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399）

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校园创办的众多校园文学刊物，在夯实新文学课程知识点、激励师生进行新文学创作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探究新文学教育实绩、评析现代大学新文学创作成果，除了考虑文学传播、媒介等因素外，“还必须考虑是哪些读者在阅读”①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文学性刊物或者综合类期刊的文学版块，则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现代大学校园刊物的受众多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在校文学青年。他们不仅购买杂志、阅读文章，还带着探求真理的韧性、改变世界的决心、救世济民的胸怀、敢于挑战权威的学术张力，对校园期刊所发表的新文学作品及西方现代思想译著进行批评式接受。这无疑有利于“五四”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与再创造。

齐鲁大学自1917年至1937年间，先后创办了《齐大心声》《齐大半月刊》《齐大月刊》《齐大季刊》《齐大旬刊》《齐大年刊》《齐大国学季刊》等多种高质量、有影响力的校园刊物。其中，《齐大心声》《齐大半月刊》《齐大月刊》《齐大季刊》这四种校园期刊，作为齐鲁大学典型的“综合性+学术性”刊物，集结了老舍、何仲英、许慕贤、周干庭、于濂芳、徐霞村、王若平等一批具有新文学创作能力、期刊编辑能力以及社会影响力的优秀编辑、作者。在齐鲁大学所创办的众多校园刊物之中，文学色彩最浓重且与该校新文学教育产生更为密切关联的当属《齐大月刊》。以老舍为代表的期刊编辑，以“作家+教师+编辑”的多重身份入驻《齐大月刊》。首先，编辑团队坐拥“教师+编辑”身份，在各院系承担着核心课程的授课任务。这使得各位期刊编校人员更熟悉阅读者（即学生）的专业特点，能够有效地结合课堂所授课程，将课堂知识延展至课外，通过白话文小说、白话诗、散文、文学评论等多样的体裁，潜移默化地拓展、深化文学教育，从而形成齐鲁大学校园期刊的突出特色，为齐鲁大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助推力。其次，“作家+编辑”的特殊身份更促使《齐大月刊》的编创团队在除旧纳新的文学革命中，将其对新文学创作特质与新文学发展趋向的理解，纳入各期刊的组稿、创作、发表、宣传中，以齐鲁大学为平台，向同时期的在校师生、文学青年宣传并推广新文学创作。当我们充分肯定齐鲁大学新文学教育成果与实绩的同时，更应当明晰《齐大月刊》的发展轨迹并以此为切入点剖析齐鲁大学新文学教育短暂辉煌的深层原因，为当代大学校园刊物的发展、运行提出建设性意见。

一、与新文学课程实时对接

齐鲁大学新文学教育有别于其他现代大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校园刊物所发表的文章高比例地对应校内同时期的文学类课程。这一现象不但体现于老舍执教时期的《齐大月刊》，在齐鲁大学新文学教育萌芽期创办的《齐大心声》也同样突出。由此可知，校园文学活动对文学课程的延展与互动始终与齐鲁大学文学教育同步。时至20世纪30年代，相比于《齐大心声》《齐大季刊》，《齐大月刊》更重视借助校园刊物这一平台对学生开展文学教育工作。该期刊在编辑部主任老舍的鼓励下，以文学院、国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编辑（同时也是骨干教师），结合各自专业方向及研究专长，以本学期所授课程为基点，多角度拓展、延伸相关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将各自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于《齐大月刊》，希冀以此引导学生找到正确的学术研究方向，并引起同仁志士的广泛关注。具体来说，《齐大月刊》对应“中国文学史”课程，发表了《吹毛——批评——关于陆侃如的〈屈原〉和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许炳离，第1卷第5 期）、《我们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许炳离，第1 卷第7 期）、《我们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续）》（许炳离，第2卷第5期）；对应“文学概论”课程，发表了《论创作》（老舍，第1卷第1期）、《论文学的形式》（老舍，第1卷第4期）、《批评与批评者》（老舍译，第2卷第7期）、《批评与批评者（续）》（老舍译，第2卷第8期）；对应“小说研究”课程，发表了《小说里的景物》（老舍，第2卷第1期）；对应“世界文艺名著”课程，发表了《出毛病的大幺》（老舍译，第1 卷第2 期）、《隐者》（老舍译，第1 卷第4期）、《学者》（老舍译，第2卷第1期）、《维廉·韦子唯慈》（老舍译，第2卷第7期）、《维廉·韦子唯慈（续）》（老舍译，第2卷第8期）、《几封信》（老舍译，第2卷第7、8期）；对应“但丁研究”课程，发表了《但丁》（老舍译，第2卷第3期）、《但丁（续）》（老舍译，第2卷第4、5、6期）；对应“诗词学”课程，发表了《楚辞研究》（周干庭，第1卷第3期）、《楚辞研究（续）》（周干庭，第1卷第4期）、《韦庄秦妇吟笺》（郝立权，第2卷第3期）。

