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清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柳文指要》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专著，洋洋百万余言，出版后影响很大。在书中，章士钊对柳宗元的骚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高度评价了柳宗元在骚赋方面的成就，揭示了柳宗元骚赋的几个特点。①柳宗元文集里有“十骚”“九赋”。“十骚”是《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逐毕方文》《辨伏神文》《愬螭文》《哀溺文》《招海贾文》；“九赋”是《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牛赋》《佩韦赋》《瓶赋》《解祟赋》《愈膏肓疾赋》。但这是狭义的“柳骚赋”。翟满桂认为，柳宗元的骚赋远不止这些，柳宗元文集里的表状、铭，碑诔、祭文、杂题诸卷中各有散见，有一百五十篇之多（见翟满桂：《柳宗元骚赋论》，翟满桂《柳宗元与舜文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7页）。这是广义的“柳骚赋”。翟满桂这个观点与章士钊相似。章在《柳文指要·平淮夷雅》中写道：“子厚工为诗、骚，《平淮夷雅》，即诗之代表作也，故梦得置于卷首，其实除卷一诸篇外，推及其他铭、诔诸辞，皆古风诗之遗，势不得屏斥在外。至于骚，梦得于第十八卷，专列骚为一类，得文十篇，实则第二卷之诸赋，第十四、十五两卷《天对》《晋问》诸作，何一非骚？”显然，章士钊《柳文指要》中的“柳骚赋”是广义的。

一、柳宗元的骚赋

骚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诗文变格，源于诗三百、屈原骚赋②屈原作《离骚》，抒写其忧郁牢骚，后人纷然效仿而作，因称此类辞赋为“骚体”。大抵文句铺张绵衍，好用“兮”字以衬音节，为辞赋之滥觞。和先秦散文，盛于汉唐，以述而不歌、大致有韵为主要特征。③翟满桂：《柳宗元骚赋论》，翟满桂《柳宗元与舜文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按照刘勰、萧绎等人关于“文”“笔”的划分④什么是文？什么是笔？李士彪在《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中说：“文笔之分是骈文时代的产物，从宋至隋，人们对文笔的基本理解是：被称为‘制作’或‘篇什’的单篇文章分为文笔两类，文指诗赋等抒情性的有韵之文，笔是指诏策等应用性的无韵之文。其‘文笔’范围或有宽狭之别，但其‘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基本标准是相同的。”见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骚赋自然属于“文”。

唐代柳宗元的骚赋创作，源于屈原骚赋为多⑤台湾学者胡楚生认为，这些骚赋从内容到形式，都酷似《楚辞》。见胡楚生《韩柳赋之比较》，载胡楚生《韩柳文新探续编》，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60页。，不仅在数量上少有人望其项背，而且创造了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完成了自屈原骚赋、汉魏大赋向精短古赋的转折，以其鲜明风格和卓越成就在唐赋中领袖群伦⑥翟满桂：《柳宗元骚赋论》，翟满桂《柳宗元与舜文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由此深得后人好评。宋人严羽曾赞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⑦［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胡才甫笺注《沧浪诗话笺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页。沈作喆评曰：“柳子厚作楚辞，卓诡谲怪，韩退之所不及！”⑧沈作喆：《寓简》卷四，《全宋笔记》本，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叶梦得也说：“子厚《天问》《晋问》《乞巧文》之类，高出魏、晋，无后世因缘卑陋之气，至于诸赋，更不蹈袭屈、宋一句，则二人皆在严忌、王褒上数等也。”①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皆高度赞赏柳宗元的骚赋。

