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涛

(河南大学 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伴随着清代前期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变化，明末清初崛起的“返经汲古”实学思潮也循着自身内在矛盾运动的学术规律，逐渐转向朴实的考经证史，并最终演变成清代汉学亦即朴学的复兴乃至鼎盛局面，形成了以朴实考据为主要特征的乾嘉汉学思潮。《四库全书总目》纂修的时候，清朝政府及当时学术文化界“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1]，“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2]27。此时正值乾嘉汉学思潮方兴未艾之际，自然给《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带来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1 乾嘉汉学思潮的形成

“康乾盛世”时代，清朝封建统治臻于极盛。在高压与笼络两手文化政策交互作用下，考据学风最终占据了清代前期学术文化领域。至乾隆朝，学术文化尤其是经史、诸子文学、语言金石、舆地天文学、西学历算等学科界别，基本上处于朴学考据的笼罩之中，这一以朴实考据学风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思潮，在历史上被称为乾嘉汉学思潮。乾嘉汉学思潮的形成除了上述社会外在原因外，也有学术思潮发展的内在成因。自明末清初以来，伴随着理学的逐渐式微，思想文化内部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产生了不同于理学的新思潮，即汉学占主导的学术思潮。这种思潮发轫于明末的实学，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核心，并试图运用考经证史的朴实方法解决社会危机。此思潮产生于理学的没落期，为乾嘉汉学思潮的内生原因。

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急遽变化，是断崖式革新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学术思想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明亡清立、“天崩地解”的大变革中，知识分子都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巨大变化以及自己所要承担的神圣历史使命，纷纷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设计出种种救世方案。思想大解放、学术大争鸣过程中，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因其空谈性理、无裨治世而迅速走向衰退，实学思潮勃然兴起，出现了“返经汲古”的时代学术思潮。这种学术思潮在入清以后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加之唐甄、傅山、陈确等学者呼应，进一步向前发展。政治方面，批判专制皇权。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人则“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3]8。顾炎武则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等具有民主意识的思想命题[4]757，起到思想解放、振聋发聩作用。治学方面，提倡经世致用实学。顾炎武提倡把“明道救世”作为治学宗旨，“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反对盲从，提倡实事求是[5]45。其后颜元不仅强调实用，且注重实践，使经世之学涉及更广泛的社会方面。哲学层面，继承和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王夫之继承东汉王充、北宋张载等儒家唯物思想，摒斥宋明理学的唯心思想，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推向前进。伦理学层面，对“存天理、去人欲”进行了批判。王夫之认为“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6]929，激烈反对理学的冷酷虚伪，肯定了情欲私欲的合理性。明清之际，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认识到宋明理学空言心性、误国误民的弊害，对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修正和批判，在学术界形成了实学思潮，其学术观点强烈震动了当时学术思想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清朝皇权不断强化，思想控制愈益严酷，使刚刚兴起的实学思潮被悍然截断并发生蜕变，考据学风悄然兴起。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著名学者开启了考据学先河，特别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5]62，为考据学的产生埋下种子。其后继承者就此分为两支：一是标榜“经世致用”学风；二是以考据学风为主导。标榜“经世致用”学风的代表是清前期的颜李学派。颜李学派首倡于颜元，形成于李塨。颜元讲求经世致用，要求学术起到经世济难作用，反对空谈心性理学，重视实事实功；李塨继承了颜氏，但把重点放在遍注群经上，这意味着清初以来经世学风的衰微。以考据学风为重的是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著名学者。阎若璩是考据学开山宗师，认为“训诂之学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7]，批评王阳明“讲致良知之学，而致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7]。他始终坚持“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的治学精神[8]478，进一步强调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胡渭批判了宋《易》先天的图书象数看法，“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9]15，在鼓吹疑古精神和辨别古书真伪上贡献甚巨。毛奇龄崇尚考证，持“汉去古未远，其据词解断，犹得古遗法”的观点，意在表彰汉学，批判以往经学学说，开创了研究学术的不同路径[10]346。在实学思潮向乾嘉汉学嬗变过程中，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学者代表了当时学术发展主流倾向。继实学思潮对理学猛烈批判之后，他们以精审考据方法，从儒学原典入手，辨伪求真，不仅还经书以本来面目，廓清后世对乾嘉汉学的人为误释和曲解，而且进一步动摇了宋明理学基础，乾嘉汉学思潮已经到来。

