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宝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目前,学界收录王国维往来书信的著作主要有九种：一是《王国维全集·书信卷》(1)刘寅生等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称“《全集》本一”)；二是《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2)王庆祥等校注，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三是《王国维书札墨迹》(3)虞坤林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四是《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书信卷(4)谢维扬、房鑫亮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下称“《全集》本二”)；五是《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5)马奔腾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六是《观堂遗墨》(6)陈乃乾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此书另有1930年石印本。；七是《王国维书信日记》(7)房鑫亮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下称“《全集》本三”)；八是《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8)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华书局，2017年版。；九是《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其中，“《全集》本二”(第四种)在“《全集》本一”(第一种)的基础上补订而成，“《全集》本三”(第七种)在“《全集》本二”的基础上补订而成。

以上九种著作虽然收录了大量王国维往来书信，但其中多有交叉重复，且难免有遗珠之憾。从书籍形态上看，第三、六、八种为书札手迹影印本；其他为释读整理本。从书信往来方向上看，第一、三、四、六、七种为王国维往札；第二、五、八、九种则同时收王国维往札及诸家来札。就往札而言，“《全集》本三”已经是比较全的专集了，但其编者仍在“编校说明”中强调：“书信的补充，似乎是个无尽的过程。除了不时有新发现外，亦存在已知藏所而无法获取者，但愿将来重订时能够辑入。”[1]3学术研究中，书信等史料的发现和辑录是一个持续开放的过程，“《全集》本三”编者所说情况当然也适用于诸家“来札”。

《王乃誉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的出版为搜集、整理王国维往来书信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据王国维的《先太学君行状》：王乃誉“自三十以后，始作日记，至易箦前一日止，盖三十年如一日焉”[2]。而王乃誉亦于1895年的日记中说：“日记因善忘而作，始于光绪初年，盖不辍者二十年所矣。”[2]576另1904年日记中又有：“自作日记至今已届廿余载，自庚辰(引者注：即公元1880年)始，无一日之间。”[2]1851王国维记忆中其父日记有三十年，王乃誉自述作日记亦有二十余年，可见《王乃誉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所收十六年间日记并非全璧，亦可推测此外尚有1880至1890年间的日记，或仍存在于世间某一角落，或早已损毁湮没。

戊戌年(1898)正月二十四，22岁的王国维离开家乡海宁到上海。一个不喜贴括、倾心西学的青年人来到大名鼎鼎的《时务报》馆，无论是新鲜的经历，还是思想情感的冲击，定有诸多事体可记可说。而王乃誉对出门在外的“大儿”也甚为操心。二月十七日，王国维到上海已二十余天，王乃誉仍忧心忡忡：“静儿出门，吃亏有数端：貌寝无威仪，一也；寡言笑，少酬应，无趣时语，二也；书字不佳，三也；衣帽落拓，四也；作书信条字句不讲究，五也。生此数弊，急宜决去，否则终恐不合时宜。”[2]839-840可以想见，父子二人的书信往来肯定不少。但根据现有资料，王国维与父亲王乃誉的往还书信中，公开发表者目前仅有一通。(10)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十四日王国维致王乃誉，三种“《全集》本”皆收。原件被上海图书馆藏。

《王乃誉日记》中多有父子书信往还的记载，如：戊戌二月二十二日作致王国维信(842页)，三月初五“午发三号静信”(857页)，三月十三“接达衢条，附静信”(861页)，三月十五“接静四号信”(863页)，三月十六“寄四号信”(864页)，闰三月十七“接达衢信，内附静信”(883页)，闰三月十九“寄七号静信”(883页)，等等。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些往来书信中，父子二人谈及哪此事情？书信所见二人行迹、性情、心境如何？其中大部分内容，恐怕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得知了。不过，笔者在整理《王乃誉日记》的过程中发现，王乃誉有在日记中记录往来书信内容的习惯，一大批父子往来书信史料得以保留，但这些书信均未见收于上述王国维往来书信集录著作，因特辑出若干通以供学界参考。

从戊戌年(1898)正月二十四王国维离家往沪就馆于《时务报》起，至五月三十日因腿疾自沪返里这六个月(中有闰三月)的日记中，父子二人书信往还频繁。日记对这些往来书信的处理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仅提及收、发信事项，但不涉及书信具体内容；二是撮述书信内容；三是如实抄录。关于前两种情况的往来书信，笔者曾在《〈王乃誉日记〉手稿中的王国维》一文[3]5-15中多有涉及，兹不赘述。本文钩沉对象主要是第三种情况，并对其中涉及的相关人物、史实略加说明。

