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曹林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语言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 571158)

站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问世90周年的历史关口，回望中国现代修辞学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重读这一成就非凡、影响深远的奠基“发凡”之作，对照现状，查找不足，我们做了关于学科研究的诸多反省和思考。本文主要就修辞内容研究和修辞能力发展研究这两个彼此关联、并且关乎修辞学当下和未来的现实问题，基于其研究现状和改进，运用陈望道先生倡导的“古今中外法”及《修辞学发凡》的相关论述加以观照省察，表达对中国修辞学继往开来的关切之心和一孔之见。

一、修辞内容研究的缺失与突破

修辞现象或修辞文本可以区分为内容和形式两部分，中国现代修辞学在以往研究中更多地偏重于修辞形式，以及联系、结合修辞内容的研究，而对于修辞内容的独立研究以及从内容出发的形式研究则重视不够，建树不多。要改进这一偏颇或不均衡的状况，加强对修辞内容的重视和研究，重温陈望道及后继者的相关论述，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陈望道在修辞内容及其与修辞形式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上的论述具有开创性和指导性，曹德和为代表的后继者丰富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为我们认识修辞内容研究的重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具体研究路向的启示。

何谓“修辞内容”？这个问题其实很不简单。陈望道在《发凡》中曾做过这样的大致区分：“修辞上所说的内容，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内容。修辞上所说的形式，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形式。”[1]39结合该著关于语言的内容和形式的区分，[1]39修辞和语言(声音语、文字语、“态势语”)关系的论述，[1]20-35可以看出其中已经蕴含了关于内容和形式结合关系的相对性、层次性、动态性等观点。

曹德和在其专著《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中，进一步充实、论证、发展了这些观点。首先，修辞内容和修辞形式是相互依存、彼此对待的关系：“在修辞研究中，内容和形式这对概念总是被用来表示修辞聚合轴上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当发觉聚合轴上甲方与乙方之间有着直接联系，甲方以能指身份在发挥作用，乙方以所指身份发挥作用，人们称前者为形式，后者为内容。”[2]67进而，修辞内容实际对应的是三个不同层面的意义：语言意义、辞里意义、题旨意义，分别与语音、辞面、话语这三种修辞形式结合，构成辞面、话语、语篇这三级修辞单位。此外，“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修辞内容由‘知’‘情‘意’共同构成”，可以离析为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情绪和情感、意向和意志等四种基本单位。新的界定和区分，不仅凸显了修辞内容和修辞形式关系的相对性，各自的结合在分布上的层次性，而且反映了修辞单位及其组成部分修辞内容、修辞形式的动态性。

对于修辞内容和修辞形式关系的认识，陈望道特别强调了二者的不可分割性：“内容和形式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修辞不能离开内容来讲形式，也不能离开形式来讲内容。离开了内容片面地讲如何运用语言文字，那是形式主义；忽视了形式片面地讲文章和说话的内容，那也是不恰当的。”[1]39后来，他又指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怎样？过去的修辞学对这些条项的具体情况和相互关系一直说不大清楚，如果自己不搞清楚，就很可能造成片面性，不能全面地科学地对待。”[3]294也许，正源于这种“一直说不大清楚”，才导致了汉语修辞学对于修辞内容和修辞形式在认知、研究中的偏差与缺失。

对于修辞内容及其研究，陈望道一向都非常重视，这从他在《发凡》中关于“题旨”的相关论述中不难看出。在他看来，“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1]3“语辞形成的三阶段”“始终离不开一定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即“一篇文章或一场说话的主意或本旨”；[1]6“语辞使用的三境界”出自不同的目的：“记述事物的条理”“表现生活的体验”、前二者的并存[1]3为此，他还将“题旨和情境”评判修辞成败得失的标准、依据，[1]8把“适应题旨情境”上升到修辞的最高原则，[1]11后来，他还明确主张“修辞研究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3]305郑远汉也从意义研究的角度较早时期即对此做出了积极响应：“修辞学不能象语言学或语义学，只研究或侧重于研究语言的形式或语言的意义，而是既要研究形式，又要研究意义之间的种种联系和复杂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进而说明如何适应表达或修辞的实际需要。”[4]2

