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山，苏含颖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一、引言

生态环境心理学是21世纪初在环境危机时代背景下由生态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这两门学科有机融合后诞生的一门新学科，它的源头为生态心理学。生态心理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勒温(K. Lewin)于1944年发表的《心理生态学》首次将生态学概念引入心理学研究。三年后，另一位心理学家巴克(R. G. Barker)在美国一小镇建立中西心理学田野研究站，倡导自然研究方法和行为背景理论，这标志着生态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创立。[1]将这一概念和环境心理学有机结合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7年，美国学者杰克布(J.Jacobs)在巴克生态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与传统心理实验方法不同的研究理论，即环境心理学理论，该理论注重自然情境下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尤其强调对人的自然行为进行详细客观的心理描述。[2]在此基础上，环境心理学家贝尔(P. A. Bell)在2001年发表的《环境心理学》著作中，首次提出唤醒、超负荷、适应水平、行为约束和应激等环境心理学概念，这为生态环境心理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2004年，生态心理学家温特(D. D. N. Winter)等在其发表的著作《环境问题中的心理学》中正式明确“生态环境心理学”这一概念，其注重研究环境物理量和环境心理量之间的关系，如环境与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环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用规律，其中包括自然环境(如噪声、温度、风向、气候、空气污染)和社会环境(如个人空间、地域观念、社会风气、社会文化、人际关系)的影响。此外，环境联想对环境意识和心理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过程中心理变化对人体传递信息、行为方式的影响，还有人们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如何进行心理自我调节，来适应和创造一种有利于个体发展的环境等都是这门新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3]

有鉴于此，将这门研究引入核技术利用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自1938年核分裂发现以来，核科技发展已走过84年的发展历史。核科技发明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因为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这其中既包括对核能的军事利用，如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二战宣告结束，以及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段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断以核武器相威胁而导致世界的和平受到严重威胁、人们恐惧心理不断加深的恐怖历史时期。同时也包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对核能的民用开发，这为有效缓解世界能源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应看到的是，由于麻痹疏忽和自然灾害，核能发电还是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保护构成严重威胁，1979年美国三里岛、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和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的核电站核泄漏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所以，自核科技诞生以来，核技术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人们的头顶上，它要求人们不得不对其安全利用问题进行思考，并加强防范。这其中，生态环境心理学的引入可帮助人们有效探索核技术滥用背景下环境物理量和环境心理量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揭示遭受破坏的环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用规律。此外，探究环境变化给人带来怎样的心理变化，以及应采取怎样的应对和干预机制，做好心理调节，以便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当今核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这对于人的生命财产和环境的保护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重大的社会价值。

同样，将生态环境心理学放置到文学作品中加以研究既可拓展文学研究视域，又可更好地挖掘作品思想深度，并体现文学作品的教育功用，尤其是将之植入生态文学作品，则更能体现这一研究价值。因为生态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人与自然的不同互动关系都会对各自的进化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属于生态文学范畴的核文学则更能体现这种关系，因为核科技产生的后果是在所有科技成果运用中可对自然环境产生最大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核科技滥用更是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所以，根据人类历史所发生的许多惨痛教训，结合自己的丰富想象力等文学虚构形式，世界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揭示了这一主题。如核文学鼻祖、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s)的《获得自由的世界》(1914年)、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F. Dürrenmatt)的《物理学家》(1962年)、日本作家井伏鳟二的《黑雨》(1965年)、德国作家沃尔夫(C. Wolf)的《核事故：一天新闻报道》(1988年)等都再现了各种核爆炸、核泄漏污染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他们所做出的深刻思考。甚至不少作家还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1964年)、德国作家格拉斯(G. Grass)的《母鼠》(1986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历克谢耶维奇(S.Alexievich)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1997年)等，更加突出了核文学这类生态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性以及防止核技术滥用的紧迫性。此外，这些作品也很好地展现了核战争、核泄漏事故发生后人们所表现出的各种心理和行为表现方式，以及这些社会个体所采取的干预机制和心理调节，以求更好地生存和长远发展。与上述作家略有不同的是，德国女作家鲍瑟王(G. Pausewang)则从生态潜意识角度出发，专门探索青少年儿童在核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各种心理变化。也就是说，面对核灾难发生，处于生命初期的这些生命个体，人们应该如何去激活他们的生态潜意识，唤醒生态潜意识之内那种固有的、健康的环境交互性意识；如何寻找各种心理疗法以治愈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疏离感，培养出具有心智健全的科技伦理观和道德责任感的儿童，使他们最终走向生态环境心理的自我成熟，感受自然万物美好的生命体验，最终让世界和平与个人幸福感紧密相结合，这是鲍瑟王的初衷所在。下文将从生态环境心理学角度出发，以作家《最后的孩子》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为例，重点分析核灾难发生后青少年儿童心理及行为受到何种影响，以及人们对他们所做的心理调节和干预机制，以此了解作家的写作意图，即对核技术滥用的警示和核安全教育的必要性。这对于社会风险防范和人类下一代健康成长将起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启蒙教育作用。

