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恬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杜甫（712-770），字子美，盛唐重要诗人，今存诗1400余首。目前学界对杜甫代表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学设计、诗旨解读等方面，其接受研究尚处于发轫阶段，相关论著很少，仅见王玥琦《论清代中前期学者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解读》[1]论及少数清代诗论对此诗的评点。未见专文考察明清两代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接受与批评。最早提出接受美学的德国学者姚斯认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2]25考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在明清两代的接受与批评，是确立其经典地位的必要环节。

一、明代诗坛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接受与批评

陈文忠指出，“选集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再现诗歌效果史的活化石。”[3]295现存唐代唐诗选本多不选杜诗，两宋选录《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下简称“《茅屋》诗”）的选本仅见袁说友《成都文类》，金代元好问《唐诗鼓吹》、元代杨士弘《唐音》等重要选本均对《茅屋》诗弃而不选。简言之，《茅屋》诗在明前接受度不高。

有明一代为唐诗接受的重要时期，涌现了大量选本和诗话。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提出，明代的唐诗接受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从洪武元年至成化末年（1368-1487），中期从弘治元年至隆庆末年（1488-1572），后期从万历年间到崇祯末年（1573-1644。[4]10明前期百余年间，影响最大的明人自编唐诗选本是高棅《唐诗品汇》，《明史·文苑传》记载：“其所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终明之世，馆阁宗之。”[5]7336可见其影响深远。《唐诗品汇》编成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共九十卷，选诗人620家、诗5700余首，其中选杜甫诗271首。高棅选诗宗旨为“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6]10，却未选《茅屋》诗，可证《茅屋》诗不符“音律之正”标准。康麟《雅音会编》编成于天顺七年（1463），选诗共3800余首，其中选杜甫诗多达1003首，超过选诗总量的四分之一，这在明代唐诗接受史上甚为罕见，足见康麟对杜诗的重视，但《茅屋》诗仍未入选。明中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士人进一步强调文学应“鸣盛世之音”，故盛唐诗歌成为“盛世”的代表受到大力推崇，进而逐渐形成了“诗必盛唐”的特殊局面。李攀龙《唐诗选》为明中期重要选本之一，胡震亨评：“李于鳞一编复兴，学者尤宗之。”[7]326《唐诗选》共选诗人128家、诗465首，其中杜甫诗48首，为全唐最多，足见李攀龙对杜诗的高度重视，《茅屋》诗却仍未入选。胡缵宗《唐雅》编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其选诗标准为“必其为唐绝唱，否则虽工弗取”[8]卷首。全书共八卷，选诗1263首，其中选杜甫诗136首，依旧未选《茅屋》诗，说明胡缵宗认为《茅屋》诗并未达到“绝唱”标准。除了唐诗选本对《茅屋》诗的忽视之外，诗话亦对此诗多有排斥，“前七子”之一何景明甚至视杜甫七言歌行为“变体”：“虽成一家之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9]123明人认为声音与政治相通，“正声”代表国家繁荣太平，“变体”则是国运衰颓的象征，受复古思潮影响，明人莫不“崇正斥变”。何景明斥《茅屋》诗为“变体”，显然评价甚低。综观明前、中期，诗坛对杜甫诗歌的接受集中于《望岳》《新婚别》等篇目，《茅屋》诗则受到长期冷待。

