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湛江 524088)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培育、铸造出的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习近平同志把伟大建党精神高度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

罗亦农(1902-1928)，湖南湘潭人，是中共早期卓越的领导人。1920年春，他在上海“访见陈独秀，要求革命”[2]324，同年由陈独秀介绍，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苏联加入党组织。1925年3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很快又被选为政治局常委。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在上海英勇就义，罗亦农一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通过一系列革命的实践，践行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践行、诠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理论品格

理想和信念很重要。“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支撑他们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是坚定理想信念。”[3]“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谈到伟大建党精神时，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放在首位。

罗亦农选择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罗亦农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革命之路。罗亦农11岁时，被送进家乡郭月卿办的书馆读书，郭月卿知识渊博，思想开明。“他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很不满意，主张社会改革，主张学生想大事，为国家。他反对学生死背硬记，反对八股文，主张学习要着重于理解、运用”。[5]231郭月卿对罗亦农的影响很大。随后，罗亦农入湘潭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但他对神学课程没有任何兴趣，不去“做礼拜”，并多次冲出校门，参加了焚烧日货、迎接讨袁军进入湘潭等爱国活动。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1917年底，罗亦农从教会学校退学，怀揣着“我要找一条出路，要到长沙去”[5]232的梦想，踏上寻找真理的漫漫征程。

1918年，罗亦农多次跑到长沙寻找求学机会，但未能如愿。五四运动爆发后，罗亦农与湘潭进步青年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当时掌控湖南的军阀张敬尧仇视学生运动，竟公然杀害上海学联派到长沙联络学生运动的两名代表。血的事实让罗亦农认识到，必须驱逐张敬尧，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随后他想到上海求学，其父以给其相亲加以阻止。尽管罗亦农婚后夫妻感情很好，但没有留住他探索真理的脚步，不久，便去了上海。

罗亦农到上海后，先在一所中学读书，后因父亲不肯寄钱接济他求学，他不得不离开学校自谋生路。到法租界一家小报馆当校对工人，正是在这期间，他阅读了不少进步书报杂志，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对陈独秀非常佩服。经多方打听，1920年春，他登门向陈独秀求教，陈独秀非常喜爱这位好学、有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由陈独秀介绍，他在商务印书馆做起了校对，并兼任《东方杂志》编辑”。[2]324陈独秀也是“罗亦农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6]21

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接受有一个过程。五四前后，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到了中国，这里面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这些“主义”里都含有共产主义的一些内容。1920年6月，罗亦农与同在上海的湖南同乡袁达实等四人发起组织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团员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他们甚至还筹划着自办一个线袜厂，“幻想着通过工读互助，达到‘解除阶级’、‘改造社会’的目的，并以此作为创造新社会的起点。”[2]325但最终互助团因无法克服经济方面的困难，于1921年2月被迫解散。此后，罗亦农彻底放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

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7]59。为了培养年轻革命干部，陈独秀决定选送一批青年赴苏俄学习。1920年8月，由陈独秀介绍，罗亦农“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在华法教育会夜校学习俄语和法语，作留俄、留法之准备”。[2]325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内正式成立，“罗亦农和刘少奇、任弼时等八名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为首批团员，”[2]325同时，罗亦农“被推为首届执行委员”。[2]325

1921年3月，罗亦农“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2]325这里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也就是今天党史界所说的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5月，经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罗亦农“和刘少奇、彭述之、任弼时等乘日本邮轮从上海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赴苏俄留学”。[2]325留学前，罗亦农专程回乡探亲，并对家人说：“我们的社会不好”，“我要到俄国去找一条出路”[2]325，在赠给亲友的字帖上题写了“铲除恶势力。罗觉”。[2]325其中，“罗觉”二字昭示着罗亦农在陈独秀的引领下，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后，罗亦农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身的信仰与追求。

