，说李白是胡族，实难成立。

胡姬本指胡地的女子，有以卖酒为生的，也有侍酒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卖艺为生的，也有成为妓女的。胡地女子极具异域色彩，她们性格开朗大方、热情爽朗，服饰艳丽，芳香四溢，姿容绝美，顾盼生辉。大唐时期，胡地乐舞风行朝野，李白对此十分欣赏，例如他描述胡姬的美貌和擅乐，即有“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前有樽酒行二首》)“胡雏绿眼吹玉笛”(《猛虎行》)、“葡萄酒，金叵萝，胡姬十五细马驼。玳瑁宴上怀里醉，芙蓉帐内奈君何!”[2]1377(《对酒》)“双歌二胡姬，更奏清远朝”《醉后赠王历阳》等名句。《少年行二首》其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展现的是年轻时爽朗豪放、任情狂欢的李白形象；《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中“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2]944则体现出李白在胡风炽热的青绮门置酒送别好友归隐时的惜别留恋之情，在诗人心中，胡姬酒肆是一片自由之地，诗人的言语当中充满喜爱之情。

(二)李白诗歌中的胡人神仙与胡风乐舞

在唐代，统治者开放宏大的胸怀与兼收并蓄的策略，使中外文化交流非常繁荣，相比于前朝，夷夏之防的观念非常淡薄，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恢弘的气度，进一步促进了胡汉文化交融。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他们自由奔放、热情大胆、自由奇特的乐舞，不仅在长安深受欢迎，也对唐代的诗歌乐舞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李白喜好自由、生性浪漫，观胡舞胡乐表演也常诗兴大发，总能够通过浪漫大胆的想象将其体现在诗歌创作中。

李白《上云乐》中，便直接写到了相传西部太阳落山的地方，胡人神仙文康就出生在那里，他生自上古，长生不死，且能歌善舞。“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容仪，戍削风骨。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老胡感至德，东来进仙倡。五色师子，九苞凤凰。是老胡鸡犬，鸣舞飞帝乡。淋漓飒沓，进退成行。能胡歌，献汉酒。跪双膝，立两肘。散花指天举素手。拜龙颜，献圣寿。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万岁，长倾万岁杯。”[2]246李白汲取了神话传说中的养分，吸收《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八·上云乐》、南朝梁周舍《上云乐》等前人的创作，以胡人神仙文康善弄凤凰狮子而拟作的《上云乐》，大胆想象和描绘了西域胡人携狮献凤祝大唐天子秀的盛景和祝愿,并侧面反映出胡人的长生愿景及其宗教思想。

《于阗采花》便是李白关于胡风乐舞的典型创作，诗作由西域传来的胡戎舞曲《于阗佛曲》改创而成。于阗故址在今天的新疆和田一带，但在当时泛指塞外胡地，李白在诗中这首诗歌中多次提及“胡”“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姝，胡中无花可方比”“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明妃指代王昭君。李太白以诗言志，借用无盐女和王昭君的典故，阐发自己遭谗致毁的慨叹，抒发了诗人对人才埋没的强烈愤慨。此外，《东山吟》一诗中“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提到的青海波舞，《司马将军客歌》中“羌笛横吹阿亸回，向月楼中吹落梅”写到的羌笛……都是写胡地的乐舞。

(三)李白诗歌中的胡化器物

李白的《静夜思》一诗脍炙人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句中“床”的涵义，就有很多学者解释为胡床。在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的背景下，胡地的很多工具和器物逐渐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中原地区，有胡服、胡床、胡酒、胡食、胡器，胡乐、胡舞等。李白创作的“胡”意象，有很多内容是胡地乐器的描写，《九日登山》诗中有：“胡人叫玉笛，越女弹霜丝”；《清溪半夜闻笛》诗中有：“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夜别张五》诗中有：“横笛弄秋月，琵琶弹陌桑”等等。玉笛、羌笛、横笛、琵琶、都属于西域的乐器，后来逐渐到了中原地区，因独特的音质，深受中原汉人喜爱，这也让人不觉对丝绸之路上西域乐器的传播史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胡地空旷寂寥，作者联想到自身的遭遇和处境，借哀怨的笛声，往往容易引发人的感伤、悲愁或相思之情。因此，胡乐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乐曲声，其中也寄寓着诗人深厚的感情。

西域的美酒醇香浓郁，李白不仅在诗作中对酒大加赞赏，“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2]1238同时对酒器的描写也极具美感。《客中作》有诗句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便是写以玉碗盛兰陵美酒，酒的色泽鲜亮，盛在玉碗中看起来就像琥珀一样晶莹剔透，芳香扑鼻，让人垂涎，比喻形象贴切；《对酒》中亦有“蒲萄酒，金叵罗，胡姬十五细马驮”的诗句直写酒器，金叵罗即金制的、口大扁形的酒杯，李白性情豪迈，对酒器的描写也体现出他不拘小节的气度。西域丝绸之路的交流和繁荣，为中原地区和长安都城带来了胡地的优质葡萄、瓜果、美酒等，也使中原文人感受和体验到了胡地的大漠风光与自然风情，异质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动，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的创作。