弘治后期，朱明王朝已显露出由盛转衰的趋势。万历之后，国力更为衰微，清人赵翼评价道：“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10]838文学思潮随之发生变化，“诗必盛唐”的格局逐步瓦解，公安派强调“独抒性灵”，竟陵派欣赏“清空疏淡”，诗家在关注盛唐诗歌的同时，也将中、晚唐诗歌纳入批评视野，《茅屋》诗的接受亦出现起伏。唐汝询《唐诗解》编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共五十卷，共选唐代184家诗1500余首，其中选杜甫诗歌175首，仅略少于李白（177首）。唐汝询以“体格”“风骨”为选诗标准，《唐诗解·凡例》云：“高之《正声》，体格綦正而稍入于卑；李之《诗选》，风骨綦高而微伤于刻。余欲收其二美，裁其二偏，因复合选之。”[11]23《茅屋》诗仍被拒而不选，可证其不符唐氏审美主张。许学夷《诗源辨体》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亦为宋人滥觞，皆变体也。”[12]220许学夷大致承袭明前、中期对《茅屋》诗的排斥态度，视其为“变体”，甚至认为高棅不选此诗是正确的：“《品汇》不录，良是。”[12]214钟惺、谭元春共编的《唐诗归》是最早选录《茅屋》诗的明代选本，编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书共36卷，选诗人291家、诗2200余首，其中杜甫诗347首。钟惺、谭元春注意到此诗用词精妙，钟惺评“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云：“好笑！好哭！”[13]398又评“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云：“妙，妙。”[13]398谭元春亦认为：“‘恶卧’尽小儿睡性。”[13]398陆时雍《唐诗镜》约成书于崇祯年间，共选诗人307家、诗3158首，其中选杜甫诗377首，为全唐最多。《唐诗镜》选录的杜甫诗歌中，七言古诗，并对其评价颇高：“子美七言古诗，气大力厚，故多局面可观。”[14]734评《茅屋》诗云：“此作……最是老杜一段习气。”[14]734“辨体”是明代诗坛的普遍风气，明人对唐诗进行接受、评点的同时，有意识地对不同体裁诗歌进行分类讨论。陆时雍对《茅屋》诗的欣赏主要是从诗体角度出发，赞杜甫七言古诗“气大力厚”。

从明代重要选本、诗话对《茅屋》诗的接受情况来看，明前、中期选本对《茅屋》诗接受度不高，明后期则褒贬不一，唐汝询、许学夷仍对《茅屋》诗持排斥态度，陆时雍等人则对《茅屋》诗评价颇高。总的来说，《茅屋》诗在明后期的接受度已出现转折。

二、清代诗坛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接受与批评

清代为杜诗接受的集大成时期，重要唐诗选本对杜甫诗歌的选录数量多为全唐第一，杜诗集频繁刊刻，并涌现了大量杜诗注本，杜诗接受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同时各家对《茅屋》诗的解读也更为深入具体。

清代选录《茅屋》诗的唐诗选本有李沂《唐诗援》、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乾隆《唐宋诗醇》、曾国藩《十八家诗钞》等。李沂《唐诗援》约编成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全书共二十卷，选唐代诗人174家、诗1133首，其中选杜甫诗歌数量为全唐最多，共305首，多于李白（76首）、王维（65首）等盛唐大家。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编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全书共10卷、选诗1600余首，其中选录杜甫诗共255首，为全唐最多。沈德潜认为杜甫七言古诗成就最高：“少陵七言古，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大宗……后人那能鼎足！”[15]201又赞《茅屋》诗胸怀博大：“此老胸中，实有‘同胞同与’之意。”[15]216《唐宋诗醇》又名《御选唐宋诗醇》，清乾隆皇帝编，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全书47卷，收录了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和宋代陆游、苏轼六家诗共2600余首。六家之中，杜诗入选数量最为可观，共722首，多达存世杜诗总量的一半以上。《唐宋诗醇》评杜甫为“正宗”，比高棅《唐诗品汇》“大家”之评更深一层：“有唐诗人至杜子美氏，集古今之大成，为风雅之正宗。”[16]88足见其赞誉态度。曾国藩《十八家诗钞》约编成于咸丰初年，共选魏晋至金代诗人18家、诗6599首。曾国藩对李白和杜甫评价甚高，认为李杜二人的七古“无一字不看”，选杜甫七古146首，《茅屋》诗亦入选。

清代诗话、注本等亦多见对《茅屋》诗的批评。清初黄生《杜诗说》评《茅屋》诗曰：“中段叙屋漏事入骨。若前比兴，后述怀，在公直家常语耳。”[17]413杜甫多以方言俗语入诗，黄生评《茅屋》诗语言质朴、似“家常语”，正指出其特色所在。仇兆鳌《杜诗详注》约编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评《茅屋》诗曰：“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此亦两韵转换。此章，前后三段各五句。中段八句。”[18]1009仇兆鳌此语既肯定《茅屋》诗胸怀博大，又指出在《茅屋》诗结构、用韵等方面的特点。浦起龙《读杜心解》评《茅屋》诗云：“依仇本截。起五句完题，笔亦如飘风之来，疾卷了当。‘南村’五句，述初破不可耐之状，笔力恣横……结仍一笔兜转，又复飘忽如风。”[19]269浦起龙主要依据仇兆鳌对《茅屋》诗所划分的结构进行解读，认为此诗笔力遒劲。

