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林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丁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经济学人”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也是西南联大经济系的骨干之一，由于英年早逝，学术影响力未彰，学界对其研究很少。(1)目前仅有几篇涉及丁佶学术研究活动的成果，集中于对丁佶在会计学领域所获成绩进行探讨。管静的《〈会计杂志〉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宋丽智的《近代会计思想的西学东渐研究——以〈会计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6期)以《会计杂志》为研究重心，对该刊所载丁佶的论文也有涉猎，肯定了他对中国学界了解西方近代会计制度的意义。西南联大时期，丁佶着重研究近代云南经济问题，为将近代云南经济问题研究带入近代中国经济学界的视野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拟对全面抗战爆发后丁佶围绕近代云南经济问题所进行的学术活动做一梳理，分析其在近代云南经济问题这一专门学术方向上所做的探索，揭示其学术活动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一、丁佶生平及主要学术成果

丁佶(1905—1940年)，福建闽侯人，1920年以福建省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学校学习；1931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次年入职南开大学；此后除1937年在军事委员会农业调查委员会短暂工作三个月外，始终在南开大学任教治学。卢沟桥事变后，丁佶辗转长沙、蒙自、昆明，随校授课。1938年5月2日，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商学系主席，成了商学系的中坚力量。其对内则主持商学系工作，对外则先后承担多项研究工作，“今日评论出版，则由先生负责经理，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合办之《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有关经济资料之搜求编纂，先生亦多参与负责。二十八年兼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昆明办事处主任，今年一月中国西南实业分会云南分会，敦请先生编辑《云南实业通讯》月刊，经济学术界共同组织之云南经济问题讨论会，会员达七十二人，会务皆由先生领导主持。”[1]而《大公报》介绍丁佶生平称，“氏自抵昆以来，对于西南(尤其云南)经济(尤其工业)问题，潜心探讨，饶具心得，故最近复从事编纂《云南经济 》一书，讵秩未成，而齑志以殁。”[2]因丁佶于1940年10月4日在昆明溺水身亡，其学术计划未能完成，殊为可惜，但丁佶积极融入以南开经济研究所、西南实业协会为代表的多个研究机构，主持、参与多项学术活动，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如方显廷、丁佶和何廉已经做出了好的开端。”[3]在这一时期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丁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缔造者之一。

笔者以“丁佶”为关键词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显示，丁佶先后公开发表的文章达37篇之多，其中14篇为书评和参考资料简介，19篇为经济时评与专业论文，刊载于《云南实业通讯》的《云南经济文献》属于研究成果目录整理，有4篇。又检索“中国近代报纸全文数据库”，发现另外近15篇文章，以介绍中国人寿保险业的为多。将两个数据库检索所得合并，则丁佶在9年中先后公开发表的文章不下50篇。此外，丁佶的著作有西方会计学名著《巴希欧里“计算与记录要论”》(译著)、《近年中国棉纺织业之发展》《中国之煤矿业》《汉译会计学名词》，(2)参见丁佶《巴希欧里“计算与记录要论”汉译》(上、下)(刊载于《计政学报》1936年第2卷第1期、第2期)、《近年中国纺织业之发展》(刊载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1936年7月刊)、《中国之煤矿业》(英文)(分两篇先后刊载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1937年1月和7月刊)，这几种成果均系著作，但采用了当时较为通行的以刊代书的发表方式。参与执笔方显廷主编的《中国经济研究》第六编金融部分的“中国人寿保险事业”。另，丁佶的学生贾朴君在悼文中称，“本年(1940年)南开经济研究所英文版《经济社会季刊》复刊，先生所写之《抗战中之中国新兴工业》一文为中外读者所称道。《云南的公路运输》一文资料整理甫告完毕，《抗战前中国的工业》则尚在进行中，哀痛中一点慰藉的是先生的英文巨著——抗战以来中国之交通与运输——费时半年，于一礼拜前已告完成。”[1]结合《南开校友》中的介绍，“今春该所英文《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复刊，氏撰有《抗战时期之中国交通》一文，临难前数日，每日均工作至深夜，文成，该所研究主任兼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氏为之握手道贺。”[4]可知，丁佶已完成英文论文《抗战时期之中国交通》和《抗战中之中国新兴工业》，而《云南的公路运输》和《抗战前中国的工业》都正在进行中。对丁佶学术成果的梳理可知其成果丰硕。

对丁佶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其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在天津和在昆明两个阶段。在天津时期，初入南开大学时，他主要从事西方会计学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转向中国工业化问题研究(3)参见丁佶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丁佶《技术合作》(刊载于《政治经济学报》1934年第3卷第1期)，《工业标准与产业合理化》(刊载于《工业标准与度量衡》1936年第5期)，《胶皮轮大车与公路利用》(刊载于《农报》1936年第31期)，《东方之工业化(书评)》(刊载于《政治经济学报》1936年第4卷第2期)，《一个农业国的战时经济》(刊载于《农本》1939年第22期)，《上海之工业化》(刊载于《政治经济学报》1937年第3卷第1期)。，而这正是同时期南开经济研究所主导的一个热点经济学研究领域。到昆明后，他主要围绕着近代云南工业化问题展开研究，是他把中国工业化问题与云南地方实际相结合的学术探索。

