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龙,张 洁

(1.嘉兴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嘉兴314001；2.东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大庆 163000)

王会悟(1898-1993)，浙江桐乡人，是党的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她参与了中共一大和二大的会务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学术界对于王会悟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方面的贡献和历史地位关注较多，对她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所做的工作以及贡献揭示较少，本文多方搜集资料，就此问题进行介绍和阐述。

一、中共创建到大革命时期，王会悟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共创建到大革命时期，王会悟通过协助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做好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并在湖南自修大学通过参与培养党团干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协助编辑、出版《共产党》月刊

1920年，李达从日本回国，寄住在陈独秀寓所。李达当时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写下了大量宣传救国、针砭时弊的文章。此时王会悟经熟人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王会悟跟陈独秀夫妇相熟，后来也入住陈独秀寓所。在陈独秀寓所，和李达一起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他们因为“志趣相近，接触又多”，“遂萌生爱情”，[1]后结为夫妻。当时，李达是《共产党》月刊的主编，而王会悟协助李达做编辑工作。对于王会悟在编辑、出版《共产党》月刊中的作用，张国焘说：“他的太太王会吾[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2]也有论者说：“李达那时不仅是《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又是《新青年》的编辑，还要写文章，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没有王会悟的帮助，李达也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任务，也做不好那么多事情”。(1)③ 参见嘉兴市广播电视总台：《王会悟》三集纪录片，2019年7月23日。可以推断，王会悟毫无疑问参与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也许是后来《妇女声》杂志选择王会悟担任主编的重要原因。

(二)协助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

人民出版社的成立“是我国出版史上的重大革命。它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我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系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开拓了出版事业的新境界”[3]。据李达回忆，自己不仅是人民出版社的创办人，还兼编辑、校对和发行等工作，人民出版社当时“并无工作人员，只有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做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4]102

从该回忆似乎看不出王会悟在人民出版社的作用。但是，王会悟、李达的寓所是中央局所在地，除李达一家，没有其他人居住，且由于事关机密，外人也不能随便进入。为了办好人民出版社，李达又“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肚子饿了就啃几个冷馒头充饥，有时忙碌起来，甚至数日伏案工作，不出房门”。[5]王会悟作为他的妻子和中央局的唯一工作人员，起到一定作用是肯定的。又根据李达回忆：“各地组织的文件都寄到这里，各地同志的接洽也先到这里。陈独秀经常来到这里看阅各项文件。”[4]102当时中央局没有其他工作人员，文件的收发、同志的接洽、陈独秀看文件的安排等日常事务，只能由王会悟负责，这一切也与王会悟关于当时“处理信、稿等日常事务”的回忆是一致的。并且，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入党，李达在其《入党自传》里面说：“我虽是宣传主任，而实际只是一个著作者兼编辑。”[6]5这跟他回忆中“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有出入，可能因为王会悟是李达的家人，于是没被他算做工作人员。

我们认为，人民出版社存续期间，除了帮李达誊抄译文、校对书稿外，王会悟还承担了外出排版印刷、发行、邮寄等其他工作，对于人民出版社书籍的出版、发行起到了很大作用。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人民出版社存续期间至少出版了20部著作。长期以来，研究者都以陈独秀的报告和李达的回忆为依据，认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为15部，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提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2种书刊，并提供了书名，但陈独秀报告的时间是1922年6月，这12种书刊没有包括1922年6月后出版的著作。李达的回忆提到“一年内出版了十五种”。而综合《人民出版社通告》和《新青年》中的“新书出版”提供的信息，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著作最多有54种，(2)“计划”不固定，不同通告有细微差别，目前发现最全的“计划”来自《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附录。而实际至少出版了20部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极大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三)参与湖南自修大学的干部培养，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年底，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写信邀请李达去做学长(即校长)。[7]不久，李达、王会悟离开上海，来到长沙，他们在长沙生活了4年。在自修大学存续期间，王会悟是该校的学员和补习学校的教员，参与了对党团干部的培养，成为党较早探索用学校讲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之一。

据资料，1923年3月，湖南自修大学在籍学员24人，同月又招收10人，共30余人，李达是校长，毛泽东、王会悟和杨开慧都是在籍学员。毛泽东对李达一家的到来非常重视，把他们安排住在清水塘自己家里，其间，两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③