除黄注、仇注、浦解之外，杨伦所编的《杜诗镜铨》也是重要杜诗注本之一。《杜诗镜铨》编成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博采众家之所长，自成一家。《杜诗镜铨·凡例》云：“近得……邵子湘、蒋弱六……诸公评本，未刊布者，悉行载入，庶足为学者度尽金针”[20]凡例，杨伦引用邵长蘅、蒋弱六之言，可见杨氏对蒋注、邵注的认可。杨伦引蒋弱六评：“妙竟推开自家，向大处作结，于极潦倒中却有兴会。”[20]364引邵长蘅语：“此老襟抱自阔，与蝼蚁辈迥异。诗亦以朴胜，遂开宋派。”[20]364邵长蘅指出，此诗除胸怀博大之外，还具有语言质朴的特点，与黄生评语相合。刘濬《杜诗集评》共十五卷，收录杜甫诗歌1457首，汇集王士禛、何焯、朱彝尊等十五家对杜诗的点评且“未敢妄参一语”[21]31。孙琴安指出：“刘濬对评点者原来的评语……截取其中最能说明杜诗艺术风格的片段或三言两语，有时甚至仅有两三字，附录在杜甫每首诗篇的后面。这些评语不但目光尖锐、深中要害，而且精炼有力、富有文采，堪称清代杜诗评点中的精品和杰作。”[22]305可证刘濬《杜诗集评》在杜甫诗歌批评史上确有高度价值。刘濬引吴农祥评《茅屋》诗：“因一身而思天下，此宰相之语，仁者之怀也。中间夹说无衣受冻，故结兼言之。针线之密，不可及也。”[21]498施鸿保《读杜诗说》旨在纠正仇兆鳌《杜诗祥注》的偏误，论及杜诗500余首，评《茅屋》诗云：“今按白诗，犹但祖上二句耳，此诗更足三句，语尤雄健，笔力尤破余地矣。”[23]93施鸿保认为，白居易诗句“安得布衾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23]93与《茅屋》诗有相似之处，但显然对杜诗评价更高，进一步肯定其“雄健”特征。

总而言之，清代诗论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接受与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赞杜甫推己及人、关怀民众的博大胸襟；二是从诗篇的艺术技法入手，探究其行文脉络，三是讨论其质朴通俗的语言风格。相比明代，清代唐诗选本、诗话和注本等对《茅屋》诗的接受度显然更高，评点也更为多元。

三、明清社会思潮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审美接受

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指出：“文学作为某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只能发生在某一社会的环境中。”[24]95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在明清两代诗坛的接受起伏，是社会环境、诗学审美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明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明王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即下令诏称：“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25]925恢复传统文化、建立汉唐盛世成为明代士人的共同追求。在文化领域，朱元璋大力倡导儒家诗教，提出：“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25]2521作为响应，士人纷纷推崇平和典雅的诗文风格，“和而正”成为对“诗章”的基本要求。明中期，“弘治中兴”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刺激了士人上追汉唐的雄心，“鸣国家之盛”成为诗家的又一重要追求。盛唐诗歌因多反映唐王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等场景，符合士人“盛世追求”而受到一致推崇，更提倡“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5]7307。孔子有言，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功用，但明人因追求盛世而忽视诗歌“怨刺”功能，认为诗文不应过于露骨直白：“诗不可太切，太切则流于宋矣。”[26]1334杜甫成长于开元、天宝盛世，中年又经历安史之乱，其诗中虽有盛唐诗歌的精神风貌，也有部分“非盛唐”的因素。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年（755），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分野，《茅屋》诗作于上元二年（761），多指涉安史战事，又直接揭露政治无序、民不聊生的乱世之景，诗风太露太切、情感动荡激烈，与“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旨相悖，亦不符士人盛世理想，故不受重视。何景明评杜甫七言歌行曰：“仆读杜子七言诗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9]123何景明指出，杜甫歌行“博涉世故”、不具备含蓄悠远的情致，故斥其为“变体”。总体而言，在“和而正”“崇盛唐”思潮的影响下，明前、中期士人普遍对《茅屋》诗持排斥态度。