二、《柳文指要》视野中的柳骚赋

章士钊对柳宗元在骚赋方面的才能和成就也十分推崇，认为柳宗元是个“醉心骚赋”②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四《辩晏子春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16页。的作家，也是个作骚赋的高手。章在《柳文指要》中写道：“子厚工为诗、骚，《平淮夷雅》，即诗之代表作也，故梦得置于卷首，其实除卷一诸篇外，推及其他铭、诔诸辞，皆古风诗之遗，势不得屏斥在外。至于骚，梦得于第十八卷，专列骚为一类，得文十篇，实则第二卷之诸赋，第十四、十五两卷《天对》《晋问》诸作，何一非骚？凡此皆由子厚少年锤铸之功成之，既成之后，发为文章，任笔所之，因无往而不利，至为晏元献之流之所倾服，几于五体投地，退之视此，固绝对茫无津涯也。”③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一《平淮夷雅》，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页。晏殊倾服柳宗元，曾谓：“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厚一人而已。“此语章士钊十分认同，在本书中多次引述。章士钊这里说宋代文学家晏殊（晏元献）十分倾服柳宗元的骚赋，其实，章自己就对柳的骚赋成就倾服得五体投地。在讨论柳文《答问》时，章不但引严羽“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一语，还引黄庭坚“子厚《晋问》，拟枚乘《七发》，极文采之美”一言，并说韩愈赞誉柳宗元“崔、蔡不足多”之句，“似亦专指骚体一类文而言”。如此不烦征引，目的是证明柳宗元“神明于骚者”④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八《乞巧文》，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63页。，其骚赋成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反映了章士钊对柳宗元骚赋成就发自内心的佩服。

章士钊认为，柳宗元在骚赋方面的成就，得益于他早年致力于此。“子厚初学为文，即由骚赋入手”⑤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六《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144页。，“子厚三十三岁以前，骚赋工夫已做到十分充足”⑥章士钊：《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序，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271页。，“其入仕前，涵濡骚赋，寝馈功深”⑦章士钊：《柳文指要》下部卷四《子厚之视班孟坚奚若》，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444页。。正因为有了深厚的骚赋功底，他在贬永州后转向古文创作，如鱼得水，驾轻就熟。

在章士钊看来，柳宗元的骚赋具有这些特点：

第一，柳宗元的骚赋与屈原的骚赋不但貌合，更是神合。永贞元年（805），当被贬永州、舟行汨罗江时，柳宗元触景伤怀，凭吊了在这里投江自沉的战国时楚国大诗人屈原，写下了情文并茂的名赋《吊屈原文》。此赋表面上看是吊屈原，实为顾影自怜，所以，“骚意亦同屈原一致”⑧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九《吊屈原文》，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85页。。在章士钊看来，柳宗元与屈原一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两人都因忠直而遭谗毁，都贬谪楚地，对屈原的那种抑郁悲愤和忧思怀国的心境，柳宗元最能感同身受：“尝论骚者忧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同列所妒害而被放，己乃流离忧伤，为骚以明其志。子厚见阨于永贞之际，柳虽不与唐同姓，而困踬蛮方，情与原同，故所为骚真挚而朴茂，能使人读而得味。由是以知：骚不可以苟为，并不得谓凡善文者必善骚也。”⑨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八《骂尸虫文》，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66页。是故，柳宗元作出来的骚得屈骚之神髓，成为屈原之后骚坛第一高手：“独柳子厚年少学成，劘骚不远，而忽由秦京贬居湘岸，十年不移，从山水八记中，看到人地翕合，形神无间。此其梦接三闾，是一是二，初不待作《天对》以应《天问》，始足证成为骚坛第一手嗣音也，直莹然而不疑。”⑩章士钊：《柳文指要》下部卷八《宋初古文》，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712—1713页。赋曾经与比、兴作为《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屈原把这一手法加以拓展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抒情诗。这种抒情诗，将流离哀怨的情感融入楚地的山川、风光、物态，具有一种特有的“楚骚味”。中国古代南贬士子，如经过或久居楚地，感物伤怀，自然会去追思屈原，借描写楚地风物以浇胸中块垒。楚骚味也就成了南贬士子作品的重要特征，这以汉代的贾谊和唐代的柳宗元最具代表性。这一点章士钊看到了，林纾也看到了。林指出：“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顾得罪而出，但宜闭门思过之言，不能为狺狺自讼之语，此最难着笔。”①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4—65页。林纾进一步强调，唯柳宗元“不能为狺狺自讼”，不能像屈原、贾谊那样放言无忌，自由抒发，按理骚赋写起来更难，柳宗元却作得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林纾对柳宗元作骚赋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子厚诸骚，皆有所寓而作，绝非无病呻吟”②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八《骂尸虫文》，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66页。。柳宗元的骚赋是用心血写成的，映照他的遭遇和心灵。林纾说：“乃知《骚经》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后人引吭佯悲，极其摹仿，亦咸不能似，似者唯一柳柳州。”③林纾：《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柳骚赋跟屈骚赋一样，皆为血泪之作，都是有感而发，有情而倾，寄寓了无限的忧愤和满腔的忠慤，感情诚挚，内容充实，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和无病呻吟之音。《新唐书》柳宗元本传说：“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④《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柳宗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32页。《惩咎赋》名为“惩咎”，非但毫无悔过之意，且寓辩白和宿志于“惩咎”之中，实则是一篇控诉书和斗志宣言。柳宗元公忠体国的精神和遭遇谗妒而愤懑不平的情绪跃然纸上。《闵生赋》抒写怀才不遇的感慨，并表示自己虽被囚于楚越之交极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下，仍要“继乎古先”⑤柳宗元：《闵生赋》，《柳宗元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页。的决心。正因为抒发的是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所以柳宗元在作骚赋时，下笔极其矜重，很少随意而作。章士钊指出，“子厚学骚诸文，大抵厚重健王，字斟句酌”⑥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二《瓶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6页。，此语实为的论。柳宗元寄情于文，借文明志，其骚赋浸透了真实的人生体念和感叹，故不苟为，不妄为。

