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馨雨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00）

赛博朋克（Cyberpunk）是一个合成词，原词由cybnetics（控制论）和punk（朋克）组合构成，它诞生于20 世纪80 年代。1983 年，科幻作家布鲁斯·贝思克创造了这个合成词，用于为自己的短篇小说命名。后在新浪潮科幻运动的推动下，1980 年代的科幻小说视角不再将科学乐观主义精神与科学崇拜的宏大主题作为重点，而是转向对科技恶托邦的隐忧，将目光投向了因科技与工业发展而产生改变的人类社会形态以及人类内心。尤其是伴随《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神经漫游者》《银翼杀手2049》《阿基拉》《攻壳机动队》《黑客帝国》等众多优秀文艺作品的出现，赛博朋克逐渐扩大发展为一种科幻作品的风格分类，从小说向电影、游戏、绘画、装置艺术等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延伸。但就其背景而言，大部分的赛博朋克作品都发生在一种“高科技，低生活”的社会背景下，人类阶层两极分化。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城市并未因科技的极度发展而建成地上天国，城市贫民因高度机械化生产而失去劳动力身份成为游荡的拾荒者，社会的多余人。

21 世纪，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赛博文化正逐渐从亚文化向主流文化上升，人们对赛博朋克作品不断提升的关注度，似乎预示着赛博时代离现在并不遥远。尤其在作为未来实验室的科幻作品中，赛博朋克对人类的命运又作何预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过后高科技城市中的拾荒者将是未来的模样吗？从赛博机制的形成到其对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下文将着重讨论在技术井喷的世界中人类主体所面对的境遇和危机。

一、数字信息论：控制社会的筛选机制

1948 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的信息论专著《控制论》出版，控制论正式得以诞生。控制论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舵手”一词。在维纳的构建中控制论乃是“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维纳的控制论将社会、人类、其他生物体甚至机械体都纳入信息循环反馈的运作系统中来，并称为“信息反馈控制”[1]114。信息输入—反馈—信息输出—矫正—信息输入，这一信息运作模式，为人工智能的工程学习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而德勒兹在《关于控制的社会》一文中，在控制论的基础上提出“调配”的概念。调配即调动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使其合理，而数字信息在调配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德勒兹注意到伴随技术发展和网络完善成长起来的信息论在为调配提供达到最优解的途径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一个筛选机制。首先，机器概念不仅指代机械工具还包括了改造这个世界的信息处理系统。其次，如福柯在讨论惩戒社会时将工厂、医院、监狱等视为具有内部运行规则的封闭场所，机器的内部具有一套独立又可相互链接的运行机制。故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中将“机器”定义为“一个可中断的系统……它们按照我们所设想的各种线路运行……每一台机器的功能相对于它所连接的机器来说，都是一个中断点，但同时也是一个中断点本身或一个流程的产生”[2]36。

在德勒兹的定义中，机器的概念更倾向于一个自动化的处理过程，机器内部运行着一套生产模式，原材料输入—加工—成品输出，同时这台机器的成品可以成为下一台机器运作的原材料再次被加工，如同人的消化系统，在此意义上人的身体也是机器。机器间的交互和人与世界的交流有一个等同的运作逻辑，就是维纳的控制论。纳维的控制论理论真正与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是从梅西会议对其运用领域扩建开始的。1946 年开始举行的梅西会议召集众多杰出的数学家、工程师、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将控制论系统从通信工程向人文领域和生物学等领域延伸，一套关于“反馈、控制和信息”的话语诞生了。那么自然地，德勒兹在阐释“由机器控制的社会”这一观点的时候，将主要视角放在了社交、政治等抽象社会信息处理系统上，如学校是教育机器，法律系统是法条机器。依靠这些在信息处理系统中被预先设置好的运行规则和人类自身的信息输入，机器能够利用程序来解读、阐述和分类社会中的人。这是控制社会运作的核心，也是人在控制社会存在的基本。

