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征

(河南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以及“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1],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途径,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2]64。因而,追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源泉并分析其表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展现出的高超治国理政智慧。

1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源泉

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只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3]164。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1],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展现出的智慧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深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从字源上追溯,“智”“知”同源, 古代常常通用。从内涵上看,“智”“慧”相通又有所区别。“智”和“慧”在儒家的语义里都指人聪明和有知识、才智。在佛家的语义里,“智慧有时有别,有时等量齐观”[4]1182。对二者加以区别时,“智”指人探索世界、分辨事物的能力,“慧”指真实明白一切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并且“智”被认为是“慧”的一种。不过,在佛家经籍的注疏中,“智”“慧”常常被当成同义词而随“义”解说。在表现形式上,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式多样。首先是关于自然的智慧。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以德配天”“天人合一”等思想,都是华夏先民把握天地万物的大智慧。其次是关于人的智慧。传统文化中有关人性善恶、识人知己等思想,就是关于人的智慧。再者是关于伦理关系的智慧。例如,儒家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的阐述,就是对伦理关系稳定社会秩序重要作用的解释。最后是关于社会治理的智慧。比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提倡的进德立身方式,也是家国一体的社会治理方式。

作为对事物、道德的认识以及一种道德意识和规范,智慧对确定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培育中华民族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首先提出“智”并阐述了其作用。道家第一个提出“智慧”一词并对世俗智慧进行了猛烈抨击。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智慧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其他学派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智慧进行了解读。汉代及其后,儒家思想取得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传统智慧的内涵因此而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在与本土儒道文化的交汇、冲突中逐渐形成了佛家智慧观。概括地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墨家崇尚智慧,道家和法家反对世俗智慧,佛家重视智慧。虽然各家关于智慧的看法不一,但是在相互批判、相互借鉴中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智慧的文化内涵。

具体而言,儒家尊重知识,主张积极运用智慧。孔子认为智慧是聪慧豁达的品德,是修道治世的本领。同时,孔子最早把智慧作为一种道德规范、道德德性加以强调和倡导。《论语宪问》中记载:“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5]155孔子首次将仁、智、勇并称,后来子思将其发展为儒家修身养性的“三达德”。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认为智慧是一种道德认知能力。有了智,仁、义才能德明而固守。他认为:“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6]532同时,孟子还认为智慧也是一种道德判断能力。智慧的正确判断和选择,为正确地发挥和显扬德性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因而他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6]234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儒家仁、义、礼、智“四德”说。战国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认为:“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7]413他认为,人自身固有的认识能力叫做“知”,这种“知”和外界客观事物相接触产生的能力叫做智慧。另外,荀子认为智慧是后天获得的,因而他非常重视经验知识和人的后天学习活动。战国时期的墨家也是尚智学派。墨子说:“智,明也。”[8]461他认为,只有通过人的心智获得关于事物的完全认识,才能称得上智慧。另外,墨子认为人们通过感官得到的“闻见之知”是小智慧,人们通过道德实践得到的“德性之知”才是大智慧。所以,墨子说:“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8]60显然,在墨子看来,智慧是更高层次的认知表现,“闻见之知”不能称之为智慧。这一说法,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对智慧的科学认识。

汉代是儒家智慧的发展期。董仲舒把智慧看成正确的行为指导和事业成功的保证。他说:“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9]258同时,董仲舒在孟子仁、义、礼、智“四德”说基础上加上“信”,提出了儒家“五常”说。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理论概括和改造,把儒家智慧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宋和明代是儒家智慧的深化期。北宋理学家程颐说:“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智。”[10]82程颐认为,明白天人之理就是有智慧的,行动上就能做出正确选择。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 智慧是对五常之本“仁”的明辨与识别。他说:“仁则为慈爱之类;…智则为明辨;…”[11]476朱熹认为,加强人生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为了求仁,而要求仁得仁,必须有足够的智慧识别什么是仁。明清之际是儒家智慧的自我批判期。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提出“知过之谓智”“改过不吝之谓上智”[12]426。陈确认为,好学善问,不自以为是,不吝惜改过才能称得上有智慧。清代戴震认为,智慧是人有高级思维意识的结果,是人的一种自然属性。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13]40近代思想家严复把智慧看成人的智力水平。他认为“聪明智虑”是“生民之大要”[14]25,要振兴中国,必须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4]32。