第三，柳宗元的骚赋，“逐物皆呈讽谕之资”⑦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八《憎王孙文》，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71页。。章士钊说，柳宗元的骚赋要么寄托无限的忧愤，要么寓含含蓄的讽劝、善意的讥刺、发人深省的警诫。在解析《哀溺文》时，章士钊就指出，该文“当亦非无所为而作”，很可能“是警八司马中之程异”，或者是警“好利”的王涯，或者二者皆有所警，总之该文“决非漫无指似而作”⑧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八《哀溺文》，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78—579页。。《晋问》，章士钊认为是柳宗元另一骚赋大作。柳宗元要告诉人们什么呢？章士钊说：“《晋问》之卒章，歌颂唐尧之遗风，谓致太平必以尧为准。夫准者何也？简而举之，一尚俭，一克让，循循缩缩，两言而已。”⑨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五《晋问》，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490页。原来这是柳宗元在讽劝人们要“尚俭”“克让”。总之，在章士钊看来，柳宗元的骚赋决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所指而作，除了抒发情感以外，就是微词托意，暗含讽喻。

第四，柳宗元的骚赋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与时代特征。柳宗元的骚赋多是抒怨发愤，这是由柳宗元的个人际遇和中唐的社会状况决定的。章士钊说：

明人郑瑗云：“《贞符》效司马相如《封禅书》体，然长卿之谀，不如子厚之正，《答问》效东方朔《答客难》体，然子厚之怼，不如曼倩之安。〔语见《井观琐言》。〕”又观冯时可言：“相如当盛汉之隆，气旁魄而词最温丽。〔语见《雨航杂录》。〕”夫安与温丽，相类似之词，此可见曼倩所处时代，及身受武帝之深厚爱护，与子厚遭际迥异，郑仲璧所下“怼”之一字，是否正确，尙待推论。然骚之为骚，非以怨诽驱之而行，即失其所以为骚，子厚仿骚体为文，而不有与东方曼倩相反之思想表见，亦将失其所以为子厚。⑩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五《答问》，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492页。