控制社会与在其之前诞生的惩戒社会在运行中有着巨大差异。在福柯的惩戒社会论中，面对全景式环形监狱，人被赋予了自律的责任，即“自愿的服从”。暴力机关只会在规则被违反的时候介入并实行惩戒，人需要在控制自己和被惩戒中作出选择。而进入德勒兹的信息流世界后，个人不再是需要被规训的独立个体或是群体中的成员，而是被划分为信息分割出来的一个“节点”。作为系统的信息源，人能确定人自身存在于系统中的唯一方法便是与系统进行互动，因此，人在系统中存在的形式乃是各种信息流的集合。这使得个人的存在于系统中的状态必须是档案化的、数据化的。电影《黑客帝国》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数据世界的形态。在《黑客帝国》中尼奥所看到的表现世界乃是数据世界的模拟，当他吃掉预言家的饼干取得更高的权限后，才发现矩阵世界中的构成乃是一串串不停流动的代码。如果对应的代码消失，那么人就会从矩阵中被驱逐。不同的是，矩阵世界是由数据构成的“拟象”世界，在矩阵中死亡的人在现实中仍保有肉身，但只能成为一具尸体。这是一个隐喻，即在控制社会中失去了自身信息的人将被社会所驱逐，失去信息流的人如同没有灵魂的肉身，会成为赛博世界中没有身份码的隐形人，世界失去了他的信息，也会失去他的一切身份。

显然，当机器收集到这些信息流后就会在内部自动将人阐释和分类，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判断。分类即意味着筛选，优等生与劣等生、公民与罪犯、人与仿生人，人的行动在环境中造成的区别与差异都会成为被机器采集的信息并反馈到系统中被筛选和加工。而助其壮大的养料就是来自不同人的相似性数据集合。于是，个人通向未来的途径将由信息系统所掌握。要注意的是，从惩戒社会到控制社会，人被限制的部分将是数据而非空间，人的行动并非自我调节，而是人在机器下的自动被调节。且这一非自觉的转变将通过人机互动的反馈自动完成。

王洪喆在论文《诺伯特·维纳、控制论与信息传播的人文精神》中指出这种反馈对控制机器运行的重要作用，“在维纳的反馈模型中，个体通过与外界的交互来适应环境，这种反馈机制描绘了一种不断调适与学习中的自我”[3]47。对于维纳来说，控制论系统指的是那些以反馈为支持，依靠反馈回环去阐释信息并且依靠时间将异常消除的系统，反馈是这其中重要的词，它保持了预定模式的运行，而该模式与实际运动之间的差异则通过反馈来调节。外部信息则作为这个零件的新输入，使其受到调节，从而使其运动趋向于预定模式。故反馈的最终目的是机器的自我调试完成，使机器的运作模式无限趋于稳定，而在那之前机器将一直处于变动中。于是德勒兹指出控制社会的流动性特点，“禁锢是模子，是清晰的模塑品，而控制是一种调制，像一种连续的、每时变化的、自动变形的造型，或像一种每个网孔点都在变化的网筛”[4]204。这意味着机器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即规则自动地根据个人行为，或是通过对以往数据的分析而改变，人无需约束自己，因为人所能做出的选择在提出之前就被系统所控制，正是系统基于个人的数据将决定人在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相比于惩戒社会，控制社会不再需要惩戒。信息系统将掌握人与外界交互的所有途径。人无时无刻不在规训之中，使得人不再有机会去越轨犯错。《黑客帝国》中尼奥和工程师的会面恰恰证实了这一点。尼奥与锡安的反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矩阵的运算中，即便是人类自认为在做着反叛系统的事，却恰是一步步走在系统所预定的自我进化的道路上。