曹德和(2001)关于修辞内容与修辞形式结合的主从性、互动性、离合性的系统论述，为两位学者的深刻见解提供了详细的注脚和阐发，并为如何深化修辞内容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所谓“主从性”，即内容决定(或主导)形式，具体而言涵盖三层含义或理由：“内容先于形式”“内容控导形式”“内容是形式发展的重要动因”。所谓“互动性”，是指内容主导形式，形式也作用或影响于内容，修辞角度主要涉及：词语锤炼、句式选择、篇章组织、辞格运用等对表情达意的作用或影响。所谓“离合性”，是说内容和形式之间类似于语法上所谓的离合词，既有密合的一面，也有疏离的一面。离合性具体表现在：不同所指内容与形式结合的离合性，不同复合单位层次、不同编码阶段、不同表达(成功与否)、不同接受中内容形式结合的离合性。基于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这些属性，曹德和先生提出了加强修辞研究的四个相结合：选择研究与组合研究相结合、编码研究和解码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

基于陈望道和郑远汉、曹德和等后继者的论述，我们有以下两点思考。

其一，对于修辞内容本身及其功能的研究，对于修辞内容与修辞形式的对应关系(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研究，有待重视和加强。

题旨情境与修辞的关系，应区分来看，题旨才是修辞内容，与修辞形式是直接结合的关系。以往学界更多地集中于对修辞与情境关系，尤其是如何适应情境(语境)的研究，对于题旨与修辞的关系一般只是强调其控导作用，而对其作用得以实现的具体方法和规律很少涉及，对于题旨作为修辞内容的性质、特点、分类、构成和作用，以及不同修辞内容与不同修辞形式之间存在怎样的离合或选择规律，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

以当代修辞研究的某些新课题为例。对典礼演讲、致辞演讲、主旨演讲等做修辞分析，着眼点通常要放在探寻、评判演讲者对关键词语、主旨语句、篇章指示语、重点修辞手法等修辞形式的选择和安排上，而其前提和依据则不能不是对该演讲题旨意义的提取，所做判断、评价也都不能脱离体现题旨意义的主题、内容孤立进行。只有充分定位演讲修辞内容的驱动、决定作用，以题旨情境为标准和依据，才能准确地评判具体修辞形式的选用是否恰当，以及修辞实体单位的优劣成败。同样，关于网络修辞、流行语修辞现象以及诸如“脱口秀”“奇葩说”之类的新兴修辞现象，如果脱离了场景、媒介和修辞内容，单纯去看修辞手法似乎并无多少新花样，因为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修辞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内容、形式结合关系上的不同，其中内容革新是二者结合关系变化的核心和主导因素。

其二，应及时引进、合理利用西方修辞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等现代学科的研究资源，将其与中国修辞学的相关研究融汇贯通，寻求修辞内容及相关研究在视野、思路、方法、理论等方面新的拓展或突破。

西方修辞学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从来就没有刻意地排斥过修辞内容，汉语修辞学界则通常不把作为表达一部分的思想感情，看做是修辞。如曾经在学界产生过争议的文风、主题思想的提炼、题材的选择是否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否修辞学研究对象的问题，现在早已被看做只是因为受左的思想影响而引起的不必要的争论。由此也可看出汉语修辞学心目中的修辞，内容并没有被赋予其实际应有的位置。