《齐大月刊》在刊期间共发表文学类学术文章22 篇，约占82 篇学术类文章的27%，涉及文学课程6门，约占34门课程的18%。可见，该期刊定位于文学教育的重要平台，中国文学系多名骨干教师将课堂之上无法详细讲授的知识点，通过论文的形式予以拓展，以启发学生心智，激发文学青年的新文学研究兴趣。同时我们发现，《齐大月刊》发表的学术类文章，著者多为各院系骨干教师，文章内容均可结合1931年至1932年的文理学院各系“课程内容简要说明”在相关专业找到对应课程。如中国文学系教师许炳离的文章《我们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发表于《齐大月刊》第1卷第7期及第2卷第5期，便是针对其所授课程“中国文学史”，结合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案例，将文学史的正确研究方法分条列目地在期刊中予以呈现。

《齐大月刊》主编、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老舍，更是率先垂范，针对其所授课程的教学内容，在该期刊发表研究性文章多达数十篇。如发表于《齐大月刊》第2卷第1期的文章《小说里的景物》，对应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本系三年级必修，他系三、四年级选修”课程“小说研究”。①《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一览（1931年）》，齐鲁大学印刷所承印1931年版，第34页。老舍认为“背景在近代小说中实占重要的地位……是和人物故事分不开的”②老舍：《小说里的景物》，《齐大月刊》1931年第2卷第2期，第11页。，并通过写实作品、写景作品两类文学创作类型，借助俄国小说家柴霍甫、果戈里等人的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如何在小说创作中将景物描写与人物形象有机结合，紧贴“说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之不同，各派作品之特点，旧小说之批评，新小说之趋向”③《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一览（1931年）》，齐鲁大学印刷所承印1931年版，第34—35页。的“小说研究”课程内容，实现了对课堂知识的有效拓展。

再如理论性文章《论创作》《论文学的形式》《小说里的景物》，则是针对其所教授的新文学类主干课程“文学概论”相关知识的有效延展。老舍发表于《齐大月刊》第1卷第1期的《论创作》，开篇便抛出“要创作当先解除一切旧势力的束缚”之除旧迎新的文学创作观，该观点与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所构建的批判旧有秩序，倡导自由、民主、科学的文学启蒙之新文学创作精神相同。老舍在课堂与课外两个学术平台不断向学生、读者表明其所承传的“五四”新文学创作精神。老舍在《论创作》中提出：“文章义法及一切旧说，在创作之光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旧的文章虽有“他们的价值”，但是“不可由认识古物而走入迷古”。①老舍：《论创作》，《齐大月刊》1931年第1卷第1期，第41页。这与《文学概论讲义》“第二讲：中国历代文说（上）”“第三讲：中国历代文说（下）”所批驳的“把文学与道德搀合起来立论”“文以载道明理”等传统文论观如出一辙。②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9页。