从学术源流上讲，乾嘉汉学源于清初顾炎武；从学术精神上讲，则是清王朝文化专制结果。在文字狱恫吓下，对理学思潮的批判后继乏人，考据法古则乘势大张。阎若璩、胡渭等考据大师夯实学术根基之后，惠栋首先揭橥并确立了汉学学风。惠栋推崇汉儒经说，认为“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11]，主张“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11]。在惠栋的积极推动下，其倡导的以训诂、音韵探析义理的汉学思想，逐步为当时汉学家普遍接受，成为他们遵循的学术思想，这标志着清初实学向乾嘉汉学的转变得以完成，自此以后，朴实考据的汉学取代空言心性的理学并蓬勃发展起来，清代前期的学术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惠栋引领的汉学在当时得到学者的一致推崇和高度评价，著名学者钱大昕就说：“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12]615重要的是，汉学同时也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提倡。乾隆肯定汉学“有所发明”“有裨实用”，并延揽大批汉学人才整理研究古代典籍。于是，汉学便也成为清乾隆嘉庆朝的官方学术，并形成了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中，惠栋、戴震齐名，因惠栋是江苏吴县人，戴震是安徽休宁人，故有吴、皖二派之分。除此之外，还有以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的浙东派，以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凌曙等为代表的扬州派等。这些派别，特别是主流的吴派与皖派，不是对立的学派，而是师友关系，前承后继，为汉学发展过程中各具特色的学术团体。不管这些学者属于乾嘉学派哪个流派，他们大多参加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

乾嘉汉学的历史嬗变过程，既有思想上的延续，也有学术上的反拨。吴派学者把反宋复汉、极力恢复汉人经说作为自己流派的追求目的，皖派学者则是通过批判理学进而弘扬汉学，以寻求圣人之道作为自己流派的努力目标。梁启超认为：“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9]43，表明吴派只能是汉学，皖派才是真正的清代学术，二派学术本质一致而又稍有不同。稍晚于皖派、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派，其发源于吴派、皖派，与皖派有直接的学术关系。后世学者大多认为，扬州学派是一个学术分水岭，它既延续了清代汉学最高学术水准，又显露出汉学的式微，标志着汉宋聚讼的学术向近代转变。

2 乾嘉汉学思潮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积极影响

关于乾嘉汉学思潮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余嘉锡先生在其《四库提要辨证》中评价道[13]51：

其后奉旨编刻颁行，乃由纪昀一手修改，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复畅达，然以数十万卷之书，二百卷之总目，成之一人，欲其每篇复检原书，无一字无来历，此势之所不能也。纪氏持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有并不如原作之矜慎者。且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夫其于宋儒如此，则其衡量百家，进退古今作者，必不能悉得其平，盖可知也。

这里姑且不谈《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问题，余先生的话，大体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多有攻击宋儒之辞，对心性之学的痛恨与不屑多有表露，其尊汉学而斥宋学的门户之见是很明显的。这显然是乾嘉汉学思潮的影响。在四库馆内担任纂修和辑佚等工作的众多学者，如戴震、周永年、王念孙、任大椿、朱筠、邵晋涵、金榜等，都是名噪一时的汉学家。就连四库馆中为数不多的宋学派，如姚鼐、翁方纲等人也渐渐转变学术态度和看法，向汉宋兼采方向靠拢；他们所撰的提要，有一些显现了汉、宋对立，还有一部分带有汉、宋调和倾向。

