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迈，禹志云，骆锦芳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解释学，又称诠释学，泛指对于文本意义进行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西方解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解释学、一般解释学以及哲学解释学这三个历史阶段。在19世纪，西方解释学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发展为一门具有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的理论学科。之后，伽达默尔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研究基础之上吸收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提出了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理论。中国在古代虽然没有“解释学”的概念，但在长期的经学诠释实践以及文学鉴赏实践中产生了许多传统的解释方法和原则，形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披文入情”“我注六经”等古典解释学理论。其中，“披文入情”说是《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所提出的一种文学阐释理论，其强调文本在鉴赏与解释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主张鉴赏与解释最终要返回创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情志。这种古典的文学阐释理论与伽达默尔现代解释学中的“视域融合”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二者在理论上具有互补性，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促进中西解释学思想的交流与对话。

一、“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的释义

(一)刘勰的“披文入情”说

《文心雕龙·知音》开篇就发出了“知音其难”的感叹，感慨文学作品得到欣赏与正确理解的困难。这说明刘勰认识到“误解”是普遍存在于文本诠释过程之中的。为了避免对诗文的错误理解，他提出了“披文入情”的文学鉴赏理论，主张“沿波讨源”，立足文本来理解作者的创作原意。

刘勰指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以入情”，在他看来，“创作是从情到文，即‘为情而造文’，也就是从隐至显，从内至外”[1]50，即作者情思受到触动从而写作文章的过程；文学艺术的鉴赏与解释则与之相反，是由外至内，从显至隐，也就是读者克服障碍领会作者创作时的思想与情感，与作者形成共鸣的过程。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很多时候读者并不能领会到作者的情志，反而会产生很多错误的理解，从而不能认识到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一方面，许多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复杂性与多义性的特点，内容与形式交织多变，作者表达的情志不容易解读出来，正如刘勰所言“篇章杂沓，质文交加”“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另一方面，读者的主观喜好，以及艺术修养的不足也会导致文学鉴赏中的“音实难知”。刘勰说道：“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由此可见，“鉴赏者个性和性格不同，审美趣味不同，对作品会有选择和排斥，会有不同的理解等”[1]52。

虽然要对诗文形成正确的理解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刘勰并没有否定“觇文见心”的可能性，他提出了“六观”的鉴赏视角，以及“沿波讨源”的鉴赏方法来帮助读者“披文入情”，感知作者的情志，实现“知音”的目的。刘勰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一观位体是指分析作品的主题、结构、体裁；二观置辞是指考察作品的修辞；三观通变是探讨作品的继承与创新；四观奇正分析作品较为正雅还是较为新奇；五观事义是指了解作品对典故的运用；六观宫商是指考察作品的音乐性。这“六观”正是我们解读文本的具体视角。刘勰认为，文因情而起，“缀文者情动而辞发”，只要我们反过来运用“沿波讨源”的鉴赏方法，对文本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回溯与分析，最终就能感知到作者之“情”，实现“知音”的目的。这正是“披文入情”说的解释学思想。

(二)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

伽达默尔是继海德格尔之后德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受到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启发，反思解释学中理解以及真理的关系，将解释学发展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解释学哲学。

“视域融合”理论是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近代西方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文学研究重心由作者转移到作品，再由作品转移到读者的产物。”[2]113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过程与实质是读者的视域与作品的视域之相互融合，并不是读者对作品的视域之机械还原，读者的视域与作品的视域同样重要。

伽达默尔所说的读者视域是指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包含着读者自己的价值观念与主观认知。因为任何读者都是特定时代的具体存在，所以读者视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加之读者的认知与理解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并非固定不变，因此读者视域具有开放性。与此对应，作品的视域就是作品所承载着的作者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以及相关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与政治因素等，其同样具有历史性与开放性的特点。伽达默尔认为，现代解释学不应该像古典解释学所要求的那样，忠于文本与作者的原意，抛弃自己的视域而单纯解读作品的视域，而应该是“解释者从自己原有的视域出发，在与被理解对象不断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文本的异质性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自己的前见，使解释者的视域不断扩大，从而两个视域融合成一个全新的视域，产生全新的意义。”[2]113

