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小军，刘 茜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江左风流”一词，不仅具有地域指向，还具有文化和文学意义。“江左”，又称“江东”，在地域上指的是长江下游以南地区。在文化与文学方面，“江左风流”不仅指以魏晋时期王谢为代表的文化性格与书法风格，还指吴、越地区“贵于清绮”的文学特质。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徐博士祯卿传》指出徐祯卿在诗歌创作方面存在“江左风流故自在”的现象，恰好概括了徐祯卿诗风变化的轨迹：

登第之后，与北地李献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吴中名士颇有“邯郸学步”之诮。然而标格清妍，摛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奡兀之习，江左风流，故自在也。[1]301

徐祯卿与唐寅、祝允明、文徴明并称 “吴中四才子”，其诗风“散华流艳”[1]301。弘治十八年(1505年)，徐祯卿举进士后留在京师，不久从李梦阳等倡和复古，“悔其少作”，诗歌亦“改而趋汉魏、盛唐”，诗风大变，虽与少时殊异，但仍保留了早期诗歌“江左风流”的特色，自成风格，几与李梦阳、何景明三足鼎立。钱谦益对此有“江左风流故自在”之评价。当然并非只有钱氏注意到此点，李梦阳在徐祯卿病殁之后曾为其《迪功集》作序，仍有“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2]1692之言，显然对他的清婉诗风有所不满。与徐祯卿交好的祝允明也有“遑遑访魏汉，北学中离群”[3]之评。《明史·文苑传》认为徐祯卿“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故习犹在”[4]，《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徐祯卿诗“于七子为别调”[5]。上述评价与钱谦益“江左风流故自在”的判断绝相一致。

学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徐祯卿早期诗歌创作、理论与吴中文化的关系，对徐祯卿前后期诗歌的变化以及入京之后吴风犹存等也有关注，但未见从接受角度对徐祯卿复古变调之后“江左风流故自在”的现象及其原因有较为完备的探析。本文将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徐祯卿诗歌“江左风流”特色的形成

徐祯卿的诗歌创作与其人生历程密切相关，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在吴中生活二十七年，进士及第至病逝六年。他的早期创作受吴中文化的熏陶，“稚年绮语，尚沿吴习”[6]853，内容多悱恻凄怨之情，风格表现绮丽，自评其诗为“宛然妻妾恋馀恩”[6]74， “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6]4即为他早期诗歌“藻丽”风格的代表性诗句。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正如钱谦益所言：“其持论于唐名家独喜刘宾客、白太傅。沈酣六朝散华流艳文章烟月之句，至今令人口吻犹香。”[1]301与其师法六朝及刘禹锡与白居易有莫大关系。

首先，“江左风流”特色的形成是其长期受六朝文学浸染的结果。李梦阳曾言： “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习、是尚,其在南都为尤盛,予所知者，顾华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习而尚之,固宜。”[2]1791李梦阳指出，南都文人士子尚习六朝之诗文自然成风，还特意提到跟随他倡和复古的羽翼顾璘、朱应登等人带有六朝文学的习气。吴中与南都同属江南胜地，吴中诗人必然受到六朝文学的影响。就徐祯卿而言，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他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上。“木叶萧萧朝市平，空教才子赋《芜城》。”[6]26“千古重闻正始音，骚然排议果何心？”[6]38“镂花雕翠六朝文，见抵唐人意不平。”[6]41，从这些散见在诗歌中的论议，足以看出徐祯卿对六朝文学的偏爱。

六朝文学对徐祯卿的影响，还表现在他早期对六朝诗人的诸多拟作上。徐祯卿收入《外集》中的《拟萧子显春别曲四首》《诵陆厥李夫人歌效其体咏汉武》《效何逊咏倡家》《拟谢朓邯郸才人嫁为厮卒妇》《效庾信作》等拟作，简直可以假乱真。试看《效何逊咏倡家》：