乾嘉汉学在治学内容、治学方法方面对《四库全书总目》影响很大。考据作为一种治学基本方法，为历代的文献整理普遍使用。孔子在整理文献资料时就注重考据。至汉代，文献整理开始大量使用考据方法。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使用了辨伪、校勘等方法。东汉时古文经学盛行，对经书的训诂注疏大盛，开汉学之先河。到了唐宋时期，经学、史学、金石诸领域都在运用校勘、辨订、考证等方法。至明代，在杨慎、王应麟、方以智等人的推动下，考订伪书、考辨古音等取得了可喜成绩，其实证学风直接影响到清朝初年。清初黄宗羲等汲取明朝考证方法，在经学、史学、音韵学诸领域研究中推广博证、考据。乾嘉汉学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古代考据学推向顶峰。《四库全书总目》正是在继承和发展历代特别是乾嘉汉学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基础上才有所进步。司马朝军在《〈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一书中，深入挖掘《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内涵，全面探讨了《四库全书总目》在考据学上的成败得失，总结出《四库全书总目》博、精的正面考据准则，如其认为的“博”特别重视引据的广度，所称“详明”“赅洽”“详洽”“详核”“博洽”“博赡”“洽繁”“该洽”等，均以“博”为语核；其所谓“精”，注重考辨的精确度，所称“精核”“精确”“精密”“精凿”“精深”等，都离不开一个“精”字。并在《四库全书总目》纂修实证研究中摸索出二十七种考据方法[14]403-433，即关于孤证、伪证、臆证、疑证、误证、明证、物证等做出积极探索。其研究成果表明，《四库全书总目》考据内容丰富，考据方法缜密，考据成果丰硕，推动了考据学的不断发展。

乾嘉时期学者大规模整理古籍文献，很好地保存了古代文化遗产，亦为《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中国两千多年流传下来的众多典籍是非常珍贵的学术史料，然而在历代流传过程中，由于灾害战乱而损毁、遗失、湮灭，又因为时光流逝中文字、音韵变化而难以理解。乾嘉学者运用训诂、校勘、版本、辑佚、辨伪等方法，详实地整理了两千多年来的典籍文献。在儒家经典注疏整理方面，乾嘉学者重新对绝大多数儒家经典加以训诂和笺释；在训诂、音韵、文字等方面，对诸如《说文》《尔雅》《广韵》等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于史学典籍，将考据引向史学，对史料、史籍修补鉴别、考订源流、订正真伪，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考史巨作；对于诸子书籍，对秦汉以来大部分诸子书进行了校勘、辑佚、辨伪等。在乾嘉学者的整理之下，大量古籍得以辨伪存真、正本清源，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四库全书总目》得以成功纂修的前提。如时任分纂官的戴震自四十三岁起便开始研究《水经注》，直到五十二岁时才完成最后的校订，前后历时近十年，由他撰写的《水经注》提要自然分量十足。再如分纂官邵晋涵长于史学，周永年于诸子学素有研究，翁方纲于经学与金石之学皆有成就。他们撰写的有关提要无疑根柢深厚。所有这些乾嘉学者此前的学术积累为《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奠定了坚实基础。

许多乾嘉学者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严谨踏实，一丝不苟，深刻影响着《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乾嘉学者继承了清初黄宗羲等人的治学精神与方法，突出专心读书，注重证据，摒弃空谈，强调事有出处、事有来历，不断搜集文献，在此基础上比勘异同、归纳推理，反对盲目蹈袭前人旧说，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这种治学精神在四库馆乾嘉学者身上有充分体现。如担任总纂官的纪昀在其所撰的《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里，生动描述了“鲸钟方警，启蓬馆以晨登；鹤籥严关，焚兰膏以夜继”的紧张无懈、严谨认真的四库馆生活[8]13。在《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纂修中，纂修官们首先要对各类书籍进行初步清理、甄别，继之进行详细考订校阅，随后为其经手的每种书籍撰写提要初稿，然后集中送到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处，总纂官对各篇提要初稿进行认真细致修订，再三润饰，最后交乾隆皇帝审批决定。纪昀等纂修官认真细致的工作和杰出的成绩，得到乾隆的赞许和嘉奖。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八月十八日，亦即四库馆开馆半年后，乾隆谕示：“朕亲加披阅，间予题评，见其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甚属可嘉。纪昀曾任学士，陆锡熊现任郎中，著加恩均授为翰林院侍读，遇缺即补，以示奖励。”[15]145这一擢升对于当时官品低微的纪昀和陆锡熊来说，都是“逾格迁转”，同时也是对他们严谨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的表彰。正因为四库馆内这一批严谨认真的乾嘉学者的辛勤工作，才成就了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和集大成的目录学巨作《四库全书总目》。