二、核灾难的发生对社会个体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产生的心理影响

和自然灾害发生一样，核灾难发生也具有突发性、不可预知性和毁灭性这三个共同点。具体地说，就是当核爆炸或核泄漏发生时，核灾难的出现往往是突然的、强有力的和不可控制的，它们在很快时间内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并给人和其他生命个体带来混乱甚至毁灭。与自然灾害不同的是，核灾难也有其自身特点：第一，核灾难爆发的成因不同。自然力破坏不是其发生的主要因素，更多的则是人为故意或过失、失误所造成。第二，持续时间会更长。核辐射不像自然灾害那样来得很突然，又会很快停止，它对环境的持续影响会非常久，想消除就需要用很长的时间，长到难以让人类去承受。第三，可预测程度会变得更难把握。由于核灾难多是人为故意或疏忽造成，所以对它的控制远比对自然灾害发生的不可控制性更难预测。第四，灾后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反应状态也不尽相同。一些研究发现，虽然自然灾害发生后会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如无助、痛苦、悲伤等情绪，但是也能带来很多积极影响，如社会和人的团结互助、相互关爱，社会归属感会变得更强。但科技灾难却有所不同，当核灾难发生时，尽管社会和个体也有互助关爱等表现，但在心理情绪上，更多表现为挫败、抑郁、诅咒、痛苦、退缩、麻木、愤怒、绝望等。此外，在行为表现上，人们为求得生存而往往多表现为自私、麻木、排斥、拒绝等利己行为，这和人们在自然灾害中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存在有很大的不同。

在《最后的孩子》这部作品中，13岁的小主人公罗兰德暑假和父母、姐妹五个人一起从法兰克福出发，驱车前往外公外婆家所在的一个名叫施威伯恩的小城度假。途中，一场核爆突袭给德国中部地区带来灭顶之灾，“树梢后面有一道炫目的光，白亮又可怕。……之后好一会儿便如同失明了一般。车窗开着，强烈的热浪冲进了车里。”[4]4在20世纪80年代冷战时期，人们最担心的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顾人类生死，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核战争，而眼前的一幕让这个担心成为现实，连小罗兰德也隐约感觉到：“爸爸妈妈猜的是核弹爆炸。”[4]4尽管他们幸免于难，但路上的所见所闻让他们恐惧不已。进入施威伯恩小城后，惨象更为可怕，“一座风景如画、生活惬意、开满鲜花的小城”到处浓烟滚滚、房屋倒塌，人们惊呼：“世界末日了！世界末日了！”[4]5他们“看到医院里挤满了伤员。”放眼附近的富尔达河谷，也是“河水里全是烟灰和尸体。还有富尔达牧场也全是尸体，岸边灌木林里、芦苇丛、牛圈死去的牛群当中，全都是掉了皮的烧焦的尸体。”[4]6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核灾难发生后所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由于妹妹遭受核辐射后没能幸存，全家人变得更为痛苦。尽管如此，全家人还是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气，面对灾难，罗兰德毅然去医院做护工。在那里，他看到的是“看着地上一排排人，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躺着，不分男的、女的还是小孩，也不分擦伤的还是烧伤的。大部分人身上都粘着一块块眼看就要掉的皮肉。有人身子底下是自己的呕吐物，有人躺在自己的鲜血里。空气中有大小便的气味。他们快渴死了，呻吟声、叹息声，要水喝的乞求声飘荡在四周，像波浪一样此起彼伏，一阵声大，一阵声小，有时突然变成疯狂的叫喊，一直传到街上。”[4]38这里，呻吟声、叹息声、乞求声、哭喊声，是遭受巨大痛苦后人们种种悲观绝望的心理情绪的一种强烈反应和宣泄。罗兰德将没受过污染的泉水拎到医院供病人饮用时，一群伤情较轻的伤病人员则暴露出人性自私的一面，因为“每提到一层楼，水桶都遭到一番狂抓乱抢。”[4]7此外，街头的面包店、食品店、商场、加油站也遭到哄抢，人性的阴暗面由此显现。