同理，《文学概论讲义》“第四讲：文学的特质”中，老舍认为想象是将文人的“感情传达出来”的有效表达方式，文学作品中描述的事实“也许是出于臆造，也许来自真的经验，但是它的构成必须是想象的”。文艺作品必须由“许许多多的极鲜明的图画”构成，创作者去哪里寻找“这么多鲜明的立得起来的图画”？又怎样将寻找到的图画“用文字表现出呢”？老舍认为：“非有想象不可了。”③老舍：《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在《齐大月刊》中，老舍便借助文学创作，生动、具体地诠释了何为文学之美，何为具有文学特质的想象。例如，发表于《齐大月刊》第1卷第6期的系列散文《一些印象》，便通过对济南冬天温晴、柔暖特质的描述，借助一系列优美的想象，向读者介绍了“古老的济南”在冬日里“温晴”的天气、“微黄”的阳光、“秀气”的山峦、“冒着点热气”的绿藻，舒适极了。其中，老舍俏皮地将包裹着济南的一圈小山，比作安放婴儿的“一个小摇篮”，并为山峦设计了几幅画面感的对白：“它们全安静不动的低声的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被小雪装点的济南，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一道儿白”与“一道儿暗黄”交叠，好像“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冬日里，济南的天空“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好似整块“空灵的蓝水晶”。④老舍：《一些印象》，《齐大月刊》1931年第1卷第6期，第555—556页。作品通篇运用了大量拟人、排比、比喻等修辞方法，让读者在领略文学家细腻的情感体悟、优美的文学描述之余，跟随老舍恰当、空灵的想象，再次领略了济南美妙的冬日盛景。这篇散文后改名为《济南的冬天》，早在1936年便入选《初中国文读本（第三册）》，至今仍为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课文，是一篇“能唤起学生想象力的好文章”⑤黎见明：《读写新编》，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此类文章作为文学教育的课外延展，既能够引导本系学生合理、科学地学习本专业知识，更借助《齐大月刊》这一颇具校园影响力的学术平台，为齐鲁大学各专业师生普及文学教育类知识，并摸索出同时期新文学研究、新文学创作的正确开启方式。

二、促进地域文学繁荣

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文坛，虽不及北京作家群、浙江作家群那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拥有王统照、杨振声等参与“五四”新文学建构的作家，李广田、臧克家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崛起的新生代作家。老舍、沈从文、丁玲、萧红等知名现代作家都曾在山东居住、工作。齐鲁大地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人文传统滋养了这批客居山东的作家，他们也为山东地域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期间，齐鲁大学的一众师生在“教”与“学”中启发创作思维，在《齐大月刊》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促进了山东地域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以老舍为例，他在《齐大月刊》共发表作品32篇，占同时期发表文章总数的36%。而老舍1935年执教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时，在其创办并担任主要编辑的《青岛民报》副刊“避暑录话”中共发表文章9篇，占总篇目76篇⑥具体篇目参见张桂兴《老舍资料考释（修订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138页。的11.8%。由上述实例及数据可知，老舍主编《齐大月刊》期间，不仅为期刊的运行、稿件的组织及扩大刊物的社会影响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也以组稿为契机，将《齐大月刊》作为其新文学创作的主要阵地，通过各类文学体裁，抒写不同的人物故事，将其爱国热情、批判国民劣根性以及对济南生活的真实感悟，借助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展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齐鲁大学文学影响力最突出的校园刊物，《齐大月刊》在学校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大幅增加了文学创作类稿件的发表率，成为齐鲁大学乃至同时期大学校园期刊的新文学研讨基地。《齐大月刊》规定：“编辑部主任有临时召集编辑部会议权及委托编辑员审查稿件权。”①《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第91页。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老舍，克服“稿子既不能从天而降，自然大有困难”②《编辑部的一两句》，《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第93页。等现状，充分调动起各承办学院骨干教师的创作积极性。一方面，老舍秉承“求知无己”“学无止境”③《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第91页。的办刊原则，鼓励教师将《齐大月刊》作为课堂所讲授知识的延展平台，利用文章的形式展开师生交流、共赏，希望通过“忠实的读书，大胆的发表，如果能引起一些研究与批评的兴趣，也就足以抵得住‘不善藏拙’之诮了”④《发刊词》，《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第2页。。另一方面，《齐大月刊》严格遵守校方借助《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对该期刊所规定的“文艺作品不得过月刊页数四分之一”⑤《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第91页。之要求，在规定篇幅内，尽其所能地扩大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文学理论、译文等体裁在内的新文学作品的发表比例，为齐鲁大学校园生活注入了清新的新文学气息。另外，《齐大月刊》规定“稿件不论文言白话须善写清楚加标点符号”⑥《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第92页。，这既符合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阅读习惯，又在文学形式上对接白话文创作格式，可谓多方位地在校园内掀起了研究文学尤其是新文学的热潮。