在伽达默尔眼中，“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3]，可见他非常重视读者视域，认为读者的“前见”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和出发点。伽达默尔认识到，“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所决定的，而是由于不同境遇之后总的读者和文本的互相作用所决定的。”[4]换言之，在伽达默尔看来“文本阐释活动看似是阐释者在挖掘、重现隐含在文本中作者的原意，其实是阐释者在向外界传递自己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文本作品的意义世界是由原有的文本世界和读者想象出来的世界交融而成的。”[5]35

二、“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的比较

对于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我们应当运用“以微观充实宏观，以宏观指导微观”[6]的研究方法，既要从微观入手，研究具体作品、流派以及理论的异同，寻找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比较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中西方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知其所以然，这样得到的结论才更经得起推敲。

(一)“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的微观比较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披文入情”与“视域融合”均为解释学的理论，根本上都是围绕着读者、文本、作者、世界四个因素进行论证，因此，在内涵上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但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和诗学传统的不同，以及二者诞生的时代背景不同，所以这两种理论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首先，“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都在探讨文本、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披文入情”说更强调文本的载体性和作者的原意，而“视域融合”理论则更侧重于读者的主观性以及文本的多义性。刘勰觉得真正的诗人都是“为情而造文”，文章就是承载着作者思想情感的载体，读者应当克服种种障碍从而把握作者创作时的情志，做一个像钟子期那样的欣赏者与解释者。然而，在伽达默尔看来却并非如此，他指出读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因此读者并不可能完全客观地把握作者的原意，真正地理解必定会受到读者主观性的影响。而且，伽达默尔认为文本也是一个开放的视域，认为它的意义总是处于历史性的变化之中，往往能够超出作者的原意而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其次，“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都十分重视读者在理解活动之前就具备的条件，只不过刘勰更重视读者的客观态度和艺术修养，而伽达默尔则更强调读者的“前见”，也就是对事物理解前的先行看法。“披文入情”的前提就是读者具有公正的态度以及一定的艺术修养来避免误解，不仅要抛弃“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偏颇的出发点，还要有“博观”的艺术修养，能够“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伽达默尔所说的“前见”(Vorurteil)有时又被译为“偏见”，启蒙运动曾批评“前见”干扰了我们的理解，应该克服这种“前见”。但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却肯定了“前见”的合法性，并将“前见”当作我们理解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因为“前见”是“理解的历史性”所造成的，其中含有客观的因素，解释者无法不带“前见”去理解作品。例如：我们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时，现代人的现代语言体系以及思维模式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前见”。

(二)“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的宏观比较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分别从属于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思想体系和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体系，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阐释学传统以及理解世界的不同思维模式都是造成二者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二者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西解释学思想的差异性。

人从诞生之初就在追问这个世界的意义，对世界进行理解。西方古代的哲学家将世界当作一个实体来思考，将世界当作认识的对象与客体，思考什么是世界的本质，思考如何正确认识这个世界；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则从世界整体的感受出发，意象式地解释世界，将世界当作审美意象来思考，认为天地万物承载着人的情志，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有情的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理解世界、寻求答案的解释学传统各不相同，“中国诗学阐释以探究文本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即作者的‘志’为根本目标，西方诗学阐释的重心则是探求一种普遍真理”[5]36。无论是中国的“诗言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还是西方古希腊的模仿说、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解释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解释学都体现了这种解释学传统的差异。正是中西方解释学各自的发展脉络导致了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侧重“求真”，以追求解释学的规律与真理为宗旨，而刘勰的“披文入情”说则主张“知音”，以理解作者的情思为宗旨。