二、践行、诠释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政治品格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8]97“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9]“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10]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罗亦农的初心与使命同样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罗亦农生于湖南湘潭富农之家，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为广大贫困百姓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之路。他从小就同情弱者，同情劳动人民。因为家里有钱，当地人都称罗亦农为“家少爷”，而罗亦农“最讨厌这个称呼，他说：‘少爷就是猪。’”[5]231他还在自家门口写了一副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福；放开眼界，创业成家”[5]232，借以讽谏为人较为刻薄的当团总的父亲。罗亦农从小就喜欢读《水浒》《近代中国百年史》等书，爱打抱不平，为贫苦佃农争取利益，由此可见，罗亦农在没有参加革命前就已具有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赴苏俄留学期间，罗亦农曾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4年12月1日，罗亦农在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参加共产党,“不是来享福的,乃是要来受苦的”。[2]328这时期的罗亦农，由于工作太过繁忙，健康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他经常头痛、吐血、疲劳”。[2]328后来，不得不去苏联乡下养病。1925年3月，罗亦农从苏联回国，4月中旬，被中央派到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自此，罗亦农积极投身工农运动，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筹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时，罗亦农提出“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一部分的中国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应该加紧团结，共同担负起推翻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11]82。他与会议代表广泛接触，还积极撰写会议通讯，说这是“十万以上工农兵大示威和空前未有的工农代表联席会议”，[11]82罗亦农还在《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之始末》一文中阐释“工人阶级不根本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便不能完全解放自己”的道理，指出要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开展“工农联合”[11]83。

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结束后，罗亦农在广州担任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他撰写了许多文章，从理论上阐释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阐释争取国家和平、民主、独立的“使命担当”。1925年5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五期，罗亦农署名“一农”，发表了《五一纪念与农民》一文。他以“一农”自居，表达了其对贫困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文中强调“中国人民目前最重的责任”是“被压迫的民族的解放运动”“农民——尤其是贫苦的农民所受的压追，比一切人都大。天灾兵灾匪灾之外，还要加上政府的苛税、地主的重租、债主的重利盘剥、劣绅的强迫敲诈等”。[12]23而这些，“无一不是帝国主义者阻碍中国经济不能顺利发展的结果”[12]24。“中国农民要从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第一步责任就是打倒制造内乱的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军阀，以谋民族的独立”[12]24。罗亦农断言：“无产阶级要完成他历史的使命，是非拉拢农民群众不可，贫苦的农民群众要想解放自己，也只有很亲切地与劳动阶级联合起来。”[14]25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共产党到边远山区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1927年12月，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对自己的爱人说：“我们到农村去工作，你能吃苦吗？我原名罗觉，改名亦农，就是可以为工人服务，也可以为农民服务。”[13]240。总之，大革命时期，罗亦农的这些理论与实践，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三、践行、诠释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品格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培育、铸造出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品格，“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14]，而罗亦农就是这一时期革命烈士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1925年3月从苏联回国后，罗亦农便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罗亦农的身影。1925年12月，他到上海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严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刚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查封。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罗亦农指出：“这不过是整个革命运动高涨过程中的暂时迂回，是暴风骤雨到来之前的瞬刻沉静。”[11]87在白色恐怖下，罗亦农主张从组织群众开展经济罢工入手，进而发展到工人武装起义。由于党的指导方针正确，各大产业部门党的支部逐步建立起来，各种产业工会组织也迅速得到恢复，而且有的还以工厂为单位建立起了工人武装纠察队。随后，上海便爆发了大规模的纪念“五卅”运动周年群众示威游行。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为了配合北伐军北伐，罗亦农参与发动领导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建立政权重要性的少数人之一。”[15]7起义前，他非常注重工人武装的建设，并制定了妥善的方案，提出以基层工会为单位，落实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建设，并选拔一批既有政治觉悟又有一定枪械知识的同志为教官，选择比较隐蔽的地方，对工人纠察队队员进行武装训练，百忙中的罗亦农经常抽时间深入到秘密训练点指导工作。

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3日，罗亦农参与发动组织上海第一、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于军阀的残酷镇压，加上国民党右派的背信弃义和起义前准备不充分，两次起义均遭失败。一些同志不赞成再发动工人武装起义。罗亦农坚持应该再发动一次起义，他认为，蒋介石是反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工人自己的武装，不然，将来就有吃国民党子弹的危险。”[11]90罗亦农参与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起义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收买一大批流氓打手，开始向工人纠察队挑衅。4月11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江浙区委领导成员汪寿华被蒋介石的帮凶、流氓头子杜月笙杀害。4月12日凌晨，蒋介石密令大批武装流氓在国民党26军的掩护下，向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部驻地猛扑，工人纠察队被缴械。罗亦农与周恩来等人商量后，决定再次发动总同盟罢工，以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机关应转入地下，并继续开展顽强斗争。4月13日早，总同盟罢工开始，上海80万工人群众响应。当天中午，6万多工人群众在闸北青云路游行示威时，遭到国民党26军2师的突然袭击，工人群众当场被打死打伤200余人。为了保护群众，4月14日，上海各级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罗亦农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黑暗是暂时的，上海八十万工人是杀不完的，总有一天，人民会要向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讨还血债。”[11]93他还鼓励参会人员要树立信心，不怕牺牲，英勇战斗。