具体来说，《齐大月刊》发表了理论类作品有《论创作》（老舍，第1卷第1期）、《笔的考证》（周干庭，第1卷第1期）、《熊（一名魔力）》（张默生，第1卷第3期）、《吹毛——批评——关于陆侃如的〈屈原〉和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许炳离，第1卷第5期）、《我们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许炳离，第1卷第7期、第2卷第5期）、《论梁潄溟的哲学》（高梅，第1卷第8期）、《韦庄秦妇吟笺》（郝立权，第2 卷第3 期）；小说类作品有《茫然》（许炳离，第1 卷第3 期）、《五九》（老舍，第2 卷第1 期）、《讨论》（老舍，第2卷第2期）；诗歌类作品有《二月望后雪》（许炳离，第1卷第1期）、《爱》（陈伟民，第1卷第1 期）、《上帝的羔羊》（陈伟民，第1 卷第1 期）、《烦恼》（平平，第1 卷第1 期）、《别金陵豫章旧友》（平平，第1卷第1期）、《春雨后作》（许炳离，第1卷第2期）、《薄暮》（许炳离，第1卷第2期）、《三月二日有风识之以诗》（许炳离，第1卷第2期）、《春午画齐偶成》（许炳离，第1卷第2期）、《北戴河海滨雨后闲眺》（杨聚义，第1卷第2期）、《十月十日游开元寺偕张君袁君》（周干庭，第1卷第2期）、《六月访老友苗子久先生于烟台南山之麓，适新第初成，招生查经，置世事于不问，惟性灵之修养亦快事也，赋二绝以赠》（周干庭，第1卷第2期）、《和平之神》（陈伟民，第1卷第2期）、《迷惑》（陈伟民，第1卷第2期）、《雨后偶成》（许炳离，第1卷第3期）、《永镇门外之路》（周干庭，第1卷第5期）、《迁居并序》（许炳离，第1卷第5期）、《喜小女病愈》（许炳离，第1卷第5期）、《乡思（调寄踏莎行）》（平平，第1卷第5 期）、《不安的心灵（调寄点绛唇）》（平平，第1 卷第5 期）、《漂流》（陈伟民，第1 卷第5 期）、《咏烟台岐山所》（周干庭，第1卷第6期）、《长江轮上》（P.C，第2卷第2期）、《Sonnet》（P.C，第2卷第2 期）、《怅惘的母心》（王云波，第2 卷第3 期）、《记梦》（谭文卿，第2 卷第3 期）、《日本撤兵了》（老舍，第2卷第3期）、《音乐的生活》（老舍，第2卷第4期）、《附哀歌》（编辑部，第2卷第4期）、《国葬》（老舍，第2卷第6期）、《芦笛》（P.C，第2卷第7期）、《我曾》（海同，第2卷第7期）、《微笑》（老舍，第2卷第8期）；散文类作品有《燕京道》（许炳离，第1卷第1期），《一些印象》（老舍，第1卷第1、2、4、5、6、7、8期）。

