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娟

（吕梁学院 学报编辑部，山西 离石 033001）

“《资治通鉴》是一部体大思精、结构宏伟的编年体巨著。”[1]“主编司马光用十九年时间”[2]，带领编修团队——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共同完成。作为多人合作的长篇巨著，主编如何汇集众多史家的意见并体现自身意志，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问题的提出

风格是个美学范畴，“是从形式到内容的艺术特色个性的体现”，[3]又是作家风格和作品风格的总称。它并非构成作品的部件，却渗透于作品整体之中，从形式和内容体现出来。作家在创作作品时，由于生活实践、思想立场、学识素养、艺术趣味、学术眼光等的不同，在处理材料、组织结构、运用语言、塑造形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创造个性。顾名思义，编辑风格就体现出编辑在编撰图书、期刊时体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

司马光作为主编，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首要工作是以历代可信文献为依据，逐年逐月逐日地叙述历史发展过程，清理历史脉络，还原历史真相。”[4]因而，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纷繁复杂的人物、漫长的历史时间，如何组织语言、取舍材料、品评人物，既是对编修团队的考验，更是司马光编辑思想、编辑风格的体现。

二、编撰手法

在《通鉴》的编撰过程中，首先司马光突破了历代王朝断代史以实录为主的编撰方式。历代王朝的官方文献既有不可抹杀的重要性又有很大的片面性。司马光要采择史料，就必然要面临这一困扰，必须突破这一瓶颈。所以，他采用较为灵活的编撰方法，以正史和官方文献为主，但兼采大量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通过仔细甄别，加以引用。面对卷帙浩繁的史料，司马光打破史学家的常规做法，在编撰《通鉴》后，另编三十卷《资治通鉴考异》，旨在说明矛盾分歧之处如何取舍。读者从中可窥探到司马光对待史料的态度。其次，编撰《资治通鉴目录》解决读者的阅读困难。《通鉴》共计二百九十四卷，读者阅读起来备感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司马光仿照《史记》年表体例，编撰了《资治通鉴目录》。第三，编撰《稽古录》二十卷作《通鉴》的补充。《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缺失了上古时代的记载。因而，司马光又编撰《稽古录》、刘恕编撰《资治通鉴外纪》《资治通鉴外纪目录》作为《通鉴》的延伸。他们这种长远的学术眼光，值得今天的学者、编辑学习和借鉴。

此外，从“臣光曰”[ 历来很多学者批评“臣光曰”，指出司马光的观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事实上，站在他所处的时代观察的话，这并非个人的局限，而是一种时代思潮。]亦可窥见司马光编撰手法的灵活性。“臣光曰”是司马光对史事所作的议论。他首先要辨别史实，后再发议论，“不强迫史料服从自己的需要。”[5]236“通检全书，凡一百一十九则”。[4]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能另辟蹊径，不囿于已有的观点，采用灵活的编撰手法，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正统问题，这是编年体史书在面对分裂时期的材料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历代的史学家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评论。面对三国纷争，陈寿《三国志》奉曹魏为正统，“实乃为晋氏辨”[6]68。而朱熹编纂《通鉴纲目》以蜀汉纪年，“三国竟须以蜀汉为正统，方得心安耳。”[7]他认为蜀汉承汉。司马光博采众长，用“功业论”和“借年纪事”的方法阐释历史事件。“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8]2230如果“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8]2231，皆不能称为正统。故而，在三国问题上，司马光尊曹魏为正统。但这种方法引发出新的问题，即评价人物时采用何种视角。司马光采用灵活的编辑方法，以实用、务实为准则，对人物进行品评。如诸葛亮这一人物是与尊蜀汉为正统密不可分的。北宋，诸葛亮忠贞的形象不断被主观拔高。司马光既是一名史学家更是优秀的编辑，客观、理性是其必备的素养。基于诸葛亮在历史上确为一贤相且北宋时期诸葛亮忠贞形象的不断提升，故而，司马光将陈寿《三国志》中对其负面评价删除，“既有肯定褒扬，又指出其短处不足”[9]。《三国志》中陈寿认为：“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10]在《通鉴》中，司马光用“陈寿评曰”的形式处理前人的史论文字，删除了陈寿对诸葛亮的上述评价，保留了“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8]2344。但在以曹魏为正统时，司马光将诸葛亮伐魏书写为“入寇”[8]2284。