1927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亦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因罗亦农在上海参与领导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而成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当局重点追捕的对象。面对各种凶险，罗亦农不顾个人安危，不辞辛劳地为革命四处奔波，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4月21日下午，他英勇就义。就义前，写下了著名的《就义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16]190罗亦农给家属留下了一份遗书：“学我之所学，以慰我”，[11]99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期望与忠诚。1928年5月30日，《布尔什维克》第20期头版头条发表题为《悼罗亦农同志》的文章，文中说：“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17]

四、践行、诠释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18]“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19]“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1]19岁时，罗亦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时英勇就义，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践行、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道德品格。

罗亦农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留学期间，就展示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当时学员们白天忙于上课，夜晚要到寒气逼人的大街上执勤，周末还要到工厂做工。面对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与艰辛，意志薄弱的学员就有了退学的想法，而罗亦农对现实与未来始终充满了信心，他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努力上进。罗亦农严于律己、团结同志，凭借其出色的表现，他于1921年冬由团员转为党员，很快又被选为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生旅俄支部委员。1923年，罗亦农开始担任东方劳动大学中国语言组书记职务，除负责中国同志到俄学习的各项事务外，还兼任翻译，给中国班学员讲授唯物论课程等。他还经常组织学员就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定期组织学员到当地工厂参加活动。他非常关心学员的生活，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大家支用。

罗亦农在上海参与领导工人武装起义期间，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力量，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视开展统战工作。当时，能左右上海商界局势的是总商会，但总商会是由帝国主义和军阀掌控的。罗亦农认为，总商会的基本群众是好的，其上层人物中也有不少是爱国分子，必须把这股力量争取过来。对此，党内有不少同志持否定态度，罗亦农尖锐地指出：“上海是个工商业城市，店铺林立，能不能把势力雄厚的商界拉过来，不是无关大局，而是极为重要。”[11]89也有些同志认为要联合商界，只要把商界几个大老板拉过来就行了，罗亦农批驳道：“联合商界，应当着眼于它的基本群众，关键是店员和小商贩，这些人人数很多，是受压迫的，是劳动群众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是天天在受气受压的中、小老板，他们对军阀，对帝国主义怀有强烈的不满。至于那些大老板，资金雄厚，权势大，是难于和我们同心的，能不能争取，要看情况。更要发动店员，中、小商人，从内部给他们施加压力。”[11]89武装起义期间，敌人在居民区放起大火，企图趁火进行反扑，罗亦农一方面让人救护遭灾的群众，一方面加紧对敌人发起攻击。他还亲自到起火处安慰群众，并说：“什么都不要怕，那里有群众，大火是可以扑灭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11]91-92他通过对总商会开展统战工作，既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密切联系了群众。通过救护起义中遭火的群众，既体现了罗亦农关心爱护群众，又相信群众，这些都彰显出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

中共五大后，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南昌任职期间，罗亦农已预感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即将破裂，为防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悲剧的重演，罗亦农多次告诫中共江西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不要心存任何麻痹松懈、侥幸取胜的心理。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共合作破裂带来的危害，罗亦农着力加强对党、团组织的整顿和建设，举办党、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训练班。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立场坚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与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切不可畏难退缩、怀疑动摇，更不能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当逃兵。到江西九江地区检查工作时，罗亦农告诫当地负责同志说：“这里地处战略要冲，工作非常重要，要求就应当更高更严。”[13]94他以登庐山要敢于攀登悬崖峭壁作比喻，勉励大家要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6月6日，北伐军第三军军长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将共产党人、革命分子“礼送出境”，并派兵查抄了总工会、农协会、学联等革命组织，还查封了进步报刊。面对危局，罗亦农沉着、冷静，他将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汇报的同时，迅速召集江西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召开会议，号召全体党员要对党忠诚、坚定信心，正是在罗亦农的安排下，许多党员安全地转入地下，并继续坚持斗争，从而粉碎了朱培德发起的反共阴谋。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公开反共。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异常严峻，正是在这时，中央把罗亦农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化名赵先生，以居民身份为掩护，隐蔽在汉口一家民房内，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他沉着、冷静而又机智，把湖北省各级党组织转移到地下的同时，还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以纯洁党员队伍，应对后面更加危险的革命形势。“八七”会议上，罗亦农和参会代表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投降主义错误，还参与讨论了土地革命以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等问题。可以说，这些都彰显出了罗亦农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及对革命成功的期望。

综上所述，罗亦农在其革命生涯中，通过自身的革命实践，用行动践行了伟大建党精神。他还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用文章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所以说，罗亦农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者，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体现者，他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