由上可知，调制的目的是缩小变量趋于稳定，因此控制社会的走向必然进入相对封闭的内循环。尤其在晚期资本主义控制论下的赛博朋克世界，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争夺必然导致逆全球化的倾向，最终成为割据一方的寡头财阀。同时，消费主义和地方主义将被推到前台，在赛博朋克作品《赛博朋克2077》和《银翼杀手2049》的世界观中，两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城市描绘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居所，虽然城市的内部在不停地变动着，但城市的边界始终是清晰的，城市与郊区是被割裂的独立个体。但要明确的是，信息科技革命必然是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革命，机器内的一切系统都会被卷入其中。在赛博世界中，虽然世界信息将在互联网中成为不断流动的数据而整体的人口流动却趋于停滞的状态。这营造出赛博朋克城市的又一个特征，即城市之间虽然有高速公路和轨道相连，但城市的聚落效应会让底层群聚在城市中。实现大卫·哈维提出的城市空间理论中描述的富人郊区化变动，将城市最繁华的市中心与最贫穷的底层汇聚在一起。纵观整个赛博朋克世界，信息系统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功用论的目的，而人类所面对的最基本境遇就是人从生命个体异化为控制系统中的数据流。个体的将成为“系统”网络的零件时刻面对调制，将具备自动化的功能。

二、非劳动力人群：商品拜物教控制下的赤裸生命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得出一个关于控制社会的判断，即机器调配机制在完成对人类自动化筛选的过程中，实际也加速了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的局面。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一个基于大数据和预测模型而出现的后工业社会，他将其定义为“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5]21。赛博朋克的世界组织模式本质上就是对一个成熟的后工业社会的设想。这在赛博朋克的世界中表现为两种特征。

一种是无国界的精英阶层将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变量是信息和知识，无国界的科技精英阶层将联合成为控制绝大多数资源的利益集团。以身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的科学家、工程师和行政人员作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围绕尖端知识进行组织，以制度化社会控制来引导创新和变革。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管理应用科学也将随之而起。在贝尔的设想中，以加工和服务为主导的服务业将取代工业成为第一产业，同时民族国家将被世界市场的扩张所取代，世界市场既是无国界精英孕生的土壤也是其建立。在赛博朋克世界中，刘慈欣《赡养人类》中描述的“终产者”形象不一定以个人的形象出现，而是以高度浓缩的精英集团的形式诞生。所有技术与制度变革也在其内部完成，底层则因成为被统治者所蓄养的存在而失去其话语权。

所以后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特征就是工人阶级的消除，尤其是制造业出现“去工人化”状态。由上可知，后工业社会的竞争乃是以技术为筹码的知识竞争赛，社会财富的增加依赖于“信息经济”的调制运行。这意味土地、劳动力以及原材料的重要性将远低于作为规则的控制论知识。伴随控制论技术的发展，以上因素将更快地被发现其替代品。尤其对于劳动力而言，大规模熟练工人生产的劳动力将被灵活的自动化生产系统所取代，而这些生产系统将对市场条件和偏好的详细反馈同步，进一步淘汰底层工人进入管理层的能力而将其淘汰，故需要消耗大量教育资源才能培养出的智力技能成为劳动力的关键属性。不具备这种抽象技能的人类将被时代淘汰，而底层工人在筛选机制的调配作用下将不具有成为劳动力的可能。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劳动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人在大地上拥有一种诗意,即生产性质的身份”[6]42，当人在社会中的劳动属性被剥夺后，必然走向毁灭。《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被辐射污染无法劳动的“特障人”就直观地表现了这一现实。“特障人”被描绘为相貌丑陋、心智低幼不被允许移民火星的废人，书中的伊西多尔就是典型的被遗弃的底层形象。“特障人”伊西多尔面对生命所表现出共情特征证明他事实上的确具有人的属性，但他也被位于统治阶级的火星移民者所抛弃。伊西多尔不被允许移民火星，意味他不被人的社会所承认，但他作为人的属性不可否认。作为被排斥在人权之外的人，伊西多尔展现的正是阿甘本笔下赤裸生命的样态，赤裸生命即不是社会生命，也不是自然生命，它代表一种被抛弃、任人摆布的生命样态。当底层大众的“生产者”身份被剥夺的时候，其价值和能力将被降到最低，从而成为赛博时代的赤裸生命，整个组织模式将走向混乱和倒退。人类面对的第二重境遇就是被统治者排除在外的底层在失去劳动身份的同时也失去人权，被迫成为赤裸生命。