修辞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语言运用中形式、内容实现有机统一的途径和规律，我们认为，修辞内容的研究首要的问题是发掘出对其意义或功能的可能的概括和分类，再以此为基础，揭示作为类别的修辞内容与修辞形式之间的离合关系和组配规律。以往我们曾注意到语法学中的一种句子分类，即从表达功能角度主要依据谓语主要成分所属词类区分的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等，为句式选择的修辞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抓手。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又提供了一种主要依据施为动词为形式标识的句子功能分类。这一分类也被进一步扩展到对篇章单位功能类型的分析中，即将篇章看做有命题内容和行为意图两部分组成的意义结构，前者称为宏观结构，后者称为超结构。篇章因此也可区分表达、联络、传信(传递信息)、驱动这四种基本交际功能，以及更多的下位功能和复合功能。此外，从信息角度对话语成分的功能解析和分类，如新信息旧信息、焦点信息背景信息、显性信息隐性信息、灰色信息白色信息、各类指示信息，从命题关系角度对预设、蕴涵等意义关系的揭示，从语用原则角度对会话含义的解释，作为他山之石，都可以也应该为我所用、所鉴，作为修辞对承担基本功能和特殊功能的词语、句式、篇章单位的选择安排进行分析的修辞内容依据和参照。

二、修辞能力发展研究的现状与任务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年度课题指南》列入了本年度唯一一个包含“修辞”的方向性课题“修辞能力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给人的印象可以说既陌生又新鲜，既古老又颇具时代气息。“修辞能力”是鲜有人提及的概念，但作为个人、社会、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客观需要，又是众所公认的。从现有近似概念看，它既包括以正确使用语言为标的的“语言能力”，也包括以恰当使用语言为标的的“交际能力”，但又是二者相加不能完全涵盖的。“发展研究”实际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理论和应用的众多问题，涉及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需要从不同视角切入，其核心则是修辞教育问题。

我国修辞教育的现状，无论是对汉语学习者还是外语学习者来说，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遭遇了难题和困境：修辞能力培养的研究和实践，无法真正适应各类人力资源供给和对内、对外交流尤其是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求。对于修辞和修辞能力在认识上长期以来的局限和狭隘，修辞教育传统的断裂，则是导致这一窘况的突出根源。相比之下，西方的修辞教育传承久远，为人类贡献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值得借鉴的实践模式。

从孔子将“言语”科与德行、政事、文学同设为四个教学门类，古希腊哲辩师将修辞和文法、辩证法并列为“三艺”，可以见出中西方传统上都曾经赋予了修辞能力培养以足够重要的地位。不过，由于中西修辞传统以及文化差异等原因，二者对修辞概念的认识既有相通性又具有显著差异，延及今日，中文的修辞和英语的“rhetorics”之间依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由此，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各自对修辞能力及其发展(修辞教育)的定位、研究和实践。

修辞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运用活动，而是人类借助符号认识和改造世界、形成共识、影响人类情感和行为的一种基本能力和重要手段。表面看，中西方的修辞观比较接近。实际上，由于对修辞活动类型、修辞构成、修辞策略、修辞方式等在取向和取舍上的不同，中西修辞概念实际反映的内涵和外延迥然有别。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修辞，主要指演说者或写作者为了解决社会事务，运用发明、谋篇、文采、记忆与发表等“五艺”和情感、人格与理性等修辞策略对受众的“劝说”。进入现代修辞学阶段，西方以新修辞学为代表，将修辞扩展到几乎所有的象征活动，修辞主体多元化，修辞策略和手段多样化，修辞目标则是与受众达成“同一”。诸如修辞发明、人格建构、劝说、象征、同一等关键词的提出、阐发和沿革，造就了中西基于修辞在观念、态度、行为方面的系列差异，也在修辞教育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

李秀香的博士论文《西方修辞教育传统及其对我国英语专业教育的启示》基于许多学者的研究共识，基于其本人对西方两千多年来各主要历史阶段修辞教育理论建树和实践特征的分析总结，认为修辞教育在西方被视为人文教育的核心与公民道德教育的关键。“修辞与教育，自古典时期开始就处于一种同兴衰同发展的共生关系中。一方面，就教育而言，不论是何种教育都旨在借助语言等象征手段改变学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最终达到维持社会存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个人发展等目的，因此教育本身就是典型的修辞行为，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参与者对修辞的理解与运用。另一方面，无论作为一门实践、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修辞都唯有通过教育才能生存发展，因此教育一向是修辞实践与研究的核心关注。”[5]21