1．二月二十二日，乃誉公于日记中抄录致王国维信：

初十日发元号信，定照收阅。十二日接来禀，系初七发，何濡滞耶？附到钱东府、达衢信，照送交。前得汝聪信，知伊有覆另交寄，想亦收到。来书所谒康公，抑是(11)手稿“是”字右侧另有小字“即所称”，据此推测“抑是南海先生否”一句，又可作“抑即所称南海先生否”。南海先生否？欧先生作何行止？略阅上期报，知请郑公，但不审到馆与处能如伊两先生否？汝此出，以家累身世计为第一义，然此中明师益友相接席，汝其择事之。所谓增长气识，潜浚心智，不当以些小之不适而泮涣向意。所陈搬入总理房，人杂事冗，势所然也。特汝性不近此，正亦为念否？然喜热闹者亦足扩议论，酬酢应对，汝缺少此仪容。若能勉志相习，处一二月亦能相安。唯作事时不耐此，须告总理，期同于一合心者共居房办事，事毕致言，仍可在总理相助。似此进出自如，即在合心者房看书作信亦相得，可不拘其性也为要。吾想出外无处非学，总在亟其要者。同乡中曾往看一二否？信资上海固大，每问看报者，言信资阅者另付，则此后有来书(并有致他人书可并封入)，可否询馆中封发房，或认冕夫、稼云处送来(如其书局，余思与合看最宜)，则一月既可得三次家信，我寄当由全盛一局先付讫总算，如是两有便宜也。十余日来家中无所事，日令木匠作工，换楼下玻璃窗。四婶、祖父去，徐二祖女疟，陈邻之石，徐妪已回。迩数夜有迎灯之兴，亦不甚闹。日遇尤健人，云其妹病笃，颇亦不赀，其父亦在宁。廿五斜川藕叔祖开吊。既讣，来送轴，拟前往一吊。春富庵迩日少人来往，大约想如常也。州试则廿七头场，至经济科不得不变，宜留意于此。外局何如，《申报》及各报主笔有相往来否？尔馆中印书处不可不到，细细询能印画否。为身家计，上海有识议论何者为可恃？书报股票月息外有余派否？盛京卿考二等学堂及中国银行有所成否？十日中正事之间有几何？旁晚四处小走，自己保护充养神气，能如谕做否？受祉在谢家桥怡成丝栈(并无桥也)，蒋桐侯、悦泉在新马路福海里，汝去近闲或一诣之，不过寻门不易耳。陆琴士余见之于途，未招呼，要申归也。[2]842-843

戊戌年(1898)正月二十四“夜饭后，静至下舟”[2]822启程前往上海，王乃誉亲自护送。正月二十六抵达上海《时务报》馆。二月初三，王乃誉离沪，二月初四日回到海宁家中。六天后即二月初十，王乃誉寄出了给在沪“大儿”的第一封信，此处抄录的是“二号信”。王乃誉在信中主要是叮嘱王国维为人处世之方，并告知家中日常。

信中提及之“悦泉”，即蒋悦泉，与蒋桐侯同为海宁人，时在上海。“钱东府”，是钱鞠卿之子，海宁人，王国维曾与之商议在海宁开设一师范学堂。“盛京卿”，即盛宣怀。“二等学堂”应指盛宣怀创建之南洋公学，据《南洋公学章程》：学校分立四院，其中“三曰中院，即二等学堂”[4]569。“中国银行”，应指盛宣怀奉旨集股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其上海总行于丁酉年四月二十六(1897年5月27日)开张。[4]581信中问及“来书所谒康公，抑是南海先生否？”“南海先生”，即大名鼎鼎的康有为。这一年正月初三，康有为得到了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王大臣约见”[5]36的机会，圣眷优渥，朝野闻名。王乃誉或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有机会接近这位“康圣人”，但他的猜测却是错的。此处“康公”并非康有为，而另有其人。一个直接证据是《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年(1898)二月，康有为一直在北京忙于鼓吹变法，并未到过上海，王国维不可能有机会谒见。另一个间接证据是，王国维到上海后有致许默斋书信多通，信中大谈国事，俨然一维新少年，但其信中提到了梁启超、汪康年、欧榘甲(即二月二十二日信中之“欧先生”)等名人，就是没提到过康有为——他曾于信中提到的康姓者，是康幼博，[1]2即此信中的“康公”。康幼博即康广仁，康有为弟。1897年，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不缠足会，该会初由《时务报》发起，后移交于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其事。1898年三月，康广仁护视生病的梁启超入京。[6]46，70而在戊戌年(1898)一二月间，王国维因《时务报》及汪康年兄弟的关系，完全可能与康广仁有人生轨迹的重合。另信中“郑公”即郑孝胥，正月二十七王国维致许家惺信中提到：“前日穰卿先生与卓如先生信，拟请郑苏盦先生为正主笔”[1]2，可与此处互参。