二、丁佶与《云南实业通讯》

抗战中后期，为统筹、促进西南的实业开发，1939年9月19日“西南实业协会”总会在重庆成立，其会员多系当时名重一时的实业家、金融银行家、学者和官员，堪称抗战中后期中国经济领域的中坚力量。总会之外，多地设立分会。为促进西南实业协会内部的经济信息交流，协会于1940年元旦发行协会刊物《西南实业通讯》。云南的经济建设问题当然是西南乃至中国整个经济建设问题的一部分，而担任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和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缪云台是西南实业协会的执行理事，也是云南分会主席，所以，云南于1940年1月出版发行《云南实业通讯》杂志。《发刊词》中指出，“各地域经济消息的沟通与经济事业的联系，极为重要。这亦是本刊所负的使命。”[5]为该刊确立了办刊宗旨及内容导向。该刊系月刊，总共发行一卷八期。第八期刊载《本刊启事》中郑重告知，“本刊因编辑人丁佶先生不幸于十月四日辞世，致本期出版稍延时日，敬祈读者鉴谅为幸。”可知第八期之印刷出版应在10月4日之后。事实上，《云南实业通讯》因丁佶先生罹难而就此停刊。

《云南实业通讯》主要刊登有关云南实业经济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以及有关云南经济的研究论文。该刊第六期刊登《本刊启事》声明，“本刊欢迎读者投寄关于云南经济之论文及云南实业之消息”表明，该刊是以刊载有关云南的实业信息和研究文章为主。综合来看，该刊内容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云南经济信息，主要分为云南经济统计摘要、统计数据和实业信息三种。“云南经济统计摘要”介绍云南面积、人口、人口密度、行政区划等一般信息，提供农业、工业、矿业、贸易、交通等综合统计数据。其中，“云南经济统计”栏先后提供了蒙自、思茅、腾冲三关每月进出口贸易值、昆明外汇市场、昆明物价指数、云南各地每月平均气温、昆明纱布价格、滇越铁路货物统计、云南省各县棉花生产统计(1939年)、世界锡产销量存货及价格、伦敦锡价、云南七十县稻米产量、云南五十二县小麦产量、昆明零售物价、云南省各县森林面积统计、缅甸对华过境贸易等方面的信息。“云南实业消息”栏则将与云南经济有关的消息尽量枚举纳入，搜集广泛、信息全面。

第二大类是对云南主要经济行业的介绍或研究专文。《云南实业通讯》第一期刊载了缪云台的《云南经济建设问题》一文，对云南经济做了概览性的诊断，此为抛砖引玉。之后每期都刊登与云南某一经济行业新发展有关的专文，先后刊载了《一年来之云南省木棉推广事业》《云南盐务状况》《云南之茶叶》《云南糖厂计划》《云南蚕丝之过去与现在》《胶轮大车在云南》《云南蚕业新村之设计》《在滇制造酒精技计方面之商榷》《云南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水利工程之后顾与前瞻》《“易村”的纸坊——一个农村手工业的调查》《云南的煤矿业》《昆明建筑材料的调查》《云南林业概况》等。这些文章均出自对本行业熟悉的专业人员，能准确介绍相关行业的发展情况，提供行业信息。如《一年来之云南省木棉推广事业》的作者冯泽芳是棉学专家，曾于1936年亲赴云南考察，1940年正在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主持棉作系工作；写作《云南盐务状况》的曾仰丰长期任职盐务领域，对盐务情况颇为熟悉；《云南之茶叶》的作者郑鹤春系云南中茶公司的创建者、总经理。所以，这些文章对较好地了解云南不同行业发展现状的情况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大类是云南经济文献，即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云南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目录，供学者和相关人士查阅参考。“云南经济文献”由丁佶搜集提供，共有4篇，分别刊载于《云南实业通讯》第一卷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期。文献来源既包括《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云南日报》等主流报纸，也包括《云南棉讯》《云南工合》《中农所简讯》《云南财政月刊》《云南实业通讯》等行业简讯，还包括《财政评论》《今日评论》《西南边疆》等有一定学术特色的专刊，为读者了解云南经济和各行业发展状况提供了信息检索和利用的便利。

丁佶亡故后，联大教授陈序经在悼文中忆及，“此外每月出版一次的云南实业通讯，完全是由他个人主编的，连了里面的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他自己找来。”[6]341丁佶独力承担了《云南实业通讯》的编辑工作，也是重要的作者，他与《云南实业通讯》的关系可谓休戚与共。