又如对于“玄武门之变”的看法，司马光开明、求实的态度，对于材料的选择突破了藩篱。《旧唐书》记载：“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宏、屈突通、张世贵等于玄武门诛之。”[11]29“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宗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11]63而在《新唐书》中，“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12]显而易见，刘昫等人对于该事件的处理时，遵循了唐代史官的看法，为太宗辩解。

对于此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以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8]6124-6125封建社会，皇帝的确立多为嫡长子，而不论其是否贤。这就不可避免会出现皇位之争。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皇帝继承制度，司马光“企图以礼让来解决问题，消除倾轧”[6]108，维护封建的秩序。李世民继承皇位，得到地主阶级的称颂。他和宋太宗有相似之处。所以，他着眼于势力的发展，企图用“礼”来解决争端，既批评高祖无文王之明、隐太子无泰伯之贤，又訾言太宗以兵戈夺取皇位，后世很多皇帝皆效仿。司马光既不隐饰，又不辩护，采用较为公允的态度选取材料、发表言论。他的观点较同时期很多史学家更为开明。譬如，《唐鉴》的编撰者、《通鉴》的编辑范祖禹对此事的态度和司马光截然相反，充斥着道学的气息。但司马光能力排众议，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可见，作为主编的眼光和能力难能可贵。

三、语言风格

作为史书的编撰者，语言的使用实则体现出主编的政治见解。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巧妙地使用语言，能够使之刻画的人物更加鲜活生动，表述更加严谨，有些语言甚至成为了点睛之笔，凸显了人物的性情和气度。

《通鉴》中，司马光将武则天称为“太后”。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一书中，司马光阐明了原因。武则天“乃唐之母后，临朝称制，与吕后无殊，但不当革命称周耳”，故称为“太后”。

对曹操评价中个别词语的使用，亦可看出司马光的态度，正所谓见微知著。“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8]2219-2220该段引文是司马光结合《三国志》和《曹蛮传》对曹操的评价编撰而成。“几”的使用非常严谨。胡三省为其作注，“‘几’者，以不能平吴、蜀也。”[8]2220曹操一生横扫群雄，但最终没能统一天下。司马光用“几”字，足见其行文的严谨。此外，“意思安闲”“气势盈溢”等词语更是将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在战场上气定神闲、轻松自信的神态展露出来，亦写出了曹操的王者风范，使史学撰述更加鲜活、生动。

又如，司马光写淝水之战，用大量的笔墨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写秦主苻坚，用“投鞭断流”写出其凭借自身拥百万大军，口出大言、刚愎自用的性格。当秦军受挫后，面对严整的晋兵，又用“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怃然始有惧色”，写出苻坚由骄到疑的惧怕神色。大败后“潸然流泪”，写尽了苻坚的窘态。司马光通过这些词语，不仅写出苻坚神色的变化，反映出其精神风貌，而且也写出了秦军的大败。写谢安亦是神来之笔。当秦军南下，众人皆惧，晋相谢安“夷然”[8]3359处之，胸有成竹，丝毫不为之影响。但“既而寂然”[8]3360的书写中可见，他面无失色之态，并非真正的无动于衷而是故作镇定。当胜利的捷报传来，谢安“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当问及此事，徐徐而答“小儿辈遂已破贼”。表面上看，似乎此事对他而言不值一提。但当过户限时，竟“不觉屐齿之折”。司马光用不多的笔墨，塑造出谢安闲雅之士的内心世界，实属不易。

再如，在隋末大乱中，对王世充的描写亦是于简单的笔墨中饱含着深意。王世充占领洛阳后，试图秉持“亲民”的姿态。“世充于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皆设榻，坐无常所，亲受表章；或轻骑游历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辔徐行，语之曰：‘昔时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今世充非贪天位，但欲救恤时危，正如一州刺史，亲览庶务，当与士庶共评朝政，尚恐门有禁限，今于门外设座听朝，宜各尽情。’又令西朝堂纳冤抑，东朝堂纳直谏。于是献策上书者日有数百，修疏既烦，省览难遍，数日后，不复更出。”[8]5964从最初的坐在宫门口亲理朝政到后来的“不复更出”，不苟言笑的司马光通过这样一个“冷幽默”揭示了一代枭雄最终没能得天下的真正原因。