2．三月十六，乃誉公“寄四号信”致王国维并抄录：

昨接十三发禀，附英甫、达衢、荦人、稼云四信，均饬交矣。前张英甫共四号信均收。家中一是如恒，二四祖母均来。尔母以外祖十日来病，始患大便不通，继得便，而小便不禁，日夜淋走必更衣十数，夜须倍看。余日来帮预办□衣后事。昨夜尔母暂归，以须过节也。兰贞姨女于月初病殇，其父兄均在，乞余为欠广绸料廿余元，棺钦较丰。李玉宝(桂轩子)亦月初逝去，沈秋甫五日前骤逝，是以丧礼又叠叠。我俟天若久晴，拟十八过节后上坟，今年且轮值北石桥也。春富庵十日前令徐妈去，约十二归。伊母限定廿四来归。寒食李工送来团藕，云伊家俱好。余精神少，前日遇天寒，甚不舒畅，衰象日深。米粮大昂(已四千四百一石)。

达衢已上省，先时来留谈，吾戒其此时尔等有馆修，而全家衣食恃父业，虽有稍予利，不应无私蓄。若尔等能积财至百金以上，累而上之，必自能存息得子，或置产料善，量足妻子粗衣食，此乃为立身，然后可为。否是则自既将不振，妻儿处且不能谋。他事亲友挚者为代忧，为父母者能见如是，则料可立身，否是死不瞑目矣。尔亦当沉思，我中既多分利之人，当思为久有以谋也。

树艺会地余履见，系范姑母旧屋址，闻手者为范氏存十馀缗作佛事。余为议更移作节孝碑。已致东府力为之，不知能成否。前言与四甥拟商开垦西门内荒地，亦徒费笔墨唇舌，因有坟主不欲贱售也。钱石臣取蚕学会学生。许默斋已迁北寺巷马汤孙宅。馆中有蚕学务书，售四角，不知中有可采吾今蚕可试验否？曷录其要者或借一本来看即封还，可乎？胶湾之后，人见有求必应，接踵至者繁，将何以应？必至自无立锥地而后已。人视几上肉，可不沉痛？梁君入春闱，具此才决必得。尔所熟王步衢笔下何如？此向无人阅日报者。尔所学东文始必从浅俚入，不特东，各图始学俱同。西学初入人诮犹识备用杂字。然中学已成者初鲜不鄙弃，然其门径不得不由是阶。既向此，勿半途废弃也可。余尝思东文似易于西，而于语言却难。《国闻报》亦未尝见过。尔弟欲学行，须留心一极严极认真之馆。倘此间师范成，信发后禀由我呈州。倘精力尚可，拟作经董以成一家所创始。尔弟冀其早成。默斋有信到否？此事须请亟送，不然出，何所望？其借未送者用意究何居？丝裤带俟媳妇回问之寄可也。[2]864-865

王乃誉在信中介绍家人亲友状况，所提及“春富庵”即王国维夫人莫氏家所在地，“徐妈”即王家使用仆人，日记中多称“徐妪”。“达衢”(日记中亦称“达”)即陈汝聪，字达衢，王国维姐夫。陈达衢对王国维就职上海一事十分歆羡，亦欲离乡到杭州、上海谋事，又欲上京入大学堂，而王乃誉出于立产立身的考虑，不甚赞同。据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携到静局函，外圈封开，示知荐达衢替伊馆，伊接译东文日报事，待达即复，三日内行，试代二十日，然后接办。”[2]916可知，王国维曾经推荐陈达衢接替他在《时务报》的书记工作，但事情似颇不顺利。如六月初五日记，王乃誉“接《时务》申颂阁致静函，谓达到后不肯留而他适，殊为异”。又六月初七，王国维(当时在海宁家中养病)致信汪诒年：“陈达衢已回，渠性本迂拘，见事不相习，知难而退，非有所介意也。但国维荐人失当，殊愧。”[1]20与此互参，可知陈达衢到馆后似乎不能胜任，或有他因，终致王国维荐事不成。