此外，伽达默尔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由于传统媒体的进步与发展，文艺欣赏与批判对艺术创作的影响逐渐变大。因此，伽达默尔对于阐释者的主体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更能认识到读者在理解活动中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但刘勰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由于刚刚经历“文的自觉”，当时艺术鉴赏与批评实践相对而言较少，加之可能受伯乐识千里马、钟子期知俞伯牙等典故影响，所以刘勰的解释学思想仍侧重于读者对作者原意的追寻。

“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的这种差异也较能体现中西解释学思想的不同特点，中国古典解释学以解释作者原意为目标，更多地关注如何进行理解和阐释的问题；西方的解释学以追求解释学的真理为目标， “其理论体系的建构主要围绕‘Why’即‘为什么’要进行理解和阐释而展开。”[7]

三、“披文入情”的文学阐释学思想与西方解释学理论的对话

“披文入情”说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学阐释理论与西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也有诸多的互异性。对这两种解释学思想进行比较是为了找出二者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让这两种理论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互参互补、融会贯通，以建构更为包容、更为科学的解释学美学。

(一)“视域融合”理论的积极性与局限性

随着西方解释学的影响持续扩大，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视域融合”理论被学界广泛接受。这一理论使人们认识到了理解活动的互动性、创造性和无限扩大性，同时还拓宽了理解的范围。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能局限于一种还原作者意图的工具性活动，应当是读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双向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读者的视域会通过吸纳文本的视域而发生改变，文本的视域也会受读者视域的影响而产生变化。例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本是一部文学著作，然而，恩格斯以社会经济学家的视域去解读却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发展，发掘出其中的经济学价值。这个案例也印证了伽达默尔“理解就是创造”的主张，我们不应该拘泥于某种固定的理解和解释，要发挥解释者的创造性，让我们的理解活动成为具有无限可能的“视域融合”。此外，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解释学思想还拓宽了理解的范围，使人们意识到理解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不仅文学欣赏、学术研究中的理解是一种视域的融合，而且我们生活中的阅读、学习与交流也是不同视域的融合，这极大地拓宽了理解的范围。

上述均为“视域融合”理论的积极意义。然而，世界上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 “视域融合”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它只是告诉我们，理解的本质是读者的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并没有“进一步思考文本与读者的视域融合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问题”[8]，也没有说明“融合视域”与误解的区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否定艺术客观标准的倾向。

“视域融合”理论所侧重的是读者视域与文本视域之间的“时间间距”，这解释了为什么理解活动不是读者视域向作者视域的转化，而是两种视域的融合。但是，伽达默尔忽视了这两种视域能够产生融合的条件，也没有认识到“视域融合”有时也会产生无意义的误解。例如：一个排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读者，他在解读艾略特的《荒原》时所产生的理解与评价有时会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样的误解也是一种视域的融合，然而并无任何积极的意义。伽达默尔将一切理解都当作自我理解，让人们在理解艺术作品时容易陷入主观主义，间接地否定了理解的客观标准。这些都是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理论的不足之处，需要进行反思，加以补正。

(二)“披文入情”说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与“视域融合”理论相比较，“披文入情”说的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其系统地论述了读者应该如何进行理解和阐释，肯定了理解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并且鲜明地区分了合理的理解与无意义的误解。

刘勰在《知音》篇中指出，“披文入情”的过程，就是采取“沿波讨源”的阐释方法，通过“六观”的鉴赏视角来分析文本，最终达到“知音”的过程。可见，他向我们解释了该如何进行理解和阐释。刘勰还指出，主观的偏颇、修养的有限以及强烈的个性喜好都会导致读者对文本产生误解，难以从文本中感知到作者深刻的情思，例如：一个偏爱中国水墨画但对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美学毫无了解的欣赏者，在观赏萨尔瓦多·达利的名作——《面部幻影和水果盘》时，很有可能会迷惑不解。因此，克服这些主观障碍是实现“文情可鉴”的前提。无论“披文入情”还是“视域融合”，所有的理解活动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前提条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披文入情”的合理性还体现在它对理解的客观标准的强调。在刘勰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理解都一样，合理的理解与无意义的误解有鲜明的区分，克服主观偏见提高艺术修养就是为了避免误解最终形成正确的理解。