然而，面对这场灾难，很多人还是像罗兰德一样挺身而出，连敬老院七十多岁的巴尔茨老太太也去医院照料病人。对此，她感到很欣慰，觉得能在此时此刻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是一种幸福。面对罗兰德爸爸妈妈不愿做护工去帮助受伤的人时，另一位也在帮工的莉萨奶奶则对罗兰德发出了感慨：“没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都过得很好，谁也不需要帮助，于是忘了还要管别人。到了需要援助的时候，不用个人出面，国家就把这件事包了。所以，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你爸妈也是。他们是在这个铁石心肠时代里长大的一群人。”[4]51-52正如罗兰德父亲所说的：“大家都忘了自己受过的良好教育，忘了‘关爱身边人’的伦理。人变成了动物，只关心自己的吃喝。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关系到吃喝，这自然就会发生到处撕咬的事！在争夺中，只有最强的人才能活下来。”[4]7在这里，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是，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里往往会滋生出一批麻木、缺少爱心的个体，他们对别人的生死无动于衷，只顾及自己，甚至不惜手足相残。

在小说中，作家还通过另一个细节表现出孩子们认为父辈对下一代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谴责：一群受伤较重的孩子被安置在一个废弃的城堡中，其中快断气的安德里亚斯临死前在墙上写了“可恨的父母”(Verfluchte Eltern)几个诅咒大字，[5]这既是孩子们对上一代人核科技滥用的强烈谴责，也是对他们不关心人类下一代的愤怒声讨。核灾难发生后往往给人带来从未体验过的各种心理情绪障碍，容易使人产生极端行为，冲动、排他、不顾一切等以自我为中心的非社会潜意识行为会自然表露。但同时，意识清醒者则沉着冷静，能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行动上表现出遵纪守法、合乎公序良知和利他主义行为，如小主人公罗兰德、巴尔茨老太太和萨莉奶奶等社会个体能时刻关爱他人，这些都反映了核打击背景下社会、环境和人们所发生的各种心理变化，特别是从青少年儿童成长角度审视这些变化会对他们生态潜意识的形成、心理成长和行动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

三、灾后的心理干预和信心恢复可帮助青少年儿童进行心理重建

如何消除各种心理障碍，恢复内心固有的、健康的生态潜意识，并积极有效找到治愈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渐以疏离的良方，最终走向心智和人格的成熟，感受美好的生命体验。女作家在作品中用很多细节对灾后的人们进行心理干预和调整，治愈他们心中的创伤，这从以下五个方面可以看出。

第一， 以外部环境入手，从大自然恢复生机中寻找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在小说结尾处，四年之后，罗兰德已成长为一个17岁的成熟的青少年。这期间，因为听说阿尔卑斯山地区没遭受核辐射，很多当地幸存的居民“便动身去了那里”[4]56，但也有很多外地难民落脚于此，他们和罗兰德父子一样，曾“经受一连串的恐惧”[4]58，“怕受冻，怕挨饿，怕得病，怕虫灾”[4]59。所以，“我们现在哪儿也不去”[4]60，好在头年冬天没有人饿死。“自然界经历了可怕的重创，现在开始慢慢地恢复起来。一些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又繁茂丛生了。到了春天，周围城市有了绿色。就连靠近富尔达的那片区域，也有绿草从灰烬中萌发出来”[4]124。在这里，一年前遭受辐射的大自然在作家笔下又恢复了生机，这些“绿”给人带来了希望，也预示着新生命的诞生和新生活的恢复。

第二， 重新恢复生活秩序是治疗心理创伤的重要手段。首先是恢复生产自救，人们开始种菜和种土豆。为确保不减产，市民们还积极消灭病虫害，他们捕捉昆虫，用猎枪射杀野猪。其次，在穿戴方面，他们也自己动手，尽管现在这个地方“和过去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差不多”[4]147，但“女人们还是把破旧衣服裁改成合身衣服”[4]147，以渡此难关。此外，为告慰亡灵，人们在拾柴火、采坚果或去草场时，如发现死人，都会“尽量利用环境，就地掩埋，给死者造一座坟墓，即使人们不知道死者是谁，哪怕他们没了全尸，也给死者以最后的尊严。”[4]147总之，尽管没有机器可帮助生产，但人们还是“不停地干苦活累活，提水、洗衣、栽种、收获、缝补、清理废墟，修建设施，一切都自己动手。”[4]148为恢复市政管理，人们又选出了市长，“一旦需要决定什么事情，他就会召集大家去以前的市政广场。”[4]149让人们参政议政，共同度过一道道难关。