“胶湾”处，应指德国强行登陆并强租胶州湾事件。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租借胶州99年。之后，列强“接踵至者繁”，如二月二十日，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修造滇越铁路”等四项要求；三月六日，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公使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期25年；三月十日，英国请日本赞助占威海卫。[7]551-552瓜分之势渐成，国家沦为几上鱼肉，割地削权，人民咸为痛愤。王乃誉父子亦在往来书信中交流这种沉痛的家国体验。王国维在给父亲的信中，屡谈俄索旅大、法据马江等时事及合群、变法等新名词，视其口吻，俨然一维新少年。另在致许默斋信中，王国维亦曾发出与其父同样“沉痛”的感慨：“胶事了后，英俄起而争借款之事一再，几至决裂。现闻政府拟兼借两国之债，或可稍纾目前之祸。总之，如圈牢羊豕，任其随宰割而已。”[1]2世变日亟，有识之士起而谋救世之法，这是王国维于一生学问事业初始阶段选择从事新学的重要历史背景。

另，“梁君”应系梁启超，王国维到时务报前，梁启超已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离开上海到湖南时务学堂。据梁启超《三十自述》：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6]69。此信中所谓“春闱”，当指戊戌会试。王乃誉知道梁启超为康有为门下隽彦，此次入京会试，“具此才决必得”。实际上，梁启超于1889年中举人后，并未考取进士。

3．三月二十七日，乃誉公“发五号信”致王国维并抄录：

昨暮接来禀并默斋二信，俟送交丝带，昨徐妈由春富庵取来，系现买得。外祖病已小愈，惟大便要人揩洗，为难。所陈馆修，汪君既有函致默斋，中云大家统渐减削，为持久计，当亦可信。若是只细察道听，暂留勿声。余意正月十二(12)“正月十二”，指正月馆修12元。归默，其二月起只如此数，请全数归尔。询其可否，不则另商周旋之法。或以事多请益于总理，总理慢慢筹及之。廿四夜为偷贼所乘，几几大失(另钞日记一页尔阅)，可为大幸。次日徐妪去，知媳妇改择廿九来，幸廿四之日不归，否或所失更巨(必在楼下饭，饰物在楼也)。下日已将各箱迁入四祖母房。连日惊忧，殊为可虞。将来恐须做隔窗(此次靠铁条之力不少)不可。此次之贼俱云由城脚郑松茂后墙而上，屋上走过六七埭之多，可畏已。迩日宵小充斥，近处且有歹人，约指可数。陈氏楼窗棂剪去，因有内层玻璃窗，不入，止。尔于所谆嘱于有力有学者，急应与挚好者连络，数辈乃为有恃(今人知交难得)。惟富而能兼诚恳者，极学而能援引者或所可讲。汝将来东文学成，终必以商进而至于仕。或吾华货可坐售于东而利者，则业建而宦亦可达。东西人每每由此出者不少。《经世新编》可寄我付默，便可一阅。我家廿一过节，廿四上坟，雇舟由徐步桥(与幼圃父子偕)过北石桥三坟，并至各佃清租，立一折。转周庙，一过高氏。[2]871-872