章士钊在这里指出，柳宗元的骚赋具有浓郁的楚骚味，满含怨诽，与汉武帝时东方朔的赋“安”“温丽”的风格完全不同，这与两人的个人际遇和时代不同极有关系。东方朔处于汉武帝的盛世时期，又得到汉武帝的关心和爱护，人生顺利通达，而柳宗元处于中唐衰世时期，个人又遭受放逐荒远、“追回绝望”①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四《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60页。的打击，人生困厄乖舛至极，是故，两人作出来的赋，风格完全不同。这正如台湾学者胡楚生所说：“辞赋写作，作者的才华，固然重要，不过，环境与遭遇，毕竟也有其决定性的影响。”②胡楚生：《韩柳赋之比较》，胡楚生《韩柳文新探续编》，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67页。

章士钊认为，柳宗元在骚赋方面的才能和成就，韩愈无敢望其项背，“韩退之一涉骚赋，便捉襟见肘，尤瞠乎后矣”③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三十七《礼部贺嘉禾及芝草表》，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173页。。章士钊指出，韩愈自己对柳宗元在骚体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推崇的：“退之为子厚铭幽，誉其文崔、蔡不足多，似亦专指骚体一类文而言。”④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五《答问》，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492页。章士钊还说：“无奈柳兼众体是真，韩兼众体是佞，以骚赋而论，韩乃天然缺陷，无法与柳争一日短长。”⑤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二《闵生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68页。章士钊认为，柳宗元的文学天才不但体现在文笔兼擅，骈散兼工，还体现在情理交融上。章士钊说：“文人说理，同时亦复言情，情之与理，相反而又相成。子厚之文，说理刻至，而言情抑又沉挚。非天者理之事，呼天者情之事，情、理统一，鸿文以生。”⑥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十六《天说》，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500页。林纾也说柳宗元的《佩韦赋》，“说理之文，却能以声容动重，亦云难矣”⑦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作文做到文笔兼擅、骈散兼工、情理交融，章士钊由衷地佩服柳宗元能够作好各种不同的文体，在文学上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他认为，只有像柳宗元这样的人，才算文坛高手，韩愈望尘莫及：“殊不知人不能作各种不类之文，其人必非高手。子厚之高出退之，其窍要即存乎是。”⑧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五《南府君睢阳庙碑》，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39页。

三、《柳文指要》推崇柳骚赋之原因

《柳文指要》推崇柳宗元的骚赋，根本原因当然是其骚赋艺术成就很高以及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除了这之外，《柳文指要》对骈文的推崇也是重要原因。

骈文句子两两相对，讲究平仄声韵，大量运用典故，刻意雕饰辞藻，这种文体风靡六朝，至隋唐仍占文坛统治地位。⑨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修订版）》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中唐的韩（愈）柳（宗元）鉴于骈文的缺点和弊端，发起对骈文的革命，并继承和发扬秦汉古典散文的优点，开创出新体散文，这就是古文。因此，古文属散文，是一种与骈文相对立的文体。古文运动后，骈文受到冷落。1949年后，白话文学成为文学正宗，骈文被视为一种封建文化，为人们所抛弃，人们谈“骈”色变，避之唯恐不及。社会上对骈文好评的人很少，愿意作骈文和能够作骈文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但章士钊对骈文情有独钟，在《柳文指要》中对骈文多有护持甚至推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曾经以惋惜的口吻说柳宗元“多弃其日于六季之学”，章士钊在《柳文指要》里却说：“六季之学，有其本学基础，只须通过此学，而不受其拘系，将见行文词条丰蔚，游刃自如。”⑩章士钊：《柳文指要》下部卷四《欧阳永叔轻柳》，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461页。认为柳宗元作古文从“六季之学”（即骈文）中汲取了不少营养。章士钊比较了韩、柳对待“六季之学”的不同态度：“退之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己亦自诩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则韩之求达秦、汉，乃跨越八代而为之，子厚则不然。子厚虽以西京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之一圣地，但中间璩、瑒在魏，机、云入洛，下逮鲍、谢、徐、庾之起齐、梁，都不肯过门不问，一直循涂叩关而抵咸阳。”⑪章士钊：《柳文指要》下部卷四《欧阳永叔轻柳》，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461页。应璩、应瑒、陆机、陆云、鲍照、谢朓、徐陵、庾信皆为六朝骈文大家，章士钊认为柳宗元向他们刻意学习“六季之学”，吸取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结果骈散兼工，文笔兼擅，成为一个文学全才。而韩愈对“六季之学”深闭固拒，不能从“六季之学”吸取养料，结果只能笔而不能文。在章看来，骈文虽是一种与古文相对立的文体，但其长正可以补古文之短，对散文（古文）是有裨益的。而古文家“一遇骈文，即加吐弃”①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八《宜城县开国伯柳浑年七十四行状》，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63页。，将骈文拒之门外，无法吸收骈文的长处，其文章的短处也就不可避免。因此，擅长骈文的文章家比不擅长骈文的古文家作古文，要技高一筹。宋代擅长骈文的欧阳修，比同时代的古文家穆修、柳开的文章，要“较高一筹”，清代擅长骈文的阳湖派比起桐城派，“殊有一日之长”，其窍门就在这里。②章士钊：《柳文指要》下部卷四《欧阳永叔轻柳》，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460—1461页。