帘栊秋未晚，花雾夕偏佳。

暗牅通新竹，虚堂闻落钗。

淅淅乌棲树，明明月墮怀。

相思不可见，兰生故绕阶。[6]535

诗歌选取的物象多十分清丽，如“帘栊” “花雾” “暗牅” “新竹” “虚堂” “落钗”等。使用“淅淅” “明明”等叠字又有古诗之韵，正如朱彝尊《明诗综》中所载：“此昌穀少作，置之《玉台集》中，其谁能辨？”[7]1550

徐祯卿还有其他接近六朝诗风之作，如《榆塞叹》《步出西阊吟》等乐府诗。试以《榆塞叹》为例说明：

榆塞西来草似烟，洛阳东望月如钱。

回肠时时辘轳转，兰心夜夜膏火然。

虫吟下床露入幔，天河沈沈云曼曼。

青桐玉井一叶秋，满城寒砧星物换。

空传草草一行书，谁寄遥遥千里叹？

会日苦少别离长，人生失意恒过半！[6]42

全诗对仗工整，亦多用叠字，如“时时”“夜夜”“沈沈”“曼曼”“草草”“遥遥”等，读来婉转回荡。同时又用“露”“天河”“青桐”“玉井”“寒砧”“星物”等一系列意象，营造一片萧索意境，抒发见难别易、人生失意的怨叹。皇甫涍《〈徐迪功外集〉序》有评：“《榆塞叹》《西阊吟》等篇，则既藻丽如梁、陈间语，顾人弗称，即他诗最纤下者，辄称之不置”[6]849，可见徐祯卿受六朝文学影响之深。

其次，对刘禹锡、白居易诗歌的积极接受也是徐祯卿早期诗歌呈现“江左风流”特色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六朝文学的浸染促使徐祯卿早期的诗歌创作形成“散华流艳”的风貌，那么对白居易、刘禹锡诗歌的接受，则使其早期诗风更加清绮哀婉。

师法白居易，在吴中早已形成传统。从晚唐的陆龟蒙、宋代的徐铉、范成大，再到明初高启、吴宽、王鏊等人都对白居易较为推崇。明中期时吴中文人甚至习“白”成风，以“四才子”为代表的吴中诗人作诗几乎都学白居易。与沈周、唐寅、文徴明不同，徐祯卿效法的是白居易感伤与闲适诗，使他诗歌创作中凄婉哀怨、弄风抟月的特点比较突出。此点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此处不赘。

徐祯卿对刘禹锡诗歌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刘氏《竹枝词》等民歌风味的乐府诗、七言律诗及七言绝句的摹拟上，通常从句式和意境两方面入手。如《芙蓉怨五首》(其一)：

刘氏《竹枝》休斗艳，白家《杨柳》勿夸新。新翻听取《芙蓉怨》，愁绝黄金失意人。[6]18

徐祯卿在此诗中自负地把自己的《芙蓉怨》与之相比，“新翻听取《芙蓉怨》，愁绝黄金失意人”就是对刘禹锡的《杨柳枝词九首》 (其一)“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8]360的灵活变换。化用刘禹锡诗句内容和意境，如《漫城》中“小儿黄口真成累，卧对牛衣自激昂”[6]51的第二句借用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其一)中“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8]408之意，以表达人生苦闷，但较之刘禹锡又多了一份少年激昂。再如徐祯卿《经桃花坞》的“谁能更买千株种，走马来看十里绯”[6]130，融会了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8]308诗句，如同与刘禹锡隔空对话，喜爱与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徐祯卿早年还经常对刘禹锡整首诗歌进行仿拟，《无题》(拟梦得)即他对刘禹锡《怀妓四首》(其四)的拟作，徐诗：

多情何处少相思？云雨场中恨未涯。

仙岛花开闲白日，海宫烟锁待佳期。

寒添永漏姮娥杵，愁乱西风织女丝。

天上未应全快乐，人间断合有深悲。[6]577-578

刘诗：

三山不见海沈沈，岂有仙踪更可寻？

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

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

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应偏照两人心。[8]555

徐诗颔联承袭刘诗首联之意；颈联仿照刘句“姮娥归处月宫深”之境。徐祯卿不仅在题中明确表明“拟梦得”，而且几乎全篇都把刘禹锡诗句揉入其中，展现出他对刘禹锡诗风的谙熟与认可。