3 乾嘉汉学思潮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消极影响

由于乾嘉汉学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治学内容和方法上还有缺陷和弊端，所以在肯定乾嘉汉学对《四库全书总目》积极影响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其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消极影响。

清朝统治者纂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就是以维护纲常名教、消弭民族民主思想为目的对天下书籍作了一次大清洗。除了销毁、抽毁、涂抹古籍外，还充分利用目录学的提要功能，根据其政治需要，依各种不同情况，对书籍思想内容或抨击摒斥，或歪曲诬蔑，或掩盖回避，目录在他们手中，成为宣传封建思想文化的工具。

乾嘉汉学突出的弊端在于泥古、繁琐。因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所以乾嘉学者强调儒家经典越古越真，认为典籍注疏也是愈古愈好。如汉学吴派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有着强烈的复古、泥古倾向。更为甚者，乾嘉汉学由原来的博征发展到故弄博洽，形式上片面追求考证，使得考证日益繁琐，结果是“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16]347。一些学者运用孤立、片面、狭隘的观点，对个别问题和事例进行考证，不能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观察研究问题，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乾嘉汉学的这种带有泥古、繁琐、片面倾向的治学弊端也给《四库全书总目》带来消极影响。这里仅以《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相比较来说明这一问题。《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者之间关系密切，正如乾隆帝[15]229所指出的：

至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来抄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另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

由《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而寻《四库全书总目》，由《总目》而得全书，这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编纂动因。《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在《四库全书总目》基础上而来，由馆臣赵怀玉录出。根据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比较，发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充分汲取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精华，但也订正了《四库全书总目》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体例简明，善于藏拙，比较精细，几乎无暇可指；由此可知，四库馆臣在纂修《四库全书总目》过程中，尽管经过纪昀等人层层把关，字斟句酌，反复删改，但由于受他们治学上弊端的影响，还是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考据纯以臆断、辗转稗贩、荒漏疏舛、繁琐寡要、不注所出、漫无别择、穿凿附会、不辨真伪、罕逢新义、不必辨而辨等缺失，致使一代又一代后人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考辨、修正，最为有名的诸如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正》、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这些力作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大量的刊误、补正、考核、纠谬。

乾嘉汉学派和当时的宋学派还持有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两派学者基本上把学术争论的观点对立化、绝对化。这种对立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四库馆中的汉学家极力批判程朱理学、元明经学，特别是对晚明以来的心学抨击尤甚。而馆中的一些宋学派极力维护程朱理学，摒斥汉学弊端。汉、宋之争在邵晋涵、余集、翁方纲、姚鼐四位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邵氏、余氏力主汉学，翁氏、姚氏坚持宋学，他们之间产生了激烈争论。争论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产生直接影响，体现在分纂稿与最终提要的差异中，撰前提要与撰后提要的不同上。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观点看法、篇目内容、风格体例、语言文字等方面，有的改动较少，尚能看出修改痕迹，有的改动较大，几乎全篇改写，可见其分歧严重，有很强的门户差异。总的来说，《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以汉学为主导，在学术倾向上有着强烈的尊汉排宋倾向。

4 结论

乾嘉汉学是清代前期居于主流的学术思想，“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2]115，在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影响了清代前期的学术风貌与治学方法。在乾嘉汉学达到高潮时，《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开始纂修，在纂修过程中，深受乾嘉汉学影响的四库馆臣自始至终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所以，重考据的学术研究方法在纂修时得以传承与创新，由乾嘉汉学思潮带来的学术成果在纂修过程中得以运用和转化。但《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也受到乾嘉汉学思潮的消极影响，致使《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烦琐、泥古、脱离实际，对现实关注很少，其内容包含着封建典籍的一些糟粕。这些是我们今天批判继承《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遗产时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