综上，《齐大月刊》共发表文学类稿件63篇，包括文学理论、小说、诗歌、散文、译文等文学体裁。其一，该刊物发表文艺理论类稿件7篇，小说4篇，诗歌32篇，散文8篇，译文12篇，占发表文章总数的43.4%，可谓巧妙地利用了办刊规定，集中推出新文学作品，极大地彰显了新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其二，《齐大月刊》发表的白话文创作、译作占总稿件的95%，无论从体裁还是文学表达上，均展示了齐鲁大学新文学创作的优质化、多样性。其三，具体到作品量化性特色，《齐大月刊》共发表短篇小说3篇，分别是老舍的《五九》《讨论》与许炳离的《茫然》，这3篇小说均以故事的形式抨击战乱及国民党的压迫对人民百姓造成的困苦。相比低产的小说创作，《齐大月刊》共发表诗歌32篇，共11名作者，内容丰富，既有雨后抒怀，又有慈母惆怅，抒发了儿女病愈的欣喜，表达了作者爱国救亡的忠贞信念，多角度、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现了诗歌的语言特色及艺术魅力。

更为突出的是，《齐大月刊》的文学类撰稿人多为以老舍、许炳离、周干庭、陈伟民为代表的各系骨干教师。在课堂上致力于各专业研讨的教师们，化身刊物作者，将其新文学创作魅力展现在广大师生面前，以洋洋洒洒的文采、真挚热忱的感情拉近了师生距离。由齐鲁大学教师构成的新文学创作团队，其文学作品不仅逻辑缜密、文笔洒脱，保证了稿件的质量，而且作为教师亲自撰写的文章更具有示范作用，凸显亲和力，激发了学生研究新文学、创作新文学作品的兴趣与热情。老舍在执教齐鲁大学之前已是全国知名的文学家，他在课堂上将其幽默、诙谐又带有启发性的风格，借助新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传递给每一位学生。在《齐大月刊》这一包含文学创作的平台，老舍更是如鱼得水。其中，他创作《一些印象》系列散文，以温婉隽永的笔致，描绘了济南诗境的秋天、温晴的冬天以及秀丽的大学校园，借助规整的排比、优美的比喻、温情的拟人、诙谐的反讽等修辞手法，为齐鲁大学师生奉献了一部部经典的新文学作品。教授“古今文选”“名学”等课程的许炳离，在教学中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论等方向的研究，但是许炳离发表于《齐大月刊》的作品，大部分有别于其专业研究方向，多涉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诗歌、小说创作领域，为广大师生呈现出其在新文学创作领域的文学魅力。如诗歌《二月望后雪》，借助对微风、梨花、树鸦、河柳等冬末初春的景物描写，展现了诗人“春雪怡心神”①许炳离：《二月望后雪》，《齐大月刊》1930年第1卷第1期，第68页。的心理状态；《雨后偶成》，寥寥数语，借助飘落的百花、飞舞的柳絮，描述了诗人雨后欣喜的心境。

三、停刊背后对文学资源后继乏力的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文学期刊作为勾连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纽带，延展了课堂教学成果，为师生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对文学教育、文学创作起到重要的辅助、推动作用。以北京地区为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大学校园中的文学性刊物与“五四”文学思想以及启蒙、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结合。清华大学有《流萤》月刊、《国防文艺》、《新地》月刊，北京师范大学有《新野》月刊、《益世报》编辑副刊《人间》诗刊、《益世报》编辑副刊《初步》周刊、《夜莺》半月刊、《鏖尔》月刊、《文学月刊》、《北国》、《庸报》副刊《创作与批评》周刊、《小雅》双月刊，北京大学有《新潮》月刊、《谷风》、《展望》、《开拓》、《冰流》半月刊、《台风》半月刊，北京交通大学有《荒岛》半月刊、《华北日报》副刊《徒然》周刊，燕京大学有《大学文艺》周刊，中国大学有《大风诗刊》，辅仁大学有《日规》月刊。上述数十种校园文学刊物，一方面，不断吸纳、培养青年学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有效积淀新文学资源。此类校园文学活动同时以创作与交流为纽带，为大学文学教育与现代文学的有效互为提供了“绿色通道”，由此确立了现代大学文学教育独立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校园刊物的载体师生群，亦在现代大学文学教育兼容、开放、自由的社会气氛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人际网络。他们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动因，在教师与作家、学生与文学青年的身份置换中凸显了文学创作的时代使命。