徐祯卿对刘禹锡以咏史怀古为题材的七言绝句表现出由衷的喜爱。诗集中《过故宫六首》《悲故宫二首》《淮阴怀古三首》《沛中二首》等均用七绝组诗的形式，以历史胜迹或历史人物起笔，兼评兼议，抒发古今之情，即是刘禹锡怀古咏史诗的模仿。尤其是《过故宫六首》借鉴了刘禹锡怀古咏史诗的写法，以古写今，明面上是哀叹历史遗迹与历史事件，实际上感慨张士诚兵败的时事。

二、徐祯卿诗歌“江左风流”特色的去与留

徐祯卿早期诗歌形成了“江左风流”面貌，自举进士入京后，在李梦阳的教导下，他加入文学复古运动，革除往日清绮流艳之风，趋向北地豪放气象，逐渐向七子派的主流诗风靠拢，开启诗歌创作的新阶段。但是他的转变并不彻底，在其“江左风流”特色的去与留之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 “江左风流”之变而趋新

徐祯卿弘治十八年(1505年)举进士后，在京师因陆深结识李梦阳，诗风逐渐发生变化，诗歌“渐臻老成”[6]885。后人对徐祯卿诗风之变多有描述，王世贞云：“既成进士，始与大梁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善，而梦阳稍规之古，自是格骤变而上，操纵六代，而出入于景龙、开元间。”[9]王世懋则赞赏徐诗“能以高韵胜,有蝉蜕轩举之风”[10]3076，顾起纶在《国雅品》中亦有语曰：“余观《迪功》二集，豪纵英裁，格高调雅，驰骋于汉、唐之间，婉而有味，浑而无迹”[10]2781无论是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还是顾起纶，多从“格” “调” “韵”的角度看徐诗，评其诗趋向“上” “高” “雅”转变，这说明在七子格调派看来，徐祯卿加入七子派复古后的转变与他们的诗歌理想的方向一致，值得认可称赞。实际上，徐祯卿与李梦阳等人交游后，诗歌取向与诗歌风貌并未立即发生变化，而是经历了一个探索与论争的过程。

李梦阳是徐祯卿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虽然徐祯卿对李梦阳颇有仰慕之意，但其诗歌的复古取径并没有立即以献吉为标的，而是在与李献吉的不断论争中，远慕秦汉、近趋盛唐。弘治十八年(1505年)，李梦阳作《与徐氏论文书》，对徐祯卿欲效仿皮日休、陆龟蒙的交游唱和十分不满。当徐祯卿来信表达“窃欲自附于下执事，即如日休、龟蒙”[2]1911的希愿时，李梦阳“闻之悚息，不敢出一语应，意者足下戏邪”[2]1911，反问徐氏仿效皮、陆之交是否为戏言，继而批评徐祯卿“忘鹤鸣之训，舍虞周赓和之义弗之式，违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陆数子,又强其所弗入”[2]1912，反对其“游戏娱情”的诗学观，直斥元、白、皮、陆等唱酬形式的诗歌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2]1912无异。

面对李梦阳的严肃批评，徐祯卿答以《与李献吉论文书》，先是表示“恐不足以承教，伤知人之明”[6]697，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文辞之贵贱，存乎其人”[6]697，而非其他。他的《佚题》诗也佐证了《与李献吉论文书》中的观点：

我虽甘为李左车，身未交锋心未服。

顾予多见不知量，此项未肯下颇牧。[6]176

在《佚题》中，徐昌穀以“身未交锋心未服”之句提出异议。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就借此诗评述了徐祯卿复古心态的变化过程：

迪功少学六朝，其所著五集，类靡靡之音。及见北地，初犹崛强，赋诗云：“我虽甘为李左车，身未交锋心未服。顾予多见不知量，此项未肯下颇牧。”既而心倾意写，营垒旌旗，忽焉一变。是时李、何并陈，未决雌雄。迪功精锐无多，能以偏师取胜，遂成鼎足。[11]