三、丁佶对近代云南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丁佶到西南联大后学术研究开始转向云南地方经济问题领域，所关注的问题以工业化所关涉的方面为主，先后发表了《世界锡的产消与云南锡业》《云南工业发展的必需条件》《西南铁路网》《滇缅铁路：七十多年的期望》《滇越铁路的故事》等文。

对为什么云南难以实现工业化这一问题，丁佶认为，首要的制约因素是云南的对外贸易不够发达，而一个地方工业的发展是跟着商业的发展而来的；其次是云南的市场在量上比较小，在质上比较低。“一个人口较稀和人民主要职业是农业的市场自然不容易维持一些种类和数量很多和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多数的工厂是要靠其他工业来维持扩充，同时它亦帮助着维持和扩充其他的工业。所以工业发展的作用是累积的，是有相互关系的。整个的现代经济就是建在这繁杂的交叉关系上。”最后是受到“捐税的影响”。[7]云南工业要发展，必须从上述三个方面去解决问题，工业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锡是云南最为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出口物资，决定着近代云南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和规模。丁佶撰文对世界锡的生产、冶炼、消费，美国作为最大锡消费市场的情况、欧洲各国锡的供给情况、怎样发展云南锡业、中国是否应该参加国际锡统制等问题做了系统精简的研究，其重点在于为云南锡业的发展谋出路。[8]他提出，“要发展云南的锡业，目前只有靠扩充国外市场的销售”。针对中国是否应该参加国际锡统制委员会的问题，丁佶认为，“云南现在每年产锡只八九千吨，同时我们为求中国产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的顺利，我们要在将来的二三年内把云南锡产增加到一万吨，所以若是我们参加国际锡统制，恐怕他们决定中国的标准吨数的时候，只给我们以每年一万吨之额”，这反而制约了我国锡业的发展。

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铁路在工业化发展中起着助推器的作用，铁路自身也是现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丁佶对滇越铁路、拟议中的滇缅铁路都做了研究，并希望能建成西南铁路网。他在《西南铁路网》一文中指出，“要想以西南做目前建国的中心地……若是没有铁路交通，是不容易很迅速的、很普遍的达到和进行。”[9]他从城市化、沿线矿藏的开发、电力发展、工业发展、对外贸易等五个方面综合阐述了将来西南铁路网的完成对于西南经济的影响。他还认为，西南铁路网的完成就是西南各省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开始。

围绕着云南工业化问题，丁佶的研究既关注云南工业化必须具备的条件及其所关涉的具体问题，有宏观的思考，又留意到细节性要素在经济贸易发展变迁中的作用，充分注意到影响经济问题的多元化复杂要素。其视野不囿于云南一地、一个方面的问题，如他尤其重视锡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呼吁成立专门的锡业研究机关，系统、全面地研究制约我国锡业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认为中国能生产出合乎国际市场标准、成本能和其他生产者竞争的锡才是唯一的发展之道。

四、区域研究与整体研究间的学术桥梁

丁佶上述学术活动是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研究活动的组成部分。《云南实业通讯》是西南实业协会云南分会会刊，而位于重庆的西南实业协会具有全国性协会的地位和意义。通过围绕《云南实业通讯》的编辑组稿活动，丁佶与全国性研究机构建立了较为紧密的学术联系。陈序经回忆，丁佶到昆明后的两年多时间内，是昆明经济问题讨论会的主持人。该会每三周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聚餐与讨论一次，讨论的是各种经济问题，每次请一人主讲其专长，然后加以讨论。丁佶先生除了请主讲人与预备便餐以至于办理各种杂务外，自己还把每次主讲人所讲的大意记录下来。[6]341这有助于推动云南经济学界与全国学术界间的互动。

丁佶本人对云南工业化问题的探讨，在内容上而言是中国近代工业化问题的组成部分，将云南经济问题纳入了全国性经济问题的研究范畴，在整个近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丁佶对云南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吸收了同辈学者的思想观点，发展出云南地方经济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其研究路径亦深受南开经济学人的影响。首先，丁佶重视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这与南开经济研究所注重数据搜集和实地调查的整体学风相契合。丁佶曾提到， “至于云南，我们还没看到一个专门记载云南经济材料的定期刊物。研究云南经济的人搜集材料大部分须靠实地调查和向政府及其他机关或私人直接询问。”[10]所以，丁佶非常重视经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其次，丁佶重视研究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实用性，他关于云南工业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实际是在为云南经济发展找出路，为深入推进云南工业化服务，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综上所述，丁佶围绕近代云南经济问题研究所开展的学术活动，不仅为学界和企业界提供了相关文献资料，而且以云南地方的工业化问题入手，使之融入了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范畴，为云南经济问题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学研究领域获得独立价值，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做出了贡献。云南经济问题研究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体系中地位的提升，与包括丁佶在内的一代学人在云南地方经济问题研究与全国性学术话题之间所架设的学术桥梁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