回扣齐鲁大学，该校虽在20世纪上叶创办了《齐大心声》《齐大半月刊》《齐大月刊》《齐大季刊》等一众校园刊物，也曾结合新文学课程讲授同时期新文学发展实况，由任课教师创作、翻译、推介了诸多外国文学、新文学作品。但其对大学文学教育的宣传效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创作的代际承传链形成却远远未达到同时期其他大学校园期刊的水平。尤其是1934年之后，伴随着《齐大月刊》的被迫停刊，《齐大季刊》文学性作品发表比例呈断崖式下降直至彻底消失，齐鲁大学的新文学资源后继乏力，再也无法承载新文学教育的资源库作用。对比同时期各大学校园期刊的运行、宣传效应，我们为《齐大月刊》的停刊深感遗憾之余，仍要思考：同样是有声有色的校园文学性期刊，《齐大心声》《齐大半月刊》《齐大月刊》为何没能如《新潮》一般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是何种原因致使《齐大半月刊》《齐大月刊》在同样具有校方支持、认证，同样配合大学新文学课程宣传新文学的情况下，却在培养青年文学家方面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究其缘由，校方教研方向的转变，一方面致使齐鲁大学未能有效利用校园期刊这一平台宣传师生新文学创作，激发文学青年的创作热忱；另一方面则使该校文学期刊未能有效辅助文学教育发展，这也成为齐鲁大学文学教育发展局限的原因之一。

首先，《齐大月刊》对新文学创作及校内文学活动缺乏应有的宣传与推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学性刊物，其主导者多拥有新文学作家身份。各刊主编常利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点话题激发文学青年参与讨论，有意识地利用20世纪初现代传媒的宣传、舆论、导向作用制造文化氛围、传播新文化思想并获取经济收益。其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校园文学性期刊，虽然从属于各所大学建制内，没有经济效益和发行指标的经营压力，但是大多数杂志报刊仍会利用各期刊之间的广告以及“读者来信”“启事”等专栏进行有效宣传。典型的如《新潮》，在未出版时便先行通过《北京大学日刊》的“启事”专栏为该刊物的面世而抛砖引玉，不但举荐了《新潮》“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的办刊主旨，同时发表了“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受欢迎！”①《新潮社成立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3日。的言辞，拉近了与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通过有效宣传，《新潮》吸引了一大批文学青年慕名踊跃投稿，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翻译家施存统在与《新潮》的通信中对该杂志诸多编辑、作者“极其信仰”，并指出：“自从你们的杂志出版以来，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了。”②《施存统来信》，《新潮》第2卷第2期。

反观齐鲁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曾依托文学研究会、文学院举办过多场文学研讨会，效果良好。但该校校园期刊却没有及时跟进，进行有效宣传，记录此类讨论会的实况，及时发表会后讨论稿。如前文提到，1931年5月，文学院邀请包括老舍在内的多名文学教师举办了关于中国文学的讨论会。其中，受老舍所开设的“小说及作法”课程中“滑稽小说”章节的影响，学生黄约翰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滑稽的文学》的讨论报告；受老舍“文学概论”课程的启迪，张敦臣发表了题为《小说的生命》的讨论报告。整场讨论会，“会员群起讨论，所发挥之精义不少”，并最终在“舒舍予先生对诸同学做一番勉励”后圆满结束。③《文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讨论会》，《齐大旬刊》第1卷第21期。如此成功且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活动，会后的讨论稿并未出现在老舍主编并拥有用稿权限的《齐大月刊》中，仅以通讯的形式出现在《齐大旬刊》中。这也说明，作为期刊编辑的老舍也未能敏锐地发现学生在新文学领域的闪光点。