徐祯卿对李梦阳从“初犹崛强”到“心倾意写”，的态度转折，促成了他诗风的转变。此外，李梦阳还对七子派成员诗文进行过具体点拨，徐祯卿就受教颇多。据李开先在《渼陂王检讨传》中所载，王九思、何景明、王廷相、徐祯卿、边贡都曾受益于李梦阳的诗学指导：“及李崆峒、康对山相继上京，厌一时诗文之弊，相与讲订考正，文非秦、汉不以入于目，诗非汉、魏不以出诸口，而唐诗间亦仿效之，唐文以下无取焉。故其自叙曰：‘崆峒为予改诗稿今尚在，而文由对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于予。虽何大复、王浚川、徐昌穀、边华泉诸词客，亦二子有以成之。’”[12]经献吉教正后，徐祯卿逐渐摈弃了早期诗风，目光转向汉魏盛唐，积极倡和文学复古运动。

如果说对李梦阳的服膺是徐祯卿诗风改变的关键契机，那么仕宦身份与地域环境的变迁则是他诗风改变的重要因素。七子派成员多为进士，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徐祯卿才得以有与李梦阳结识的机会，进而加入复古阵营。事实上，明代许多吴中文人都是通过考取进士而融入主流诗坛，如早期加入茶陵派的吴宽、陆深、张泰、邵宝等人，都是考取进士后入李东阳门下，且诗风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随身份而转变的是地域环境。徐祯卿去吴入京，他诗歌中的意象出现明显变化。以在京作的《燕京四时歌》为例：

天柳垂丝拂建章，银冰千片落金塘。(《春》)[6]211

赤日不行葱岭北，雪花长绕玉门关。(《夏》)[6]212

蓟门桑叶落滹沱，代北浮云鸿雁多。(《秋》)[6]213

葡萄新酒泼流霞，十月燕山雪作花。(《冬》)[6]214

对比徐祯卿早年的诗歌，在京师所作的诗歌视野开阔，所选取的意象以雄大的北方景物为主，如“天柳”“建章”“银冰”“金塘”“赤日”“葱岭”“玉门关”“蓟门”“代北”“燕山”等。徐祯卿写春不再是“万古垂杨有绿阴，春城寂寂落花深”[6]52，而是“天柳垂丝拂建章，银冰千片落金塘”，从“垂杨”到“天柳”，从“落花”到“银片”落“金塘”，意象宏大，气势雄伟，意境高远。

此外，徐祯卿诗风的改变也存在内在因素。在性格上，一方面“吴中‘文弱’的风俗造在了徐祯卿‘温柔’的性格，使他在论辩中屈服于李梦阳的压力”[13]，李梦阳的几番论争，再加上仕途的不顺等一连串事件所形成的挫败感，促使徐祯卿不断修正自己的复古取向。另一方面，他又容易发生转变，并勇于探索尝新。在加入七子派之后，徐祯卿还表现出对仙释的兴趣，又曾与王阳明、湛若水等讨论摄形化气之术，王守仁曾称之为“学凡三变”[14]。结合徐祯卿思想的前后转变，对于他复古取径的变化的理解就水到渠成了。

其实，作为吴中文人，徐祯卿早年就对与生俱来的“江左风流”在追慕的同时也有所反思。居吴期间，他在所作的《谈艺录》中曾褒扬汉魏，对两晋以陆机为代表的绮靡诗风不满：

魏诗，门户也；汉诗，堂奥也。入户升堂，固其机也。而晋氏之风，本之魏焉，然而判迹于魏者，何也？故知门户非定程也。陆生之论文曰：“非知之难，行之难也。”夫既知行之难，又安得云知之非难哉！又曰：“诗缘情而绮靡”，则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查秽耳。…由质开文，古诗所以擅巧；由文求质，晋格所以为衰。若乃文质杂兴，本末并用，此魏之失也。故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于魏；宗晋之体，其敝也不可以悉矣。[6]762