西方修辞教育具有传承性，除了在现代主义思潮阶段备受压制之外，历经制度化、黄金期、繁荣期、复兴期等不同阶段，一直处于普及和发展中。以佚名作者的《古罗马修辞手册》和西塞罗的《论修辞发明》为代表的古典修辞手册，为西方修辞传统的延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观念与理论基础，手册包含的各种修辞原则、策略与技巧至今仍是西方修辞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教学形式方面，高度系统化的修辞基本练习和具有高度思辨性的演讲练习至少在文艺复兴时期结束之前一直都是西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公认为培养演说家、政治家、作家、律师的主要途径，其价值在当代教育改革研究与实践中正重新得到强调。[5]187-188

遗憾的是，孔子等先哲的独到智慧和开创性贡献则没能在我国形成类似于西方的较为连续稳定的修辞教育传统。偏重书面语修辞，诗文取士的选拔制度，“文无定法”“诗无达诂”“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等观念的流行和深入人心，也许是造成古代修辞教育实际不受重视的部分原因。随着西方现代学科分类和教育体系的引入，修辞学课程也得以进入学校，一度在中国高校占据了一席之地，可惜受学科细分以及教育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好景不长。放眼今天的大学课堂，真正开设修辞学课程的已经屈指可数，甚至现代汉语等相关课程所包含的修辞知识也一再被压缩。基础教育过去较多偏重于语法教学，修辞教学则由于仅将有限的修辞格作为具体目标列入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对修辞实际内涵和外延的把握，影响了修辞教育应有价值的兑现。

以各级各类学校作为主阵地的修辞教育和教学的缩水，也导致了当下修辞意识、修辞能力的严重缺失。进入网络时代，修辞效应也被增强和放大。堂堂大省长居然会在面向各界人士的大会讲话中把所主政省的简称念错，着实让人惊诧；大学名校的标志性人物接连在修辞表现上“爆雷”：博导兼教授的微博、院长的网文、校长的致辞、校级领导对话师生只能念新闻通稿……更是令人质疑。这些为公众所熟知的“没文化”现象的频出，反映的不仅是修辞能力的欠缺，更是修辞意识的不足，那一个个瞬间轰然崩塌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公众形象或“人设”，某种程度上更是对于母语修辞教育、语文教育的信心。当然，也有高校教师、院长的演讲、授课被竞相转发、纷纷点赞，也有国家领导人的致辞、报告被当作修辞范例赏鉴、研究的，甚至佚名、无名作者的网络创作成为网红作品广为传播、洛阳纸贵的。但总体而言，网络表达中，形式不规范、内容不健康、格调不文雅、方式不文明等背离修辞目标和规范的景象还是异常突出的。这当然跟网络虚拟性的语境和网民宣泄、放松、张扬等特殊心态有关，但更是对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真实修辞意识、修辞素养的不留情面的检阅和曝光。

“修辞意识的不足……广泛体现于几乎所有对外、对内交流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5]153修辞意识是修辞能力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修辞意识”主要是指与西方修辞相比，中国修辞历来强调“自我表达”，重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而对于西方修辞所强调的“受众”“人格构筑”“论辩”等的影响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意识：由于“受众不合作”“受众相对于修辞者处于优势地位”“论辩造就事实”，言说者必须花不小的精力、动用各种话语资源才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言说者必须投射出一个可信形象才有望赢得受众的善意；言说者必须时刻注意受众的反应、适时调整自己的话语策略才能使自己的说辞得到有利解读。[5]158