其次，《齐大月刊》作为齐鲁大学典型的校园文学期刊，未能及时跟进并激发师生的创作热忱，也失去了齐鲁大学构建新文学创作与交流的最有效平台。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社团，多由“青年一代自发地相互联系，通过构成团体、组织来追求真理和实现某种理想”④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多种文学校园期刊、话剧社、文学研讨会等在大学校园便应运而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各类文学社团多由在校文学青年主导、建立，这批文学青年在新文学教师的指引下，其创作热忱被有效激活，形成了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学活动延展的良性互动。更主要的是，大批校园文学刊物的成功运作，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新文学教育创建主体（教师群）与接受主体（学生群）在文学课堂这一枢纽的牵制下实现了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的积极对接。此时，大学新文学教育的发展并非局限于教师群单打独斗，而是获得了接受群体的主动回应，扩充为“教师+学生”的优质团队，共同协作，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教育蓬勃发展之积淀。齐鲁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积极顺应同时期各大学新文学习作类课程设置模式，先后开设了“小说作法”“小说及作法”“中国戏曲写作实习”“中国诗词及写作指导”等习作类课程，由老舍、马彦祥、徐霞村等中国现代知名作家亲临授课，也借助文学社团、文学期刊组织并发表了部分学生的新文学作品。但相较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兄弟院校借助校园文学活动所建构的师生新文学交流平台，齐鲁大学如蜻蜓点水一般，有平台、有活动，却点到为止，校园文学氛围更凸显出薄弱性、呆板性之劣势。典型的，《齐大月刊》在主编老舍的带领下，先后发表白话小说4篇、诗歌32篇、散文8篇，既通过小说情节揭露了国民党官僚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又借助言简意赅的白话诗歌抒发了爱国救亡的忠贞信念。通过横向对比，我们遗憾地发现：齐鲁大学校园期刊虽拥有以何仲英、老舍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干将担任期刊主编，却未能将《齐大心声》《齐大半月刊》《齐大月刊》带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领域；以《齐大月刊》为代表的校园刊物虽发表多位文学教师的白话小说、白话诗作品，将课堂之上的文学教育课程有效延展，却并未如北京大学的《新潮》那般成功激发在校大学生的新文学创作热忱、构建新文学交流平台。究其缘由，刨除前文所述，仅落脚在校园期刊的办刊特色、运作模式上，笔者认为齐鲁大学校园期刊一味凸显“编者主体化”“教师主导性”特质，忽视了期刊发展应具备的读者反馈、思想交流环节。现代大学校园刊物常常结合新文学习作类课程发表学生作品，鼓励青年学生的白话文创作。而齐鲁大学的校园期刊一味随编者、教师主体逐流，缺乏学术争鸣的新文学发展环境，注定只能在某一狭小地域抱残守缺式发展，亦难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20世纪30年代，在老舍的引领下，很多青年学生也燃起对于新文学创作的欲望，他们成立了“未央社”“时代青年”等文学社团，既“谈诗论文”，又进行文学创作。在课堂之上，老舍对学生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的一类东西”也会在“繁忙之中，不惜时间”地耐心指导。①张昆河口述，李耀曦执笔：《忆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春秋》2008年第3期，第30页。但遗憾的是，上述关于新文学教师对于学生文学创作的指导实况，仅停留在零星的回忆性文章中，并未通过校园刊物、学生论文集等形式予以集结、发表。这样既没有将授课教师在课堂之上对学生新文学创作的指导与启发付诸实践，从而造成了“学”与“指导”环节的缺失，也反映出齐鲁大学对新文学课程教学效果评价的忽视。如同鲁迅所言：“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②鲁迅：《〈呐喊〉》自序》，许寿裳《鲁迅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齐鲁大学校园活动便在这种独角戏中悲哀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