徐祯卿认为，“要学习魏诗与汉诗相通的以质为主、以文为辅的经验，所谓‘故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于魏’，而不能像陆机那样去突出‘绮靡’，文多质少，所谓‘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渣秽耳。’”[15]郑善夫为徐祯卿《迪功集》作跋时也谈到他“十岁学古文章，遂成章，二十外稍厌吴声，一变遂兴汉魏盛唐大作者驰骋上下。”[6]847正是这种对汉魏诗风的向往让李梦阳十分赞赏，并将其纳入复古阵营。加入复古派后，徐祯卿开始积极地学习汉魏、盛唐诗歌，但具体的诗学实践方面与李梦阳等人又有歧异之处。李梦阳、何景明等意在树立“气格雄浑”的格调理想，可以说是排除了典型的王孟文风[16]；而徐祯卿所宗法的“盛唐”则偏向李白、孟浩然等清逸诗风，兼学杜甫、王维、李颀、高适、岑参等唐代诗人。

徐祯卿对李白诗歌的仿拟较多。徐祯卿不仅以李白自比：“成都酒楼高插天，乌帽来游太白仙”[6]401(《送顾马湖孔昭四首》其四)，在七言律中也常融入李白之诗：“从今且拂朝华去，莫笑狂歌向楚中”[6]269(徐祯卿《重别李子》)仿“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17]579(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银鞍白马渡江来”[6]354(徐祯卿《汉阳逢故人》)改于“银鞍白马度春风”[17]297(李白《少年行二首》其二)，“我隔庐峰梦紫烟，尝骑白鹿上青天”[6]407(徐祯卿《观唐生寄赠子容洞庭山图，因求作庐山障子》)完全是“日照香炉生紫烟”[17]843(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与“且放白鹿青崖间”[17]605(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两句的融合。其《在武昌作》一诗，更是得到诸多评家的扬誉，陈子龙等编《皇明诗选》赞曰“清绝”[6]323，王士禛评其“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绝调也。”[6]323除了七言律，在乐府、歌行等方面，徐祯卿也效仿李白，例如《赠王渊之》的开篇“君不见十月狂风吹白雪，长安城中地欲裂”[6]371和末句“未肯低眉事贵游”[6]372脱胎于《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徐祯卿《将进酒》的第一句“将进酒，乘大白”[6]440亦有太白同题诗之豪迈，有评曰：“昌穀规仿太白，多絜其精华。此乃并其隤踪亦酷肖之。”[6]445此外，徐祯卿对李白诗集还有诸多批注，这在明代郭云鹏校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就有不少收录。

除了师法李白，徐祯卿还学习孟浩然，其五言律多类浩然。沈德潜认为“(昌穀)五言律皆孟襄阳遗法，纯以气格胜人”[18]，《酬边太常于燕山见忆之作》可以见之：

故人惠思我，百里寄瑶音。

独在山中宿，松斋清道心。

霜钟流夜壑，曲涧入幽琴。

寂莫悲千古，桥陵梓橡深。[6]390

此诗首联借鉴孟浩然《过故人庄》的“故人具鸡黍”[19]439，颔联又与“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19]439之景十分相似。徐祯卿后期的诗歌既有李白自然的遣词造句，得其之韵，又有孟浩然清逸的句法，臻其之境，以成清澹诗风，为“江左风流”之变而犹存留下可能。

(二) “江左风流”之变而犹存

学习汉魏、盛唐诗歌的过程中，徐祯卿对六朝文学的接受并未停止，与吴中文人的往来也未曾中断，这是其后期诗歌“江左风流”变而犹存的重要原因。此外，仕宦遭际亦对徐祯卿诗学转变造成一定影响。