第三， 重新开办学校。这既是对罗兰德父子的一种精神安慰，也是对遭受心理创伤孩子们的一种心理理疗，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当灾难发生时，罗兰德除了在医院当护工之外，同时还在废弃城堡中照料受伤的孤儿。他向他们传授文化知识，由此让这些孤儿获得温暖，他自己也在心灵上得到很大慰藉。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年，由于原来学校遇袭后被焚毁，罗兰德和父亲一起在旧城堡一楼重新办起学校。幡然醒悟的父亲决心要以实际行动反对核战争，教育下一代要热爱和平、珍惜生命，他招收的49名学生从6到14岁不等。“小孩子由我来照管，爸爸给大孩子上课。他带着他们阅读、书写和计算，却从不和他们说爆炸的事。”“他从一座座废墟和垃圾场里为孩子翻找来书写工具和纸张”由于这些东西太珍贵，所以，“一支都不能浪费，我们尽量节约使用爆炸之前留下来的东西，因为它们无可替代。”[4]149不仅如此，受感动的很多市民也“赶来帮忙。他们很高兴，自己的孩子们又可以上学了。”[4]150除了在学习上教育孩子，在身心抚慰方面，罗兰德父子也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很多学生不是土生土长的施威伯恩人，而是从富尔达周边流落到这里来的。很多孩子是孤儿。小一点的孩子已不太记得自己的爸爸妈妈了。有的孩子身上全是伤疤，有的孩子走路需要拄拐。我的班上有两个孩子失明了，而爸爸班上有个孩子不能说话，因为他的舌头掉了一块。还有几个孩子没有头发，还有好几个孩子情绪不稳。许多孩子早上来上学时都很疲惫，因为他们夜里做了噩梦。这些孩子几乎没有一个是身体完好、精神健康的。和他们打交道必须加倍小心，他们太容易哭了。”[4]151有了这样一对充满爱心的父子给予的关怀，这些幸存者必将很快走出心理阴影，感受到爱的温暖和生活的美好。

第四， 对遭受核打击的致残儿童给予无限同情。罗兰德目睹了许多孩子因核爆炸致残或死亡，尤其是看到出生不久后就夭折的畸形的妹妹。所以，身为一名幸存者，他对这些弱势群体给予了无限同情，“虽然爆炸后又有孩子出生，但是人口仍在不断减少。我知道许多人不想要孩子，他们不愿承担沉重的责任，把孩子生在这样一个破败的世界。我还知道，有些女人在爆炸后就丧失了生育能力，更何况，辐射病还一直在肆虐。”[4]152对此，遭受重大精神打击的父亲结合自己夭折的女儿向罗兰德解释为什么会有畸形的婴儿出生一事：这种胚胎或婴儿辐射病称为“遗传伤害”(Erbschäden)。依此类推，在罗兰德看来，本地及周边地区的新生儿都不怎么正常。“即使他们活着来到人世，也总带有各种身体缺陷，比如畸形、失明、聋哑和智障等问题。”对此，罗兰德寄予了很多同情：“他们击碎了人们的全部希望。”同时也感到很是哀伤：“不管施威伯恩人做出多少努力，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还是会死亡，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4]152