我们在《发凡》中找不到“修辞能力”这一概念，但是不难获取到它关于修辞能力提升的基础、途径等的精到论述，可以作为开启修辞能力发展研究的指南。

(一)修辞能力源于修辞知识

首先，要了解修辞过程所须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藉；题旨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1]8大致说来，这里的“题旨”是指说写的主旨和内容，“情境”是指与说写相关的其他主客观因素。

其次，还要知道怎样才算是“成功的修辞”：“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写说是一种交织着复杂关系的社会现象，衡量修辞的成功与否就是看它对于各种相关具体事项是否协调和适应。需要准确把握修辞的首要原则：“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因此，为了达到修辞成功的目标，必须具备两类修辞知识：“第一是题旨和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第二是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这要靠平时对于现下已有的修辞方式有充分的了解。”[1]11

(二)修辞能力的提升要双管齐下

为了增强修辞能力，成功地开展修辞活动，还应处理好两对矛盾，一是修辞和语言的关系，一是修辞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从前者而言，修辞上最要注意的是声音语，其次是文字语，但也要和态势语相应和。“语言文字的声音、形体、意义，都有固有和临时的两种因素”，[1]33无论是固有因素或临时因素，都是修辞可以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修辞的过程就是把抽象的语言文字转化为对于思想感情的具体表达的努力。

而从后者来说，则“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求形式适应内容”[1]40首先要做好内容上的准备，包括平日在经验、学问、见解和趣味等方面的磨练，以及临时通过观察、检阅等的获取；其次则要用记述的或表现的不同法式来表达内容，充分了解消极修辞手法和积极修辞手法，并将之用于适宜的语辞境界。

陈光磊先生也从对外汉语修辞教学角度提出，修辞教学要阐明和实践语言使用的文化规约以及追求交际效果的修辞方法，使学习者具有得体地、适切地理解和使用汉语的修辞能力。[6]

随着相邻学科间的不断交叉融合和新文科的倡导，修辞能力与交际能力、语用能力、论辩能力以及思辨能力等的研究成果越来越趋于交融，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中西方修辞研究也亟待互通互鉴。

我们主张，修辞能力发展及相关的各种研究，面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面向不同人群、不同语种、不同层级的研究，要兼顾，要打通，同时又要有所侧重。当前则应优先从应用角度发力，在汉语修辞教育(包括对外汉语修辞教育)、英语修辞教育领域寻求突破，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其一，继往开来，合力探索构建科学而实用的修辞教学体系，为教材编写、教学开展提供相对明确、统一的教学内容上的参照和规范；其二，构建顺应初、中、高不同阶段，不同语种、不同类别学习者的修辞能力标准，配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评测内容、方式等；其三，设计、开发、推广面向不同修学对象的修辞能力训练体系。

在修辞教学体系、修辞内容和形式、修辞能力标准的建设、完善过程中，务必要体现针对性、应用性和科学性。善于总结吸取过往的经验和教训，主动借鉴西方修辞学关于修辞发明、修辞内容、受众、人格构筑、同一等观念和成果，大胆寻求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如打破辞格或修辞手法中心的修辞观、工具论的修辞价值观、语言表达视野的修辞研究观。

前文主要着眼于重视和加强修辞内容和修辞能力发展两个相关课题的研究，探讨中国现代修辞学继往开来的发展路向问题。陈望道先生曾提出“古今中外法”，也曾提出“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1]283的著名论断，对照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的相关论述，我们探讨反思了前述两个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重视不够、失于狭隘等问题，认为问题的主要根源出在对修辞及其结构和功能的认知局限和偏差。基于相关研究的学术回顾和中西对照，我们主张高扬“古今中外法”的大旗，立足当下和本土，注重发掘汉语修辞学既往的独创性、建设性成果和独特智慧，同时放眼看世界，广开门径和思路，积极引进西方修辞学及邻近学科的学术资源和成功经验，切实加强多渠道汇融和多学科交流，在此基础上不断激浊扬清，推陈出新，确保包括修辞内容和修辞能力发展在内的中国修辞学研究风雨无阻，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