章认为，骈文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他以杜甫对初唐四杰骈文的肯定来论证他的观点：“杜子美在中唐，当古文运动句萌之初，世论于骈文大肆抨击，曾慷慨发为歌咏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夫王者王勃，杨者杨炯，卢者卢照邻，骆者骆宾王，四人皆骈文家，号为初唐四杰，即所谓当时体，而为世之噪为古文者所攻。子美则指而目之曰：尔曹之身名，将朝不保夕而俱灭耳，尔所攻者，则行与江河并存不废，万古长流也，语意何等深至！又何等斩截！”③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部卷五《南府君睢阳庙碑》，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42页。认为骈文可以像江河一样万古长流，而古文倒可能“灭绝”，这一观点在章士钊创作《柳文指要》的时候是惊世骇俗的。④20世纪60年代（即《柳文指要》创作的年代），白话文早已占统治地位，文言文少有人问津，骈文几乎绝迹。这时章士钊却断言骈文可以像江河一样万古长流，与时尚极不合拍。

骚赋与骈文有密切的关系⑤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可以说骚赋为骈文之前身。章士钊推崇骈文，自然也推崇骚赋。柳宗元长于骚赋，也长于骈文。对此，章士钊极为佩服。爱屋及乌，章士钊由推崇柳之骈文，自然推崇柳之骚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评说

章士钊极力称扬柳宗元文笔兼擅、骈散俱工，实际上是表达自己一个重要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作古文（笔）应该重视骈文和骚赋等文体。章士钊强调，“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文优于笔，骈文（六朝文）属文，自然优于属笔的古文。较笔而言，文的要求高，难度大，所以“作文”比“作笔”往往更能显出文家的本领。韩愈只能笔而不能文，柳宗元则擅长各种文体，文笔兼擅、骈散兼工，这是柳宗元胜于韩愈之所在。章士钊说：“唐人谈艺，分文与笔而言，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子厚工夫，是由文入笔，卒成文、笔两擅胜场，韩退之有笔无文，致形成韩、柳对比之最要关目。”⑥章士钊：《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序，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271页。章认为，韩愈的古文以及宋、清古文运动，轻视骈文和骚赋等文，作品失去了文学应有的文采和美感，变成单纯的笔，枯燥无味，极不可取。

章士钊在举世轻视骈文之际，极力推崇骈文，反映了他独特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不一般的见识。其实，骈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在构成条件上，有其特殊的要求，也有其特殊的美学价值和美学功能。有人指出，骈文具有匀衡的对称美、整齐的建筑美、典雅的含蓄美、华丽的色彩美、和谐的音乐美等。⑦尹恭弘：《骈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页。既然骈文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它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就是一笔优秀的文学遗产，值得继承和发扬。章士钊对骈文等文体的重视，反映了他对待文学遗产的理性态度。特别是他主张作文取骈文（文）之长补古文（笔）之短，更是极有见地。从语言的功能来看，骈散实出一源。骈之所长，为散之所短，散之所长，为骈之所短，二者兼容互补，文章艺术乃臻上峰。故章士钊取长补短的主张实为卓见，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