徐祯卿加入复古派之后，对六朝诗人之作的师法现象仍然存在，其中以二谢为代表。徐祯卿对谢灵运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其诗歌的仿拟、化用上。比如： “白云岩下生”[6]459(徐祯卿《望齐山有怀》)改自“岩高白云屯”[20]191(谢灵运《入彭蠡湖口》)，“青天挂席浮明月”[6]501(徐祯卿《送庐陵杨贰尹》)变于“挂席拾海月”[20]78(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三年执戟力云疲”[6]502(徐祯卿《送徐生之金陵》)拟照“执戟亦以疲”[20]61(谢灵运《斋中读书》)。还有对谢灵运的拟作，《学谢灵运赋华子冈诗赠赵建昌》是其中之一，徐祯卿在诗题中就已表明拟谢之旨，不仅学其形式，还套用其句，“阴霞绚石室，夹筱蔽清涟”[6]309即是由“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20]41(谢灵运《过始宁墅》)变换而来。徐祯卿对谢朓诗句袭用亦多，“故人萧散我心同”[6]509(徐祯卿《赠玄德御史》)化自“因此得萧散，垂竿深涧底”[21]209(谢朓《始出尚书省》)，“故人惠思我，百里寄瑶音”[6]390(徐祯卿《酬边太常于燕山见忆之作》)与“乃惬同棲志，忽枉瑶华篇”[6]522(徐祯卿《酬赠方周二子》)皆脱胎于“惠而能好我，问以瑶华音”[21]282(谢朓《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有评曰《酬赠方周二子》一诗“分合停顿，章法神韵，悉契晋人”[6]524，足见徐诗对二谢摹拟之似。除了二谢，徐祯卿后期诗歌中亦时有拟化沈约、鲍照、徐陵之作。

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及其羽翼都敏锐地指出徐祯卿取径汉魏、盛唐的同时，间学六朝。王世贞评点徐祯卿诗歌时认为： “其(徐祯卿)乐府、《选》体、歌行、绝句，咀六朝之精旨，采唐初之妙则，天才高朗，英英独照。律体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遗也。”[10]2510胡应麟也曾说：“明诗流谈汉、魏者徐昌穀，谈六朝者杨用修，谈盛唐者顾华玉。三君自运，大略近之。然昌穀才本丽而澄之使清，故其为汉、魏也，间出齐、梁”[22]。王世贞和胡应麟都认为，徐祯卿在转向复古汉魏、盛唐之后，仍“间出齐、梁”，吸收了“六朝之精旨”。

值得注意的是，徐祯卿在京时还曾自选诗文，结成《迪功集》，集中所录多为其入京后尚习汉魏、盛唐之诗，但据郭仁在《〈徐迪功全集〉后序》中提及：

《徐迪功集》，盖迪功官太学时手自删定，授之徐文敏公者也。初刻于豫章，再刻于家塾，又再刻于浒墅关之公署。其逸稿则多冲年绮丽习，非迪功雅所自珍，而脍炙在。后学不忘，故别为皇甫氏、袁氏所刻云。[6]854

由此可见，《迪公集》中可能存在徐祯卿后期在京所作的绮丽诗歌，这也是他“江左诗风”变而犹存的有力佐证。

徐祯卿受六朝文学影响还表现在他的交游上。从徐祯卿在京的交游情况可见他并未完全接受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派主流诗学思想，吴中文化对其的熏染未曾断绝，这也是其“江左风流”特色变而犹在的重要因素。居京时期与徐祯卿酬唱往来较频的主要有两类人物，一是李梦阳、边贡、顾璘、朱应登等七子派成员，二是陆深、都穆、徐缙等具有复古倾向的吴中文人。需要说明的是，除李梦阳、边贡等人外，徐祯卿与七子派其他成员联系并不密切，且顾璘、朱应登等人在吴时也唯“六朝之文是习、是尚”[2]1791。而他相往来的吴中诗人多为早年旧识，尤与徐缙过从甚密，垂殁时曾向他托付后事，徐祯卿曾作有《过黎云精舍》《秋日过故尚书吴公池馆二首》《从吴学士侄奎观模米襄阳山水图并学士题识》《岁除贿庭实太常、子荣同年》《寄子容》等诗，徐缙亦有《与昌穀过黎云精舍十韵》《秋日与昌穀过嗣盛舍人池馆而有作二首》《赠昌穀》《夏日访昌穀新居有作》等诗。