猝然被剥夺劳动力身份的底层将成为系统中打击负熵的存在。那么如何安抚无处可去的底层大众将成为统治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赛博朋克给出的回答是消费主义和与之捆绑的大众文化。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现代社会中来自消费对人的驯化作用，“（消费）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7]63。在控制社会中，消费主义给予人仍然拥有自由意志的假象，但实际是商品拜物教以商品的方式重新将人纳入配制系统中。失去生产身份的人，其劳动将毫无价值，于是能被用于交换的物品只有人自身。赛博朋克的世界观中描写的机械器官、人体实验、器官买卖等将人自身工具化、商品化的行为就是对这一异化的直观描写。在《神经漫游者》中，女杀手莫莉可以为了挣更多的钱，将自己的身体在夜晚与意识脱离，成为提供特殊服务的工具。《银翼杀手2049》中的孤儿院，沉默无言的孱弱儿童们就是底层人类面对其自身异化的象征。尤其当身体也称为可以被出卖的商品时，如同《阿基拉》中描绘的人体实验。身体的概念由整体趋向机械式的零散组合，肉体与机械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构成的质料不同。

《神经漫游者》中莫莉对肉体和精神的分裂认识不仅是在技术上走向后人类，在观念上也走向福柯之后的后人类主义。她的分裂意味装配的概念被接受控制论的人们所认可。尤其与《弗兰肯斯坦》不同，怪物由弗兰肯斯坦拼凑而来的躯体不能为他带来理性，雪莉将怪物纳入“非人”的范畴。可见赛博世界对赛博格化的追求，一方面是商品拜物教催动下的新型消费主义潮流，另一方面也体现主体如何走向后人类问题的思考。

三、赛博格：没有目的的人

赛博格（cyborg）一词由cybnetics（控制论）和orgnism（有机体）组合构成，最早出现在曼弗雷德·柯林斯和内森·克兰发表的《赛博与空间》，而“赛博格”受人文科学的关注是由于唐娜·哈拉维在1984 年发表的《赛博格的宣言：20 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而兴起的。哈拉维将赛博格定义为“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8]314。赛博朋克作品中那些以机械代替肉体组织，甚至取消肉体存在的义体①人的诞生，正是对赛博格的应用和实现。

赛博格的概念首先符合技术层面的后人类主义，其发展主要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在大数据和预测模型的兴起中出现，这一层面与超人类主义更为接近。而与超人类主义不同的是，技术层面的后人类主义是其表象，最终探讨的依然是人文主义。且区别于文艺复兴之后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人文主义，后人类主义讨论的是当主体的形态和认知模式都出现改变时人类将何去何从。哈拉维将其视为新的主体论可能，认为赛博格作为后性别世界中的生物，“恰恰就出现在人类和动物被逾越的边界上”[8]320，乃是一个模糊了人与动物、人与机械以及男女性别、身份的边界，它将一切部件组合成一个新的整体。赛博格具有鲜明的现场特点，它开放的态度令一切都取决于当下的发生。在此意义上，哈拉维认为的“赛博格没有起源”，可追溯到福柯人类考古学对“人是一个近期的构思”这一判断。尤其在神圣性被消弭后，十八世纪以来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立足点的人文主义受到极大挑战。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出的“块茎”概念又打破了本质主义对“一”的追求，历史本源的幻象被驱散后，德勒兹寻找到的现在乃是一个断裂的平面。“无器官的身体”概念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身体不再是单一的肉体聚合，而是一个与内部进行信息交换的平台。人对世界的感知都是用于与内部交互的信息，那么是肉体的神经末梢和机械的传感器在信息面前只是两种编码方式而已。《神经漫游者》的主角凯斯为自己打造的就是这样一副无器官的身体，凯斯认为自己只需要与赛博网络空间相连接的大脑与神经系统就能完成他所需要的行动，肉体反而是自己沉重的负担，作为一个黑客他需要的一切信息都来自赛博空间，肉体不再是使内部精神被动接受刺激而运转的驱动力，由神经接驳器连接的赛博网络空间成为新的“身体”。如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变身为甲虫的形态，在德勒兹那里人与动物差异的本源是强度的不同配制，而格里高尔这一形态的变化正是强度溢出的表现，强度溢出了人的配置界限使格里高尔跨越人类肉体的限度成为甲虫。同样的，开放的强度使斯凯完成了向赛博格的变形。