重视自觉自学，是湖南自修大学的基本特点。“大学没有分什么科，都是自己学习、讨论。”[8]204校长、学长、办事员既是自修大学的职员，又是同窗学友。[9]湖南自修大学附设有补习学校，主要召集青年工人与学生，[6]476公开训练工农青年干部。[10]王会悟主动请缨任该校“乙班英语教员”[8]113。这段时光给王会悟留下了深刻影响，她后来深情回忆：“湖南的革命精神与上海迥异。自修大学中许多革命青年精神饱满(夏明翰、郭亮等烈士都在内学习)、生活朴素(另外有一附属中学，由自修大学学员任教)，做着为工为农及宣传出版等各种革命事业。从清早到晚十二点，人人守制度，人人忙碌。这种情景使我感动之至，内心说:‘这才真正叫干无产阶级革命工作!’”[8]205

湖南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为党培养了很多优秀干部，集中了湖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成为“当时共产主义的大本营”。[11]

二、大革命失败后，王会悟参与创办昆仑书店，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8年以后，“协助李达”成为王会悟的主要工作。[12]大革命失败之后，进步出版物一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13]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停止。昆仑书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28年11月，李达与友人熊得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等创办上海昆仑书店并任主编，有论者说：“李达、邓初民、王会悟等人办的上海昆仑书店”。[14]

昆仑书店地址为上海重庆路马安里204号，主要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革命读物。短短几年，昆仑书店出版了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革命读物。出版李达编著、翻译和合译的著作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现代世界观》《农业问题之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另外，还再版了《现代社会学》。这些书籍在当时倍受欢迎，很多书籍多次再版，产生过重要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著作。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王会悟的默默支持和付出自然是分不开的。

随着业务的扩大，昆仑书店还曾与南强书店、春潮书店等在福州路开设联合门市部，1929年在北京东厂胡同开设分店，并于当年5月8日出版杨东莼编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还出现了特约代理处：南京估衣廊肇文书店、开封豫郁文书庄。其书籍发行量之广、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昆仑书店被查封后，王会悟参与创办笔耕堂书店，传播马克思主义

昆仑书店被查封后，为突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封锁，1932年初，王会悟用“王啸鸥”化名在上海注册了一家专门出版革命理论书籍的笔耕堂书店。

笔耕堂书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了获得丰富的思想资源，毛泽东同志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书籍，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批注，其中有两部著作特别令人瞩目。一部是译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部是专著《社会学大纲》。而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和发行者都是王啸鸥，即王会悟。

1932年9月15日，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由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发行人王会悟。《教程》流传很广，1935年6月，第三版校改了初版中的排印错误并对译文作了修订，到1939年7月，《教程》重印了6次。[15]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致信易礼容:“我读了李之译著(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引者)，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16]显而易见，毛泽东在此前已经读过《教程》，且对《教程》有高度评价。

1937年5月，笔耕堂书店出版《社会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修订版，出版人、发行人都是王啸鸥，即王会悟。研究者说：“在这本书(指《社会学大纲》——引者)里，凝聚着王会悟的不少心血(主要是誊写、印刷、发行)”，[17]“为出版、发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王会悟花了许多心血，并设法把书迅速送往延安”，[18-19]“在这本书(指《社会学大纲》——引者)的每一章节都倾注着王会悟的心血。全书完稿后，王会悟又分头跑印刷和发行”。[20]《大纲》出版后很受欢迎，至1939年4月就印行4版。王会悟回忆道：《大纲》出版后，“冒着危险寄书(指《社会学大纲》)给延安，毛主席接到书后十分高兴地阅读了十遍，作了详细眉批，称赞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推荐给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21]

1938年，毛泽东从延安致信李达，毫不掩饰对《大纲》的喜爱。信中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李达和他的夫人表示关怀之意，毛泽东尊称他们是“真人”(3)据当年李达给武纡生解释，“真人”乃湖南地方对人常用的褒义词。；二是毛泽东说他已是第三遍读了李达著的《大纲》；三是诚邀李达偕夫人和子女去延安看看。[2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化是一场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参与其中的有著作的翻译者、作者、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者，还有期刊文章的译者、作者，以及报刊的主编、编辑和发行工作人员，他们一起构成一条知识、思想的传播链条。长期以来，研究者只重点关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进程中的译者和作者，对于其他环节关注不够。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作为《教程》的译者和《大纲》的著作者，理论贡献是巨大的，作为出版、发行人的王会悟的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进程中贡献也就不言而喻。这也许就是毛泽东尊称王会悟为“真人”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王会悟在中共创建到大革命时期，协助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做好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发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湖南自修大学，她参与培养党团干部工作，成为我党较早探索通过办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她参与创办昆仑书店、笔耕堂书店，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工作，成绩显著，影响很大；由她担任出版、发行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成为后来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可见，王会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她的历史功绩应该为我们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