信首提及“默斋”即许家惺，字警叔，号默斋，曾任《时务报》书记，后荐王国维代之。“幼圃”在日记中频繁出现，王乃誉称为“弟”，应系本家。这封信中有两处可注意者：一处是关于王国维馆修减少之原因。王国维在账房处得知，自己在《时务报》的薪水仅为每月12元，比许家惺少8元，不胜惊异，遂于三月廿三日写信给许氏询问：“唯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1]5据王乃誉“发五号信”：“汪君既有函致默斋，中云大家统渐减削，为持久计”，可知此事由“汪君”即汪诒年(颂阁)致函许家惺进行了说明，王乃誉认为“大家统渐减削”之说应当可信。王国维后来也认同了这一解释，在三月末致许家惺的一封信中，王国维解释了“减削”的原因：“报事自今年以来，销路渐不如前，现约销至八千分，而馆中一切经费仍不能减，颂阁先生‘节省’之说实非虚语，其待弟则固甚厚也。闻馆中现在开销已不敷，此等情形弟数日前始知之。”[1]6馆修风波至此解决，报馆销量减少，导致财务紧张，大家统一降薪——王国维最终得到的是这种解释。但薪金前后多寡悬殊若此，且馆中无人事先知会，初次离家做事的王国维，遭遇如此世情，心中或有一些挫折感甚至侮辱感吧。

另一可注意处，是王乃誉对王国维未来人生的想象与安排，即“以商进而至于仕”。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最初目的，在他自己或是为了翻译、研究等学术事业，但其父却有更直接的功利动机：将中国货物“售于东而利”，由此“业建而宦亦可达”。

4．闰三月初四，王乃誉“第六号付静”并抄录：

廿七交局寄山水单条一堂、丝带一条，附谕中，谅照收阅。异日默斋来信，托看之，知一是。昨以稼云画扇付还，知尔馆修伊复已与默兄商定全归汝收之复矣。幼圃四叔婶于廿八(13)据《王乃誉日记》第873页，幼圃弟妇殁于戊戌年(1898)三月廿九日晚。晚去世，初一大殓，余往一日。此系紧要支持家政之人，剧抱黄疹而逝，实可悼惜。幼圃将来不能不续弦，惜光景甚窘耳。余近日患肝阳极重，且时时发恼怒，无药救止。而尔母为小事寻气，真愤恨怀忧不已。媳妇廿九来家，由船适。尔母是日在叶，同舟归。外祖病略愈，而便遗矢。桐母舅已出沪，来汝处否？附默斋信。医学思与健儿学。之后有复默斋，由我交。[2]877

此信中“媳妇”即王国维夫人春富庵莫氏。“外祖”即王乃誉续弦叶氏之父叶砚耕，日记中多称“叶丈”。“桐母舅”即王国维舅父叶桐，日记中多称“桐”“桐君”，即“海宁四才子”之一叶宜春(日记中多称其号“绿成”)之父。“健儿”即王国维异母弟王国华(1877-1979)，初字健安，后改字哲安，曾执教青岛大学、台湾大学。王乃誉在信中向儿子抱怨：“尔母为小事寻气，真愤恨怀忧不已”，这确实是王乃誉的真实感受。诸如此类王乃誉与内子吵架的场景，日记中屡见记述。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廿二：“夜诸人打量出门计，与内子语不合，一味懊恼”，[2]821这次争执发生在王国维离家赴沪前两天。又如同年二月初七：“内子又多交谪，其脾气如斯，难以理喻，只任口饶舌耳。”[2]834因日记文体限制，这些争执的叙事者皆为王乃誉，缺少来自叶氏的叙述与辩解，因此对于王乃誉一直抱怨内子脾气恶劣、不明事理的一面之辞，后人也应辩证看待。但王国维少时之亲情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王国维四岁时生母凌氏病故，九岁时父亲续取叶氏，家中“后母主中馈”，王国维“对这位叶姓继母，似颇敬畏”。[8]18其内向忧郁性格的形成或与此种家庭氛围有关。

以上所辑，仅是王国维与王乃誉于戊戌年(1898)六个月间往还书信中的抄录部分。据王乃誉在日记中所标记的书信编号，在此期间往札至“十四号”，来札至“十六号”。另外，还有若干通书信未编号，据此可大致看出父子二人书札往来的频繁程度。同年十月十六日，王国维在家养病四个半月后，再次“打叠启行赴申”。[2]992自此至1906年其父逝世，王国维的人生轨迹大致如下：在上海任东文学社庶务,到湖北农务学堂辅助罗振玉,留学日本东京,任教于通州师范学校及江苏师范学堂,任职北京学部。其间，虽偶尔回乡，但更多的时间是游历在外，父子之间往来书信当不在少数。另王国维早年赴杭州参加乡试期间，亦与其父有家信往来。《王乃誉日记》中仍有大量王氏父子的通信有待整理发掘，这也是笔者仍在进行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