德勒兹指出强度是无器官的身体的内容，但并没有说明强度如何在身体内增加流动的问题。斯蒂格勒从技术的角度，认为强度在身体中以技术的形式向上攀升。人类与动物不同，并不是因为人有一种特殊的本质或神圣的天赋，但仅仅因为人类学会了将世界融入身体的技巧。斯蒂格勒的后人类主义，在技术的层面提出本质主体的消散。在整个历史的书写中，人类不因为他们是理性的、自由的而去写作和创作艺术。相反，人类是理性和自由的，因为他们写作和创作艺术，这取决于人对物质世界的技术占有。自启蒙以来的本质主义祛魅后，技术对历史的影响力被显露出来，所以斯蒂格勒面向通向未来的道路就是发现技术对人的新构架。基于技术的义肢将扩大主体行动的范围和感知。赛博朋克世界中随处可见的义体设定将技术对人的控制展现出来，《攻壳机动队》的主角草薙素子作为战斗力极高的“超级士兵”全身除脑与脊髓的一部分外全部义体化，原本属于肉身性一部分知觉从感觉器官中被剔除，乃是赛博朋克式人机一体化的极好范例。而赛博空间的确立则是意识转向符号的代言，《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空间以及《黑客帝国》中的矩阵都鲜明地突显出一个问题，即，肉体是意识的躯壳，而意识是符号的编码，在运行逻辑上与数字程序无异。这意味着，人与机械、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将进一步模糊。

赛博朋克世界中人类的第三个境遇，就是赛博格本身。人是当下的组合，没有起源也没有目的。哈维拉《赛博格宣言》是对向后人类主义伦理研究的延伸，赛博格的肉体机械化样态是人在生物、伦理和组织架构中的新形态，不仅在技术的层面突破肉体的界限，也为主体确立更具当代性的范畴。正如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提出的判断“人终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9]392，新的问题便是身处这三重境遇之中的后人类将何去何从。

四、朋克狂欢：自创性内核的反叛

前文所提到的三重境遇，乃是层层叠加，相继发生又同时进行的运动。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赛博朋克世界背景中，人类面对的是颓废而可见的未来。赛博朋克世界观的故事几乎都聚焦在具有非主流意识的主角身上，赛博朋克一词中作为词根的朋克在此发挥作用。朋克最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是对街头混混的蔑称，而在1970年代因为音乐反叛运动而成为一种流行亚文化的代名词，通常与宣泄不满的摇滚乐有关。因此朋克精神是一种颠覆性以及叛逆性精神的指称。余泽梅的《赛博朋克科幻文化研究》将赛博朋克作品中的朋克精神解读为“平民的、个人主义的、玩世不恭的个人体验”而非技术领域的英雄史诗，认为赛博朋克的风格表现为“在一个控制性的环境中，个人以朋克式的抵抗确认自己”[10]189。