受时代的限制，“披文入情”说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它忽视了读者在理解活动中的创造性，也否定了理解的多义性与无限扩大性。

“披文入情”说将理解活动视为读者对作品原初意义的追求，要求读者去理解作者创作时的思想情感，没有意识到读者的视域会对理解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所有的理解活动都是从读者“前见”出发对作品进行解读的，恰当的读者视域不仅不会干扰我们的正确理解，反而有助于创造出超出作品原意的深刻理解。例如：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学说来解读《俄狄浦斯王》，得出有关“恋母情结”的理解。这不一定是索福克勒斯的创作意图，但却有着某种合理性与独特的启示意义。由于读者的视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而非一成不变，拥有不同视域的读者以及处于不同阶段的读者对同一作品都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只要能够从文本中找到依据，都可以称之为合理的解释，因而理解活动永远是多义与开放的。而“披文入情”说仅将“知音”作为理解的目标，认为作品只能有单一的理解，并没有意识到理解的多义性与无限扩大性。

四、“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的互补性

通过分析“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我们可以发现这二者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借鉴“披文入情”说的合理性主张恰好可以修正“视域融合”理论的不足；参考“视域融合”理论的积极性观点也能够使“披文入情”说更加完善。

前文讲过，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强调读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构成理解的本质，但忽视了“视域融合”的前提条件，导致最终得到的理解可能是无意义的误解。此外，伽达默尔将一切理解都当作自我理解，否定理解的客观标准，混淆了合理的理解与主观性的偏见。而作为中国古典文学阐释理论的“披文入情”说，恰好肯定了理解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要求读者在克服主观之偏见，弥补艺术修养之不足，避免偏执之喜好的基础上进行理解活动。“披文入情”说还强调了理解的客观标准，将理解划分为合理的理解与无意义的误解，划分了“俗鉴”与“妙鉴”。如果“视域融合”理论能够从“披文入情”说中获得启示，重视起理解的前提条件，论述清楚“视域融合”是如何达成的，承认理解的客观标准，将理解活动视为主客观相统一的活动，那么“视域融合”理论将更加完善，更能够揭示出理解活动的本质。

“披文入情”说在主张“诗言志”以及“以意逆志”的中国解释学传统的影响下，认为作品的意义由作者的意图决定，所以在理解活动读者只有一种合理的理解，那就是对作品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的理解。这样一来，“披文入情”说就将作品的意义单一化了，没有意识到读者在理解活动中的创造性，也没有意识到理解的多义性与无限扩大性。但大量的阐释实践都证明，理解活动具有的互动性、创造性与无限扩大性。正如伽达默尔所分析的那样，理解活动是读者与文本的双向对话，是二者视域的相互融合。一方面，读者的创造性有时能在理解活动中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能用作者的原意来限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另一方面，许多伟大的作品都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承载着作者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还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与政治因素等，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视域。例如：中国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自古以来，不同视域的读者就从中解读出了不同的主题，得到了诸多不同的理解，有“‘正统’说、‘忠义’说、‘悲剧’说、‘分合’说、‘仁政’说、‘道义’说、‘人才’说、‘农民愿望’说、‘忠义变异’说、‘乱世英雄歌颂’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宣扬用兵之道’说、‘讴歌封建贤才’说、‘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等。”[9]以上的理解不一定都是作者创作时的原意，但它们都属于读者对《三国演义》的合理解读，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意义。如果“披文入情”说能够吸纳“视域融合”理论的正确性观点，肯定读者在理解活动中的创造性，认识到理解的多义性与无限扩大性，那么就能激发出“披文入情”说的新活力，赋予“披文入情”说现代性的视野。

总而言之，对“披文入情”说与“视域融合”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是为了搭建中西解释学对话的桥梁与平台，在揭示出中西解释学理论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的基础上，使二者互相借鉴，互相补充，满足中国古典文学阐释理论进行现代转换的需求，也为现代解释学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最终建构起更为包容、更为科学的解释学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