万历之后，国力渐衰，文化思潮发生重大转变，士人盛世理想破灭，以政教为核心的“和而正”“崇盛唐”等审美观念对诗文的约束力日渐降低，竟陵派提倡“凄清幽独”，公安派等诗学流派亦有新的主张，反对前、后七子“师古”而倡导“师心”，大量在明前、中期受到冷落的诗歌重新被重视，《茅屋》诗因此回到诗家批评视野。虽许学夷等人仍视《茅屋》诗为“变体”、评价不高，但在钟惺、陆时雍等人的赞赏下，《茅屋》诗的价值逐渐受到诗家认可。

（二）清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1644年，满清军队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部分明末遗民固守民族气节、对满清政权表示不满，普遍更认同前代历经异族入侵、王朝更替的文人及其作品。据《旧唐书》记载，安史叛军多为异族：“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27]5367“史思明……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27]5376杜甫诗中也不乏对“胡”的批判。莫砺锋指出：“在古代儒家的政治学说里，华夷之辨就是一种正邪之分，杜甫始终强调这一点。”[28]210王嗣奭指出，《茅屋》诗所咏实为安史之乱：“注谓此诗因郭英乂作，或是。然秋风破屋，必有是事，有感而借之以起兴耳。”[29]217故清初士人对《茅屋》诗更为关注。

清中期，满清政权日益巩固，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进一步加强，要求士人保持绝对忠心，不允许有任何异己思想。乾隆因杜甫诗歌多表现忠君思想而对其多有赞语，如“平生结习最于诗，老杜真堪作我师”[30]189“品高万古孰同其，一生惟是忠孝耳”[31]597，并认为爱国主义思想正是其流传千古的原因所在：“此真子美之所以独有千古者矣。”[16]209君主对杜诗的重视无疑产生了风向标的作用，诗坛诸人对杜诗更为关注，进一步使其成为判断士人是否忠诚的试金石：“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18]337清中期士人因而对《茅屋》诗的点评多集中于其忧国忧民这一层面。另外，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促使士人从亡国之思转向“温柔敦厚”的道德诉求，更为重视“修齐治平”的人伦关怀。潘德舆评杜诗为“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诗也”[32]2012，仇兆鳌亦“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18]2，视杜诗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人文认同。吴农祥评《茅屋》诗：“因一身而思天下，此宰相之器，仁者之怀也。”[21]498《茅屋》诗对无家可归的平民表示关怀，正合清人重视道德关怀的文学主张，故沈德潜、杨伦、吴农祥等人都对此诗表现出重视态度。道咸以降，清廷统治受到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诗论家不再固守“厚人伦、美教化”的传统诗观，在诗学批评上更强调“经世致用”，转而继承杜甫诗歌的“诗史”精神。曾国藩对杜诗的推崇即在于其忧患意识：“寂寞杜陵老，苦为忧患干。”[33]74综观晚清诗坛，《茅屋》诗仍受到诗家的高度关注。

四、结语

受明代前、中期追求复古、重视“正变”等思潮影响，杜甫《茅屋》诗被视作“变体”，接受度不高；直至晚明、清代，诗学审美趋向多元，士人多从内容和情感等方面对《茅屋》诗进行多重审视，其价值逐渐受到认可。然则需要注意的是，明代前、中期诗坛对《茅屋》诗的批评多指向其时代精神，只有深入《茅屋》诗本身，才能发掘此诗骨力遒劲、气象宏博而有别于其他盛唐诗歌的艺术特征。经梁启超、闻一多、陈寅恪等近现代学者的品评，进一步巩固了《茅屋》诗的经典地位。

注释：

①陈伯海《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认其为明末刻本，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孙春青《明代唐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均认其为明崇祯五年刻本；孙欣欣《李沂＜唐诗援＞与明末清初诗歌思潮》（《文学遗产》2013年第2期）指出，编者李沂应为清人，《唐诗援》应成书于清康熙三十一年春。本文采用孙欣欣说法。