四、写作技巧

《通鉴》围绕“通”的目标，采用多种写法。自《汉书》起，史家皆重视编写王朝史，但唯独忽略了对王朝的更迭进行全面考察。司马光独具慧眼、查缺补漏，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进通鉴表》中，他表明自己的担忧，“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因而，他认为必须“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显而易见，他开始怀疑纪传体这一传统历史编撰学模式。司马迁创建的纪传体，以时间为纲，吸取了编年体的优点，为人物列传。纪传体突出了人物，却淡化了历史运动的时间形式。司马迁专门列表作为本纪的补充。但所列之表，大部分仍然以诸侯将相为中心，时间脉络并不清晰。

司马光创建了“通鉴体”[ 通鉴体既有编年体之善，又有纪传体之胜，将编年体这一体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参见来可泓《〈资治通鉴〉与编年体》一文，收录于刘乃和、宋衍申主编的《司马光与〈资治通鉴〉》，1986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第325-345页。]，尝试突破断代和纪年的限制。具体做法是复《左传》之古，“即恢复重视历史运动的时间性的特色，以编年为体，年经事纬，使读者对战国以来历史的系统一目了然。”[5]240这一复古，是对已经僵化的纪传体体裁的一次突破，意在告知世人它并非是编写通史和王朝史的唯一形式。《通鉴》是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传体。“在记载历史发展大事时附带记述人物、制度。”“以关乎治乱之事为主，有条件地选取其他事迹。”[13]《通鉴》所述之事，时间跨度较长，事件纷繁复杂、史料良莠不齐，如何处理是摆在主编司马光面前的问题。概括之，该书采用的“删削冗杂，举撮机要”——按照时间先后选取历史发展的大事简洁记之，在其中穿插人物、制度等内容。例如，对于战争，司马光只把握情节，较少刻意分析，而在书写情节方面又侧重从政治的借鉴出发，突出政治对军事的影响。《通鉴》书写隋灭陈，反反复复记述胜败的原因，不仅有军事上优劣，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清明与否。对原因的书写，是从叙事中透露出来的，并非把论点加注在史实上，更不是用议论替代史事叙述。这是司马光写作战争的高明之处。

对于重大历史时间，司马光将分散的资料搜集起来集中论述，将宏大的场面、细微之处书写出来。在历史长河中，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即便同一历史场景也有正面与侧面、前与后的区分，以秦晋淝水之战为分析案例。双方主要登场的人物有几十个；秦晋从战争准备到战争结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秦王苻坚的部下鲜卑和羌族的将领各怀鬼胎、酝酿叛乱；东晋执政谢安的皇室、身旁的军阀也图谋不轨。这些众多的事件既具有独立性，又彼此错综复杂，互相交织在一起，且有各自的发生背景。编年体对于众多历史事件很难做到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容易使读者陷入混乱之中，无法真正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司马光力图克服之一编撰体例的弊端，每遇到重大历史事件，必交代清楚其前因后果，再简明扼要叙写历史制度的沿革和运用。对淝水之战，他注重交代战争的原委，引导读者回忆秦晋双方后台密谋的由来，注重提示读者戏中有戏，目前登场的配角随时准备占据历史的中心位置，如描写慕容垂、姚苌二人分裂前秦王朝就是遵循这一方法。

《通鉴》一方面吸收了编年体以时间为纲的优点，按照时间的顺序编排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时间只作为交织历史事件的经线，注重前后关联，确保历史事件的相对完整性。

其次，书写的侧重点鲜明。例如司马光在《通鉴》中叙写战争，不是简单地书写战争的过程，而是侧重战争方针、将谋、战场细节的描写。《通鉴》写赤壁之战，用了“一千七八”个字眼描写东吴如何确定孙刘联合抵抗曹操的具体实施方针，而对交战过程的叙写仅300字。从字数上就可看出司马光的侧重之处。