诚然，大多数流行的赛博朋克作品确实喜欢讲述一个平民神话或是个人式英雄的故事，但不仅如此，赛博朋克的朋克精神乃是与前文三重境遇相对应的人类生命属性的体现，意味对整个控制系统的颠覆性叛逆。而维续对系统性规约的反抗力量需要主体的自创性力量。这一主体是人的，福柯的考古学与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论使人类成为一种当下的概念，不再以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为基准，而以具有当代性的人文精神为依据，以自创性作为人的生命属性。

维纳在出版《控制论》的第二年又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论述人类与技术世界的联系。维纳反对将人作为零件置于社会中而是寻求人自身的生命属性和意义，“我们不妨方便地对我们自己作出这样的估价，把生命存在这一暂时地偶然事件以及人类存在这一更加暂时地偶然事件看作具有头等重要地价值，而不必去考虑它们的一瞬即逝的性质……我们将要沉没，但我们可以采取合乎我们身份的态度来展望未来”[11]28-29。伴随科技进步和技术更新，后人类主义不仅是人类形态上的更新，还有人属性的更新。

虽然赛博朋克的世界构架将“高科技，低生活”作为背景，但人的创造性力量并不会被机械理性所取代。加塔利的机器论指出当代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但“自创生的核”[11]42使两者依旧不能融合而具有相异性。德勒兹在取消人的主体性之后，也并不反对人的价值。1987年3 月他在《在电影中有一个想法》的演讲中，提出“艺术作为反抗”的观点，将创造行为认为是对死亡和信息控制系统的抵抗。因为艺术具有反信息（counter-information）的特质，而私人化的艺术与传播无关所以不具有信息的交流价值。德勒兹将艺术作为抵抗的一种形式认为其与革命性抵抗具有相同的作用，艺术作品的抵抗总是意味着释放被囚禁或冒犯的潜在生命。一如加塔利将主体自创性作为“使机器摆脱结构、区别于结构并赋予机器以价值的东西”[12]42。尤其以艺术为载体的朋克文化，在赛博世界以极具冲击性的文化符号宣告对主流控制论的不满和愤懑，在创作层面是个人面向控制系统的反叛行动。

阿甘本《什么是创造性行为》一文在德勒兹的基础上认为创造行为所释放的潜能是行为本身内在的潜能，由拥有潜力的人释放行动中的潜能，可见“人类是鲜活的存在，显著地存在于潜能的维度中，存在于‘能够’和‘不能’之中”[13]20。可以说，赛博朋克式的科幻世界，除了描绘后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控制与变形，展示资本晚期恶托邦之外，也给人类面对的困境指出了力量来源——人的自创性力量是打开生命进化的途径。

在《攻壳机动队》中，作为人工智能的傀儡师无法摆脱人工语言编码的限制，他没有生育的功能，只能通过复制创作分身，却无法创造出不同于自身的新生命。傀儡师转向求助草薙素子希望与她进行融合，坦言必须以人作为母体，从而创造出非草薙素子也非傀儡师的新存在。《黑客帝国》中矩阵与人类的共生关系也说明了母体的进化离不开人的创造性灵魂。作为救世主出现的尼奥是母体的安排，但其自创性行动对系统而言乃是难以处理的程序错误。包括清除程序史密斯也必须融合一点作为人的尼奥的数据才重新生成为最大的程序错误。赛博朋克特有的艺术浪漫主义文化氛围时刻在说明一条原则：进化始终是人属性的进化。

综上所述，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信息技术的爆发式增长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契合孕生出赛博朋克这一科幻题材。众多赛博朋克式艺术作品以其独有的预见性功能向世界展示：在以控制论为运作逻辑使底层丧失其劳动力身份的后工业社会中，被异化的人类无可自托的处境。但自福柯人类考古学以来，后人类主义理论从“块茎”衍生出新的样态以突破在异托邦沉沦的处境，尤其赛博格这一后人类概念又将人类的未来推向一个新的进化方向。

注释：

①“义体”指人们用以替换原生器官的电子机械器官。同时，与斯蒂格勒理论中的“义肢”概念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