道家和法家是反智学派。《道德经》中说:“智慧出,有大伪。”[15]43因为“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15]150。所以,老子认为世俗智慧对人类社会、自然万物产生的是负面影响。人类对世俗智慧的追求使社会走向混乱,使世界进入了无序状态。老子还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15]127-128他认为,真正的智慧不是学习得来的。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必须“绝圣弃智”,把世俗智慧抛弃干净。不过,另一方面,老子又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15]84道家认为对生活经验进行理性分析得出的认识成果,对指导人类行为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法家也是反智论者。法家提倡“法治”,否定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的作用。商鞅说:“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智虑。”[16]22韩非说:“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17]445由此可见,法家鄙弃仁义,菲薄智慧。他们认为智慧是乱法、乱政的根源,只要让百姓没有智慧,天下就会太平无事。虽然道家和法家都是反智论者,但是道家抨击世俗智慧时提出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智慧、“贵柔”的处世智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法家以自“智”愚民的做法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佛家重视智慧。从汉代传入中国起,佛家关于智慧的观念就随着佛经的大量译介开始在我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特别是魏晋时期通过与玄学的相互融渗,宋明时期与理学的相互助长,佛家的智慧观随着佛教的本土化日益成为中国传统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佛教思想发展史看,佛教是智慧之教,无论大乘还是小乘,都以智慧为内核。在佛教经论中,对智慧有系统的分类与广泛论述。例如,在小乘论部中,《阿毗达磨发智论》设智蕴,举出一智乃至八智、十智、四十四智、七十七智等。大乘佛教的《大乘玄论》举出实智、权智二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举出根本、后得二智。另外,“佛教特别重视智慧在修道中的决定性作用,列‘慧学’为‘三学’之一,‘智度’为‘六度’之一”[5]。譬如,佛家修行的戒、定、慧三学,都以获得“正智”为第一要务。因为“持戒”必须以理智为前提,“修定”必须培育心智,“发慧”必须通过“修观”来培育观智。

总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家思想交汇激荡,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智慧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发展。这就是说,传统智慧不仅以立身处世的伦理道德范畴模塑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而且在中国人把握真知、修身悟道、安邦治国的实践中不断转化为重人、爱人、育人的人本传统,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行事作风,尚和合、重民本、求大同的基本政治理念,清廉从政、安不忘危、革故鼎新的为政之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思想等。这些传统智慧,被中国历代执政者所借鉴。因此,传统智慧在涵养中华民族特质,保育中国智慧的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源泉。

2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表征

文化实质上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8]导论12。因而,作为人类社会实践中智慧的结晶,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样式和过程的表征, 是人化和化人相统一的实践活动过程”[19]。作为中华民族智慧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2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主动解答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把党的治国理政智慧推进到新的高度。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由于我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所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当时社会上还残存着许多落后的文化思想观念,例如封建思想、小农意识和官本位思想等。这些思想观念,不仅消极作用于人的发展,而且也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针对劳动者素质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矛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应该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1]226。同时,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建设。他要求各级各类干部既要懂政治,又要精通技术和业务,“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各行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21]309;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要懂点政治,“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22]24。毛泽东要求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全面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水平,全国各族人民能“主、兼结合”,成为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22]24-25,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强调又红又专的劳动者标准,提倡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为解决当时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决定力量来考虑。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不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受到国际国内两个环境的影响,我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出现了“软硬不均”的现象,导致一些人的价值观扭曲,滋生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观念,对人的全面发展有消极的影响。因此,邓小平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还强调,要在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基础上努力培育“四有”新人。他说,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23]110。“四有”,是新时期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强调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认识的升华。

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不过,与此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的矛盾,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化的冲突,人的片面发展所导致的道德滑坡、拜金主义等现象越发凸显,人的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因而,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同时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4]294。江泽民认为,面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繁重的建设任务,既要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又要为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创造有利条件,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强调人民素质的提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把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智慧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人们的开放观念、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普遍增强,但是,人的发展仍然处于失衡状态,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严重,个体价值观扭曲、道德失范、心理失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盛行。针对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5]465。2004年3月,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25]850针对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胡锦涛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建设自然”的理念[25]853,指出应该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关照人类需求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然界再生能力提升的有机统一。针对部分人精神家园“荒芜”而出现的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思想严重等现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平、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6]638,目的在于引导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维护全社会价值标准和价值理想的相对一致性,通过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总之,胡锦涛将以人为本作为治国理政理念的根本,“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27]438,“真切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并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中”[28]429,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强调“人是事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20],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基础,习近平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治国理政理念,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和方法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倡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的需要的结构和层次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坚持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主体地位,把人民幸福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追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29],从而进一步充实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宝库,推动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发展。