再次，通过对比的手法隐射作者的态度。以西汉时汲黯和张汤为例。汲黯在西汉武帝朝以耿介著称。在庙堂之上，汲黯棱角分明的个性，总是触怒武帝。以至于对其“敬惮有加，视之为贲、育不能夺的社稷之臣，甚至到了未冠即不敢面见的地步。”[14]武帝对汲黯的态度尚且如此，更何况同僚。其中张汤对其最为厌恶。张汤善于揣摩圣意，官路青云直上。在汲黯眼中，张汤以上意为准绳，残酷无情。故而，汲黯常与张汤争锋相对。汉武帝对二者之间的争斗洞若观火，但出于整体制衡，他采取了对汲黯宽容和对张汤赏识的态度。在撰写《通鉴》时，司马光对此事未做过多评价，但在行文布局中，暗含了主编的态度。元狩五年（前118年），武帝寻得一借口，将汲黯弃逐。司马光“明察秋毫”写道，“使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十岁而卒。”[8]658在汲黯被流放不久，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张汤有罪自杀。”[8]662此二事件，在《通鉴》中，仅数行之距。事实上，司马光是将二者对照书写的，通观全文，二者之死是有深层含义的。他将自己的态度隐藏于行文之中，不露声色地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二者有如天秤的两端，尽管政见不同，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前者的被贬谪，也预示着后者政治生涯的结束，而这一切的幕后操作者就是汉武帝。人心的幽暗、主编书写手法的高妙让人折服。微言大义，充分发挥“史以明智”的作用。

五、叙事模式

《资治通鉴》的叙事较为灵活。它“取材于一些业已经过编纂加工的文本，司马光及其合作者又按照他们的标准将这些素材重新加以编排，使本就经过前代史家‘情节化’与逻辑化的历史叙事再经历一重加工，形成新的叙事文本。”[15]譬如，面对《唐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旧唐书》等丰富的材料，《通鉴》如何撰写唐代部分，是对司马光的编辑能力的考验。司马光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对史实上的疏漏加以修正，在基本保留原有历史概貌的基础上，创造出与史源不太吻合、加入主编想象成分的新叙事内容。这一改变与史源相比，更加符合逻辑思维。例如，唐太宗即位之初，曽褒奖过有功之臣。《通鉴》在《唐纪》中记载了此历史事件。

（九月）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功赏或未当，宣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文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乃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休乎！”[8]6022-6023

该段记录的是唐太宗用人、赏功的历史事件。在这两件事中，太宗秉承了“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的原则。关于“诸将争功”这一历史事件，《唐会要》《册府元龟》《旧唐书·房玄龄传》都有记载。它们的事实依据是唐末本朝所修的国史、实录。另外一个版本是《旧唐书·李神通传》《贞观政要·论封建》，应该是在前一个版本的基础上增减，目的是突出人物生平。《资治通鉴》选择了前一个版本为史源，并做了若干改动，将“自矜其功”的行为更改为“诸将争功”。司马光的这一改动因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可以视为一次“虚构”。

另外，该段引文中关于“秦府旧人”的任用问题，只在《贞观政要·论公平》中有所记载，可以视为《通鉴》的史源，但文中并未提及此事的发生时间。《通鉴》将这一事件视为“诸将争功”发生之前的事件，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司马光如此灵活地处理该事件，意在将两件毫无关系的事建立逻辑联系，“通过补记房、李论秦府旧人之事，《通鉴》成功地为赏功当日出现的‘诸将争功’场面找到了合理的解释，”[15]删减掉了史源中不合理部分，构建出一幅“诸将争功”的历史画面，加之以“秦府旧人的嗟怨”，使此段叙事的内部结构更加融洽。可见，《通鉴》在叙事模式的建构上，基本遵循史源的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加以修正，构建出不同于史源的叙事模式，做出较史源更为合理的想象。

此外，对待晚年汉武帝的形象上，辛德勇认为，司马光在《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16]

综上所述，司马光作为《通鉴》的主编，编辑风格体现在行文的方方面面，奠定了《通鉴》的整体风貌。他的阶级属性、思想立场、艺术趣味、生活实践、政治眼光、学术修养等都影响《通鉴》风格的呈现。反观《通鉴》的编辑风格，亦可窥见司马光的政治主张。这为今天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