第五，重塑上一代人的形象，勇敢地承担社会责任，让下一代在和平环境中健康成长。上一代人责任感的缺失成为下一代人遭殃的罪魁祸首，对此罗兰德深有体会。罗兰德的父亲为了让遭受痛苦的孩子情绪可以发泄，决心在新开办的学校课堂上让孩子们对“可恨的父母”进行谴责，一个遭受严重辐射的孩子因为心理扭曲直接将粉笔扔到罗兰德父亲脸上，嘴里还喊着：“你！你是杀人犯！”。对于发生的这一幕，其他孩子会大惑不解，但“爸爸马上明白了男孩的意思。”从那时起，“他就再也睡不好觉了。他常在夜里唉声叹气”。[4]153至于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哀叹，其原因罗兰德很清楚，是因为像父亲一样的很多长辈的不作为才导致今天这种局面。儿子本可以指责父亲：“在爆炸前的几年时间里，面对一些有可能毁灭人类的做法，他和他那个年纪的大多数人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心安理得地旁观。”[4]153他总有一些愚蠢的借口：“我们又能改变什么呢？”他还曾反复强调说，“这些武器正是因为可怕才保障了和平。”[4]153对于他和多数成年人而言，舒适和繁荣才是最重要的。他和他们所有人大概都看到了危险在不断上升，却始终不愿意承认。可是，“就算我指责了他，又能改变什么呢？”[4]153在这里，作家借罗兰德之口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回避和贪图安逸决不能消除核危机。不出声、不反抗只能将下一代推向死亡的深渊，没有责任担当的上代人必然让下一代遭受更多苦难。在面对另一个女孩子“您曾经为和平做过什么事吗？”这样的提问时，惶恐中的父亲“摇了摇头。没有做辩解”，[4]153这是父亲的良心道德遭受谴责的时刻，也是他深刻反省并做出实际行动要教育好下一代避免重走上代人老路的重要一刻。由于死亡的孩子越来越多，最后只剩一个班级，父亲安排罗兰德接此重任，并补充道：“他们不会说你是杀人犯。”[4]154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上代人给下一代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在孩子们心中已很难愈合，而且这从罗兰德的思考中也能找到答案：“是的，我要接手这个班了。我愿意给他们上课。虽然我还太小，不算真正的老师，而且我也没学过怎么教书，但是孩子们会接纳我的，因为爆炸之前我还没有成年。”作为同龄人，罗兰德坚信自己和孩子们一起可弥合心灵创伤，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以罗兰德口吻所表述的：“有很多事情比读、写、算更重要，我无论如何要教会他们：他们应该追求一种没有抢夺、没有偷窃，也没有残杀的生活。他们应该重新学习相互尊重，应该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他们应该学会互相交流，应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共同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拳脚相向。他们应该自觉地为别人负责。他们应该彼此关爱。他们的世界应该变成一个和平的世界——哪怕持续不久，也要付出努力，因为这些孩子是施威伯恩最后的孩子。”[4]155在此，作者点明了主题，如让这些最后的孩子存活下去，人类就应该对一切非正义行为做坚决抵制和反抗，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拥有希望和未来。

四、加强核技术滥用警示及安全教育对于青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

将核爆炸场面放置到小说情节之中展现人性自私与无私的交锋，同时对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父辈们的谴责，以及对苦难众生的悲悯和对人类尊严的反思等构成了这部青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旨内容。虽然这部小说的内容是灾难刻画，而且灾难场面甚至显得很残酷，但“残酷”并非作家可以经营的噱头，恰恰相反，她要通过这些“血肉模糊、焦灼紫黑”的场面和各种心理活动描写来体现作家用心良苦的警示、劝诫和激励。其警示的目的在于，不受伦理约束的科技滥用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让人类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劝诫的目的则在于，多一些交流合作，多一份关爱，世界将多一份和平安定；而激励的目的在于，下一代人应从上一代人的不足中吸取教训，拥有良好的心智思维，主动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只有这样，人类才可以永续发展下去，这是作家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所在，正如她所说的：“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避讳谈论危险，不愿思考危险，觉得人类毁灭是不可想象的事。我要通过这部小说，把它变成可以想象的事。”[6]同时，她也强调，她给自己核灾难小说都安排以悲剧结尾，其目的还在于“要让人们看到希望，因为只有让人们感到不安，让心灵受到触动，获得启发，他才能面对现实，正视危险，有所行动，有所作为，否则，以轻松消遣式结束故事只会让读者一笑而过，很快将所发生的一切抛诸脑后。”[6]也正因为这部作品从心理活动、心理干预和心理治愈等生态环境心理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功，所以这部创作于1983年的作品很快被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定为该州八年级学生必读教材。直至今天，它仍是德国四五十岁这代人的集体记忆，可见这部作品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正如一位德国评论家在评价这部作品时所总结的：“这部作品不是要给人恐惧，而是要给人勇气；不是要使人变瞎，而是要擦亮人眼睛；不是要使人变聋，而是要让人的耳朵变得更聪灵；不是要让人变成哑巴，而是要让人们吐露心声；不是要让人被动，而是要他们变得更积极主动，尤其是在促进和平事业方面。”[6]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