综上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主动调整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治国理政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内容,而且成为衡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水平的重要尺度和文化表征。

3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在数千年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中,中华民族的智慧不断增长,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换言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结晶,是民族素质的外化形态,对人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1]。从上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表征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包含如下文化内涵:

理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智慧主要指道德认知和道德理性。孔子说:“知者不惑。”[5]95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30]757荀子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7]24可见,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和观念,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传统智慧可更多地归结为人的道德素养的外化表现。近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浪潮,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加速改变。因而,执政者要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中更好地发展,除了要增强道德自觉,更需要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来增强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只有如此,执政者才能保持理智,透过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辨清其是非善恶。这就是说,理智是执政者的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在实践中的外化形态,只有拥有兼具道德理性和科学理性的智慧,执政者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并据此作出正确的选择,避免因失去理智而导致实践活动的失败。

机智。传统智慧不仅要求人们明辨是非,择善而从之,同时还要求人们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有正确的认识,能够识别利害,顺势而为。《周易》中说:“见险而能止,知矣哉!”[31]165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5]35《吕氏春秋》中说:“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32]627这里讲的“智”就是机智。董仲舒曾对机智作过全面概括:“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9]259意思是说,有智慧的人能预见祸福,提前知道事情的利害,事物变动就知道其发展变化,事物刚兴起就知道其归宿,事情刚开始就知道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形势瞬息万变,要想在实践中趋利避害并取得成功,必须具备机智,即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而随机应变是建立在通晓事物变化的基础上的,只有具备较高能力和科学文化素养的人,才能做到见微而知著,由始而知终,谋定而后动。

明智。在传统文化中,明智指人能做到知人知己。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智慧,孔子说:“知人。”[5]131老子也说:“知人者智。”[15]84可见,“知人”是智慧的重要内容。另外,明智也指人有自知之明。老子说:“自知者明。”[15]84《荀子》中说:“知者知人,…知者自知。”[7]533中国先哲们都认为,知人难,自知更难。要做到自知就要对自己有清醒和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又要了解自己的不足并善于改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在发展中遭遇的经济困难、社会失序、道德失范、环境危机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由一系列外因所引发的,从内因看则是人的发展失衡所导致的。因此,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基础上[33]5,高度重视人的智力因素,通过不断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养并增强人们的道德自觉,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种通达事理的认识和科学决策,为实现智明德新、善作善成的实践目标提供了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内涵的显现和应用,不仅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而且在“人化”和“化人”的实践过程中表现出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体论价值。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创造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就在于能认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能够超越自我去认识世界的本原和人的道德本性。继承了这种民族智慧,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前所未有的智慧和力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幅提高了中国文化软实力”[34]。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智慧“升级”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全面发展内生性需要的有力证明。二是存在论价值。人的存在是人的素质外化与人的智慧内化的共同结果。华夏先民们自从脱离动物界,长期的劳动实践使他们的身体不断进化,心理不断成熟,文化素养不断提高,人们的视野开始由维持生存拓展到修身养性和安邦治国,这标志着他们逐步由蒙昧走进了智慧世界。从此,智慧的光芒照亮了天地,自在世界在人类劳动中一天天变成了人的世界,人们“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断超越感官、时空的限制去探索遥远的过去、未来以及无垠的宇宙。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人是一种“智在”之物,只有“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34],用智慧引导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促进人与世界和谐共生。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文化价值的当代实现体现了其时代价值,主要表现为:传统智慧的再现水平标志着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而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其传统智慧的再现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深化精神文明建设,把劳动者定位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和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人的主体地位,由毛泽东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与“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到邓小平的“四有”新人理论,由党的十四大以来重视提高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再到习近平强调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关键因素,都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的发展方向的理智决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人的素质结构的机智调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时期的需要对人的发展路径的明智选择。这一切,在发展方向上表现出先进性和科学性,在发展思路上表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在发展策略上表现出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对中国传统智慧的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