徐祯卿居京的时间其实也不算长，举进士入京之后于正德元年(1506年)受命赴湖湘编纂外史，其后又二赴潇湘，多次往返吴中。粗略估计，在举进士到病逝的七年中，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是在吴楚秀美山水间度过的。返里期间，他又与唐寅等吴中文人题咏唱和，现存有正德元年(1506年)所作的《题唐子畏王公拜相图》《题濮桓作芝石图》、正德二年(1507年)的《题沈周像》和正德三年(1508年)的《唐生将卜筑桃花之坞谋家无赀贻书见让寄此解嘲》等诗作，与吴中文人的密切交往是徐祯卿后期诗歌中“江左风流”特色去而未尽的重要因素。

除了诗歌接受与交游外，徐祯卿的仕宦遭际对其诗歌“江左风流”特色的留存亦有影响。据《朝正倡和集》所收录的徐祯卿的诗歌[23]，可以窥见，徐祯卿在多次仕途受挫后，心态消沉，在诗中表现出对仕宦的厌倦、客居京师的边缘感以及对吴中的思念。在“多病渐思抛旧业，谪官犹愧卧长安”[23]135(《席上言怀》)、“莫漫上书辞帝阙，待予同种汶阳田”[23]136(《赠华玉兼怀献吉》)等诗句中，可以看到，早年“寂寞英雄杯酒中”[6]84(《与杜三饮》)、“清腕不让湓阳郎”[6]102(《观舞歌》)等诗中的自负情绪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颓唐与倦意。加之前七子复古运动趋于衰落，徐祯卿对政治和诗歌的灰心促使其不再专致于复古，这也是他后来弃文入道的重要因素。

三、余论：徐祯卿诗风变化与诗学探索的意义

徐祯卿诗风的转变在京城与吴中南北两地之间引起了诸多争议。李梦阳等人介怀徐氏诗风转变的不彻底，而批其保守；吴中文人对徐氏转学复古亦有微词，以“邯郸学步”[1]301“明妃远嫁”[24]等句讽其摹拟。李梦阳对徐祯卿的评判在徐谢世之后还引起顾璘、皇甫汸等七子羽翼的讨论。可以说，徐祯卿诗风变化与诗学探索给沉寂的南北诗坛注入新的活力。

徐祯卿诗歌改趋汉魏、盛唐之后，推崇李白、王孟一派的自然清新诗风，他不同于俗的诗学接受丰富了明中期文人的创作风貌，正如朱彝尊《明诗综》记载：

周青士云：“李、何专主学杜，昌穀兼师盛唐诸家。此后薛君采、蒋子云、王穉钦、高子业、华子潜、皇浦昆弟，皆清婉成音，各极其致。虽非昌穀流派，而风调实自昌穀启之。”[7]1547

李、何为首的七子派主要师法盛唐李杜二家，取径较为狭窄；而徐祯卿则兼师盛唐诸家，其后文坛操觚之士如薛蕙、蒋山卿、王廷陈、高叔嗣、华察、皇甫汸等也开始效仿徐祯卿，融合南北，“皆清婉成音”，于明代诗坛开“清澹”一派。

徐祯卿倡和复古、融合南北诗风的诗学探索还扩大了七子派的影响，一些吴中士子也开始仿效七子，提倡复古。王世贞有云：“今中原豪杰，师尊献吉；后俊开敏，服膺何生。三吴轻雋，复为昌穀左袒。”[10]2510明中期文坛，徐祯卿不仅几与李梦阳、何景明三足鼎立，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吴中后学景从云集，又加之王世贞等后七子派文人的倡导，一时“吴中绮靡之习,因之一变”[25]。

在徐祯卿短暂的人生里程中，他的诗学创作和思想极其丰富，诗风转变也较为复杂，他的文学接受与批评心得值得认真总结。本文对“江左风流故自在”现象的探索，有助于洞察徐祯卿个人文学思想的嬗变轨迹，为明代中叶复古思潮在南北两地的交融流变提供新的考察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