(四)李白诗歌中的胡地边塞风情

盛唐时期的诗歌，边塞诗派是一个重要流派。由于边塞战争时发，边塞诗派笔下的作品，充满壮阔宏大的边疆风貌的描写，如大漠孤烟直、北风卷地白草折、去时雪满天山路等，李白也有很多描写边塞及战争的诗歌，其中大量的描写便于胡地风情密切相关。《塞下曲》六首有：“天兵下北荒，胡马欲南饮。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关山月》诗云：“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战城南》诗则有“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观胡人吹笛》写“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胡无人》诗中有“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胡马客歌》诗中“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等细致的观察和描写便是对当时历史的如实记录。在这些诗里，风、霜、雪、沙、尘、火，无不通过自然现象的描写流露出作者的思绪和情感。此外，《白纻辞三首》中写胡风，有“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古风五十九首·其六》中写胡天，有“金沙乱飞日，飞雪迷胡天”，《王昭君二首》中则写到了胡沙、胡地，“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流夜郎赠辛判官》一诗中有“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诗中亦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的诗中多次写到胡风、胡天、胡地、胡沙、胡马等等，这本身便是对丝绸之路的如实描写。李白作诗鞭挞过当时的征战多伐，胡马、胡地、胡天、胡沙等“胡”意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诗人对朝廷失望悲凉的心绪，流露出对士兵百姓的同情，诗人也饱含深情地歌咏了边塞的戍卒将士，叹惋了“王昭君”式公主的和亲牺牲精神。

四、李白诗歌创作与丝绸之路关系互鉴

唐代诗人一首首极富异域色彩的诗歌，如同镶嵌在丝绸之路上一颗颗耀眼的明珠，记录时代，反映生活，唐代统治者开明宽松的统治政策，使西域文化与汉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繁盛的长安便是文明荟萃之地，长安西市即是一道胡商集聚的异域风情线。葛景春先生在《李白及其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中谈论李白与西域文化的关系时指出：“李白的西域文化因子，并不完全表现在他的诗中，而是烙在他的灵魂上，溶化在他的血脉中……李白的西域文化因素，却体现在他的骨子里。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代表性人物。”[6]葛先生对丝路文化之于李白影响之至论，毋庸置疑。具体说来，李白在丝绸之路上的创作，有以下几点，给人启发：

(一)李白在西北丝绸之路上的行程，是随着先人历经过磨难的行程

正因为李白幼年及成长的经历，李白少有“夷夏之防”的观念，包括他在长安政治生活中“平交权贵”的思想，都反映出李白思想的超越性，在他的思想观念中，民族平等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是很明显的。而且这种思想，并没有因为别人的鄙夷而改变，相反，他热情的讴歌胡地、胡姬、胡酒，说明他深受丝路沿线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二)李白在长安政治生活失败后对自己的身份认定为陇山人，与史料中其先为陇西成纪人的记载相符合

“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此时的李白以“鹦鹉”自比，“陇鸟”归山便是写对故园的留恋之情。李白遭小人谗毁，所谓李白“胡人说”，笔者以为李白祖先确有胡人血统，但恢复汉姓后，李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胡人。唯一有可能的是，在李白遭受权贵排挤打压的时候，心胸逼仄权势熏天之流将其视为胡族，这实则是在政治斗争中排挤和打压李白的一种手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李白既与朝中权贵乍起冲突，又恃才傲物不能为朝中政治势力所容，唐玄宗偏听偏信宠臣巧佞之言，渐渐疏远了李白并将其“赐金还放”，即“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于是李白又恢复了布衣之身。从地理位置看，李白从都城长安被放还到了陇山，长安是路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陇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段，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陇山在“一带一路”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

(三)李白胡地边塞诗歌的创作，饱含对民族战争的批判之情，对和亲之事报有深切的同情

李白《古风》诗：“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2]136诗中的“胡兵”，便是写安史之乱中胡人将领的叛乱，诗人对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的现状此大加批判，正是对叛军将领的挞伐与不满。李白《战城南》诗：“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2]214反映出李白憎恨无休无止的战争、热爱边塞和平，诗歌主张不轻挑边衅和战争，立意高远，值得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时思考和借鉴。

五、李白诗歌中的胡化精神及人格境界

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在盛唐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下，诗人始终具有济世的伟大情怀，渴望建功立业。即使政治生活失败了，也怀抱“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希望。关于李白想要上阵杀敌建功立业的愿望，很多诗歌中都有所表露。如《送族弟爟从军安西》“君王按剑望边色，旄头已落胡天空”，《子夜吴歌·秋歌》“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诗中，有“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侠客行》中，亦有“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等等。安史之乱前后，李白对胡人将领安禄山及其军事集团予以高度关注，战争爆发后，他更渴望能为大唐驰骋疆场、上阵杀敌，希望“破犬戎、平胡虏、遏戎虏、鬘胡缨”，充分展现了诗人关切现实、果敢豪迈、一往无前的壮志情怀。胡人的性格坚毅豪爽，慷慨尚武，因此，胡人的精神气质，对李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影响很大，诗人渴求效力疆场、建功立业的追求与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皆可见于诗人笔端，这也成为诗人“欲济苍生，以安黎元”伟大人格境界的生动写照。

结 语

无论是李白的家庭、经历还是诗歌创作，有不少地方沾染和表现出胡风，他的很多诗歌更是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与融合背景下“胡化”的真实写照。李唐王朝的开明统治和宽松政策，让“胡曲”“胡乐”广为流传，“胡舞”“胡姬”盛行朝野，“胡服”“胡风”蔚然成风，“胡妆”“胡食”深受喜爱，胡家酒肆作为娱乐消遣的地方，漂亮的胡姬、精彩的胡舞、精美的胡器、醉人的胡酒，无不让人心驰神往，加之广袤的胡地风光、丰富多彩的胡地文化，都为李白的诗歌描写和创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李白的诗歌是多民族文化尤其是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这也是其诗歌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